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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风沐雨:19世纪的奥斯曼帝国与近代化改革

 licht3jh8evr0j 2022-04-26


一、帝国危机——欧洲病夫

奥斯曼帝国作为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大帝国,其历史曾经辉煌一时,曾一度对欧洲的基督教文明产生了巨大的威胁,奥斯曼帝国隔断了东方国家与欧洲之间的陆上商路,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新航路的开辟。但是,随着欧洲地理大发现的到来,欧洲变得越来越强盛,欧洲国家逐渐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并且资本主义制度在欧洲确立,奥斯曼帝国与欧洲的实力对比逐渐落于下风,更为重要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中孕育了工业革命这一改变全球面貌的革命,18世纪以来欧洲对于奥斯曼帝国乃至全世界都拥有着绝对的实力,彼时的世界欧洲就是地球村的村委会。

奥斯曼帝国与欧洲接壤并且在五百余年的时间里与欧洲保持着形式多样的文化交往。十八世纪以来,包括交通工具及通讯手段在内的科学技术在欧洲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欧洲国家迅速强大它们开始向世界其它地区扩展,客观上加强了同各地的文化交往,奥斯曼帝国作为欧洲国家向东方发展的第一个邻国,首当其冲地与欧洲文化相遇。自年围攻维也纳失败后,奥斯曼帝国对于欧洲转变为以守为主的形势年拿破仑登陆埃及,标志着资本主义欧洲对奥斯曼帝国全面入侵的开始,它引发了近代史上的“东方问题”,开启了奥斯曼帝国文化与欧洲文化深入交往的历史。欧洲的强盛与资本主义的扩张性使得奥斯曼帝国称为欧洲国家眼中的一块香饽饽,但是当时的奥斯曼帝国内部也是矛盾重重,为了改变被欧洲国家餐食的命运,奥斯曼帝国进行了改革,向西方学习,像欧洲学习。

奥斯曼帝国后期直接面临着来自欧洲国家强大的外部压力,一是欧洲诸国已相继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政治上层建筑作为文化的载体己经稳定下来二是工场手工业逐渐被大机器生产所代替,蒸汽机、电力能源、火车等新兴生产工具正被大规模投入生产领域,带来了更高的生产水平三是始于文艺复兴时期的现代欧洲思想解放运动正进一步扩大其影响面即深入程度,带来了思想文化领域的极大解放与繁荣四是处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西欧诸国急于向外扩张,抢占能源、原料产地及市场,为文化的交往提供了便利的路径。这一时期欧洲通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宗教改革以及资产阶级革命完成了过渡,形成了对奥斯曼帝国碾压性的优势。

资本主义具有扩张性,奥斯曼帝国与欧洲接壤就率先成为了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东扩的首要对象,这就引发了近代史著名的东方问题,即如何使巴尔干的民族主义问题得到平息并保证西欧强国在满足自己帝国扩张野心的同时又尽可能不导致奥斯曼帝国的灭亡或者即便这种灭亡是不可避免的当时欧洲政客中的绝大多数是这样认为的,也要尽量保证在它解体时不会导致打破欧洲诸强势力均衡的发生以及不会引起一场大的战争。但是,欧洲列强在对待这一问题上有诸多矛盾并且不可调和。英、法等西欧诸国为了谋求自己的最大利益在对待奥斯曼帝国问题的过程中相互之间为了各自利益在形势需要时相互勾结,然而由于难以平衡复杂的利益关系,加之各国长期以来所存在的固有矛盾,表现在对待奥斯曼帝国问题上,就导致了相互之间的频繁冲突,甚至奥斯曼帝国有时也被直接卷入冲突的利益集团的斗争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奥斯曼帝国在诸强相争之中的艰难处境,奥斯曼帝国可以再列强之中苟延残喘。

奥斯曼帝国后期帝国走向衰落,其内部各种矛盾激化,主要表现为帝国经济发展缓慢,境内各统治区域除了小亚细亚和安纳托利亚地区以外,各地区并不认真执行税收政策,致使帝国国库空虚北非的埃及和马格里布地区及巴尔干地区各民族纷纷寻求独立以脱离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这使得奥斯曼帝国政府与这些地区战争不断,消耗了大量钱财帝国境内其他民族矛盾也开始突出显现,如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等也不满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加剧帝国境内的矛盾加之奥斯曼帝国对各地区的统治都是依靠战争征服而来,对各统治地区并没有很牢固的凝聚力,在帝国后期这种问题更明显加剧。

