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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大学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专业博士，新加坡国立大学（NUS）博士后，一门心思搞科研，业余写稿不荒废，努力给你惊喜。
——朱小鹿
 2000年，他带领团队前往欧洲卖基站，面对几大国外巨头的联合夹击，他夸下海口：
当时，不仅外界觉得他在说大话，就连华为高层，也觉得他这个牛皮吹得有点大。然而，到了2009年，华为真的在无线通讯领域，做到了全球第一。大家认为他又开始画大饼，还因此给他取个外号“余大嘴”。事实是，2019年，华为手机销量取得国内第一，全球第二的好成绩。他，就是华为的余承东，因为总是救华为于危难之中，被内部人称“救火英雄”。他也是任正非极度信任的“左膀右臂”，和冲锋陷阵的得力干将。1969年，余承东出生在安徽省六安市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在那个物质普遍匮乏的年代，农村的孩子大多处于野蛮生长的状态。有条件的，上学兼带干农活；没条件的，天天农活干不完，还照样缺吃少穿。白居易在《长恨歌》里有一句描写杨贵妃倾世容颜的诗：“天生丽质难自弃。”同样是上学，看不出他比别人多用功，可成绩却比所有人都好，回回考试拿第一。毕竟，对于一辈子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民而言，他们心里都有最朴素的信念：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对于教书育人的老师而言，能在教学生涯中教出一两个牛人，更是值得一辈子骄傲的事。果然，余承东不负众望，初中毕业时考出了全县第一的成绩。然而，他却被当地最好的高中拒之门外，不是因为成绩，而是因为没有城市户口。去不了好学校，就代表接受不到最好的教育，那未来的路就会变窄，父母又发愁又自责。无奈之际，在老师的帮助下，余承东退而求其次，去了一个没有户口限制的学校读高中。学校没有住宿条件，家里也置办不起交通工具，为了不耽误上课，余承东每天早上天不亮，就得步行赶往学校。整整3年时间，他披星戴月、餐风饮露，来回在那条乡间小路上。有时候，暴风雨雪侵袭大地，他瘦小的身子摇摇欲坠，赤脚踩在泥泞路上的脚步，也踉踉跄跄。但是，对知识的渴望，对最高知识殿堂的向往，让余承东觉得，一切苦难，都可以忍受。毕竟，孟子不是说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吗？因为家里没有钟表掌握时间，偶尔起得太早，摸黑走了两个小时到校后，天才蒙蒙亮。这所高中的大专升学率，在全县都处于最低水平，更是没有出过本科生。所以当余承东以全县最高分，考取西北工业大学自动控制系时，学校沸腾了，他也成了全县的名人。“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只要内心有学习的动力，哪里都有成才的机会。这股子傲气，让他除了在学习上争第一，在其他方面，也绝不服软。余承东上学时，校外有一个小混混，常常守在放学路上，看谁落单就打谁。他根本没把瘦弱的余承东放在眼里，原本想着自己过过手瘾，打就打了，学校只不过又多了一个忍气吞声的人。谁知，被打倒在地的余承东爬起来的时候，顺手捡起了一块石头，直接砸在了小混混的头上。不知道是被余承东的狠劲吓着了，还是被头上流下来的血吓着了，小混混落荒而逃，再也没有出现在放学路上。为什么别人敢在你身上做坏事，是因为你让人觉得在你身上做坏事，可以不付出任何代价。 其实，霸凌者在欺负人时，心里不见得就心安理得，遇到狠人，他们很快就会收手。而被霸凌者的忍气吞声和息事宁人，反而无形中会助长他们的嚣张气焰，让他们觉得做坏事不用负责任，从而变本加厉。那时候的余承东未必会想这么多，只是，事事都不愿服输的余承东，打架自然不能输。很多热衷于当“老大”的混混们，觉得自己的威信被质疑，频频挑战余承东。对别人狠，对自己也狠，每次打架都像玩命，即便自己被打得头破血流，也在所不惜。可以说，正是骨子里“事事都要拿第一”的傲气，使得参加工作后的余承东，总能做到遇事不退，迎难而上。博学多才的余承东，比谁都明白这个道理，但他也实在算不上是一个习惯低调的人。上大学时，在天赋的加持下，课里课外，他总能提出很多独特的见解。