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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书与名笔： 《仁学》初刊单行本题签考 张玉亮 【内容摘要】张裕钊是清末著名书法家，其融合南帖北碑而独创的南宫体书法在后世和海外都有较大影响。但其早期传播情况，已有的研究并不充分。本文通过拍卖图录、书目著录和相关历史人物的生平资料，考证了《仁学》的第一个单行本——国民报社本之题签的作者，并由此钩沉出张裕钊的“南宫体”书法与谭嗣同的《仁学》这同样蕴涵时代精神的名笔与奇书在清末印刷技术条件下的因缘际会，借此探讨书法作为文献样态之一从石刻拓本到书籍印刷等传播方式的变迁与传播效果的改善，并勾勒出版对于思想与艺术传播的作用和意义。 【关键词】张裕钊 南宫体 张孝栘 《仁学》 谭嗣同 出版 关于晚清维新思想的代表性人物谭嗣同之《仁学》的版本与刊行情况，笔者曾撰写了几篇小文进行考订。其中《蝶翼与风暴：〈仁学〉刊行的书籍史考察》一文[1]，从《仁学》的第一个单行本——国民报社本的封面题签入手，与相同书体的其他书刊结合起来，就《国民报》与国民报社—励志会与《译书汇编》—作新社与《大陆》杂志这一系列出版机构之关系进行勾勒。此文后来作为附录收入《仁学（汇校本）》[2]，该书在编辑加工过程中，承责任编辑指出，国民报社本封面题签之书体，乃是晚清著名文学家、书法家张裕钊所创，并谓在清末的河北、湖北流传较广。这就使《蝶翼与风暴》一文的论述需要重新检视，至少必须回答如下问题：在拙文所涉及的时空范围，也就是1898—1903年间的上海与东京，张裕钊的书体的传播情况如何，是否普遍到可以视作至少在一定程度上通用的艺术字体，从而失去或降低考察其书写者的必要性。本文结合书目著录、相关人物的生平史料与人际关系之考索，对国民报社本封面题签进行初步考证，在回应上述问题的同时，通过张氏南宫体书法的传播际遇，试图揭示出版之于书法艺术与思想传播的文化意义。 一、悲愤忧伤的书者张裕钊 张裕钊（1823—1894），字廉卿，号濂亭，湖北鄂州人。道光十八年（1838）应县试考取秀才，道光二十六年于湖北乡试中举，道光三十年入京会试落第，后参加考选国子监学正中选，授内阁中书。这次考选，因应试文章酷似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而为主试官曾国藩赏识，由此张氏得游曾门，与黎庶昌、薛福成、吴汝纶被合称为“曾门四学士”。张裕钊在京供职两年，未得仕进，弃官南归。咸丰二年（1852），受聘主讲于武昌勺庭书院。四年，曾国藩以抵抗太平军起义进兵湖北，闻裕钊在鄂，遂召入幕下参办文案，自此相从。十余年间同僚各有升达，唯张氏“独以治文为事”，无心仕途，故未登进，致力于教育、文学和书法。自咸丰十年起，先后主讲江宁凤池书院、保定莲池书院、武昌江汉书院、襄阳鹿门书院。光绪十八年（1892），以七十高龄，赴西安就养于其子后沆、后浍。光绪二十年（1894）正月十四日逝世于西安寓所。张氏一生作育人才甚众，负时望者有范当世、张謇、姚雪臣、朱铭盘以及日本宫岛咏士等。其书法独辟蹊径，融北碑南帖于一炉，创造了影响晚清书坛百年之久的“南宫体”，被康有为誉为“千年以来无与比”。
张裕钊书李白诗 康有为在其著名的艺术专著《广艺舟双楫》中，多次论及张裕钊及其书法艺术。如《广艺舟双楫·体变第四》： 国朝书法，凡有四变。康雍之世，专仿香光；乾隆之代，竞讲子昂；率更贵盛于嘉、道之间；北碑萌芽于咸、同之际。至于今日，碑学益盛，多出入于北碑率更间，而吴兴亦蹀躞伴食焉。吾今判之：书有古学，有今学。古学者，晋帖唐碑也，所得以帖为多，凡刘石庵、姚姬传等皆是也。今学者，北碑汉篆也，所得以碑为主，凡邓石如、张廉卿等是也。[3] 《广艺舟双楫·卑唐第十二》： 自宋、明以来皆尚唐碑，宋、元、明多师两晋，然千年以来，法唐碑者无人名家。南、北碑兴，邓顽伯、包慎伯、张廉卿即以书雄视千古。故学者适逢世变，推陈出新，业尤易成。[4] 《广艺舟双楫·导源第十四》： 昔人云，智过于师，乃可传授。又云，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吾见邓顽伯学六朝书，而所成乃近永兴、登善；张廉卿专学六朝书，而所成乃近率更、诚悬；吾为《郑文公》，而人以为似吴兴，吾作魏隋人书，乃反似《九成》《皇甫》《樊府君》，人亦以为学唐人碑耳。