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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司马书香 公安派代表作家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称“文三袁”。明末辽东又有袁崇焕、袁可立、袁应泰称“武三袁”，也称“辽东三袁”。 “武三袁”节制一方军政，负责抵御满清异族入侵。明末在“武三袁”的身上，发生的“斩将”行为在方式和结果上都有很大的不同，最终结局令后世人唏嘘不已。 登莱巡抚袁可立：“解至京师，仍令法司调取一切案卷，从公审问” 袁可立的斩将过程光明正大，程序严谨。“拟下臣部逮问”、“行令登抚解至京师，仍令法司调取一切案卷，从公审问”、“令登抚戮之海上”。也就是说皇帝已经授命将嫌犯抓到兵部进行审问，兵部又令登莱巡抚袁可立“行令登抚解至京师，仍令法司调取一切案卷，从公审问”，而兵部尚书则直接主张让袁可立在海上就地斩将“令登抚戮之海上”。 常言道“大案怕快，小案怕慢。”最后还是天启皇帝发了慈悲之心，“悯其畏法自投”（投案自首了），经过这么个一来二去的折腾过程终于保住了大将管大藩的一条命，有了后来跟随沈有容军前效命的机会，不至于因为仓促操刀或者个人恩怨而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因为头就长在嫌犯身上，啥时候砍头都是现成的，你慌个啥子嘛。就连熊廷弼、王化贞那样大的经略巡抚到该杀头的时候都照样得乖乖从容就逮，一个也跑不掉，更何况是一个武职将帅呢。 从级别上看，袁可立是加了兵部右侍郎衔的佥都御史登莱巡抚，正三品，兵部尚书也主张“令登抚戮之海上”，如果抢先斩一个副将管大藩已经是水到渠成的事，但他为了慎重并没有这样做。 《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卷之三十四：“天啟三年五月（初四）癸巳，兵部尚书董汉儒等奏：罪弁管大藩，津抚（李邦华）参其挟粮私遁，登抚（袁可立）参其逗遛糜饷。臣向有疏，请令登抚（袁可立）戮之海上，而饷臣（毕自严）之救疏至。饷臣惜大藩，未始不重国法，拟下臣部逮问。 皇上悯其畏法自投，薄禠职衔，令赴（沈有容）军前自効。臣以为不下法司一讯，无论法纪凌夷，即大藩亦何颜面偃然士伍之上。” 毕自严《石隐园藏稿》卷五“廉将茹苦疏”：“但祈敕下兵部，行令登抚（袁可立）解至京师，仍令法司调取一切案卷，从公审问。务使情符于法，法协于律。或从谪戌，或议拔黄，以明正其不守信地之罪，而姑贳其一死，以存公道，以示风励。” 袁可立早年有过司法风纪官员的经历，曾经在苏州从刀下解救过二十名即将被军方指控为倭寇处决的琉球良民，是历史上有名的清官廉吏，晚年受命节镇登莱军务。袁可立在辽战中的表现已经不仅仅是满足于防守一城一地，而是明金交战史上罕见的能向前推进防线并收复失地的杰出将领。自后金与明交战以来，明将都是被动挨打防御者多，敢于主动出击的绝少。后金攻城掠地，战无不克，以致于到了明将谈金色变的地步。袁可立出镇登莱后，于天启二年春发动登莱水师大兵出海，对后金主动出击叫阵，直接把原来的战线推进到后金占领的南四卫北端腹地，并以大兵压境的空前形势策反了后金复州总兵刘爱塔发动一场未遂政变，连续收复南三卫战略要地，给后金带来了交战以来从未有过的梦魇。 