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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昌麒麟，男，上海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城市历史地理。 钟翀，男，浙江浦江人，历史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历史地理、地图史。 王潇杰，男，河南安阳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城市历史地理。 提 要 《重修琴川志》是现存为数不多的宋代县志，在厘清其成书年代和作者等相关争议的基础上，确证该志文字史料与所附《县境之图》留存了南宋常熟城市面貌的详细记录。运用此志之图文史料以及宋之后的当地志书和近代实测地图，可细致还原南宋时期的常熟城市平面格局，进而探究唐宋之际该城从县治南部小幅地块拓展为沿运河及元和塘等水系干道渐次展开的发育历程。就南宋常熟城的分析来看，“界”作为该县城之中的独特基层管理组织，或与“乡”存在一定联系，其范围仅局限于城市建成区，且并非为块状闭合区域，外缘边界不明晰，与县下乡村管理组织交错排布。 引言 历来研究认为唐宋是城市变革的时代，这一时期是中国城市发展的重要时段。宋代江南地区的城市分布相对密集，史料留存丰富，而且其中相当部分城市的历史形态至今仍维持较好，这些条件都为研究宋代江南区域城市史提供了便利条件。区域城市史的研究在于点面结合，既需要扩充研究对象的数量，增加广度；亦需推进个案城市的细部研究，加强深度。就宋代江南城市而言，尤其是历史形态与基层管理组织两方面，学界目前已有不少研究积累，形成一定的广度。南宋常熟的复原研究是对个案城市的深化研究，探求其上述两方面的历史面貌和演化过程。 常熟古称琴川、海虞，位于长江南岸，该城作为常熟县治有近1400年的历史。其宋代城市史料留存颇多，但尚未系统梳理。本文尝试通过梳理宋代常熟史料，并运用中外近代实测地图等资料，上溯还原宋代常熟之城市形态，探讨其基层管理组织架构，以全面展现南宋常熟城市风貌。 一、《重修琴川志》所见《县境之图》 常熟在历史上曾出现多部以“琴川志”为名的方志，现存最早的一部就题名为《重修琴川志》，是今存不多的宋代县志之一，史料价值弥足珍贵。书中保存了大量南宋常熟城市史料，尤其是卷首所列《县境之图》更是难得的常熟城市古舆图（见图1），对本文考察南宋常熟城市形态最为重要。然而，今本《重修琴川志》在撰修者、成书年代上皆存争议，今存最早的版本中又不见《县境之图》，因此有必要先行厘清此书的版本及文本、舆图由来。 图1 《县境之图》 自清以降诸家书目对该书作者各持歧说，主要有宋代孙应时、鲍廉，及元代卢镇等。此外，民国《重修常昭合志》和今人顾宏义等又认为宋代孙应时、叶凯、鲍廉，及元代卢镇都修过《琴川志》，今存本是其中一本。据孙昌麒麟与钟翀研究，今本《重修琴川志》为南宋宝祐初年鲍廉主持编修，编修过程中多处引用了孙应时的《庆元志》，但并非是在该志基础上增修，所引内容在全书篇幅中占比较少。元末至正年间卢镇整理重刻此志，因而混入少量宝祐之后史事，但重刻过程中并没有大规模修改添补。今日所见鲍廉宝祐《重修琴川志》的绝大部分内容仍是宝祐编修时之原貌。 版本方面，鲍廉《重修琴川志》的早期版本有宋宝祐初刻本和元至正再刻本，两本都已亡佚。现存最早的是明末毛氏汲古阁刻本，书中无舆图。