盖唐人皆师法六朝，邓、张亦师法六朝，故能与之争道也。为散文者师法八家，则仅能整洁而已，雄深必不及八家矣。惟师三代，法秦、汉，然后气格浓厚，自有所成，以吾与八家同师故也。为骈文者师法六朝，则仅能丽藻而已，气味必不如六朝矣。惟师秦、汉，法魏、晋，然后气体高古，自有遒文，以吾与六朝同师故也。故学者有志于古，正宜上法六朝，乃所以善学唐也（与《卑唐》篇参看）。[5] 《广艺舟双楫·馀论第十九》： 本朝书有四家，皆集古大成以为楷。集分书之成，伊汀洲也；集隶书之成，邓顽伯也；集帖学之成，刘石庵也；集碑之成，张廉卿也。[6] 《广艺舟双楫·述学第二十三》： 湖北有张孝廉裕钊廉卿，曾文正公弟子也，其书高古浑穆，点画转折，皆绝痕迹，而意态逋峭特甚，其神韵皆晋、宋得意处，真能甄晋陶魏，孕宋、梁而育齐、隋，千年以来无与比。其在国朝，譬之东原之经学，稚威之骈文，定庵之散文，皆独立特出者也。吾得其书，审其落墨运笔，中笔必折，外墨必连，转必提顿，以方为圆，落必含蓄，以圆为方，故为锐笔而实留，故为涨墨而实洁，乃大悟笔法。……夫精于篆者能竖，精于隶者能画，精于行草能点，能使转，熟极于汉隶及晋、魏之碑者，体裁胎息必古。吾于完白山人得之。完白纯乎古体，张君兼唐、宋体裁而铸冶之，尤为集大成也，阮文达南北书派论，谓必有英绝之士领袖之者，意在斯人乎？吾执笔用九江先生法，为黎谢之正传，临碑用包慎伯法。慎伯问于顽伯者，通张廉卿之意而知下笔，用墨浸淫于南北朝而知气韵胎格，借吾眼有神，吾腕有力，不足以副之，若以暇日深至之，或可语于此道乎！[7] 《广艺舟双楫·论书绝句第二十七》： 欧体盛行无魏法，隋人变古有唐风。千年皖楚分张邓，下笔苍芒吐白虹。 自隋碑始变疏朗，率更专讲结构，后世承风，古法坏矣。邓完白出，独铸篆隶，冶六朝而作书。近人张廉卿起而继之，用力尤深，兼陶古今，浑灏深古，直接晋、魏之传，不复溯唐人，有何宋明？尤为书法中兴矣。[8] 康氏对张体书法，可谓推崇备至。考诸《广艺舟双楫》叙云： 永惟作始于戊子之腊，实购碑于宣武城南南海馆之汗漫舫。老树僵石，证我古墨焉。归欤于己丑之腊，乃理旧稿于西樵山北银塘乡之詹如楼。长松败柳，侍我草元焉。凡十七日至除夕述书讫，光绪十五年也。[9] 该书目前可见的最早版本，是光绪十九年万木草堂刊本，而此书之作则在四年前的光绪十五年（1889），正在康有为上书未得际遇的落寞时分。 张氏虽然书艺独步艺林，桃李满天下，但其生前境遇，其实也是颇为落寞的。他主讲保定莲池书院五年之久，但在光绪十四年，李鸿章欲位置其婿张佩纶于莲池，张裕钊毅然南下回到故乡湖北，在武昌江汉书院担任山长。在约两年的时间里，又因与湖广总督张之洞不和，于光绪十七年五月离开江汉书院，到襄阳鹿门书院任教，直到后来依其子于西安，直到逝世。 南宫体得康有为等名家品题，驰名艺林，加之张裕钊主讲书院、作育群才，桃李满天下，所以比较容易得出“南宫体在清末流传较广”的结论。但其实这里忽略了具体的时空限定，并忽视了其及门弟子继承乃师的究竟是古文还是书法的科目差别。从现存碑帖著录和文献记载来看，南宫体在张裕钊生前身后相当一段时间内的传播是很不充分的。据《中国古籍总目》之子部影印谱帖类著录，张裕钊之书法作品刊行者只有以下八种： 张廉卿批语一卷 清张裕钊书 清光绪间影印本 国图 武昌张裕钊先生书不分卷 清张裕钊书 清光绪三十四年石印本 天津 张廉卿墨迹不分卷 清张裕钊书 清光绪宣统间有正书局影印本 国图 张勇烈公神道碑不分卷 清张裕钊书 清影印本 国图、天津 张廉卿书李刚介碑不分卷 清张裕钊书 清宣统三年上海文明书局石印本 国图 张廉卿书箴言不分卷 清张裕钊书 清宣统三年上海文明书局石印本 国图 张廉卿先生楷书千字文不分卷 清张裕钊书 清宣统间上海文明书局石印本 国图 张廉卿先生墨妙不分卷 清张裕钊书 日本明治四十四年东京西东书房影印本 国图[10] 诚然，书法艺术的传播，除了亲笔书写以外，还有勒石上碑后的传拓。但手书与拓本比起印刷出版物来讲，毕竟受到重重限制。手书是一次性的，难以复制，姑且不论，即便是拓本，也受到重重制约：首先，只有亲接原碑才有条件捶拓，这就限定了拓本生产的空间范围；其次，捶拓是一项非常专业的工作，所需的时间、人工、材料、技术，都大大增加了拓本的单位成本；再次，原碑之功能首先是供人观瞻而非仅供拓印，因此拓印的时长与次数都受到限制[11]……而作为印刷出版物的张氏书法作品见诸著录者仅有上述数种，且时间大多在宣统以后。