在欧洲经济取得长足发展时,奥斯曼帝国却在经历着相反的情况。奥斯曼帝国封闭的经济受到控制的工业以及对变化持限制态度的行会抵制和阻碍着类似的变化。当欧洲对原材料的需求上升时,价格随之上涨,诸如小麦、羊毛、铜以及贵金属等商品由于在奥斯曼帝国境内价格相对低廉,源源不断地流到国外。这些原材料在帝国内转而变得稀缺,又由于行会维持严格的价格规定,因此无法与外国商人竞争以获取原材料,它们的生产率下降了,并在封闭的经济体制内部形成了恶性循环。

这种国运衰败的形式短期内无法改变,从当时情况来看貌似根本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难题。因此,欧化改革,成为19世纪奥斯曼帝国迫在眉睫的问题,

19世纪末的伊斯坦布尔

欧化改革

奥斯曼帝国后期的改革有着深层次的社会原因。首先在国际层面来说奥斯曼帝国的北面邻居沙皇俄国经过彼得一世的改革迅速强大起来,以至于沙皇俄国在欧洲事务中获得了不小的话语权,而奥斯曼帝国在与沙皇俄国的竞争中也渐渐落于下风;此外还有掌握了先进科学生产力的西方国家实力强悍,奥斯曼帝国在与这些国家的交战中屡战屡败,这使帝国的统治阶级受到了极大的刺激,决心改革自强。国内方面,帝国的开明人士开始认识到通过改革寻求发展的重要性随着与西方交往的日益频繁,广大普通民众越来越多地接触到西方文化,比如其中的民主、平等思想等。而且,由于地处文化交往频繁的地区,奥斯曼土耳其人从来都不缺乏改革的勇气。各种改革和革命构成了土耳其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赛利姆三世改革

赛利姆三世的改革始于十八世纪末期,它开始了奥斯曼帝国后期一系列改革的进程,军事改革是它们的改革的共同特征和重要方面,并且逐渐由军事改革推向其他领域的改革。正是因为军事上碰撞的失败而直接促使了奥斯曼帝国后期改革的开始,而这些改革都将军事改革作为一个重要方面,当改革逐步深入的时候,改革就由军事领域深入进行到其他领域。

塞利姆三世

18世纪末,苏丹塞利姆三世继位(17891807在位),并由此开启了奥斯曼帝国历史上最早的大规模西化历史。 塞利姆自幼接受传统的伊斯兰教教育,信奉逊尼派教义。博学多识,擅长吟诗作赋,兼通古典音乐。18世纪中期,开明专制的思想于欧洲盛行,亦随之流传至奥斯曼,为赛里姆三世进行改革提供启发,赛利姆三世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聘请外国的军事科技人员直接参与指导帝国军队建设和聘请外国文职人员指导文职机构的工作,以便提高工作效率另一个重要影响是加强了帝国精英阶层与外国人士的直接交流。他聘请大量西方人士,其中以法国人为主,对帝国军队进行训练,这为帝国军官甚至普通士兵提供了与西方人员交流的机会,这些军官们开始学习法语并拜法国人为师,从而加强了帝国官兵对西方社会的全面和直接的认识。除了聘请外国军官和文职人员等来奥斯曼帝国交流以外,赛利姆三世还开创了在西方国家设立永久性正式使馆的先河,派帝国官员到西方国家实地学习与交流。奥斯曼帝国于1793年在伦敦设立使馆,1784年在维也纳设立使馆,1795年在柏林设立使馆,1796年在巴黎设立使馆。同时,鼓励创设民办学校,提倡发展出版印刷事业;改革各级行政机关,改军事采邑为国家土地,并代之以包租制。

