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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阳说  查理·芒格先生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话：“我这一生当中，未曾见过不读书就智慧满满的人。没有。一个都没有。沃伦（巴菲特）的阅读量之大可能会让你感到吃惊。我和他一样。我的孩子们打趣我说，我就是一本长着两条腿的书。” 熟悉重阳的朋友们一定知道，阅读，一直是我们非常推崇的成长路径。 现在，我们希望和你一起，把阅读这件事坚持下去。 每一期专栏，我们依旧聊书，可能是书评、书单或者书摘。 每一期会有一个交流主题，希望你通过留言与我们互动。 我们精选优质好书，根据留言质量不定量送出。 世界莽莽，时间荒荒，阅读生出思考的力量，愿你感受到自己的思想有厚度且有方向，四通八达，尽情徜徉。 【好书】第143期：《崩溃：社会如何选择成败兴亡》
中信出版集团 2022年1月 互动话题：请就“什么导致文明衰败”发表你的看法。 留言时间：2022年4月28-2022年5月4日 （鼓励原创，留言精选≠赠书） 筛选及书籍寄送：2022年5月5日后 （选中会收到提交寄送信息的回复，逾期未提交/信息不全视为放弃） 千古兴亡事，成败在于己 如果说贾雷德·戴蒙德试图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中探讨“为什么不同的人类社会在大陆上奠定基业的速度有所不同”，那么在《崩溃：社会如何选择兴亡》中，则全力探讨“人类社会的崩溃”。《崩溃》做为贾雷德·戴蒙德的“人类历史三部曲”中的一部，十年前我曾经研读过。最近，中信出版集团又重新出版了这部辉煌的巨著。 为什么曾经强大的社会最终会走向崩溃？这是一个十分沉重的问题。过去社会的崩溃，貌似遵循着主题稍有变化的发展轨迹，比如，战争、饥荒或瘟疫。然而，并不是所有的过去社会都一味地遵循这一轨迹：不同社会崩溃的程度和方法都有所不同，还有许多社会并没有发生这些现象。 最近几十年来，考古学家、气候学家、历史学家、古生物学家、孢粉学家都发现并证实了无意识的生态自杀——生态灭绝。对于过去社会自我破坏环境的过程可分为8个种类：森林退化和栖息地的破坏、土壤问题、水资源管理问题、过度狩猎、过度捕捞、引进新物种对原生物种的影响、人口膨胀及人均增长对人类的影响。这八个种类造成了八种威胁。但是，贾雷德·戴蒙德认为，今日世界所面临的环境问题不仅仅包括上述8种威胁过去社会的问题，还包括4种新问题：人为造成的气候变化、环境中有毒化学物质的增加、能源短缺和人类对地球光合作用的极限利用。过去与今日，合计起来就是12种威胁。 所有这些问题揭示了为什么过去那些著名文明的崩溃其意义并不仅仅是传奇与神秘。史前太平洋群岛上的居民对树木进行不同程度的砍伐，重者则导致森林消失，那些社会有的延续下来，有的分崩离析，岛民无一幸存。于是，我们知道过去有些社会崩溃，有些没有：是什么使得一些过去社会变得特别不堪一击？是什么使得一些过去社会陷入生态灭绝？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并非所有的过去社会都因为环境问题而消亡，有些社会消亡了，有些却没有。 冰岛人和蒂科皮亚人就成功地解决了极其复杂的环境问题，繁衍生息了很长时间，直到今日仍长盛不衰。很久以前，挪威殖民者初到冰岛时，他们所遇到的表面上和挪威很接近，但实际却截然不同的生态环境。他们毁坏了冰岛表层土壤及其大部分森林。在很长一段时间，冰岛一直是欧洲最贫穷、生态最脆弱的国家。然而，冰岛人终于以史为鉴，采取严谨的环境保护措施，该国目前的人均国民收入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蒂科皮亚的岛民居住在偏远的孤岛上，因此几乎所有方面都不得不自给自足。