也就是说，尽管清末民初张氏南宫体的名声不小，但真正付梓刊行产生的实际传播效果相当有限。换言之，前引拙文所讨论的时段（1898—1902年期间），南宫体并非如后来大行其道，特别是在日本东京及后来归国的留学生中，南宫体的传人十分稀见。可以辅证这一判断的还有张氏门下的自家叙述。贺培新《跋武昌先生书札册子》云： 顾当时慕其名者，文章而已，书则一二知己外，鲜有称道。至于今日，鄙唐之论渐炽，学先生书者，于是乎满天下，又殆越文名而上之。信乎名之显晦有时也。 先生尝云：“吾文不逮古人十一，而书则突过唐人，独与古会。”桐城先生之所题识，及先大父所以寿先生者，俱道此义。意者先生生前，以为文章之名犹谦不敢自适，而于书也，独若不能无憾焉者乎？乌知乎数十年后，天下靡然从风，不待后千百岁之摩崖削壁，而片文只字，皆矜持之，以为重宝矣。然则先生昔日之所谦与所憾者，更将何所究极乎？[12] 贺培新，河北人，文中“先大父”，即张裕钊主持保定莲池书院时的弟子贺涛。从这里可以看出，在张裕钊生前乃至此后相当一段时间里，其书法的传播很不充分[13]。惟其如此，日本学者鱼住和晃在其研究张裕钊的专著中，称其为“悲憤と憂傷の書人”[14]。 二、南宫体的扶桑传人宫岛咏士 《蝶翼与风暴》一文中，笔者对《仁学》单行本题签出自谁手并无确据，但勾勒出与此相关的如许出版机构与书刊都有一个共同的核心人物戢翼翚，并指出，与这些书刊题签属于同一笔迹的还有创刊于1903年的刊物《湖北学生界》，联系到戢翼翚的籍贯湖北麻城，不免引人联想。今循南宫体及其传承加以考索，更多的历史人物将被纳入视野，或许会丰富和深化对《仁学》出版和早期传播的相关认识。
《白山黑水录》作新社版之封面与善邻书院版之版权页 首先引起笔者注意的是南宫体体题签之《白山黑水录》，该书最初为善邻书院出版（版权页著录：明治三十四年五月一日印刷，明治三十四年五月十二日发行），作者为小越平陆。此书后来推出了中文版，由作新社出版（版权页著录：明治三十五年阳历十月廿七日印刷，光绪二十八年阴历十月十五日发行），对初版进行了增补，增补本之卷首曰： 此书明治三十一年四月至五月满洲旅行纪事，及三十二年四月至五月满洲旅行纪事，裒辑成篇，先后载在东京《朝日新闻》，唯东清铁道情况二年以来，工业大进，故依最近之通报及游历人员所谈，补而足之。著述之际，引用《辽史》、《金史》、《元史》、《圣武记》、《朔方备乘》、《水道提纲》及满洲地志等，卷末露国最近兵事一篇，则日本新闻，译之于支那加遮德者也。著者记。明治卅四年五月。 小越平陆，据日本黑龙会所编《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介绍，其人字士敏，号蜗牛庵主人，庆应二年（1866）四月十八日生于新潟县。明治十九年（1886）加入日本海军，服役八年。甲午战后，小越平陆深感了解中国内情为当务之急，遂投入胜海舟门下学习汉学，几年后开始在中国大陆从事探险活动，前后历时三十余年，足迹遍及除新疆、广西外的其余二十个省份，行程20余万华里。特别是在日俄战争前数年两次到满洲探险调查，著成《满洲旅行记》，详细记录了东北的地理、物产、人口、交通、贸易等情况和俄国经营东北的策略，对日人了解和经营东北产生不小影响。此外，又著有《黄河治水》《禹贡辩疑》《阴谋家袁世凯》等。昭和四年（1929）十二月十日病死[15]。《满洲旅行记》，又名《白山黑水录》，东京善邻书院1901年首次出版。善邻书院又系宫岛咏士创办。非仅如此，在现存的宫岛咏士书法作品中，有一幅“堕泪之碑”，为小越平陆撰文、宫岛咏士书丹，亦可反映二人交往[16]。
