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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车赶回广州三九脑科医院，刚从环城高速冲向天平架收费站，发现几只蝴蝶从正面撞向车前窗玻璃——无一例外，它们全死了。事情有些诡异。出了收费站，我将车停在沙太路边，下车用纸巾慢慢清理蝴蝶的残肢，心里一阵痛楚。 晚上，在医院三楼重症病房的医生办公室里，主治医生通知我，父亲已经……当时，是公元2014年6月29日晚上8点03分。作为直系男性后代，我要承担的首先是责任，而不是痛苦。这时，母亲知道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人走了。 经同族婶子介绍，父亲遇到母亲：当时父亲二十三岁，母亲十七岁。据说那是一个春上——我想，应该是春上，外公家后山上的花开了一朵又一朵。两个年轻人在外公家前面的山路上见面了——但不是一见钟情。后来，父母先结婚后恋爱，生育并抚养我和老二两个孩子，年轻时生活在农村，种田务工打粮食；年老后主要随儿子居住在城镇，看电视，照顾孙子、孙女，到处走走。他们在一起，日日夜夜、朝朝暮暮，长长短短、起起落落，一共四十四年。四十四年，在盖棺定论作人生总结的时候，也就是花开一瞬。母亲在我身边嘤嘤哭了起来。我赶紧扶住母亲，说：“姆妈，还有我呢，还有我呢。”我告诉母亲，凡是存在于时间里的事物，既有开始，也有结束，包括你和我。这个道理，母亲当然懂。但是，当父亲生命结束成为冰冷现实的时候，她还是哭了。 至今，我清晰地记得父亲住院的这几天里对我说过两句话，第一句是：“没搞头。”我懂父亲的家乡话。从这句话判断，父亲知道自己已经走到了生命的终点。关于将死之人知道自己即将离开，据说是有科学依据的。这种依据主要是经过痛苦后不再痛苦，那叫回光返照。但是，我笑着劝父亲要相信科学：“这是广东最好的脑科医院。”第二句是：“新儿，新儿……”我知道，那是父亲在呼唤我的名字。我赶紧趴在他床前，握着父亲干枯的手，抑住眼泪，说：“爹爹，我在这里。”他看着我，想说点什么……后来，我追忆当时的场景，努力猜测父亲到底想说什么。当时，我担心父亲放不下母亲，于是说：“爹爹，我们两兄弟会照顾好姆妈的。” 后来，我把父亲埋在老家的山上。据说，那山的南面，埋了父亲的好兄弟赵付田。在我的印象中，赵付田拉着板车穿着草鞋（后来我想，有些人草鞋穿一生，有些人皮鞋穿一生，有些人布鞋穿一生），总是憨厚地拦下我，并执意让我叫他“伯伯”。其实，他比父亲小两岁。小时候，我拗不过他，叫了一次赵伯伯。长大后，我才知道父亲和赵伯伯是工作的拍档。改革开放初，赵付田是队长，父亲是会计。他们两个人主持了长湖十队的“包产到户”工作。现在，他们两兄弟都埋在同一座山上，一个山南，一个山北，都头枕山脊。赵付田的遗孀莫婶子曾拉着我的手说：你父亲杨朝焕，和我家赵付田，生是老兄弟，奋斗在一起；死是老兄弟，埋葬在一起。 赵付田是一个可怜的人。据说，赵付田曾生了三个儿子，但是一一夭折了，后来只好抱养了外甥继承香火；父亲生了我们兄弟两个，都先后长大成人。老杨家修族谱的时候，父亲下面有两个分支，那就是我和老二。现在，我们将父亲的血脉传给了下一代。我膝下一子，老二膝下一女，均是父亲的后人。那次在老家，我曾抱起四岁的侄女儿，眼眶湿润，很享受地听她叫我“伯伯——伯伯——”。这时，我感到父亲就在我怀里。现在，我知道父母子女不过是一场轮回：我小时候，他们抱我；他们老了，我抱他们。 很多时候，我坐在单位的花坛边，看花丛中飞来飞去的蝴蝶——哪一只是父亲呢？我靠近蝴蝶，它就飞走了；我坐下来，它就飞回来了——它和我若即若离……它是我父亲吗？有一次，我曾祈祷：如果父亲有灵，就让蝴蝶落在我的手上吧。我伸出手……等了很久……那只蝴蝶只是飞来飞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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