通过对资源进行微观层面的管理和控制人口规模，这个被人类栖息了3000年的岛屿仍然生机勃勃。 因此，没有一个社会的崩溃可以完全归咎于环境变化，多少有其它因素的作用。最终，贾雷德·戴蒙德归结出五个要素解释任何类型的环境崩溃，其中四个：生态破坏、气候变更、强邻在侧、友好的贸易伙伴——对某个社会来说不一定非常重要，而第五个因素——社会如何回应生态环境问题最为关键。 考古学家约瑟夫·泰恩特在他的《复杂社会的崩溃》中，对因自然资源枯竭而导致环境崩溃的观点提出怀疑。他认为，关于这些社会没有采取任何修正措施而坐以待毙这个假说是有问题的。复杂社会的特点在于集中决策、信息流量大、各部门高度合作、上下级之间有正式的沟通渠道，以及资源整合。这一架构基本上有能力应付生产率的波动性与不足。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既然他们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何最终还是分崩离析了？泰恩特的理论指出，复杂社会不可能由于管理环境资源失败而招致灭亡。然而，这种失败却一再上演。 约瑟夫·泰恩特显然注意到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即社会群体决策的失败。贾雷德·戴蒙德由此描绘了一张导致群体决策失败的路线图，其中各种因素大致可分为4类：①群体可能在问题确实发生之前无法预测到它；②问题发生后，群体有可能仍然无法察觉问题的实质；③他们看到问题后，可能没有设法去解决它；④他们可能努力解决问题，但没有成功。贾雷德·戴蒙德认为上述这些导致人类社会失败和崩溃的种种因素，可以作为通往成功的路线图。如果我们能够了解群体做出错误决策的原因，那么就可以利用这一知识归纳总结出一份清单，用以引导正确决策。 1、没有预见危机 这份群体决策失败路线图的第一幅是，问题发生前，群体因没有遇见危机而铸成大错。对此相关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就是缺乏处理同类问题的经验，因此嗅觉不够灵敏。 典型的案例是19世纪80年代，英国殖民者将狐狸和兔子引进澳大利亚。今天我们知道殖民者将这两种外来物种引进澳大利亚后，给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了灾难性的冲击。当初，狐狸和兔子是英国殖民者费尽苦心才最终引入进来，而非无心之举。狐狸来到澳大利亚后，许多本土的哺乳动物都成了狐狸的盘中餐，这是因为那些哺乳动物是在没有狐狸的环境下演化而来，所以不具备抵御狐狸的能力。与此同时，引进来的兔子在澳大利亚不但与牛羊抢夺草木，还与本地食草哺乳动物争食，并在地下挖掘打洞。 以“事后诸葛亮”的后明之见来看，我们会认为这实在是愚蠢之至，殖民者煞费苦心将狐狸和兔子引进澳大利亚，现在却要花费几十亿美元来弥补损失，控制这些动物的数量。现在我们终于意识到，引进新物种经常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大量的经验使我们学会预测引进新物种的潜在危险。即使是专业的生态学家，也无法预测哪些物种的引进会成功，哪些会招致失败，以及有些物种在某地可以存活，其他地区则不可以。因此毫不奇怪的是，19世纪的澳大利亚人不像20世纪的人经历过外来物种造成的灾难，所以无法预见引进兔子和狐狸的后果。 我们不止一次地遇到过一些人类社会由于缺乏经验，所以无法预见即将到来的问题。例如，格陵兰的维京人无法预见十字军东征会打开欧洲与亚洲和非洲的贸易路径，使得该地区的象牙能够输入欧洲，从而影响到格陵兰海象牙的需求；他们也料不到海冰会越积越多，并封锁通往欧洲的道路。同样，由于科潘城的玛雅人不是土壤科学家，所以不知道大肆砍伐山坡上的树木会引发水土流失的问题，土壤最终被刷到谷底。 