不过，其它重要版本，诸如清张海鹏传望楼刻本、清嘉庆《宛委别藏》抄本、清道光三年（1823）瞿氏恬裕斋影元抄本等都收有舆图；亦即是说，今日所见书中包含《县境之图》（见图1）在内的5幅舆图，其版本最早只可追溯至清代。 所幸的是元本流传较久，延宕至清代，如道光三年（1823）仍有恬裕斋影元抄本问世。该抄本前有常熟人言朝楫嘉庆十年（1805）书跋，称其家藏有元本，“余家所藏龚跋本，各图皆全，后余因书中有缺页缺字，借汲古本补全之，忽为当事借观，索还日而图少几页。”由此可知元本确有舆图，虽然道光三年（1823）所抄元本的图已缺失，但恬裕斋本中仍有舆图，并且是今存各图中最善之本，对本文的考察最为重要。恬裕斋本的图源目前还不能确知，不过查弘治《常熟县志》以下多种县志均以“旧图”之名收录前志舆图。将这些“旧图”与今各版《重修琴川志》中的舆图比较，图中地物表现几乎完全一致，是同一套舆图。如此说明《县境之图》等舆图最迟在元至正年间既已出现，而今所能见最早版本为明弘治年间。 再则，图中所用地名，可判断该图绘制的时间。如图中“琴川驿”是“嘉熙初元，令王爚增辟一新，榜今名。”“赏心亭”原名弦歌馆，是南宋嘉定年间叶凯改为百花堂之后，再次改的名字。所以，凭此可以断定《县境之图》是宋代舆图，所绘内容为南宋常熟城市风貌。 综上所述，今本《重修琴川志》中的宋代舆图从未断绝，虽在今本中存阙不定，但元至正再刻本既已存在，而明弘治县志等距宋元志较近方志中也有转录，故即使今所见舆图最早出现于清代各本中，仍具有较高可靠性。 二、南宋常熟的城市形态 按宝祐《重修琴川志》卷1《叙县》，今常熟城原是东吴虞农都尉所在，晋太康四年（283）设海虞县，隋代废入常熟县，唐武德七年（624）常熟县治由南沙城迁至此处。《太平寰宇记》“常熟县”条所记与《重修琴川志》略同，说明今常熟城所在地在三国时就已形成聚落，至武德七年（624）立为县治，已经历了约400年的发展。 今日常熟城区远超历史时期的城市街区，明清形成的围郭都市嵌入城区西部，只占今日街区之小部，南宋城区即在明清围郭原址。根据1925年《常熟县城厢图》（见图2）、1940年《常熟城图》等民国时期的大比例尺实测地图，民国街区仅覆盖城墙之内，而略溢出南城墙，可见南宋以来城市规模也在这一范围之内，绝少变动。 图2 常熟县城厢图（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925年刊本改绘，比例尺1/2500，局部） 1925年的《常熟县城厢图》（下称1925年图）应是常熟最早的大比例尺实测城市地图，该图绘制细密，注记详实，下文将以此为作业底图，来复原研究南宋《县境之图》与宝祐志记载之城市。 1.城门与城市边界 城墙一般被视作围郭都市的外部界限，南宋常熟并无城墙，之前曾筑一座数百米小城，是宋之前用于屏卫县治的子城。不过，宋代常熟县虽未筑城，但按《重修琴川志》卷1记载，在建炎年间县令李闓之就建城门5座（东门行春、西门秋报、南门承流，北门宣化，东北门介福，载于宋《县境之图》，见图1），用以区分城市内外，由此形成比较明确的城、郊之界线。那么，通过上述5门的图、文记载，能否获取较为精确的南宋常熟城市边界呢？ 五门之中，除西门外都被今护城河内侧元末所筑、延续至明清的围郭所继承。弘治《常熟县志》（下称《弘治志》）卷1《城郭》记载元末所筑城墙在弘治时“城渐颓圮，南北东三门尚存，成化间改承流门为阜民，宣化门为望海，俗又呼为北旱门，介福门为通江，俗又呼为北水门”。