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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人口分布与公共物品提供——来自国家能力的矫正 摘要： 公共物品提供水平和当地的族群人口比例有什么关系？许多研究强调了族群多样性的阻碍作用，但这一因果关系是模糊的。本文把当代种族人口分布和公共产品供应的根源追溯至历史中国家能力的不平均分布。利用来自巴西次国家维度的历史数据，本文指出，历史上国家能力较低或难以触及的偏远地区更容易成为奴隶逃亡的目的地，这些地方公共服务更差，同时非洲裔人口占比更大。本文的结论发现了族群人口分布与公共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普遍内生性，后者未能考虑到历史性的干扰因素。 作者： Giuliana Pardelli 纽约大学阿布扎比分校 Alexander Kustov 北卡大学夏洛特分校 文献来源： Giuliana Pardelli & Alexander Kustov. When Coethnicity fails? World Politics. 2022(2). 249–284
Giuliana Pardelli 族群人口分布如何影响当地公共物品提供？许多学者在国家和地方层面得出了二者之间的外生关系，认为具有同质的人口结构——没有潜在的政治上突出的社会分裂（基于宗教、种族或语言）——使人际合作更容易维持，社会凝聚更有可能出现，以长期回报为目的投资更容易作出。近年来这些研究受到了挑战——在实证上，同质共同体（coethinicity）完全可能比异质共同体的公共效益更差，针对不同公共产品，不同分析层次和制度背景会得出不同的实证结论，常用的“碎片化指数（fractionalization index）”也无法具体化各族群的比例，从而掩盖了不同群体对公共效益的差异化影响（Kustov and Pardelli， 2018）；在理论上，种族多样性和差劲的公共效益可能同时来自弱小的国家能力（Wimmer, 2016）；导致差劲效益的机制是什么？同质化的群体更会积极致力于内部福利？还是同质化群体具有共同的品味和偏好，合作效率更高？这些机制无法解释类似的同质社会之间的系统性差异——每个多数群体的认同也是不一样的。即使在关注二者之间因果关系内生性的研究中，也少有人关注历史过程，因果倒置以及第三方变量如国家能力。本文在次国家层面延续了这一讨论——当代的族群构成及其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追溯到历史上地方国家能力在领土上的分布。 我们假设，族群在领土范围内不同地区定居的意愿和能力，可能受到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以及他们与国家关系的限制。这一假设是随时间变化的，所以只采用当代的特征变量，如社会支出的平均水平，不足以解决内生性问题。研究中必须纳入影响空间定居模式的历史性变量。此外，辨识可能的干扰因素也很重要——地理和气候因素会大大影响产业经济活动、国家渗透、人口增长；国家政策会通过所谓人口工程（demographic engineering）来塑造族群分布的空间差异，这种影响是具有持久性的。同时，我们着重研究地方国家能力对族群迁移目的地选择的效应。对于生活在治理良好的地区，同时没有过度征税，那么不同种族有着相似的偏好，但是如果有强制劳动制度或官方种族歧视政策，弱势群体的选择会受到严重限制，从而可能出现群体地域分布不平衡的问题。总之，族群人口分布和公共产品提供效率是同一历史因素的结果。
