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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8月22日夜，武昌滋阳湖畔，夜色如漆，在月光映照下，湖水依稀闪烁着光亮。 夜半时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扰乱了原本宁静的氛围，随着一队荷枪实弹、如临大敌的清军小跑而来，一群戴着脚铐手镣的犯人，被押到湖边。 或是应和那沉默的夜色，士兵和犯人，大都低着头，悄无声息。 一阵风吹来，士兵身上的佩刀和刀鞘摩擦发出细碎清脆的响声，尖锐而刺耳，似乎迫不及待的想要脱鞘而出，享受杀戮和血腥的畅快。 犯人们身穿囚衣，浑身脏乱不堪，身上皆是血痕累累，唯独一人例外，此人站在人群前方，方面大耳，目光如电，他嘴角紧抿，透露出无比的坚毅，惟他一人，衣衫整洁，鬓发肃然，无桎梏加身。 他，便是清朝廷要秘密处决的“自立军”首犯唐才常。 今天，说起唐才常，或许很多人并不知道，我们耳熟能详的，是另外一个人，谭嗣同。 但这两人，却是生死知己。
相比有“高干”背景的谭嗣同，唐才常更不简单。 1867年，谭嗣同2岁，同样在湖南浏阳，唐才常呱呱坠地，出生在书香门第，唐才常自小就接收到良好的教育，又因天资聪颖从小便有“神童”之称，19岁时，唐才常，连取县、府、道三级考试的头筹，时人目羡为“小三元及第”，可谓春风得意。 在长沙岳麓书院就读期间，唐才常用心时政，鄙夷八股经学。光绪二十年，他到武昌两湖书院任教，在这里，他教学相长，如饥似渴，阅读了不少翻译过来的西学著作，他的思想也慢慢发生变化。 而让他极受刺激的，就是清廷甲午战争的惨败，朝廷的软弱和腐败让他深恶痛绝，也正是从彼时起，唐才常完全摒弃了经论无用之学，专心研究西方及日本的政治外交制度，想从中探寻国家富强之路。 在维新风潮日益涌动的大形势下，刚得“拔贡”虚名的唐才常，一心扑在介绍西方政治思想和改革制度方面。他与谭嗣同、熊希龄等人一起，加入湖南巡抚陈宝箴（大学问家陈寅恪祖父）创办的“湖南时务学堂”。 1898年，唐才常与谭嗣同共同开办《湘报》，自任“总撰述”，以“君主立宪”、“议会政治”为主张，呐喊鼓吹，力求变法图强。 唐才常的思想变得愈发激进，他强力推介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主张“公天下”、“公权”，一众士子振臂而呼，新政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 而这，无疑是触碰到那些封建权利阶级的逆鳞。 很快，横祸飞来，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等人，已遭杀害。
得知生死知已被害，唐才常忽忽如狂，悲愤异常，为此，他作长联吊挽： 与我公别几许时，忽惊电飞来，恨不携二十年刎颈交，同赴泉台，满赢将去楚孤臣，箫声鸣咽； 近至尊刚十数日，被群阴构死，忍抛弃四百兆为奴种，长埋地狱，只剩得扶桑三杰，剑气摩空。 七十二字，一字一泪，一字一恨。 其中的“扶桑三杰”，指流亡日本的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 于是，唐才常遍游香港、南洋、日本等地，到处集结侨胞进行演讲，慷慨陈辞，晓以大义，筹款募饷，意在为谭嗣同报仇。 在日本，他还拜于变法派头面人物康有为座下，执弟子礼，与康有为、梁启超日夕谋划，商议起兵。 众所周知，唐才常和谭嗣同以及康梁一众虽是“反清”一流，但也同属于“保皇”一派，但此时的唐才常，似乎已经不执着于“保皇”，挚友的离世让他饱受刺激，如今，“革命”的念头更甚，唐才常就这样游走在“保皇派”和“革命党”之间。 1899年，唐才常面见孙中山，一起密谋举事大义。 当时，孙中山与革命同志正策划“惠州起义”，自然希望有唐才常这样的人在湘鄂振臂，于长江流域响应。 1899年底，唐才常回国，在上海，创立“东文学社”，不久便更名为“自立会”。 “保皇派”有钱，“革命党”有人，唐才常对于举事信心百倍，他把“自立会”升级为“自立军”，分为五路，他自任全军总司令。 他一边有康梁一党作为背书，一边又打着孙中山的旗号，这样一来，长江流域各省中的会党、新军军人、衙门中倾向革命的富吏，以及中下层的农民，纷纷加入。 1900年，慈禧唆使义和团四处打击洋人。 唐才常虽不屑一顾，但却又认为“拳变有可乘之机”，于是他加紧活动，准备伺机而动。
