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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我的岳父8日晚上9点在川口家中安详辞世，享年八十七岁。妻子怕影响我休息，所以拖到次日凌晨才报丧。尽管我早有思想准备，但是悲痛的心情依然涌上心头。 岳父经营着一家道路桥梁维修公司，一直没有退休，直到他去世前两天，还在家中处理公司的事务。前一年6月老人家出现血尿，被诊断为右肾癌伴右肾功能不全，并且有肿瘤转移。 他是我见过意志、精神最坚强的人。我见过的绝大多数患者都是肉身还没大碍，精神意志先垮掉了。 回顾这一年来的经历，老人家没有遭受太大痛苦，就连医生和护士也都惊讶。他肾癌广泛转移，却没有出现癌性疼痛。老人家走得很安详，用“寿终正寝”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所谓寿终，是指长寿而终。按照中医理论，人得天命、尽其天年，应该有一百二十岁的寿命。但因为后天、人为的伤害和不节制，很少有人能活到一百二十岁，多少要打一些折扣。打九折是一百零八岁，打八折是九十六岁，打七折是八十四岁。满一甲子等于打了五折，勉强算是寿，活不到六十岁的都算“夭折”。所以，一般人活到六十岁都要庆祝一番，威虎山的百鸡宴就是给座山雕过六十大寿。真正的长寿，至少要过八十岁才算。以中国的古礼，八十岁以上寿终正寝的，送礼不用白布，而用红色挽联、红帐子，当作喜丧办。 所谓正寝，就是死在自己家中正屋的炕上或床上，而且死得无痛苦，如同入睡一样。就是在自己的房子、自己的床上睡了一辈子，正常地死在那里。所以，客死他乡或者死在医院里——死得很痛苦，插满各种管子、打着止痛药， 还没死就痛苦得想着安乐死，那都不算正寝。 中国人讲究五福临门，很多杯盘、字画上都有五只蝙蝠组成的吉祥图案，代表五福。据《尚书·洪范》记载，五福包括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排在首位的是寿，排在最末尾的“考终命”就是善终的意思。五福的观念和排序，代表了中国人的生命观、价值观和伦理观。《黄帝内经 · 素问》的首篇《上古天真论》一上来就讲： “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岁，而动作不衰。”后来讲到真人“寿敝天地，无有终时”，圣人“以恬愉为务，以自得为功。形体不敝，精神不散，亦可以百数”。 近代学者钱穆的祖父三十七岁谢世，父亲终年仅四十一岁。1928年，钱穆的结发妻子和新生儿子也相继死去。其长兄钱挚在为弟媳和侄儿料理后事期间，因劳伤过度，旧病复发而亡，年方不惑。家中“三世不寿”，因这些人生变故，加上钱穆本人早先亦体弱多病，他读书时就颇关注“年寿”之事。 他读陆游晚年诗作，深羡放翁长寿。读《钱辛楣先生年谱》，知道钱大昕（xīn）中年时体质极差，后来转健，因而感悟：“人生不寿，乃一大罪恶。”之后，钱穆在日常生活中注重养生之道，起居规律，坚持修炼，强化生存意识，以挣脱命运的“劫数”。最后，他以九十六岁高龄辞世。 现代社会，人们的三观与古人不同。很多人不在乎活得长不长久，而在乎活得精不精彩。如果在平淡且长寿和短命且灿烂之间做出选择，他们宁愿选择像流星一样划过夜空，或者像樱花一样短暂怒放，迅速凋谢。有些人临死前会后悔，但是很多人至死也不后悔。所谓求仁得仁，各从其欲，皆得所愿。让人不能接受的则是，做的是透支精血燃烧生命的事儿，却同时期望活得长。现在医疗条件好，新药、新技术层出不穷，但是猝死的中年人越来越多，都是四十多岁就走了，连个“寿”都谈不上，原因就出在生命观和价值观上。 至于善终的问题，涉及生命伦理观。现在很多人鼓噪要通过关于“安乐死”的法律，借口就是不忍心看到患者临终前无药可医、挣扎求存的痛苦。我个人强烈反对安乐死，这就像授权银行随时可以销毁呆坏账，不仅不去追究银行放贷的责任，从而改进工作，反而助长渎职、贪腐行为。很多患者的临终痛苦是医疗不当造成的，比如目前美国出现的滥用阿片类止痛药的问题。不反思医疗伦理以及医疗过失、医疗适当的问题，直接一笔勾销的结果，就会造成更大的医源性伤害。 人到中年，都应该学点中医。我们学中医的目的，不见得非要做医生。张仲景在《伤寒论》中说：“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这句话是说，父母病了，我起码不会干蠢事，不会以尽孝的名义把他往死路上推；碰到需要帮助的人，我可以有效地帮助他；最重要的是，我学会了更好地关爱自己。 徐小周，字文兵，著名中医专家，出身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多次受邀在北京电视台讲授健康知识；担任中国气象频道长期主讲嘉宾；受著名主持人梁冬之邀，作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讲中医智慧。跟徐文兵学中医、学养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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