然而，以前的经验也不能保证社会因此具有预见问题的能力。特别是有些经验由于时间的流逝而被遗忘。有些社会能够依靠文字将发生过的事件事无巨细、一一记录下来，相形之下，没有文字的社会则缺乏保存过去事件细节的方法。例如，查科峡谷阿纳萨兹社会在12世纪受到大干旱袭击之前，已经几次经历过类似的灾难。然而，过去的旱灾年代久远，发生在12世纪那代人出生以前，而阿纳萨兹人又没有文字。因此，即使发生同样的灾难，他们仍然无法事先察觉到。 在现代文字社会，被记录在案的事件不仅局限于国王或行星，却也并不意味着我们会因此吸取以前的教训。20世纪50年代，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图桑市出现严重的旱灾，促使市民们发誓将来一定要好好管理水资源，但很快他们又故态复萌，新建需要大量水的高尔夫球场，肆意浇灌自家花园。难怪大哲学家格奥尔格·黑格尔会一针见血地指出：“历史给人的唯一教训，就是人们从未在历史中吸取过任何教训。” 社会无法预见问题的另一个原因是错误类比。当我们遇到一个不熟悉的情况时，通常会拿过去熟悉的情况与之对比。如果新旧方法的确类似的话，倒不失为好方法；但如果只是表面相似，则会非常危险。公元870年，维京人从挪威和英国移民到冰岛，前两个地区的土壤都是由冰河形成的黏质土壤，哪怕上面没有植被覆盖，也不易被风吹走。当他们来到冰岛，看到树木与挪威和英国大同小异，以为是同一种土壤。然而不幸的是，冰岛的土壤并非由冰河作用形成，而是火山爆发被风吹过来的灰烬。一旦维京人将林地清除，开辟牧场，裸露的土壤很容易就会被风吹走，由此冰岛许多地方的表土很快就遭到了侵蚀。 2、没有察觉问题 群体决策失败路线图的第二幅是，没有察觉已经发生的问题。这方面的失败至少包括三个在商业界和学术界都很常见的原因。 首先，有些问题的根源难以察觉。例如，肉眼无法分辨土壤的营养成分，只有依靠现代化学分析才能得知。澳大利亚和芒阿雷瓦岛上的第一批居民无从得知土壤养分耗竭的问题；某些地下深处盐分过高地区的农民也无法察觉土壤盐渍化的问题；挖掘硫化矿石的矿工同样不知道矿区地表径流内含有毒的铜和酸性物质。 另一个无法解决问题的原因在于远程管理，任何大型社会或大企业都可能存在这种问题。例如，蒙大拿地区最大的私有林场和林业公司的总部并不在蒙大拿，而是位于400英里之外的西雅图。由于公司的主管不在现场，因此不了解林场内野草问题的严重性。善于管理的公司会为避免这种情况发生，通常会定期派经理前去现场查看。这样看来，失败的远程管理的反面是成功的现场管理。生活在小岛上的蒂科皮亚岛民和山谷内的新几内亚高地居民之所以能安居乐业，部分原因在于千年来他们对社会赖以生存的每寸土地都了如指掌。 如果一个社会不能察觉到已经发生的问题，最常见的情况可能是问题发生得非常缓慢，上下波动很大。当前最典型的例子便是全球变化。我们已经知道近几十年来全球气温呈缓慢上升的趋势，主要是人为引起大气变化造成的。然而，全球气温并非每年都比上一年升高0.01度，而是上下起伏，每年都不一样。这种变化上下波动大，且毫无规律可言，必须观察很长时间，去除种种干扰信号，才能得出每年平均上升0.01度。这就是为什么几年前大多数气候学家还在怀疑全球变暖一说的真实性。中世纪的格陵兰人也遇到过类似的困难，他们无法确定气候是否正在越变越冷；同样，玛雅人和阿纳萨兹人也判断不出气候是否变得更为干旱。 另一个和“悄悄变化的常态”相关的名词是“景观失忆”，由于景观年复一年一点一滴地变化，50年后人们已经不记得当初的样子，例如全球变暖导致蒙大拿的冰川和雪地慢慢融化。20世纪50年代，在蒙大拿的大洞盆地，即使在盛夏，远山也永远是白雪皑皑。而在21世纪之交，白雪已经消失殆尽了。当地的居民几乎都没有察觉到这件事，因为他们在潜意识里只和前两年做比较。“悄悄变化的常态”和“景观失忆”使他们很难记得20世纪50年代的景象。这种经验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很难注意正在发生的问题，等到发现时，一切都已太晚。 