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衡（1881-1928），字鉴堂，号鉴父、燕山遗老、松坡居士、弢园老人，直隶易县（今河北易县）人。早年在直隶莲池书院攻读举业，宣统元年己酉（1909）科优贡，庚戌朝考一等，签分农工商部七品小京官、商法科科员、候题主事。曾充直隶筹款局文案。
陈夔龙
宣统二年，经直隶总督陈夔龙以异常劳绩奏奖，学习期满以主事尽先补用；三年，兼充直隶防疫局会办，事竣，复经陈夔龙奏奖花翎员外郎衔，诰授中宪大夫。民国二年（1913），充直隶行政公署秘书处科员，民政长刘若曾秘书，后从刘若曾回京。供职于司法文官高等惩戒委员会、临时参政院秘书厅、大理院。1927年7月23日任司法部民事司主事。工书法，加入北京书画慈善赈济会。善属文，有诗集，散佚。书法有楷书《平山县孔庙重修记》传世。辑印《弢园精景名人小楷》流布较广。
刘世衡先后受知于端方、陈夔龙、刘若曾、傅增湘等人。刘若曾是其生平第一贵人，一生执弟子礼于刘若曾门下。刘若曾从桐城派大家张裕钊受古文法，与继任张裕钊为莲池书院山长的吴汝纶在师友之间。刘世衡曾录刘若曾《寿武昌张浍诗》：“武昌先生天下师，人瞻泰斗如退之，六年都讲化三辅，我昔侍坐亲皋比。先生文自湘乡受，太史所录传其遗。”武昌先生即张裕钊，诗中提到刘若曾跟随张裕钊学习古文，上追曾国藩所代表的桐城派湘乡文系。刘世衡年辈较晚，没有受到张裕钊、吴汝纶等人的亲炙，是张、吴二人的再传弟子。从刘世衡现存诗文词来看，他更倾向于抒写才情性灵，藻思丽辞，对桐城派诗古文的气韵风神也多有领略。
刘世衡
刘世衡平生留诗82 首，体裁都是旧体诗，以五律、七律居多。五四运动以来，白话文学渐兴，胡适、闻一多等积极提倡写白话诗。刘世衡与后期桐城派重要人物王树楠、吴闿生、姚永朴、姚永概、马其昶、柯劭忞等人一样，坚持旧体诗歌创作，展现出了文坛新旧交替的独特时代风貌。刘世衡的诗歌下笔诚挚，多能细腻地摹写人生的感受。他说“炎凉世态经磨炼，拟托银毫写素心”（《咏砚八首》其三），素心即本心，心中所想，如实道来。“一腔无限沧桑感，留得毫端写出来”（《咏砚八首》其六），不作伪，不作态，写真情，作真诗，有古诗人言志抒情的遗风。本着这条宗旨，他描写居家的困境：“误堕尘寰四十年，一番回首一潸然。三更灯火劳书牍，八口生涯恃砚田。老死岂能清孽债？他生休说结良缘。无情天地难容我，宁受饥寒不受怜。”（《四十感怀》）诗中描写生活苦况，令人叹息，从他大量替人书写寿联、挽联乃至婚联来看，他确实是以卖文卖字为生计，以砚为田，艰苦耕耘，来维持基本的生活。而诗的结句陡然振作，“宁受饥寒不受怜”，不接受怜悯，不向世道低头，颇见其清介自持的品格。刘世衡受知于北方桐城派诸家，其诗文也有刻意模仿的痕迹。
韩成武
诗学家韩成武先生认为刘氏的诗歌受到了“同光体”诗的影响，有“同光体”的风味，确实道出了其中消息。“同光体”与桐城派诗家法虽不全相同，但二派之间在晚清民国的渗透兼容，确实使很多北方桐城派诗人染上了“同光体”的特征。刘世衡的诗歌用熟典而出新意，不故为深奥晦涩。他推崇杜甫，在句法、炼字等方面，随处可以看到对杜诗的接受。如“灼灼桃花压柳枝，天教嫩雨点胭脂”（《题桃华》），“点”字出色，写出雨点对桃花颜色的润泽作用，说雨点点红了桃花，这个“点”字表现力很强，而这个字的使用却是来自杜诗。杜甫《江雨有怀郑典设》诗中说雨水“点注桃花舒小红”，就是用“点”字传达出这种意境。刘氏常在诗中化用杜诗句意，如《玉节世丈六秩大庆二首》其二之“万事今朝局里棋”，是化用杜甫《秋兴八首》其四之“闻道长安似弈棋”，写出各种势力纷争之烈。