承流、宣化、介福三门皆沿袭南宋之名，所以考虑元末筑城，其东南北三城门很可能也随着南宋城市边界就宋城门之址而建的。 嘉靖《常熟县志》卷1《城池》提及元末城墙基址两侧护城河仍在，“城之内外皆有渠，外渠之广倍于内，即有事变，未可以易涉也。”此志成书后不久，常熟再建城墙，就是利用了被内外城河限定位置与走向的元末城墙基址。 由上述考察并结合地图资料推知，明清常熟城墙东南北三面走向与元末城墙一致，并能上溯南宋城市之边界轮廓，南宋城门大体应在明清城墙线之上。 《重修琴川志》的《虞山南境》图将宋代的西门秋报绘于东岳庙东侧，明清老城厢西门在东岳庙西侧。《重修琴川志》卷4《叙山》提及“南道出秋报门循山而西，致道观、岳祠皆瞰山之麓”，按《县境之图》可知秋报门当在致道观与东灵寺之间。民国《重修常昭合志》（下称《民国志》）卷11《坛庙》记常熟城隍庙“明洪武三年知县田义即东灵寺基改建，即今庙也”，《弘治志》卷2《社学》载“邑城旧有社学，在县治西秋报门内城隍东数十步”，则明确秋报门在东灵寺西无误。1925年图有“致道观旧址”“常熟城隍庙”，在今西门大街石梅小学与石梅广场之间，距明清西门约400米。至于西门向西外移的主因，是后世筑城欲将虞山包入城内，并非肇于城市街区的扩张。 由此可知，南宋之时，5座城门即已框定常熟之城市边界，勾勒出古代该城之范围，并形成一条稳定的“固结线”，为元明清所因袭。考虑到常熟城市由来已久，可以推知这条固结线形成甚早，而且也少有变动，反映传统江南城市一旦成型就会长期保持其形态的稳定。 2.坊、巷、桥、河与城内通道 街道、桥梁和水系等城市内部空间的线状地物因其交通功能而生成，并串联起城内各建成区，在这些线状地物两侧即所谓“沿街（河）面”首先产生建筑，进而形成街区。这些地物本身具有开放、线状的空间特性，极易成为城内功能区或市政基层管理的天然界线。 《重修琴川志》保留了大量城内线状地物的记录，合计有13坊、15巷、34座桥梁；《县境之图》绘出了几乎全部的坊和半数左右的桥梁、以及主要的街道与水系。这些资料完整展现了南宋常熟城市的基本结构。 2.1）坊 南宋常熟城里的坊是街道。《县境之图》将各坊之名皆标注于道路之上，并且诸如《重修琴川志》卷1《坊》中“衍庆坊在县西北，通慧日寺”“虞山坊在县西北，以登虞山，故名”“衮绣坊西出秋报”等所记，可以明确坊作为道路交通的功能。 《重修琴川志》所记13坊，在《县境之图》上除兴福、兴贤2坊外皆有标明，根据书中记录与图上与之相关桥梁等地物的标注，并通过1925年图等资料、考察当今街巷走向，各坊位置都可复原（见图3）。 其中，与今街巷位置重合的坊有飞舄坊、富民坊、兴福坊、寿安坊、衍庆坊、聚星坊、衮绣坊、紫微坊、虞山坊和兴贤坊10条。今已无街巷与之相合的坊有制锦坊、春风坊和丛桂坊3条。 《县境之图》记聚星坊为聚恩坊，据《重修琴川志》称聚星坊“以钱丘富诸寓公皆居此，以故名。”当以“聚星”为是。 紫微坊，《县境之图》中在天宁寺南，言公西巷北，东起聚星坊，西至虞山坊，图中紫微坊过聚星坊连接的东西街道东端为通江桥。按，此处图有误，图中运河（今琴川）这段有通江、瞿桥、文学3桥，3桥西端各有街道相连，瞿桥所连是图上唯一注名的言公巷。常熟传为言偃故里，城内以言偃为名的言公巷、言子巷、子游巷实为同一条街巷。按1925年图，言子巷所连桥梁为醋库桥，北为瞿桥，再北为通江桥。《弘治志》卷1《桥梁》云“文学桥在县治东北一百五十步，子游巷口，旧名言偃桥，又名醋库桥”。所以《县境之图》此处3座跨琴川的桥梁应各移动至上方一条街道，文学桥连接的街道为言公巷，瞿桥连接的街道为紫微坊东侧街道。