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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周副主席率领的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的胜利喜讯传来，我们广大指战员无不兴高采烈，纷纷要求北上。在朱德、任弼时、贺龙、刘伯承、关向应等同志的坚决斗争和耐心帮助教育下，尤其是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的觉悟督促下，同时张国焘又遭到共产国际的指责，在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情势下，张国焘不得不随二、四方面军继续长征。我二、四方面军自进入甘肃地区，以英勇无畏的战斗，在一个月的短短时间内取得了洮州、漳县、通渭、渭源四个县城，崛州、陇西、武山等地，甘谷、定西、礼县等十多个县已多半被我军占领，并且新区的范围随着红军的胜利开展急剧扩大。这个地区物产丰富，人口多(近百万)，是创造抗日根据地的大好地区。  为此，中共中央西北局作出了关于建立甘肃省红军新台地区党的组织的决定，建立甘陕川省工委和甘肃省工委。甘肃省工委以峨、挑、漳、陇西、渭源、通渭、武山七县为基本地区，准备向兰州、定西、天水一带发展。省工委委员由十九人组成，省委常委有傅钟、曾传六、何长工、刘少文、郭潜、华民、邵式平七人，傅钟为书记，我为省革委主席兼政府党团书记。 “更喜氓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中国工农红军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谱写出了长征的壮丽史诗。  回首往事，感慨万千;伟大的长征，实在不平凡。张国焘阴谋南下，违抗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既定方针，我们被分到左路军的同志跟随张国煮钻进了死胡同，这里不管经过多少曲折和政治上的压力，但最主要的是我要从主观上认识这些问题，跟随张国焘南下犯了执行张国熹路线的错误。当时，我任军团政治委员，又是军委书记，作为军团的主要领导者，我们军团参加了张国焘分裂红军的南下，为拉拢我们还把我委以所谓“中央委员“，这就影响和损害了九军团广大指战员的政治热情，其责任应由我个人负，红九军团其他领导同志及广大指战员是没有责任的。尽管在南下中撤去我九军团政委的职务。 然而，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等中央领导同志对红四方面军和原一方面军在长征途中留在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是非常关心的。我们长征到甘肃会宁三个方面军的红军胜利会师之后，我以悲喜交集的心情即去保安，毛主席把我及我的夫人尹清平安排在他住的隔壁的窑洞里。在这里毛泽东同志曾用两个下午的时间跟我谈话。第一个下午我向毛主席汇报了红四方面军和三十二军(九军团)内部的情况，当时毛主席认为我对红四方面军的看法是客观的，公平的。第二个下午，我作自我批评，执行了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南下的政治路线错误。主席说，不要背包袱。不追究下面哪个人的责任，应由张国焘负责。中央对你是了解的。我想让你负责四局的工作，这个工作是艰苦的工作，你能胜任。 我建议毛主席让我到红大去学习，我这辈子还没有系统学习过，通过学习要把这笔流水帐认真清算一下，我推荐原红四方面军三十三军军长王维舟同志担任，能负重望。主席说，你当局长还是当学生，我跟恩来商量一下。过了两天周副主席找我谈话，他说，主席跟你谈话的事给我讲了，你作了检查，这就完了，难道张国熹和我们大分裂之后，你还能和他来个小分裂吗?你可以去学习，但作为机动干部，随时可以调出来工作。朱德、任弼时同志向中央汇报工作时说，你有错误，有自我批评，同时指出你做了两件好事:一是你和大家千方百计筹备了可供二、四方面军会合北上所需用的粮食及代食品，竭力克服吃食上的困难;二是组织了秘密收容所，保护了红一方面军“落伍”掉队的干部和战士。他们的汇报内容中央是作了记录的。 周恩来同志和我谈话之后，我便去红军大学高级班学习。在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将军让出了延安，红大改为抗日军政大学。这期间于三月份党中央召开了延安会议，解决张国焘路线是非问题，从而把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团结起来。我参加了这个会议，并在会上作了深刻的检讨。当我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后，再次要求去党校学习，毛主席在约我谈话中说，新的形势已经到来，一再勉励我继续办好抗大。毛主席说，这是一项战略性的任务，为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以至解放全中国准备干部、培养人才，任务是光荣艰巨的。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侵略军的炮弹，落到了文明古老的北平城郊区，接着日本又在黄浦江畔上燃起了战火。从此国共合作形成了全面抗战的局面。那时，我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学习刚刚走出校门不久，准备奔赴抗日前线。在太原失陷前后，山西战局吃紧，同时毗邻陕甘宁边区的(黄)河防也逐渐紧张起来。这时为了加强河防，保卫抗日的策源地，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对千里河防进行了部署。其中清涧、米脂、绥德、霞县、吴堡五县设警备司令部，于十月二十二日，毛泽东、肖劲光同志委我为司令员，郭洪涛为政治委员，张际春为政治部主任。随后改变部署，从临镇河以北到清涧之河口设两延(延长、延川)河防司令部，我于十一月中旬又调任那里任司令员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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