善邻书院1901年版为日文版，此书之后被翻译成中文版，即是前述作新社版的《白山黑水录》。频繁出现于出洋学生编辑所—《译书汇编》社—作新社的南宫体题签，至此再次与宫岛咏士产生了交集。这位宫岛咏士，与张裕钊和南宫体又有何渊源呢？ 宫岛咏士，原名宫岛大八（1867—1943），号勖斋，米沢市人，日本近代著名外交家宫岛诚一郎之子。宫岛诚一郎，号栗香，素习中国文化，与时任驻日中国公使黎庶昌交厚。黎庶昌(1837—1898)，字莼斋，贵州遵义人，光绪七年（1881）任出使日本大臣，是曾国藩门下“四子”之一。黎庶昌不仅与张裕钊同为曾门四子，而且其婿正是张之长子张沆，出使日本期间张沆作为随员也在日本公馆。宫岛父子由黎庶昌而获知张裕钊之诗文与书法。光绪十三年（1887）4月12日，大八从日本横滨港乘船前往中国，在北京停留一段时间后，5月19日到达保定莲池书院。张裕钊对宫岛大八要求入院学习有所考虑，最初婉言谢绝，后来终于同意。自此，宫岛大八得入濂亭门下，攻读诗书并研习书法，获益良多。宫岛栗香在给儿子的诗中写道： 噫我老大无所为，汝已英年远求师。渡海西入幽燕地，负笈学道要及时。张氏濂卿今伟人，莲池掌教育英才。令嗣导岷忘形友，绍介托汝不相疑。先生北斗人瞻仰，文宗周汉修古辞。已许门前栽桃李，忆汝昂然扬秀眉。如今东海水横流，手撑狂澜果属谁。学问由来贵伦理，汝日勉励志勿移。赖汝显扬非所愿，愿汝他年特达知。巨钟待叩叩即鸣，嘱汝勿恨就师迟。 从中可见宫岛求学情形之一班。 光绪十四年（1888）九月，李鸿章为了安排自己的女婿张佩纶来莲池书院当院长（当时张佩纶因“书生典戎”一败涂地而被革职充军，期满回京），有意让张裕钊返鄂另就。张裕钊愤而离去，回到故乡武昌江汉书院担任山长，期间曾短时间兼掌经心书院。后因湖广总督张之洞遇士简慢，张裕钊在武昌仅两年又改就襄阳鹿门书院。不久又西入关中，在他儿子的官所度晚年。宫岛大八在莲池书院学习两年后又追随张裕钊先后至武昌江汉书院、襄阳鹿门书院，后为婚事暂时回国。再回襄阳时听说老师迫于生计西依长子张沆，宫岛大八毅然溯汉北上，追随乃师，从此成为张裕钊的家庭成员，日夜相随。直到一年后张裕钊病逝，宫岛大八护理医药，操持殡葬，莫不尽力。当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宫岛被迫归国。 宫岛大八东归后，在日本创善邻书院，致力于汉语教育和汉文化的传播，特别是他把张裕钊的南宫体书法广为传授，在日本形成了很大影响。1984年8月23日，中日双方共同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张裕钊、宫岛大八师生遗墨展”，充分显示了张氏书法流派在海外的影响。1986年8月20日，中日民间团体共同建造的“张裕钊、宫岛大八师生纪念碑”在保定古莲花池揭幕。 据此，可以得到“张裕钊—宫岛大八—小越平陆—《白山黑水录》—作新社”之关联。从目前所见的宫岛书迹来看，确实深得乃师神髓，但毕竟与正统的南宫体有所差别。那么，与南宫体高度吻合的《仁学》题签，以及其他一系列相似题签，究竟是出自何人之手呢？ 三、莲池高弟之后张继与濂亭文孙张孝栘 目前所能见到的张裕钊墨迹出版物越来越多，但其中最具“示范”意义的，是其手书千字文帖。这册字帖较早的版本有前述文明书局宣统本，值得注意的是该帖后所附的两则跋语。其一为张裕钊主持莲池书院时的斋长张以南所书，跋曰： 武昌师楷法导源汉隶，论者谓与包、邓并称，千古之雄。实则自辟径涂，独树一帜，尝手书屈原《九歌》、文文山《正气歌》授以南，庚子避乱，失所在，惜哉！此册公孙孝栘藏弆，无款识、无懈笔，取便初学，则又难得。以索观者众，付余上海石印，用广流传，顾无负先生平日诲人殷殷不倦之遗意，而教泽饷遗弥远已。宣统纪元闰月廿六日张以南谨志。[17] 从中可见，此字帖的石印出版系张裕钊的莲池弟子张以南促成。这一脉的传人为张以南之子张继。 张继（1882—1947），字溥泉，河北沧县人，中华民国时期著名政治家，中国国民党元老。1897年就读于保定莲池书院。1899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1903年回国。曾创办《国民报》、《苏报》、《国民日报》、《民报》、《新世纪周刊》等报刊，宣传革命。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2年任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参议员、中国同盟会本部交际部主任。1914年被选为参议院议长。1917年任护法军政府驻日代表。1921年任中国国民党特设广州办事处干事长、中国国民党宣传部长、北京支部部长。1924年当选为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28年后历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国民政府司法院副院长、北平临时政治分会主席，中央监察委员、国史馆馆长等职。1947年12月15日在南京病逝。 张继留有《张溥泉先生回忆录·日记》，据其回忆录记载，张继虽未亲炙于濂亭门下（其就读于保定莲池书院时，已在张裕钊逝世之后），但1899年赴日留学，与张裕钊的日本学生宫岛大八过从甚密，甚至一度寄宿于善邻书院。文中称宫岛大八“与先父至善”，且自己的日语学习就得自宫岛[18]。