持有尚方剑的经略袁应泰：“候尚方裁决” 经略袁应泰持有“尚方剑”， 有对“关外事权原不中制”的特别授权，但真正到了“斩将”时却仍然十分慎重，经过了“按臣审明，听经略正法”、 “以追赃正法请部覆”、 “候尚方裁决”等一系列非常严苛的流程，生怕杀错了。为确保万无一失，尽量让多个相关部门参与进来进行把关，留下了反复确认和纠偏正错的机会，不至于因为枉法裁判而出现刀下冤魂。 从级别上看，袁应泰也是加了兵部右侍郎官衔，赐有尚方剑的三品经略，并且已经有司道等部门的全套裁决手续，涉嫌将领的级别也不算高，完全可以先斩后奏，但他仍然没有这么做。 《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卷之四：“泰昌元年十二月壬戌，经略辽东袁应泰以诛贪将何光先，候尚方裁决。督抚按臣亦相继以追赃正法请部覆，光先行按臣审明，听经略正法。仍行拘伊子何起虎究银马还官，以为剥军坏法之戒，允行。” 袁应泰这个人做官精敏强毅，治水和理财都有水平，在当时算得上屈指可数的清官。然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好名声被推上了守卫辽东的风口浪尖。但指挥作战确实非其所长，计划部署做的很糟糕，最后还是因为不听下属苦劝，一意孤行，乱发慈悲，完全相信叛将导致辽阳城沦陷，袁应泰本人自缢殉国。罪有余辜，但死事甚烈，堪可嘉恤。 有评论说：袁应泰无才而当大任，终丧辽东并天下强兵十余万，其罪浮于杨镐也！然应泰已用命，不足深苛，故首罪者，唯荐者而已。 持有尚方剑的督师袁崇焕：“入其军斩其帅如古人作手” 从史料看，“武三袁”中袁崇焕“斩帅”最为速度，直接“入其军斩其帅”，将同样持有“尚方剑”并享有开府特权的一品毛文龙就地斩杀，从当时的情形看是生怕杀慢了夜长梦多毛文龙有活下来的机会。但斩帅的直接后果是“清主大喜，置酒高会”，而且在四个月后就发生了满人悍然兵临北京城的“己巳之变”，这是自满人入侵中国十年以来首次没有后顾之忧获得机会敢于大举叩问京师，致举国震动，京师戒严。 从级别上看，袁崇焕是加了兵部尚书并持有尚方剑的二品督师，比袁可立和袁应泰“斩将”时均高一品，但他“斩帅”的对象毛文龙级别更高，是官居一品且合法持有尚方剑的一方总镇，享有比一般总兵更大的特权，袁崇焕没有权力对毛文龙实施“斩帅”，更不用说是慌里慌张“矫制”采取闪电行动了，这其实是给自己挖下了一个大深坑。看得出来袁崇焕是把以后的所有赌注都押到“议和”上了，已经完全舍弃了毛文龙这个战略棋子和战术悍将。 天启二年春，袁崇焕进京师朝觐，值全辽沦陷，适逢用人之际。《明熹宗悊皇帝实录》卷之十八：“天启二年正月甲子（二十八日），御史侯恂言：见在朝觐邵武县知县袁崇焕英风伟略，不妨破格留用。从之。”袁崇焕有胆略，好谈兵，袁崇焕叔叔袁玉佩的老同学（进士同年）侯恂，便利用这个机会将袁崇焕向朝廷做了推荐，这对袁崇焕本人的进身和朝廷用人都是一件大好事，直接走捷径大大缩短了七品县令的考满期，一步入京官。他激动地说：“只要能给我足够的兵马钱粮,我一个人就可以镇守山海关。”袁崇焕很快就和阎鸣泰配班子奔赴宁远前线，这时的袁崇焕年轻有为，很快获得督师大学士兵部尚书孙承宗的信任和重用，并在其后的宁远保卫战中取得了成功守城的佳绩，给悲观的明朝廷带来了信心和希望。唯其斩帅一节给历史留下了太多争议，至今疑团纷纷，咄咄不休，莫衷一是。特录史料实录如下： 《明实录附录之四 崇祯长编·蓟辽督师袁崇焕题本》：“入其军斩其帅如古人作手，臣饶为也。……自去年十二月，臣安排已定，文龙有死无生矣。” 《明实录附录之四 崇祯长编·蓟辽督师袁崇焕题本》："各官兵海上劳苦，皇上深念，惟汝之镇主毛文龙不良，历年所为俱干国法。