赛里姆三世即位后不久,法国大革命爆发,欧洲局势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奥斯曼也随之卷入其中,不久,在革命战争中,拿破仑开始崭露头角,1798年拿破仑入侵奥斯曼帝国属地埃及,赛利姆被迫同英、俄两国结盟,对法宣战。后鉴于拿破仑在欧洲的权势日益增长,又于1804年与法国缔结和约。宣布“中立”,未参与欧洲反法同盟的一些列战争,欧洲局势的动荡,加上赛里姆三世的改革,严重损害了大封建主与宗教势力的利益,1807年5月,伊斯兰教长下达对抗变革的指令,塞利姆被王室复旧派以“军事改革导致了暴乱”、“执政7年多未立子嗣”等罪名废黜,让其堂弟,保守的穆斯塔法四世继位。穆斯塔法四世继位后,改革派的指挥官阿莱姆达尔·穆斯塔法帕夏带兵攻打帝都伊斯坦布尔以拥戴前苏丹塞利姆三世复位。在埃迪尔内的大维齐尔的帮助下,穆斯塔法帕夏的军队攻入伊斯坦布尔,并占领了皇宫。苏丹穆斯塔法四世为了保住皇位,下令处死塞利姆三世。虽然塞利姆被杀死,但他的弟弟马哈茂德皇子幸免于难,于是苏丹穆斯塔法四世被废黜,马哈茂德继位,是为马哈茂德二世。

马哈茂德二世改革

面临日益严峻的国际形势和列强的蚕食,奥斯曼帝国必须在军队方面进行改革以抵御侵略为了遏制官僚体系的臃肿以及腐败等现象,就必须对现有的文官系统进行改革财政方面的问题因连年的战争及发展滞后而举步维艰,也需要通过改革摆脱困境。因此,马哈茂德继续兄长未完成的改革事业,继续进行改革。

马哈茂德二世对奥斯曼帝国军队改革的贡献就是取缔了已经不适应当时形势的传统奥斯曼帝国军队—耶尼舍利,并初步确立了新式军队的雏形。耶尼舍利,即苏丹亲兵,苏丹禁卫军,始创于奥尔汗时期,是直属于苏丹的精锐部队。14世纪开始,奥斯曼帝国在被征服的基督徒家庭中,选出一些最强健的男童,使其改信伊斯兰教与学土耳其语,并接受军事训练,组成一支称为新军的部队,是帝国第一支常备军,成员定期接受评选和审查。他们是奥斯曼帝国最有战斗力的军人。这些亲兵是奴隶,也是军队的中坚。他们在平时还担任警察,宫廷侍卫,消防队员。他们为了没有后顾之忧,不准结婚。苏丹亲兵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是欧洲最早大规模列装火器的部队。他们的训练和战斗力在十五至十六世纪中成为全欧洲步兵的模范。苏丹亲兵,最初仅数千人。后来维持万人规模。在16世纪扩充至3万人,他们构成了奥斯曼军队的中坚力量,苏丹亲兵的军旗是一口锅的图样,原因是苏丹亲兵的军阶是烹调的词汇来命名的像指挥官叫大厨,下一级的就叫发汤者等...(民以食为天,军以锅为旗 )亲兵各个联队以锅为荣誉标志,但战锅旗遭到损坏或丢失时那就是这个苏丹亲兵联队的奇耻大辱,所以在日后的土耳其近代化改革时代里,成为国家毒瘤的苏丹亲兵们进行反改革政变的信号一直就是打翻大锅。苏丹亲兵以衣服华丽、白色帽子和大八字胡而闻名。在帝国初期,苏丹亲兵成为奥斯曼帝国扩张的中坚力量,然而,进入18世纪,随着征募标准的下降,大量地痞,流氓,无业人员混入苏丹禁卫军,待遇优厚的苏丹亲兵逐渐在享乐中迷失自我。居功自傲,腐朽堕落,故步自封,拒绝接受新式训练与新式武器,甚至动辄哗变,发动叛乱,干预政事,成为奥斯曼帝国尾大不掉的毒瘤。

