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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4月，北京来电：调莫文骅到东北军区任政治部主任。对于这一调动，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高岗非常冷淡。原因是在延安时期，西北局与留守兵团之间闹过很大的矛盾，官司多次打到主席那儿。虽然问题得到解决，但无形之中，“东北王”高岗与萧劲光、莫文骅之间也结下了“梁子”，并一直延续到建国之后。本文就来说一说这件事。1938年2月，莫文骅由抗大调任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兵团司令为萧劲光。留守兵团驻陕甘宁边区，担负黄河河防及边区防卫、治安等任务。从1938年4月起，高岗先后担任陕甘宁边区及西北局书记。有段时间，军、地矛盾十分突出，“官司”多次打到主席那儿，主席也多次调解双方矛盾。在此之前，萧劲光曾是高岗的上级，两人在工作中就闹过矛盾，对高发过火。后来高担任了西北局书记。萧认为留守兵团直属于总部，与西北局没有隶属关系，所以不向高岗报告工作，结下了很深的矛盾。在1942年底至1943年初的西北局高干会上，以高为首的西北局批评留守兵团存在“不尊重地方、闹独立性、本位主义、个人主义违反群众纪律”等错误。甚至上纲上线，认为留守兵团是“路线错误、军阀主义”等。在此期间，主席也多次批评萧劲光，要他尊重高岗和地方。主席甚至说：“要尊重西北局的领导，连我们决定的事，都要通过一下西北局，你留守兵团决定的事怎么能不通过一下西北局呢？”后来，延安要求边区军政机构开展“拥军优属、拥政爱民”运动，双方矛盾才算解决。虽然如此，双方个人之间的心结并没有因此解开。萧劲光晚年在回忆录中，直言“我对高岗的印象并不佳，感到这个人水平低，眼界却很高”。这一点，莫文骅也回忆说“萧对高不感兴趣”。萧劲光说高岗“眼界却很高”，这倒是事实。在上级或同级干部中，高的眼里除了毛、林、彭以外，他能看得上的人还真不多。应当说，留守兵团与西北局的矛盾，主要发生在高岗与萧劲光之间。但莫文骅作为政治部主任，不可能不被扯进去。1939年底，莫文骅在警4团检查工作，反映当地老百姓对部队很不友好。了解情况后，莫文骅给边区副主席高自力发了一封电报，反映情况，希望协商解决这些问题。回延安不久，一天主席临时叫莫文骅去开会，一进门就被严厉批评：“你们军民关系搞不好，自己不检讨，还告状？”原来萧劲光把莫文骅的那封电报，转给了部分领导阅。朱总司令为此批评了边区。高岗对此不服，将此事报告了主席。这个会，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召开的，朱总司令、任弼时等首长以及高岗、萧劲光等西北局、留守兵团干部参加了这次会议。弄清情况后，莫文骅赶紧做了检讨。主席说：“军队要拥护地方，要爱护人民；地方也要拥护军队，照顾子弟兵”；并为搞好军政、军民关系定下一个原则：军民关系发生问题，军队应首先检讨自己。留守兵团成立后，最初没有配政委。据说，高岗自担任边区书记后，“一心想当留守兵团政委”。说实话，果真如此，对改善军政关系是有好处的。可萧劲光“对高不感兴趣”，一次对莫文骅说：“留守兵团没有政委不行啊，最好请上面派一个来；实在派不出，能否由我们两人中的一个来兼？”莫文骅经过考虑，以个人名义写了一个报告，建议由萧劲光兼任留守兵团政委。应当说，这个意图比较明显，就是不想让高来当留守兵团政委。总部很快采纳了莫文骅的建议，任命萧兼任政委。这件事，也是导致高岗对留守兵团及萧、莫不满的一个重要原因。彼此之间在延安时期的矛盾及心结，延续到了东北。1951年5月下旬，莫文骅到达沈阳，就任东北军区政治部主任。抵达沈阳的第二天，他去拜访时为东北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高岗。见面后，高岗明显很冷漠，握了一下手后，就把莫文骅晾在一边，自顾自地吃起东西来，既不表示欢迎，也不交待工作。见没话可说，莫文骅干坐了一会就告辞了。对此，莫文骅认为，是高岗在延安时期的矛盾，尤其是没能兼任留守兵团政委一事“仍记恨在心”。当时高岗的主要精力放在东北局及地方事务上，军区日常工作由副司令员贺晋年主持。所以，日常工作也相安无事。1952年军队评定干部级别时，莫文骅因1949年就是四野兵团政委，属于正兵团级。在东北军区开会时，莫也被评为正兵团级。可报到高岗那儿，只一句“莫主任评为副兵团级就可以了”，没给任何理由，就改低了半级。对此，莫文骅心里当然不痛快。罗荣桓（时任总政主任）知道后，特地打电话把他叫到北京，说“胸怀要宽宏一点，个人的事情就算了”，还陪他去游了一次万寿山。林彪得知后，也找他谈了一次话，表示安慰。想想，一来与高岗“没有多少道理好讲”，二来“又是个人的事”，也就算了。实际上，这次评级，对莫文骅后来授衔是有影响的：如果这次评定为正兵团级，授衔时肯定是上将。因为正兵团级将领中，除了主管授衔的徐立清极力要求低授中将外，其他全授上将。而副兵团级，可授上将、可授中将，个别还授少将（贺晋年）。1955年，莫文骅授予中将军衔。1954年4月，莫文骅被罗荣桓点名，去筹建政治学院，并担任副院长兼教育长，负责学院日常工作（院长由罗荣桓兼），1961年底升任政治学院院长，1975年担任装甲兵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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