因此，很多人觉得他是在哗众取宠，总是想办法反驳他。不知认输为何物的余承东，自然毫不示弱，必定将对方的反驳，再一条一条有理有据地驳回去。久而久之，老师和同学们都觉得，余承东是个“刺头”，不好相处。老师甚至建议他，毕业后，要么去搞研究，要么去当老师，免得陷入人际关系的危机之中。余承东还真听了老师的话，1991年，大学毕业之后，他选择留校任教。这一年，任正非带着不足百人的团队，开始了艰苦卓绝的自主研发之路。正是这个决定，华为才得以留存，余承东才有了将来叱咤风云的舞台。然而，即便教学，余承东也绝对不甘心做一个照本宣科的老师。要知道，当初他的同学和老师都无法理解他的很多理论，更何况是他的学生呢？久而久之，余承东意识到，他的理论在教学中，根本得不到实践的可能。这种没有挑战、平静无澜的生活太单调，不适合个性张扬、思维活跃的他。1993年，他转而考研，并被清华大学录取，成为妥妥的学霸。如果没有那次深圳之行，他可能就真的进了实验室，去实践自己那些不被人理解的理论了。因为项目资金问题前往深圳的余承东，听闻华为作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公司，居然招揽了很多牛人。有工作经验丰富的工程师孙亚芳，为了进华为，放弃北京优渥的薪水条件；有华中理工大学少年班里的天才少年李一男，本硕连读毕业后，直接进了华为；还有清华大学的师兄郑宝用，为了尽快投入到华为的工作中，连唾手可得的博士学位都不要了。在那个风云际会的年代，各路英雄齐聚华为，余承东不可避免地被华为吸引。走进华为的办公楼，他看见华为员工居然可以倒立在办公室想方案，这种不拘泥、不死板的工作氛围，让余承东对华为的兴趣更加浓厚。后来，当他发现自己口若悬河地讲解那些理论时，老板任正非不仅不嘲讽他，还认真做笔记。一种遇到伯乐的喜悦，让余承东产生为华为“鞠躬尽瘁”的想法。余承东相信，和一群自己认可，也认可自己的人一起工作，一定能够工作愉快，并且创造出更大的价值。刚走上自主研发之路的那几年，华为的业绩就像过山车一样，忽高忽低。1992年，借助于郑宝用研发的小型电话交换机HJD48和BH03，华为一年的收入突破1个亿，华为在市场占有了一席之地。可惜，1993年，郑宝用新研发出的第三款产品JK1000，却在市场上遭遇滑铁卢，员工一度连工资都发不了。但到了1994年年底，因为郑宝用和李一男合作，成立包括余承东在内的团队，成功研发出了C&C08数字程控交换机，营收比1992年翻了8倍。作为项目研发者之一，余承东还有一个优势，口才了得。当时国内一、二线城市的市场都被大集团占领，华为只能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从偏远地区入手。从浙江义乌到海南海口，从辽宁沈阳到鞍山、本溪……长途汽车一坐就是几十个小时。偏远地区的机房，环境简陋，安装混乱，散热靠电扇等，都还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很多客户甚至连英文字母都不认识，更谈不上系统操作了。幸好，相比国外的交换机设备操作复杂，需要专业人才操作维护，华为在立项初期，就奔着“简单、易操作”的目标来研发。他说：“所有的好产品一定要方便用户使用，所以，做产品就要做到按任意键都能继续的程度。”每到一个地方，他就一步一步地教对方如何安装，如何解决不同的问题。正是因为产品简单，易操作，在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指引下，华为逐渐在城市站稳脚跟。可以说，余承东在市场开拓方面，向华为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也为他后期在欧洲开拓市场，打下坚实的基础。余承东的傲气，不允许他安分地做一个跟在别人身后的人。他希望能以主角的身份，做出点成绩，属于他的征途铺展开画卷。自1987年，GSM成员国确定了几项GSM的关键技术之后，欧洲的GSM技术可谓日异月新，并于1990年形成了第一代GSM标准。亚洲最早进入GSM领域的，是中国香港的电讯CSL。拓展市场的经历，让余承东培养出另一项技能，对市场的敏感度更加强烈。当时的农村装一部电话，需要在全村范围内装上许多电线杆，耗费人力物力和财力。本来因为C&C08数字程控交换机的战绩显赫，余承东可以有很好的升职前景。可是，创业需要经费，能不能获得审批，余承东心里虽然没底，却也选择跟老板坦白：“任总，我对3G业务有非常多的想法，但因为没有资金投入研发，所以没有可行性方案，我需要经费来让我'摸着石头过河’。