回忆录中还记载，“戢翼翚、沈翔云、杨廷栋等，发行《国民报》，余时在社中”，可见张继也是早期参与《国民报》创办的成员之一。除了张继本人的记述之外，戢翼翚之弟戢翼翘的口述资料也印证了两人的交往：“光绪二十六年七月间，唐才常等密谋举事失败，许多志士被捕遭杀，先兄幸逃离武昌，次年带我到上海，送我进入育才学校读书。我在上海求学期间，先兄继续奔走革命，常和张继（溥泉）章炳麟（太炎）等相往还，张溥泉常常来我家……”[19]张继与章太炎、章士钊、邹容气类相投，结为异姓兄弟。章太炎在谭嗣同生前即拜读过《仁学》，东渡后也一直注意谭氏著述的出版情况并致书梁启超询问[20]；章士钊为谭嗣同的湖南同乡，早年报考时务学堂未被录取，但对谭嗣同也有很深的印象，其长诗《题徐善伯见视戊戌湘报全册四十韵》记载了湖南新政的蓬勃气象，其中对谭嗣同与唐才常给予“浏阳两奇杰，一扫浮翳空”的高度评价[21]；邹容则在谭嗣同牺牲后有题其遗像诗，抒发对谭的景仰与对后继者的呼吁[22]。尽管没有张继与谭嗣同直接联系的史料，但他的三位义兄弟都与谭嗣同有着千丝万缕的思想关联。然考诸现存张继墨迹，多为章草，绝少楷书。则《仁学》等题签出自其手的可能性不可高估。
在考索过程中，前引张以南跋语里“公孙孝栘”也引起笔者的兴趣。但因最初误读为复姓公孙而走了弯路，其实，此人系张裕钊之孙张孝栘。张孝栘（1881—1949）字棣生，又号逖省。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法科，归国后历任京师法政学堂及京师法律学堂教席，修订法律馆纂修，宪政编查馆科员，大理院五品推事、详谳处行走。1915年出任京师总检察厅首席检察官。1928年代京师总检察厅厅长。后曾任司法部司法讲习所教员，北平大学法学院、法商学院、河北大学、北京大学、河北省立法商学院法律系教授等职。1940年，任汪精卫政权最高法院华北分院院长，直至二战结束。 因曾有担任伪职的经历，及一些资料中误作“孝移”，因此能够搜索到的张孝栘的生平史料非常稀少。好在存世的拍卖图录中存有张孝栘墨迹多件。其中张孝栘致宫岛大八书札一通，体现了宫岛父子与张裕钊祖孙的通家之好。令人欣喜的是，张孝栘的书法深得乃祖家学，与《仁学》之题签如出一辙。
1906年四川总督锡良令方旭和周善培办理四川法学教育，特委张孝栘和邵从恩分别为四川通省法政学堂官班（1906年10月开班）和绅班（1907年3月开班）监督[23]。关于北京大学法学院初创之资料，也有其姓名，可见其为我国近代法学初创者之一。此外，陈师曾的传记资料中，也有关于张的记录。由此可知，张孝栘以法学专业立身，同时继承家学，于艺林也较有声望。只不过其政客、学者身份更为当时所重，遂掩其书名。担任伪职后，就少见诸史册了。 张孝栘早年留日的准确时间，在经过其审订的采访报道中有所反映：“光绪二十六年庚子年……因为那年革命先烈唐才常们，想在武昌起事，被清廷发觉拿获遇害，激动他的热血，以为非求学不足以救国，所以他毅然地跑到日本去留学。……张氏首先补习日文。经过了两年多的时间，在光绪二十九年的时候，编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经科。”[24]则张氏赴日，当在光绪二十六年下半年，自立军起义失败之后。采访中对其最初留学生活之苦况也有所记载，并提到此时在帮《亚东时报》译稿以为求学膏火。《亚东时报》是最早完整发表《仁学》的媒体，张氏完全有条件由此获读《仁学》。张靖鸣等学人在关于张裕钊的研究中指出：“张孝栘书法得其祖父亲授，书风雄强劲挺、气象森严、饶有创意。留学日本期间，他加入了孙中山先生组织的同盟会，为辛亥革命早期刊物《湖北学生界》封面题字（张体字），在日本留存书法作品甚多。”[25]尽管未列出具体依据，但联系当时的传播条件和张裕钊书法的流传情况，清末留日学生群体中，最有条件题写张裕钊南宫体书法的，当非张孝栘莫属。 四、结语 由上述考索可以基本推断，晚清留日学生群体创办的出版机构中，以国民报社单行本《仁学》为发端，包括励志会与《译书汇编》、作新社与《大陆》杂志等一系列出版机构与出版物，其笔迹相同的南宫体题签，当系张孝栘所书。张氏书学不仅出现在这些书刊，由此还可勾勒出一个人物、出版与书法的关系网：