巴西是这样一个国家：虽然没有公开的隔离政策，但是非洲裔的境遇比白人糟糕，当局采取的是“整合主义的增白策略（intergrationist whitening strategy）”。所以巴西非常适合探讨：在个人权利没有明确围绕种族界限塑造时，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有限形式的公民身份的出现。而巴西在种族、空间和经济表现上的巨大差异也有利于考察族群分布和公共效益的关系。根据最近一次人口普查，巴西的非洲裔和欧洲裔人口比例几乎相等，白人占多数的城市和黑人占多数的城市一样多。巴西的“市”一级则具有相同的选举规则、制度环境，反映了地方国家建构的不同历史，对于社会投资和公共服务也负有主要责任。在巴西，同质的非裔城市比异质的城市和同质的白人城市公共物品提供效益更差。 我们关注的城市类别是quilombos，即那些逃跑奴隶的安置地。第一，这些自治定居点建立起来，并长久存在于国家能力较低或难以触及的地区，同时非裔比例很高（图2中的Y1和Y2）。第二，这些地方难以发展出国家机器，公共物品提供也较差（图2中的X）。在公共物品和族群人口分布毫无关系（Z）的情况下，这两种影响都是存在的。“quilombos”在巴西的普遍与引入该国的奴隶劳动力规模和奴隶活动地区的边境开放性质有很大关系。奴隶的出逃引起了奴隶主和地方当局采取一定措施，于是这些逃离的非裔群体寻求尽可能地定居在森林茂密、出入受限的偏远地区。最后，上述论点能继续推广吗？我们设想出以下三种国家能力作用的机制：(1)促进欧洲移民；(2)选择性执法；(3)限制土地使用权。它们可能表明地方政府能够持续地在族群的空间分布中发挥核心作用，并带来公共物品提供的差异。
数据采用了2000年的全国普查。因变量方面，我们用各个市的非裔比例来测量族群分布，用基础设施（水、电和排水设施）、医疗和教育服务（享用公共物品的人口百分比）来测量公共物品提供。自变量方面，我们用1920年代的人均税收收入来测量地方国家能力，并用每个城市内出现“quilombos”的密度来检验是否非裔会主动选择偏远的地区。地理变量（面积、海拔、降雨、到海岸的距离、到首都的距离）是重要的控制变量，当然本文也消除了空间自相关性。在多个模型中，我们对国家能力采用多种测度，包括政府官员数量、铁路的密度、到最近大城市的距离等。所有变量都进行了标准化。首先，我们证伪了族群同质性对公共物品提供的促进作用，并发现，更高的国家能力会带来更好的公共物品提供和更低的非裔族群比例，这一效应在考虑了国家固定效应和一系列地理因素之后仍然存在（图3和表一）。同时，quilombos也自我选择到了国家难以触及的地区（图4），其分布和非裔人口密集城市以及1920年代国家能力的分布高度重合，相关系数分别为-0.22和0.23。
其次，quilombos在多大程度上解释了族群人口分布和公共结果之间的相关性？可能的质疑包括：样本的选择只包含了那些得到官方承认的城市，而这些城市极有可能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我们的数据包括了所有不同发展轨迹的案例，在加入了国家能力的三种作用机制后，我们发现过去更有能力的城市，能够吸引更多的移民工人、具有更高的土地价格，并维持了更大的镇压手段，这反过来似乎也阻碍了巴西黑人在这些地方的定居。 第三，国家能力（以税收能力为代表）具有长期效应。在路径依赖的分析中，辨析建立变化方向和阻碍其他变化的时空因素非常重要，如民主转型的时机——在制度化能力建设之前还是之后。官僚化程度高的地方在民主转型后更易迎来高效的公共物品提供。所以，民主对高能力和低能力的市政府加强其能力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此外，选举则是使得路径依赖自我加强的机制——当国家能力较高时，受益于大量公共产品的选民倾向于增加税收和支出，从而鼓励这样的选举激励。所以，地方国家能力和公共产品提供水平的暂时变化，至少部分地取决于公民和国家之间长期互动的累积效应。那么，族群人口分布是否会在历史上进行延续？采用了1940~2000之间的所有可用数据，我们发现，根据1920年的人均税收收入来计算，非裔人口的比例与先前的地方政府能力水平始终是负相关的（表2）。这说明，不论自我认同和人口流动方面存在何种变化，非洲裔占多数的地方和较弱的地方能力之间的空间一致性长期持续。从反面来说，非裔人口的绝对占比的增加和相对增长率在那些历史上国家能力更高的地方，也会更加低（表3）。总之，除了影响不同群体的最初定居选择外，地方国家能力在很长一个时间段内，都与各市族群构成的变化密切相关，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
表2
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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