早期苏丹亲兵

由于受到了埃及穆罕默德·阿里改革的启发,马哈茂德二世同样采取了向外国学习军事经验的办法,他聘请西方国家的军事专家对新军进行指导。年,英国开始为奥斯曼帝国提供军用装备,英国工程师及工人来到奥斯曼帝国对这些设备进行安装与维修,英国还帮助帝国重新设计并建造防御工事等。先后有几批普鲁士军官到奥斯曼帝国进行指导,提供了比其他国家更好的建议和帮助,帮助马哈茂德二世组建欧式新军,马哈茂德二世还试图更换武器、军服等装备,但由于缺乏足够的资金,这些想法在当时没有完全实现。马哈茂德二世时期对文官制度和政府职能的划分更加细致,出现了分工明确、各司其职的多个管理部门,原来主要由最高波尔特和大维齐所掌管的事务也由更为专业的政府部门所承担。这些新设立的部门有内务部和外交部,后来的财政部和司法部在这时也有了雏形。在宫廷管理和政府管理方面,马哈茂德还设立了一系列顾问委员会来解决改革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马哈茂德二世在教育方面的主要措施是聘请外国教师到奥斯曼帝国教授外语,同时派遣留学生直接到欧洲国家留学,这极大地加强了奥曼帝国与欧洲国家的联系。自然,其军事改革遭到保守的苏丹亲兵的反对,为彻底推进改革,马哈茂德二世决心彻底铲除这一毒瘤,经过长时间准备,18266月,马哈茂德二世以镇压“地方叛乱”为理由,命令苏丹禁卫军齐聚伊斯坦布尔,向他们宣布欧化改革措施,建立新式军团,此举遭到苏丹禁卫军的强烈抵制,随即发动叛乱,早有准备的马哈茂德二世在开明军官,忠于苏丹的军队和市民的支持下,血腥镇压叛乱,将参与叛乱苏丹禁卫军全部消灭或逮捕,还有两万多人被逐出伊斯坦布尔,至此,苏丹禁卫军不复存在,此事即奥斯曼帝国历史上著名的“吉祥事件”。随着禁卫军被彻底消灭,马哈茂德二世得以继续推行他的计划,使奥斯曼帝国军队现代化。他立即用一支新的精锐部队取代了禁卫军,这支部队被称为“穆罕默德的凯旋战士”(the victory Soldiers of Muhammad),与苏丹亲兵相比,这支新式军队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兵源的改变,之前的近卫军大多是招收基督教家庭的男孩,让他们皈依伊斯兰教,从小进行军事训练,等同于苏丹的奴隶。到后来,很多基督徒为了参军拿军饷而伪装成穆斯林,造成军队人员混战,战斗力下降。新军则是效仿西方实行征兵制,从真正的穆斯林里征兵。二是镇压拜克塔什教团。近卫军士兵普遍是伊斯兰教拜克塔什教团的信徒,因为这个教团不能结婚,有利于保持军队的纪律性。马哈茂德二世废黜这一封建陋习,主张开明,三是采用欧式训练,阵法和武器装备。在建立新式军队的过程中,马哈茂德二世表现出坚决的意志和过人的毅力。他本人亲自参与军队建设中大量的筹备和执行工作,还亲自到学校、工厂、兵营、训练场、以及到前线视察部队、探望士兵,甚至还与他们一同进餐。他也是帝国几个世纪以来第一位到首都以外的地方去对军队进行视察的一位苏丹。他于年年初到西利维里去视察战争物资的水运情况和赴前线人员的情况年六月对加里波利和达达尼尔前线的工事进行视察年月在自东向西对保加利亚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视察活动中,探访了祖姆拉和在多瑙河上的港口凡尔纳、西里西特里亚示,和鲁楚克助砍等地方。在马哈茂德二世的领导之下,奥斯曼军队建设取得很大成绩。首先,他将所有的军队控制权都掌握在自己手中,这就保证了政府对军队的绝对控制和有效管理。在将作战部队重新整编后,马哈茂德二世还将其他武装力量和兵工厂、弹药和武器库等也置于他的直接控制之下。其次,他还对军队的财务系统进行改革,使之变得更为有效。另外,马哈茂德二世军队改革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建立了真正的预备役军队。除此之外,新式军队建设也催生了一些生产相关用品的工厂,如专门为新式军队生产新式服装和军帽的工厂和武器加工维修等工厂等。整个军队建设呈现出新的气象。这些都是他在军队改革中的一些重要成就,但问题也不可避免。比如大规模引进西方军事技术和装备使帝国军队无法很快适应,有些欧洲做法对他们而言更是操之过急。这样以来,反对力量开始抬头,甚至有人不愿应征入伍和加入预备役部队。另外,这种作法还使帝国过分依赖西方的军事技术和装备。