如兵戎重任，祖制非五府官不领兵，即专征于外，必请文臣为监。文龙夜郎自雄，专制一方，九年以来，兵马钱粮不受经、抚管核，专恣孰甚，一当斩；人臣最莫大于说诳欺君。文龙自开镇来，一切奏报，有一事一语核实否？捕零夷、杀降夷、杀难民，全无征战，却报首功。刘兴祚忠顺奔来，止二十余人，而曰率数百众当阵捉降，欺诳疏甚，二当斩；人臣不宜犯无将之戒，文龙刚愎撒泼，无人臣礼。前後章疏，具在御前。近且有"牧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等语。据登莱道申报，岂堪听闻？大臣不道，三当斩；文龙总兵来，每岁饷银数十万，无分毫给兵，每月止散米三斗五升，侵盗边海钱粮，四当斩；皮岛自开马市，私通外夷，五当斩；命姓赐氏，即朝廷不多行。文龙部下官兵，毛其姓者数千人，且以总兵而给副参游守之箚，不下千人。其走使（走卒仆役）舆台（操贱役者）俱参游名色，亵朝廷名器，树自己爪牙，犯上无等，六当斩；繇（自）宁远回，即劫掠商人洪秀、方奉等，取其银九百两，没其货，夺其舡，仍禁其人，恬不为怪。积岁所为，劫赃无算，躬为盗贼，七当斩；收其部将之女为妾，凡民间妇女有姿色者，俱设法致之，或收不复出，或旋入旋出。身为不法，故官丁效尤，俱以虏掠财货、子女为常，好色诲淫，八当斩；人命关天。文龙拘锢难民，不令一人渡海，日给之米一盌（碗），令往夷地掘参，遭夷屠杀无算。其畏死不肯往者，听其饿死。岛中白骨如山。草菅人命，九当斩；疏请内臣出镇，用其腹爪陈汝明、孟斌、周显谟等，辇金长安，拜魏忠贤为父，绘冕旒像於岛中。至今陈汝明等一伙仍盘踞京中。皇上登极之赏俱留费都门，是何缘故？交结近侍，十当斩；奴酋攻破铁山，杀辽人无算，文龙逃窜皮岛，且掩败为功，十一当斩；开镇八年，不能复辽东寸土，观望养寇，十二当斩。" 《明实录附录之四 崇祯长编·蓟辽督师袁崇焕题本》：“但文龙大帅，非臣所得擅诛。便宜专杀，臣不觉身蹈之。然苟利封疆，臣死不避，实万不得已也。” 《崇祯实录·卷二》：“五月庚戌，袁崇焕至双岛，毛文龙进谒，慰劳甚至。戊午，矫制杀文龙。崇焕自出都门至宁远，专主款；於宁远捷后，即令番僧往清军中唁问，意欲议和。会罢归，未就。迨再出，陛见日，许上五年复辽；既而惧上责效，欲复修款议。恶文龙扰之，乃决计斩文龙……” 徐石麒奏疏：“袁崇焕遣喇嘛僧吊老酋，因以款议未成，而崇焕去位。迨先帝初立，意在灭奴，召崇焕授兵柄。崇焕阳主战而阴实主款也，甚至杀东江毛文龙以示信。嗣先帝之不许，遂嗾奴阑入胁款，仍戒以弗得过蓟门一步，崇焕先顿甲以待。是夕敌至，牛酒犒劳。夜未央，敌忽渝盟，骑突薄城下，崇焕师反殿其后。先帝于是逮崇焕诛之，而款议再败。” 《国椎》卷九十：“戍午，督师袁崇焕杀平辽将军总兵官左都督毛文龙于双岛。崇焕自出都门，至宁远，专主款。初，崇焕于宁远捷报后，即令番僧往唁奴虏，意议和，会罢归，未就。再出，无以塞五年平胡之命，声言折冲，虑毛文龙泄其计，是身入岛诱文龙至，……命水营都司赵可怀以尚方剑斩之。建虏以（文龙）扼其背，甚忌之。阴通款崇焕，求杀文龙。而崇焕中其计不觉也，惜哉。” 《国榷》：“袁氏便宜从事，天下闻之，诧为奇举，居亡何而郊原暴骨者如莽。袁氏身膺不道之罚，则杀岛帅适所以自杀也。才非周公，使骄且吝，又中建虏之诱，杀其所忌，能毋败乎！” 《明季北略·卷四》：“先是降将李永芳，献策於大清主曰：兵入中国，恐文龙截后，须通书崇焕，使杀文龙，佯许还辽。大清主从之。崇焕答书密允，复以告病回籍，乃寝。至是，再任，思杀文龙，则辽可得。” 《明季北略·卷五》：“崇焕既杀文龙，密报于清议和。