《久示维摩二首》其一之“长留诗集在”，是化用杜甫《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之“诗卷长留天地间”，以示诗篇之不朽。《久示维摩二首》其二之“苍凉身后事”，是化用杜甫《梦李白二首》其二之“寂寞身后事”。《美人十咏》其四之“却来青鸟拾红巾”，是化用杜甫《丽人行》之“青鸟飞去銜红巾”。如此等等，说明刘氏对杜诗的高度熟悉和诗艺的认同。（韩成武：《燕京墨场——刘世衡翰墨集序》,河北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
刘世衡的词也十分出色。《清平乐》（湖山才见）、《浣溪沙》（秋波几度泛春愁）、《南歌子》（杯泛延龄酒）诸调清丽明媚，声调谐婉，甚有花间宗风。《满江红》词调有平韵、仄韵两体。仄韵起于柳永，此体尤以押入声韵为宜，声情悲壮激越，自岳飞《满江红》后多写家国之怀。而刘世衡《满江红▪代唐耀昆贺邦勋仁兄与张女士合卺词》则用来祝贺友人新婚，写的气韵纵横，谐趣丛生。 其词如下：
匹练方横，䌽鸾恰与文箫遇。都道是、良宵正好，佳期不误。解珮曾留汉水隈，传家犹说将军树。果檀郎，恰得御沟题，红叶句。
银烛辉，兰麝炷。凰笙叶，鹊桥渡。掩芙蓉，谁识个中佳趣。娩婉低声问夫婿。鬟鬢新妆锁烟雾。遍阶前，香草卜宜男，心倾慕。
刘世衡长于书法，五体兼工，尤以实用的楷、隶、篆最为书坛称誉。他的篆书，大篆取法《散氏盘》《虢季子白盘》，以吉金文字变幻于笔端，取其正大、雍穆，绵中裹铁，中锋直下，一画之中，轻重干湿兼备。他的小篆取法秦相李斯，参用唐李阳冰、清人邓石如笔法，有清劲峻拔之气。他的隶书，对汉代《嵩高石阙》《武梁祠》《韩仁铭》《张迁碑》《曹全碑》《校官碑》《乙瑛碑》诸帖都多有心得，常置黄小松藏《庐江太守范君碑》《凉州刺史魏君碑》《成阳灵台碑》《幽州刺史朱君碑》《小黄门谯君碑》精印本于案头，经年临摹，书作古厚端庄，雅逸深邃，大字小字精神一贯。（吴占良:《燕京墨场——刘世衡及其书法摭拾》[J].书法.2022,(01)）其行书、小楷受到张裕钊书体的影响很深。而且刘世衡能以强烈的情思灌注到书写之中，融碑于帖，将张体书法雅健之风与个人清丽便娟的思致相结合，颇有新意。
近来书法家吴占良先生选择刘世衡书法文献作为整理研究的对象，编著成《燕京墨场——刘世衡翰墨集》一书，由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多年来，吴先生倾注大量心血，收集整理了诸多清代畿辅重要文人的书法文献，先后出版《洁清自守——潘龄皋书法集》《独抱秋心——蒋式芬书法集》，以及末代状元刘春霖书法墨迹多种。如今又整理出版刘世衡翰墨集不仅是简单的机缘巧合，其中有深层次的文化因缘。首先是他一直以来关注保定地域文化、关注北学发展。北学狭义上来讲，主要是燕赵地域之学。而燕赵之学尤其以保定为重镇。他关注本土文化名家，整理他们的手稿墨迹、金石碑拓，以第一手书法文献资料存人存史，既能补足北学学术史叙述的空白，又能凭借这些新的文献资料拓展新的研究方向。
从纵的方面来说，勾勒学脉传承的统系，即一以贯之的燕赵文化精神的传承与发展；从横的方面来说，梳理不同学术和地域文化之间的交相影响，即燕赵学术与文学不同地域、流派学术与文学的交流、碰撞、融通。而纵横两个方面的化合都集中在一些重要的地方文化名流身上，具体切实而重点突出。在《燕京墨场——刘世衡翰墨集》一书中刘世衡的《诗文辑稿》《烟雨平生》《附录》中之“家族篇”“师友篇”都能作为展现刘世衡思想、性情、品格的重要资料，且足以让我们以此视角观照晚清民国士人社会交游、政治理想、生命旨趣。