欧式新军

然而,在欧洲列强的干预下,马哈茂德二世的改革并未取得预计成果,西欧国家不愿让奥斯曼帝国彻底解体,使得沙俄势力做大,但也不想让奥斯曼帝国通过改革彻底富强,成为西欧的威胁,维持一个羸弱但又不至于解体灭亡的奥斯曼帝国,符合西欧列强的利益,(与欧洲对待清朝的政策如出一辙)因此,西欧列强积极扶植奥斯曼帝国境内的民族分离势力,阻挠改革,1821年,希腊独立战争爆发,欧洲列强通过各种方式支援希腊独立,甚至直接派出军队作战,许多刚刚组建的新军还未进行训练,就投入希腊战场,最终一败涂地,1827年,英国、法国及俄国的联合海军于纳瓦里诺海战(Battle of Navarino)击败奥斯曼帝国和埃及、乃至突尼斯的海军。在此后的1832年7月,奥斯曼帝国签订君士坦丁堡条约,承认希腊的独立地位。旷日持久的希腊独立战争,奥斯曼帝国付出惨重代价,一无所获,希腊独立战争也成为奥斯曼帝国开始解体的重要标志。1831年,埃及帕夏穆罕默德·阿里(埃及此时名义上臣服奥斯曼,实际上已是独立王国)恼怒奥斯曼帝国的背信弃义,派他的儿子易卜拉欣帕夏出兵叙利亚,进攻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军队节节败退,在欧洲列强的调停下才结束战争,苏丹被迫将叙利亚阿达纳地区、克里特岛交给阿里管理,埃及帕夏的辖地达到186万平方公里,占帝国领土总面积的35—40%。马哈茂德二世对此一直不甘心,总想伺机复仇雪耻。签订英土商约换得英国支持的保证以后,苏丹认为收复失地的时机已到,于1839年5月底派军队越过幼发拉底河,进入埃及易卜拉辛控制的地区。结果在6月24日的尼齐普战役中,4万土军遭到惨败。至此,马哈茂德二世的努力几乎付诸东流,不久,马哈茂德二世忧愤而死,也有传言被部下谋杀。马哈茂德二世去世后,许多百姓走上街头,哀悼苏丹的离去,马哈茂德去世后,他的儿子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即位(1839-1861在位)

奥斯曼帝国的欧式新军

坦齐马特改革

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在位时期,奥斯曼帝国的在政治、军事等方面的衰落日趋严重,与此同时,受希腊独立战争影响,奥斯曼帝国境内的民族分离主义纷纷抬头,叛乱此起彼伏,面对内忧外患,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继承乃父遗志,继续推动改革,1839年11月3日,帝国政府在君士坦丁堡托普卡珀皇宫内的玫瑰园广场上举行盛大集会。帝国的高级文武官员、首都各界名流、各国使节都应邀出席会议。在苏丹的监督下,迈吉德宣读了改革诏令——御园敕令(花厅御诏),揭开了坦齐马特的序幕。(坦齐马特,tanzimat,土耳其语意为“规章制度”)这一改革前后持续近四十年,一直延续到迈吉德一世的继承者——阿卜杜勒·拉齐兹一世在位期间(1861-1876在位)及后续几位苏丹,在此期间,奥斯曼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改革内容主要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世俗化改造。同时还包括帝国应对所有苏丹臣民人身安全、财产和名誉进行保障建立新的税收法建立新的征兵体系保证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在帝国享有平等地位等。另一方面,西方的戏剧、文学作品以及音乐、绘画等被逐渐引进,妇女地位不断得到提高帝国的政府管理机制悄然变化,这一时期奥斯曼帝国雇佣了50万名公务员来帮助管理国家