至于最后项目到底行不行，我也不敢保证。但我估计行。” 伯乐终究是伯乐，任正非听了他的话，当即给他批了经费，允许他“摸着石头过河”。可以说，正是有任正非作为坚实后盾，当余承东多次在华为开展的“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行动，被华为内部集体抗议的时候，才能化险为夷。作为进军移动通讯领域的进阶之路，余承东成立了华为无线通信部门，市场、研发两手抓。华为有一个规定，内部创业的研发干部，需要自己招人。余承东只能自己一边研究，一边在全球各大高校挖掘相关领域人才。办公室支起行军床就是卧室；嘴里吃着饭，手上的笔却还在不停地计算；即便上厕所，脑子也在高速运转；更别说，做梦还能梦见程序如何修改......经过几年没有日夜的研究，余承东终于在1997年成功研制出属于华为的无线通讯产品，开始进军国内GSM市场。1998年，欧洲的GSM成员国将目光投到3G领域，余承东也率领团队加入到制定3G领域标准的行列。就在余承东带领团队成功攻克3G领域多个难题的时候，因为内陆没有颁发3G牌照，余承东只得带领团队，开拓海外市场。2000年，余承东许下诺言：“将华为的无线通讯领域做到全球前三。”而当时，海外3G领域的市场已经被爱立信、阿尔卡特、诺基亚、西门子等几家巨头垄断。余承东想要让华为在群雄逐鹿的欧洲争得一席之地，难度可想而知。他的诺言，被当成“吹牛”，行业里的很多人都心照不宣地等着看他的笑话。有在国内开拓市场的经验，余承东先将目标锁定在一些小国家、小企业家。比如，有些企业基站出现问题，另外几个行业巨头觉得，没必要为了一个小企业，大费周章地查找问题时，余承东得知消息后，很快便前往调研，研究出可行性方案。就这样，随着跟一个个小企业打交道，余承东步步为营，让华为的基站逐渐在欧洲站稳脚跟。真正让华为的分布式基站成为欧洲市场份额第一的，是2007年余承东部署的一项重要战略：做第四代基站。余承东明白，华为要想引领市场走向，在市场上有说话的权利，就必须比别人先行一步。余承东不用听，也知道他们的想法跟国内传来的消息一样，都是一边倒地反对他做这个既烧钱，又没有把握，还未来市场不明的决定。可是，他的傲气，从来不允许他说大话、空话，也不允许他一直仰人鼻息地过日子。“TMD，必须做，不做就永远超不过爱立信、诺基亚。” 借助于严苛的奖惩机制，和日以继夜地研究，到了2010年，华为的分布式基站成功遍布整个欧洲，余承东实现了当初的豪言壮语。在欧洲创造了奇迹的余承东，衣锦还乡之后，很快进入第二个赛道。在小米手机席卷全国的时候，华为手机部门换了几任总裁，都没能挽回业绩。余承东主动请缨，调到手机部门，做了七大调整，并立志让华为的手机销量三年超过苹果，五年赶超三星。其中，砍掉华为生产的大量贴牌手机和非智能手机，以及成立实验室，研发属于华为的芯片，使得余承东在华为成为众矢之的。毕竟，前者让华为手机销量锐减3000万部，营业额大幅度缩水；后者，不知道要投资多少，能否有回报，都是不可控因素。任正非说出一句“不支持余承东就是不支持我”，让余承东放开手，大胆地干！可以说，余承东和任正非是一样的人，都知道，太过依赖进口芯片，相当于咽喉被人扼住。2019年，华为手机销量以绝对优势成为全国第一，全球第二。如果没有海外对华为的制裁，华为手机成为全球第一，也指日可待。值得庆幸的是，余承东成立的实验室所开发的麒麟芯片，派上了用场。因为简单的路上，已经有很多人走了，路也早就成了康庄大道，人很多也很挤。而难的那条路，虽是羊肠小道，因为走的人少，一旦成功，就可以俯瞰众山小。 不甘落后的余承东，在每一次面临选择时，都会选择那条难走的路：在欧洲站稳脚跟之后，不躺在现有的成绩上睡觉，选择开发第四代分布式基站，最后傲视群雄；在无线通讯部门取得傲人成绩之后，主动进入华为内部都不看好的手机业务部门，做到华为手机全国销量第一；即便当时可以用进口芯片，但也要自主研发海思处理器、麒麟芯片...... 其实，说到底，是因为余承东有傲气、有魄力，敢想、敢拼，习惯性地迎难而上，有做就一定要做成功的决心和毅力。再加上有华为这个平台，任正非这样的伯乐老板，余承东才能从“余大嘴”变成“余实诚”，最后成为华为的“救火英雄”。如今，随着海外对华为一轮又一轮的制裁，华为正经历至暗时刻。相信，在众多遇强则强的余承东们的带领下，华为一定能顺利度过一个个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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