在这里，作为被各种不同倾向读者皆有所借重的思想资源的奇书《仁学》，与毕生怀才不遇、身后却影响深远的晚清书坛碑派泰斗张裕钊的南宫体，欣然相遇。以《仁学》为发端，留日进步学生的书刊出版，通过印刷出版物的题签，使南宫体书法得到较传统拓本方式更为高效和广泛的传播。这不得不说是一种神奇的遇合。 其实，张裕钊南宫体书法与谭嗣同的遇合，早在两人生前就有。 一是来自谭嗣同的墨迹。传世的谭嗣同墨迹中，有一张名刺，“谭嗣同”三字，颇得北碑神韵，后来此三字被用于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谭氏著作集的题签，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民国时期影印的谭嗣同墨迹中也收有此名刺，谭延闿跋谓此名刺师法曹植碑。然学界一般认为曹子建碑之最大特点是融合篆、隶等各种书体，这在该名刺中未得到体现，倒是与张裕钊之南宫体有所神似。
此外，谭嗣同还留有一通写给好友刘善涵的书札，其笔迹与张孝栘的一幅立轴非常相似[26]。
从这两幅作品中不难看出，谭嗣同书法中张氏书风的影响。 二是谭嗣同的著述。谭嗣同在《论艺绝句六篇》中云： 渊源太傅溯中郎，河北江南各擅场。两派江河终到海，怀宁邓与武昌张。蔡、钟书法，无美不具，厥后分为二宗，晋人得其清骏，元魏得其雄厚，判不合，用迄于今。国朝邓顽伯石如，近人张濂卿裕钊，庶几复合。[27] 此诗作时，《广艺舟双楫》尚未刊行，也就是说，谭嗣同与康有为对张体书法的推崇乃是殊途同归。后来谭嗣同在《壮飞楼治事》第十篇篇“湘粤”（刊《湘报》第37号）回顾与康有为的交往： 嗣同昔于粤人绝无往来，初不知并世有南海其人也。偶于邸钞中见有某御史奏参之折与粤督昭雪之折，始识其名若字。因宛转觅得《新学伪经考》读之，乃大叹服。以为扫除乾、嘉以来愚谬之士习，厥功伟；而发明二千年幽蔀之经学，其德宏。即《广艺舟双楫》亦复笼罩古今中外，迥非耳目近玩。由是心仪其人，不能自释。[28] 这种心仪已久、所见略同的快意，或许也正是发端于对张氏南宫体的共同欣赏。为何康、谭不约而同地对张裕钊之书风青睐有加呢？史料中的直接记载阙如，但从一些侧面信息中或可窥见端倪。1884年11月14—18日，日本汉学家冈千仞（1823-1890）对莲池书院进行学术访问。他与莲池书院学生进行了较长时间的对话，揭露了科举制度、八股文的弊端，并将游历见闻著为《观光纪游》，于1886年出版。此书中对张裕钊的记录颇为耐人寻味。张裕钊的独树一帜，不仅仅体现在书法艺术的探求上。在讲求桐城义法的莲池书院，学子多以古文、八股为主攻方向，冈千仞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 方今宇内大势一变，不可一日忽外事。诸君盍以讲八股之余力，旁读译书，以讲究彼所以日致富强、横行于内，策所以一变千年之陋习迂见？此为圣贤之心术，此为有用之学术。 此说一出，众人“议论纷然，遂不得其要领而散”。转天，前此听闻冈千仞高论的齐令辰（字禊亭）单独前来拜见，并将心得与疑问写成书面意见呈上，其中说： 仆尝一见天文、算术诸译书，私以为此学不可不一日讲之，同学皆笑之。……唯濂亭先生不拒诸生读译书。[29] 冈千仞的辨难事件耐人寻味，日本学者从中看出的意义更加重大，须崎英彦《冈千仞和张裕钊》一文中谓齐令辰来访使冈千仞了解了张裕钊对做学问的态度，“证实张裕钊和自己想法一样”。甚至进一步推测：“如果冈不访问他，也许这本《重修南宫县学记》不会出自张裕钊之手，毫无疑问书院内依然如故，为考取科举而学习的现状仍在横行吧。”[30]姑且不论这种推测是否可靠，但从此事确实可以看出张裕钊的革新精神。而南宫体据以得名的这篇《重修南宫县学记》文本本身，其中也多振聋发聩之音： 裕钊惟天下之治在人才,而人才必出于学。然今之学者则学为科举之文而已。自明太祖以制艺取士，历数百年，而其弊已极。士方其束发受书，则一意致力於此。