阿卜杜勒迈吉德

在马哈茂德二世的基础上,坦齐马特军事改革又向前推进。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将军队进行重新整合和部署,加强了中央对各省和地方的控制。成立了六个集团军,分别负责帝国不同地区的军务。驻各省和地方的军队和预备役部队为军队世俗教育体系的实行奠定了基础,在这里主要开设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阶段的课程,为在年轻士兵中培养未来的军官做准备。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和阿卜杜勒·麦齐德非常重视对军队的财政投入。这一时期帝国注重引进德国的军事技术和装备。帝国从德国购买了新式步枪,请来一些德国军官。还从德国购进了大口径的大炮用来加强博斯普鲁斯海峡海峡以及多瑙河和埃尔祖鲁姆等地的防卫力量。自1869年起,由于受到普鲁士的影响,帝国军队中进行了一些重大改革。集团军由原来的六个增加到七个。重新调整了军队的部署和装备的配置,增加了新的武器装备,等等。'如“在阿卜杜勒·阿齐兹在位时对海军配备了装甲战舰等现代化装备,他在位期间,由于对军事装备的浓厚兴趣和军队发展的重视,帝国发展成为欧洲第三海军强国。哈米德二世(1876-1909在位)时期同样重视军事改革,军事改革也是他沿袭前任们的重要方面。他在军队改革方面投入很大精力。“首先,他采纳了年宪法中的规定,成为军队总司令。另外,他将军队的一些管理权集中起来,将其置于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最高军事管理委员会别下的主席是苏丹本人,他亲自审查和研究部队情况并通过司法程序进行必要的变动。”在西方国家中由于德国相对其他国家而言比较中立而且对于帝国没有明显的占领企图因而更加容易为帝国所接受。因此这一时期的军事改革也主要是借鉴和引进了德国的技术和装备以及德国军官的指导。例如,当时德军总参谋部的最高参谋海尔姆斯·冯·莫尔特克派遣了德国最优秀的一批军官到帝国进行指导,其中包括在帝国工作了十多年的冯·德·高茨、将军,他后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指挥了德土联军在阿拉伯地区的部队进行作战。除此之外,哈米德二世还修改了关于征兵的一些规定,“哈米德二世后来还重点培养了哈米德兵团,,主要由东安纳托利亚的库尔德人和土库曼人组成,用以抵抗在克里米亚地区活动的俄国的哥萨克以及对当地民族的统治。。帝国后期的军事改革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军事实力和管理水平都有所提高,但在与欧洲国家的对抗中,这些都无法挽回帝国整体的颓势和对西方国家的劣势地位。在帝国后期的对外战争中,帝国胜少败多,尤其是在一些关键战争中的失败导致大量领土的丧失。

奥斯曼帝国的欧式新军

在经济层面上,坦齐马特改革的主要措施是废除已不合时宜的封建经济关系,首当其冲的是落后的包税制,建立统一完善的税收体系,将税收统一收回国有,此项措施本意在于减轻人民负担,提高财政收入,然而,由于地方政府及税收人员的腐败无能,农民负担反而比包税制时期更为沉重,抗议此起彼伏,1842年2月政府下令恢复包税制。此后没有再废除,只是对包税制进行小修小补,此项改革被迫夭折。其次调整土地制度,使之有利于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1845年6月苏丹诏令规定,连续三年不耕种的国有土地应转让给另外的人,并发给塔布(证件)。这一法令促使土地集中在大土地所有者和富裕农民的手中。1847年条令规定,国有土地占有者死后无合法继承人的全部土地都应归国家管理(过去地价在2千库鲁什以下的土地归包税人掌握),转让和出售国有土地的发证工作统一由地籍部门进行。此外,还扩大了国有土地占有者的继承权,掌握国有土地的妇女与男人享有同等权利,有权将土地传给儿女,不需缴纳塔布税。荒地无偿分发给一切愿意耕种的人,并免除1到2年的什一税。土地制度的这种发展趋向,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农村中商品货币关系发展对确定土地私有权的要求。此外,帝国政府取消内部关税,促进境内商品流通,设立银行和其他信贷机构,改革货币和财政体制,设立用于增加国家物质财富来源的基金,修建道路和河道,“消除商业和农业发展的一切障碍”, 此外,废止向非穆斯林征收的人头税,建立近代化工厂等,虽然坦齐马特改革不能彻底扭转奥斯曼帝国的颓势,但经改革后,奥斯曼帝国商业得到一度程度的重新振兴,工业化程度也有所提高。

新式奥斯曼军队

难能可贵的是,坦齐马特改革不仅涉及军事,政策,经济层面,还对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法制建设和社会风俗上,奥斯曼帝国也开始向西欧看齐,1840年3月颁布的刑法确认了生命、财产、荣誉神圣不可侵犯和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在按圣法进行公开审讯、作出公正判决之前”,不允许用毒药或其他方法秘密或公开地处死任何人,也不允许侮辱任何人的荣誉 虽然这部刑法很不完备,但是堪称亚洲的第一部近代意义上的刑法,具有重要意义。1846年帝国政府正式确定了大、中、小学的三级教育体制。1847年成立教育局(后改为教育部),统一领导世俗学校。到五十年代初,仅君士坦丁堡一地就有世俗小学396所,中学6所。君士坦丁堡还开办师范学校,培养世俗学校的教师。同时,坦齐马特改革正式废除了对于非穆斯林的歧视地位,承认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在权利与义务上具有平等地位。在坦齐马特改革期间,许多欧式风尚也进入帝国,同性恋不被认为是犯罪,西餐,西式服装一度成为帝国的流行款式,传统的穆斯林头巾也被欧式风格的菲兹帽取代,可以说,坦齐马特改革,奠定了土耳其世俗化的基础,直至今天,土耳其也是世俗化最为成功的穆斯林国家之一。