清主大喜，置酒高会。” 《明季北略》：“崇焕捏十二罪，矫制杀文龙，与秦桧以十二金牌矫诏杀武穆，古今一辙！” 《明史纪事本末补遗·毛帅东江》：“初，天启间，崇焕抚辽东，遣喇嘛僧馏南木座往建州主款，会罢归，未就。至是再出，无以塞五年平辽之命，乃复为讲款计。建州曰：'果尔，其以文龙头来。’崇焕信之，且恐文龙泄其款计，遂身入岛诱文龙至……以尚方剑斩之。 《石匮书后集·毛文龙列传》：“督师袁崇焕事，适当女直主（努尔哈赤）病死，崇焕差番僧喇嘛镏南木座往吊，谋以岁币议和。女直许之，乃曰：'无以为信,其函毛文龙首来。’” 《石匮书后集·袁崇焕列传》： “崇焕以女直主殂，差喇嘛僧往彼议和，杀毛文龙以为信物。” 夏允彝：《幸存录》 “一至宁远，遂为讲款计。盖自崇焕自宁远奏捷之后，即令番僧往吊东夷以讲和，以罢归未就。再出无以塞平东夷之命，遂以平东夷自诡。虑岛帅毛文龙泄其计，遂身入岛，诱文龙斩之。” “武三袁”之间的关系 不少人关注于“武三袁”之间到底什么关系。“武三袁”中，袁应泰和袁可立交集很少，当天启元年三月袁应泰兵败自杀时，袁可立刚从家中被重新起用为尚宝司少卿。随后他汲取和评估过袁应泰因为叛将导致失败的教训：“臣念辽阳（袁应泰）以纳降陷城，广宁（王化贞）以判官诱败，兴祚之言未可全信，又思因间用间，实兵家妙用。”（《明熹宗实录·袁可立奏疏》） 天启二年春，当全辽沦陷，经略熊廷弼和巡抚王化贞遭逮。袁可立正任太仆寺少卿，三个月后的四月十四日，天启帝以“弹压登莱非公不可”令其出任山东登莱巡抚。袁可立以天启六年为兵部左侍郎，时袁崇焕任辽东巡抚守宁远。此二袁对“议和”问题的意见分歧，正是发生于这一时期。 “袁经略遣僧吊赠，公力诋其辱国。”( 明黄道周《节寰袁公传》) “袁经略遣人为□□吊祭，公恨其辱国非计，颺言于朝。某公急掩其口曰：'勿忘言，封拜在此举矣。’公叹曰：'以此封拜，不虑贻笑后世乎？’拂袖而出。大司马闻之逆珰，珰大恨之。令侦事者日伺公门，卒无可中者。”（董其昌《节寰袁公行状》） 由于袁可立对毛文龙“公故奇其胆智”（《节寰袁公行状》）的赏识，所以他在所有登莱巡抚中对毛文龙支持力度最大，积极筹划组建东江军，以致于清修《明史》说他“毛文龙居海外，屡以虚言逛中朝，登莱巡抚袁可立每代为奏请。”（不过大搞“文字狱”的清朝话语也不能全信，事实情况是袁可立在登莱的三年，后金被袁可立的东江军和登莱军打的溜地跑，直接退出南三卫，更是不敢跨西一步，是后金侵明以来最老实和服软的时期，是明金战争难得的战略相持阶段。） 到后来毛文龙和言官串通猛攻袁可立，袁可立也并没有因此就和毛文龙发生激烈互掐，只是劝毛文龙“海上去天远,臣子勿欺。”（黄道周《节寰袁公传》） 为避免内讧损害登莱防务，袁可立连上七疏辞官。从上述情形看，袁可立对毛文龙的处理是比较温和理性的，甚至于在辞官后还一再替毛文龙请功筹饷，这和后任巡抚武之望“顶硬上”的态度也有很大不同。至于袁可立是否同意袁崇焕以“斩帅”的方式客观上替自己解心头之恨，那时候袁可立已经退休在家了，且由于历史原因袁可立留给我们的史料也比较少，未见明确记载，不好妄自揣测。只是到了崇祯六年，因为失去主帅的登莱军相互火并，登莱防务彻底土崩瓦解，闻讯后的袁可立直接就心力交瘁死了，这说明袁可立对自己亲手扶植起来的登莱军团还是很在意的，心理上不能承受之重。
袁可立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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