稍长则颛取隽於有司者之作，朝夕伏而诵之，所以猎高第、跻显仕者，取诸此而已，无不足。经史百家、自古著录者芒不知为何书，历代帝王卿相、名贤大儒至不能举其人，国家典礼赋役兵制刑法问之百而不能对一，诸行省郡县疆域不辩为何方，四裔朝贡会盟之知国不知其何名。卑陋苟且成於俗，而庸鄙著於其心。其人能瞋目攘臂而道者，则所谓仁义道德腐熟无可比似之言而已矣。乌乎！以彼其人服中外官，膺社稷人民之寄，生民何由而乂安？内优外患何恃而无慎哉？ 张裕钊虽执教多年，但仍痛惜于士人“相习而靡”，“苟得之弊中于人心，而莫有能振拔于其间者”。他呼唤“有志之士闵俗之可恫耻”，“毅然抗为明体用之学”，并发出探问：“九州之大，独无一二豪杰之士有意乎此者哉？”
可以说，谭嗣同正是他的忘年知音，也正是他所期待的“闻斯言而皇然纷起者”。其《仁学》中对科举之于人才、思想的禁锢钳制和对时弊的针砭，响应了张裕钊并有了更加高远的主张。主持旧学重镇，且身为桐城义法之传承者的张裕钊，却能不主故常、接纳新知，这种求新求变的精神特质，在书道而外，也体现在对思想、学术的认识上。对康有为与谭嗣同两个同样求新求变的思想者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的，或许也正是这种精神特质。人书俱老的张裕钊，中年危机的康有为，奋发扬厉的谭嗣同，这老中青三代人在书法艺术的沉潜与学术思想的研求中实现了精神契合。这种契合在多年后神奇地再现——最初以写本形式传播、鲜为人知的奇书《仁学》，与书者生前未能为世所重的南宫体书法，通过印刷技术以出版物题签的方式不期而遇并广为人知，在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赋能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书名题签古已有之，但在西式洋装的中文书籍上以著名书体题签，《仁学》当属首次，而南宫体书法也在《仁学》、《译书汇编》、《大陆》月刊、《政法类典》、《湖北学生界》等新式书刊的流布中获得了更充分的传播。透过因年代久远、人事升沉而渐渐漫漶的墨迹，我们依稀还可窥见为历史褶皱与断层所遮蔽的一些细节，进而对出版之于思想、艺术传播的巨大作用，得到更为真切与深刻的体会。 （本文在北京印刷学院主办的第四届中西比较文献学与书籍史研究工作坊提交，后发表于湖南省文史研究馆《文史拾遗》2022年第1期。对该届工作坊召集者范继忠与叶新两位教授、评议专家周武教授的宝贵意见和湖南学者陈书良先生的约稿谨表谢忱。） [1]《印刷文化》2020年第2期。 [2] [清]谭嗣同著，张维欣导读、张玉亮汇校：《仁学（汇校本）》，浙江古籍出版社2021年3月版。 [3]康有为：《万木草堂论艺》，荣宝斋出版社2011年9月版，第24页。 [4]康有为：《万木草堂论艺》，荣宝斋出版社2011年9月版，第55页。 [5]康有为：《万木草堂论艺》，荣宝斋出版社2011年9月版，第61页。 [6]康有为：《万木草堂论艺》，荣宝斋出版社2011年9月版，第71页。 [7]康有为：《万木草堂论艺》，荣宝斋出版社2011年9月版，第85—86页。 [8]康有为：《万木草堂论艺》，荣宝斋出版社2011年9月版，第101页。 [9]康有为：《万木草堂论艺》，荣宝斋出版社2011年9月版，第3页。 [10]《中国古籍总目·子部》，艺术类·书画之属，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2月版，第1343页。 [11]按张裕钊致吴汝纶书札中云：“其碑已与李梅生及南宫绅士宋弼臣有约，刻成，当为我拓五百纸。” 见《张裕钊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10月版，第471页。以张氏应邀撰文书丹之身份，所得亦仅五百份而已，拓印之副本量于此可见。 [12]贺培新：《天游室文集》卷二，民国二十六年北平刊本。 [13]张裕钊生前书法未能得到如自己期许的流传，甚至产生了如下想法：“吾书虽工，世不求，无所托以久，恐身死而跻灭。吾将归于黄鹤楼下，选坚石良工，书而刻之，凿悬崖石壁，使中空如箧，陷吾所书石其中，别用他石锢箧口，四周不使隙也，千百世后必有剖此石壁得吾书者。”见其致吴汝纶之书札。 [14]鱼住和晃：《張廉卿〈悲憤と憂傷の書人〉》，京都：柳原书局，1993年7月版。 [15]黑龙会编：《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下卷，东京原书房，昭和四十一年（1966），第171—173页。按小越平陆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政变期间正好在北京，以后又与维新派及革命党有所接触。这在井上雅二、宗方小太郎等人的日记中有所反映。参见郑大华译：《井上雅二日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近代史资料》总74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02、116、127页；宗方小太郎：《辛壬日记·一九一二年中国之政党结社》，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55、79页。 [16]《张裕钊·宫岛咏士师弟书法展览图录》，第117页。 [17]《张廉卿楷书千字文》，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1月版。 [18]《张溥泉先生回忆录·日记》，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编第三辑，台湾文海出版社。 [19]《戢翼翘先生口述历史》，九州出版社2013年3月版，第3页。 [20]关于章太炎对谭嗣同及《仁学》之评价，论者多引起自订年谱中“余怪其杂糅，不甚许也”，实则不免片面，笔者曾引章氏致宋恕、梁启超之书札书札辨析，参见拙文《纠结的思考：书籍史、文献学与近代史交叉视域下的仁学》，《中国出版史研究》2020年第4期。 [21]王揖唐：《传今事楼诗话》第五二七则。 [22]邹容有题谭嗣同遗像诗云：“赫赫谭君故，湖湘志气衰。惟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论者多以此诗系戊戌年谭氏牺牲后不久所作，笔者有所考辨，参见拙文《艺术传播视域下的谭嗣同美术活动初探》，《湖北美术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 [23]锡良：《四川改设法政学堂折》，《锡良遗稿》，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648页。 [24]《法学专家张孝栘》，贺逸文等撰：《北平学人访问记》（下），商务印书馆2020年7月版，第294页。 [25]张靖鸣、黄彩萍、万海访:《张裕钊家族书法群体调查研究》，《鄂州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 [26]《張孝栘書法等4點》，《東京中央オークション·百年珍藏專場——“善鄰書院 宮島家藏品”》，2012年5月5日，第9页；《致刘淞芙书》，《谭嗣同真迹》，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17页。 [27]新编《谭嗣同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年9月版，第90页。 [28]新编《谭嗣同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8年9月版，第524页。 [29]冈千仞：《观光纪游·观光续纪·观光游草》，中华书局2009年5月版，第130—131页。 [30]转引自孟华生：《张裕钊与日人宫岛大八》，《张裕钊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选》，接力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384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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