杜诗研究名家韩成武教授评价《燕京墨场——刘世衡翰墨集》做了三大方面工作：一是对其诗文、书法、对联等做出释文；二是对凌乱的手稿进行科学的文体归类；三是制定刘世衡年表。“有此三项，作为一部拓荒性的历史人物资料整理著作，其构架可谓完整。”以之作为传承北学文脉的一部重要文献资料，也是名副其实的。吴占良在其《燕京墨场——刘世衡及其书法摭拾》所述：刘世衡“英年早逝，但留存大量文献资料，今择其要者，辑成《燕京墨场——刘世衡翰墨集》，以见其诗文、书法、篆刻及交游，全部以手稿印出，以重文墨，非专意其书法。”（吴占良：《燕京墨场——刘世衡及其书法摭拾》[J].书法.2022,(01).）
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讲，《燕京墨场——刘世衡翰墨集》是一部书法文献著作。其主要的价值在于保存了刘世衡这样一位深受张体书法影响的文人的手稿墨迹。为叙写清代书法史涉及“张体”书法的部分提供了新的材料。张裕钊的书法在畿辅地区影响深远，而通过刘世衡的书法墨迹我们也看到了，在新城王树枏、冀州胡庭麟、胡宗照父子以临摹、继承为主一派之外，另有刘世衡守正出新的一脉。而刘世衡书法兼收博取、诸体皆擅，并能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其书学的气魄和趣味不可谓不深不远。他取法古人而有所坚守，出新意而融情入理，不背离法度，这样的艺术精神对于当代书坛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燕京墨场——刘世衡翰墨集》一书中收录了刘世衡《诗文辑稿》。刘世衡并无文集稿本、刊本或印本传世。这一卷《诗文辑稿》应该是刘世衡现存的唯一文学文献。此卷诗文存诗82首，词10首。他的诗歌以杜甫为宗，五律、七律居多。词则小令宗唐五代，长调学南宋。一些写给好友的诗词偶涉谐谑，可以看出刘世衡性格的另一个侧面。刘世衡的诗歌虽然不多，确是晚清民国时期畿辅诗坛潮流的产物，是“河北派”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莲池书院文人群体以经世致用为宗旨，经学、文学并重，而兼涉西学。这个群体中词人仅得王树枏、李刚己、常堉璋、李葆光数人而已。刘世衡词绮丽风流，足为晚清民国畿辅词坛增色。这又是《燕京墨场——刘世衡翰墨集》一书的文学价值。
藉由《燕京墨场——刘世衡翰墨集》所存文献，我们知道刘世衡是一位才情优长，干练勤勉的下层官吏；一个处于时代变革之际逐潮流而行的文人。在知人的同时，也得以论世，获得对晚清民国历史的认识，某些方面甚至可以弥补史书记载之缺。这是此书的史学价值。需要指出的是，书中收录了刘世衡司法函批十余件，让我们窥见了刘世衡对于民国司法事业贡献的一鳞半爪。而莲池书院学子中藉忠寅、邓毓怡、刘春霖、王振尧、阎凤阁、齐树楷等人都是推动宪政的精英人物，主张以宪法为根本，循着改良主义的道路建立一个法制的国家。由此我们确定，刘世衡从事司法工作，积极推进旧中国的法治建设并不是偶然的个案，而是具有深刻的社会思想背景和北学学脉传承的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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