坦齐马特改革

坦齐马特的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果,18531020日,克里米亚战争爆发,奥斯曼帝国联合英法两国共同击败俄罗斯帝国赢得胜利,并收复部分失地。巴黎会议之后,奥斯曼帝国正式进入欧洲国家的家庭。极大地提高了奥斯曼帝国的国际地位,战后所签订的《巴黎和约》主要满足了英、法等国的利益,当然,奥斯曼帝国作为战胜国的一分子也相应地得到了一些好处。比如黑海变为非武装区,沙皇俄国结束在瓦伦西亚和摩尔达维亚地区的活动等,最重要的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英保证奥斯曼帝国的独立和主权不受侵犯。在长时期的战争时期,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国家有了深入的交流,克里米亚战争本身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对奥斯曼帝国文化形成了影响。欧洲国家的士兵、商人及各色人等来到帝国欧洲的传统文化—欧式服饰、刀叉长具、桌椅用具等—在奥斯曼帝国沿海城市中广为流行。更重要的是,欧洲先进科技和设备进入帝国,电报于年在伊斯坦布尔接通,这样就可以及时地向巴黎和伦敦报告俄国对帝国城市的占领已经被解除等情况。电报系统很快就深入到帝国全境,不仅便利了与西欧国家的联系,而且还使得中央政府对地方官员的作为可以很快地得以了解。铁路时代也始于这一时期,欧洲特权商人开始修建一些较短的铁路线路但由于复杂的地形和较高的修建代价,铁路的建设并没有电报的建设速度那么快。当然,除了以上欧洲文化对帝国文化的影响以外,这次战争也造成了另外的后果,那就是奥斯曼帝国对欧洲国家的经济和军事等的依赖性更加严重,奥斯曼帝国随后向欧洲国家大举借贷,甚至宣布了财政的破产。顺便提一句,南丁格尔也参加了克里米亚战争,并在战争中救护了许多士兵,被人称为“提灯女神”。

然而,为应对日益猖獗的民族主义,坦齐马特改革过于强调“大奥斯曼主义”,妄图以此遏制帝国境内的民族主义浪潮,结果反而取得了适得其反的效果,法律上的“各民族一律平等”“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一律平等”在执行中往往成为一纸空文,甚至变本加厉,在19世纪末期,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土耳其民族主义”逐渐抬头,成为最终埋葬帝国的力量。坦齐马特改革的主要措施也停留在经济,军事层面,不在根本上涉及苏丹专制制度,随着民主 宪政的思想在19世纪后期传入奥斯曼,宪政改革开始走上历史舞台。

新奥斯曼党与宪政改革

进入19世纪下半期,随着宪政思想的传播,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不少受欧化思想影响的学生,军官,教师等开始主张进行宪政改革,1865年6月纳米克·凯末尔等在伊斯坦布尔组建所谓“奥斯曼青年党”,也称“新奥斯曼党”。该党受意大利民族主义思想影响,根据烧炭党的原则,制定自己的方案。参加者多是作家、记者、军官、学生。他们受过欧洲教育,具有自由主义思想,主张通过上层政变实行政治改革,积极参加并领导了土耳其的改革立宪运动。进入70年代,奥斯曼青年党的影响力与日俱增,1875年底,奥斯曼帝国内外形势迅速恶化。小亚细亚的北部和中部地区发生大饥荒,财政濒临崩溃,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保加利亚相继起义,列强干涉的阴影笼罩全国。在这样的背景下,1876年,在奥斯曼青年党的领导下,联合其他反对势力,部分军官在伊斯坦布尔发动军事政变,推翻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一世,先后拥立苏丹穆拉德五世与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1876-1909在位)。由其党魁米德哈特出任维齐尔(宰相)