3、理性的恶行 群体决策失败路线图的第三幅是，“理性的恶行”。社会在察觉到问题之后，并不像每个人所认为的那样尽力补救，而是通常无动于衷。经济学家和其他社会学家将这一问题归咎为人们利益冲突时产生的“理性行为”。即某些人认为损人利己没什么不对。 “理性的恶行”最常见的表现形式是“对我自己有利，对你和他人都没有好处”。在1971年之前，蒙大拿的那些矿产公司倒闭后一走了之，任由含有铜、砷和酸性物质的废水渗入河流中，这是因为当时蒙大拿州政府并没有法律规定矿场关闭后矿产公司必须清理环境。虽然蒙大拿州在1971年通过了相关法律，但矿产公司发现他们只要把高价值的矿石挖掘出来，然后宣告破产，便可省掉清理环境所需的大笔费用。结果5亿美元的环境清理费用落在蒙大拿居民的头上。矿产公司知道如何钻法律空子为公司省下一大笔钱，而把清理环境的负担转嫁给社会。这类例子在商业界数不胜数。 利益冲突产生的某种特定形式是广为人知的“公用地的悲剧”，这类问题与“囚徒困境”和“集体行动的逻辑”密切相关。5万年来，在人类居住的海岛和大陆，许多重要的海洋鱼类由于过度捕捞几近消亡，一些大型动物濒临灭绝。然而，也有很多地区的鱼类、森林和水资源得到良好的保护。在这些令人高兴的结果背后，有三种方式能用来保护公共资源，使其可持续利用。 第一种明显的解决方案是政府等外在力量的介入，强制实行资源配额。第二种解决方法是资源私有化，也就是把资源分配给每一个人，分配到资源的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势必谨慎管理。第三种是让每个消费者了解公有地的利益，让他们自行设计、遵守并执行一套谨慎的资源配额制度。冰岛人受孤立的地理环境影响，一直认为在可预见的未来整个群体必须依靠岛上的资源生存下去，他们知道若管理不当，不可能用下面这句话来做借口：“这不是我的问题，是别人的问题。” 理性行为引发的利益冲突还包括短视近利的消费者与着眼于长期利益的社会整体之间的矛盾；当权的决策者与社会其他人之间发生的利益冲突。有史以来，自私的国王、酋长和政客无论有作为还是无作为，通常都是引起社会崩溃的罪魁祸首。历史学家芭芭拉·塔奇曼在她的《愚蠢进行曲》中分析了历史上许多著名的灾难性决策。她认为，引起政治愚行的首要力量就是权力欲，也就是塔西佗所说的“所有热情中最罪业深重的一种”。在这种权力的支配下，复活节岛的酋长和玛雅国王要求人民为他们树立比对手更大的石像和石碑，因此他们才会一而再地加快砍伐森林的速度，而不是去保护它们。统治阶级不太可能因为与大众的利益发生冲突而去解决已经察觉的问题，因为他们很难从自己行为的后果中脱身出来。他们之所以不去解决已经察觉的问题，是因为他们能从这些问题中获利。 4、灾难性的价值观 与理性行为相反的是不愿意去解决已经察觉的问题，也可能归咎于“非理性行为”，即对每个人都有害的行为。当个体心中的价值观出现冲突时，常常会产生这种非理性行为。如果一件坏事有利于我们紧紧依附的价值观，那么我们可能会采取熟视无睹的态度。这样，就形成了群体决策失败路线图的第四幅：灾难性的价值观。 宗教价值观往往深入人心，因而可能成为灾难性行为的诱因。例如，复活节岛上大规模砍伐树木多半是出于宗教的缘故：巨大的石像是岛民膜拜的对象，因此他们不惜砍伐树木用来运输和树立起那些石像。与此同时，9000英里外，在另一个半球上，维京人在格陵兰岛上追求基督教的宗教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加上对欧洲人身份的认同，以及保守的生活方式使他们在严酷的自然条件下紧密相连、互帮互助，共同生存了几百年。然而，这些良好的特性同时也阻碍他们对生活方式进行变革，像因纽特人学习生存技能。要不是这样，维京人可能在格陵兰岛生存得更久。 现代的蒙大拿之所以不愿解决矿业、林业和畜牧业造成的问题，是因为这三大产业曾是蒙大拿的经济支柱，代表蒙大拿的拓荒精神和特性。