这年七月，唐才常在上海召开了第一届“中国议会”，会上各路英雄荟萃，人数达数百人之多，均是自立会骨干及各地名流。 在会议上，大家公推容闳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唐才常任总干事，就此，也正式宣布了“自立军”的成立。 会议还确定了一个不怎么“革命”的宗旨：以保全中国自立之权，创造新“自立国”，不承认清朝政府有统治中国之权力，但又请光绪皇帝“复辟”。 也就是说，唐才常本质上还不脱“保皇”范畴，继续拥戴光绪皇帝。 风云际会，时机忽临，“国会”召开后不久，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慈禧带着光绪帝仓皇西逃，一个绝佳的机会就此降临。 唐才常闻讯兴奋莫名：“北京已破，皇上及那拉（氏）诸人，仓皇西窜，此时此机，绝大题目，万不可失！” 所谓“绝大题目”，就是以“起兵勤王”为名，率众起事，想趁此机会开创东南独立的局面。 然而，历史开了一个大玩笑，当时真正能实现“东南独立”的关键人物并不是唐才常，而是洋务派大腕张之洞。
张之洞此人，与曾国藩、李鸿章大概是差不离的，宦海浮沉多年，早已是精明世故，劲断利弊。 当时政局正是混乱之时，朝廷重臣张之洞自然是炙手可热，英日双方相继拉拢，康梁一派也频献殷勤，而他却与各方虚与委蛇，盘算着自己的小算盘。 1900年8月9日，唐才常准备亲自去劝说张之洞，让他成立东南“自立国”。 事实证明，唐才常的这个想法，是很不成熟的，或者说是一厢情愿的。 作为朝廷大员，张之洞早就对唐才常和“自立会”有所警惕，他上报朝廷说：“长江一带，会匪素多，因之造为各种揭帖，纠众谋逆，实堪发指，亟应严禁！” 他所称之“会匪”，就是指“自立会”，也就是说，张之洞一直就想对“自立会”下狠手。 而唐才常这边呢，手拥十万自立军，准备先从汉阳、汉口、安徽等地一并举事，却不料，被经费难住了。 身在海外的康有为拍着胸脯保证的经费，没有及时汇来，唐才常积攒下来的信心瞬间掉了一大半，惶急之下，唐才常只好改了时间。 当然，这并非意外，康有为也有自己的考虑，唐才常的“自立军”并非他心中主力的理想之选，康有为最看重的还是“桂湘”之地，说白了，就是“太平天国”的老路子，从广西起兵，然后过广东入湖南，再挺进湖北，最终往北京出奇制胜。
于是乎，两广总督李鸿章，就成了康有为的心仪之选。 然而，义和团之乱后，李鸿章北上议和，局势瞬间陷入迷雾，康梁拿捏不准，如果唐才常成功起事，则是打乱了他们的计划，于是迟疑不决，允诺的汇款一直未发。 30万，就算以当时来看，也并非是一笔决定运途的巨款，就算准时汇到又能给十万之众提供几天的支撑？唐才常终究是太看重金钱的力量，因这区区三十万，迟疑不前，临时改期。 要知道，举事谋反可是掉脑袋的大事，迟一天便多一天的变数，风险更是陡然增大。 果不其然，唐才常谋反的消息很快就泄露了，张之洞决定先下手为强，把处于“星星之火”的“自立军”灭了再说。 一场突然的搜捕，毫无征兆，自立军总部被清军一锅端，唐才常等领导人物，尽数落网。 为恐夜长梦多，保全自身，张之洞下令迅速对唐才常等所捕得的二十多人，加以秘密处决。 没有过多审讯，从逮捕到处决，不过两三天。
1900年8月22日深夜，唐才常等人被清兵提出大牢，悄然向滋阳湖押去。 月光如水，洒在众人身上，站在湖畔的唐才常显得如此端昂不紊，卓尔不群，他面色平静临湖而望，俨然一个夜阑赏景的诗人骚客。 但很显然，他被押送至此并非为了赋诗，而是赴死。 苟延残喘的晚清朝廷，已经不敢在青天白日之下“明正典刑”，而需要通过秘密处决的方式，除掉这群“蠢蠢欲动”的“大逆之人”。 在这新世纪晨光熹微之时，唐才常，与他二十多名战友和同志，将要在中华大地上，洒尽身内灼热的鲜血。 夜更深了，这群士兵得到指令，将犯人按跪在地上，抡起大刀，毫不迟疑的砍掉了他们的头颅。 最后，只剩下唐才常一人，士兵的头领给了他特别的恩遇。 血腥，很快弥漫在湖畔潮湿的空气中，唐才常面湖而立，慨然临风，鲜血顺着石板流至他的脚下，再缓缓倾如湖中，唐才常眼含泪水，似在悲愤，似在沉吟。 “该上路了”，为首的士兵头领将手搭在他的肩膀，与清末大多数慷慨临刑的义士一样，唐才常最后长叹一声，吟出了几句绝命诗： 新亭鬼哭月昏黄，我欲高歌学楚狂。 莫谓秋声太萧杀，风吹枷锁满城香。 徒劳口舌难为我，大好头颅付与谁？ 慷慨临刑真快事，英雄结局总如斯。 剩好头颅酬死友，无真面目见群魔！ 而后，他指着自己的脖颈，平静而坚定地对清兵队官说： “堂堂男儿，怎可屈膝！你动手吧。” 头领退后一步，举起手中的大刀，向唐才常的后脖颈抡刀砍去。
唐才常倒下了，倒在了黑夜之中，倒在了黎明之前。 唐才常之死，完全断绝了日后维新派、革命党人对张之洞、李鸿章这些洋务派大佬的幻想。昭示着中国“温情脉脉”改良主义的落幕，也宣示了铁血强起新革命的肇始。 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意识到，先前幻想通过清廷实现国家富强的道路，根本行不通，与其受清廷奴役驱使，不如振臂一呼，翻身成为主人。 “改良”的希望一旦破灭，便只剩流血一条路了。 倚剑登高望八荒，无边秋色正苍茫。 当唐才常等人的鲜血，在武昌大地上凝固的那一刻，一个崭新中国的曙光，正渐趋明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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