奥斯曼青年党宣传画

米德哈特帕夏

在奥斯曼青年党的组织下,帝国政府开始进行宪政改革,哈米德二世即位同年12月23日,在宰相米德哈特帕夏主持下,颁布帝国第一部宪法(又称《米德哈特宪法》)。在顽固派反对下,新宪法被迫取消了对苏丹权利的种种限制,规定苏丹和帝国军队可以有权宣布戒严,暂停行使宪法权利,可以将“可疑分子”驱逐出境等,但还是保留了基本民主权利;议会有权讨论和通过法律,批准预算;“奥斯曼帝国的臣民在法律范围内有权建立贸易、农业、工业公司”。具有进步意义。在米德哈特领导下,新奥斯曼党领导下的议会为限制苏丹权利,进行宪政改革而进行改革,不幸的是,次年,俄土战争再次爆发,奥斯曼帝国一败涂地,英国军队也趁火打劫,兵临伊斯坦布尔,经德国首相俾斯麦调解,制定了共同宰割土耳其的计划,导致了《柏林和约》的签订。根据这一和约,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的一部分领土被划分出去成为俄国领土,另一部分虽然名义上仍为奥斯曼帝国所管辖的领地,但需接受俄国及其它国家的监管此外,罗马尼亚和黑山等将从奥斯曼帝国独立出来。总之,奥斯曼帝国不得不割让它全部领土中的五分之二以及分离出它全部人口中的五分之一,即大约五百五十万人口,其中将近一半为穆斯林。奥斯曼帝国也因此失去了大量收入,尽管它还能够从余下的领地中收取部分财政以及可以得到新独立国家所愿意承担的奥斯曼帝国的部分公债的补偿。对奥斯曼帝国而言,《柏林和约》是一个彻底的失败,它因此失去了领土,人口以及财政并使得它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更加艰难。奥斯曼国际地位至此一落千丈,对外战争的失败,使得新奥斯曼党威严扫地,对俄作战失败后,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乘机解散议会,停止实行宪法,以作战失败的名义将宰相米德哈特放逐国外。1884年,将其迫害致死,哈米德二世恢复苏丹专制制度,奥斯曼帝国的宪政改革失败。此后,依靠秘密警察,哈米德二世解散新奥斯曼党,残酷迫害,镇压宪政分子,大权独揽30年,奥斯曼帝国的宪政活动陷入低潮。

哈米德二世

1894年,继承新奥斯曼党衣钵的“青年土耳其党”在伊斯坦布尔成立,成员与新奥斯曼党类似,它代表资产阶级和自由派地主的利益,主张保持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完整,反对专制制度,要求恢复1876年宪法在全国各地形成组织,开始左右政权,1908年,在青年土耳其党领导下,驻扎在马其顿的第三军团发动兵变要求苏丹进行立宪改革,苏丹本人派去的军队,其长官多被枪杀,最终在1908年7月21日,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决定恢复立宪。因为是不得已而为之,所以仅仅过去一年不到,1909年4月13日凌晨效忠于苏丹的首都第一军团的部分士兵发动叛乱,要求驱逐议长,取缔统一进步协会。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立即满足叛乱者的要求,撤换首相,并责令各省总督保护教法。萨洛尼卡的统一进步协会立即组成由马赫穆德·塞夫凯特帕夏(1856~1913)统率的“行动军”,于4月23日抵达伊斯坦布尔,26日控制了全城,叛乱失败。4月27日,青年土耳其党人通过议会废黜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另立其弟穆罕默德·赖希德为君主,是为穆罕默德五世(1909~1918在位)。此后,苏丹完全沦为青年土耳其党的傀儡。直至奥斯曼帝国解体,

恩维尔帕夏 青年土耳其党领袖,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实际掌权者,在恩维尔帕夏的领导下,奥斯曼帝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最终导致帝国解体

三、结语

晚期奥斯曼帝国内外交困,内部各种矛盾交错,人民生活困苦,政权也处于一种危机之中,外部欧洲列强环伺,但是由于列强无法对奥斯曼帝国的利益分割达成一致以至于欧洲国家之间发生冲突,这也给了奥斯曼帝国极大的生存空间。在奥斯曼帝国与欧洲的交往中,帝国的统治阶层也逐渐认识到欧洲的强大并且开始了学习之路,但是由于其政治和经济上的原因奥斯曼帝国的改革显得不尽人意,改革后的帝国虽然有着庞大的领土但是却依旧没有守卫领土的实力,最终随着一战的结束奥斯曼帝国也走了末路,帝国的余晖终究落下,改革也不过是封建帝国的挣扎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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