蒙大拿的拓荒者们崇尚个人自由和自给自足，因此不愿意接受政府的计划和对个人权利的限制。卢旺达人视家庭为理想的生活形态，这在儿童死亡率高的年代是不二的选择，但也导致了今日人口泛滥的局面。正是早期的价值观使得当今社会对环境问题采取对抗的态度，而对于这些价值观他们没有再重新检视。一个人往往无法确定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是否带来毁灭，而摒弃这些价值观又能否带来生存的希望。格陵兰的维京人以基督教农民自居，实际上他们宁愿决定为基督教献身，也不愿像因纽特人那样活着，最终维京人便逐步走向衰亡。 对于任何一个社会而言，成败的关键在于知道哪些核心价值观应该继续尊崇，而哪些随着时代的变化应该摒弃并寻找新的价值观。成功属于那些有勇气作出困难抉择的社会和个体，同时也需要运气才会赢得最后的胜利。社会显然并非总是失败，要是这样的话，我们所有人都无法活到今天。那么为什么有些社会成功，而有些则失败了呢？当然部分原因关乎不同的生态环境，而非社会之身，有些地方的环境问题比其他地方更为严重。事实上，虽然各个人类社会生存环境的先天条件有所不同，但社会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自己的行动。 多年前，我读过《乌合之众》与《完美的群体》。前者表现了群体的“愚蠢”，后者则表现了群体的“完美”，完全是南辕北辙的观点。后来我认识到，这正是事物的两面性。如果说“乌合之众”呈现了群体非理性的一面，那么“完美的群体”则呈现了群体理性的一面。但是，深刻认识群体非理性的一面将比认识群体理性的一面更重要，因为它可以让我们避免由非理性一面而导致失败。贾雷德·戴蒙德也指出，我们只有深刻反思过去失败的原因，才知道如何改弦易辙，更正错误，从而走上成功之路。 内容简介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在本书中，戴蒙德延续其思考框架，聚焦生态环境与人类文明的关系。在比较历史研究的视野下，戴蒙德以自己熟悉的美国蒙大拿州作为引子，纵向比较了复活节岛、玛雅文明、格陵兰岛的维京社会、德川幕府时期的日本等过去社会的兴衰存亡，又横向分析了卢旺达、海地与多米尼加、中国、澳大利亚等现代社会的发展与困境。这些文明社会面临着相似的危机——在污染、瘟疫、战争、饥荒的背后，千疮百孔的生态环境是社会走向败亡的大前奏，而不同社会应对环境问题的选择决定了它们迥异的结局。基于此，生态环境如何影响人类社会的命运这一议题，从一个宏大模糊的背景角色走到前台的聚焦点下，一些从前历史研究所忽略的关键信息被提取出来，重塑了人们对社会发展的认知。 今天，现代社会同样面临危机——人口压力、全球性的环境破坏，地区性的崩溃可能会迅速向全世界蔓延。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是否不可兼得？戴蒙德为我们敲响警钟：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与抉择将决定当今社会的兴盛或衰落。 作者简介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生理学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国家科学院院士，是当代少数几位探究人类社会与文明的思想家之一。戴蒙德的研究使他获奖无数，包括美国国家科学奖、美国地理学会伯尔奖、泰勒环境贡献奖、日本国际环境和谐奖等。他的代表作包括《枪炮、病菌与钢铁》、《第三种黑猩猩》、《崩溃》、《昨日之前的世界》、《剧变》、《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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