又，天宁寺西侧有一条南起紫微坊的南北向街道，与今天宁寺巷位置相近，查按万历《常熟县私志稿》已记录该巷，1925年图亦有此巷，位置也与今相近，故该巷即为今天宁寺巷。综合瞿桥所连街道与天宁寺巷的位置，紫微坊是今引线街。 2.2）巷 《重修琴川志》卷1所记15巷非实数。如《县境之图》所绘天宁寺巷，志中未载。又，所记数巷与坊重叠，实为一条街道，如市心巷与寿安坊、聚星坊，青果巷与富民坊。《县境之图》虽只标注“言公西巷”“言公东巷”两条支巷，但通过相关地物位置关系推测，仍能得出南宋大部分支巷之今日位置所在。 按《重修琴川志》所记15条巷中，吴国言公东、西两巷、邵巷、青果巷4巷仍可见于1925年图；朱师、市心、金驼、捕盗4巷在1925年图上以近音字标示为洙泗、寺心、金童子、大步道之名。其余镇桥北巷、何家巷、曾家巷、庙巷、新街巷、冷家巷6巷的位置与走向均可考（见图3）。惟有白家巷只能大致确定其在今小东门街附近，具体位置难考。 这15条支巷，除朱师巷、曾家巷、庙巷、白家巷4条外，《县境之图》皆已绘出，但即使加上13坊，也只占到图中街巷半数左右。图中另外半数街巷的名称与定位，需通过《县境之图》与今地貌的比对，并利用图中地物参照作出考证（见表1、图3）。 2.3）桥 《县境之图》有桥13座，12座皆标注名称（寿安坊南端的何家桥未注桥名，见图1）。13座桥中除顺民桥外，均可根据1925年图与相邻街道的比对找到今日确切位置。而顺民桥在《县境之图》绘其跨运河，《弘治志》卷1《桥梁》记“在顺民仓北”，即1925年图上白粮仓旧址东北、第六弦河口东南、跨运河的那座桥，在今通江路东侧。 《重修琴川志》卷1《桥梁》共记34座桥，《县境之图》13桥都在其中，而图中未绘出的21桥之中，1925年图绘出通济桥、庆仙桥、范公桥和草桥这4座，其中通济桥1925年图作“坊桥”，是《重修琴川志》所记该桥俗称。另外，升仙桥与八字桥实为同一桥，《弘治志》卷1《桥梁》云“升仙桥，与庆仙桥对峙故，俗名八字桥。” 剩余16座桥中，位置准确可考的有孩儿、太平、焦家、中和、小虹、黄栢6桥（见图3）；位置大体可考的有市曹桥、东何家桥2座；位置不可考的8座桥中，善利、龚家、鱼行3桥皆在县治西南，王家、天心、金家、包家、俞家5桥在县治西北，这几座桥按崇祯《常熟县志》卷2《桥梁》说在明末既已“大抵湮为平陆”，《民国志》认为城西北的几座可能位于北门大街一线。 2.4）河 常熟地处江南水网，它的别称“琴川”就同水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传闻，“琴川”之名源于城内七港或城外五浦。《重修琴川志》卷1《叙县》： 又别名曰琴川，此其顛末也。县治前后横港凡七，皆西受山水，东注运河，如琴弦然。今仅有一二通流，余皆湮塞。或云五浦注江，亦若琴弦。 南宋时七港多已湮塞，仅有一二条尚在，但几座紧贴运河西岸的南北向桥梁指出了旧横港的位置，如太平桥、小虹桥，所跨河道必在7条横港之上。1925年图中有数条自运河西出的横港当亦是横港残留尾闾。 五浦是太湖泄洪河道，《重修琴川志》卷5《水利》记“盖此邑有五浦，皆注于江。东则白茆浦、东北则许浦、正北则福山浦、西北则黄泗浦及奚浦。”今皆在。 《重修琴川志》卷5《叙水》专记的水系不多，其中与城区相关的只有小娘子泾、山塘泾、常熟塘、福山塘等几条，远少于城内实际河道的数量。《县境之图》所绘也不限于上述河道，图中水系以运河最为醒目，自介福门南下到显星桥，又折向西面到承流门，呈反L形；折向西的运河在望仙桥处向北汊出一支流，直至寿安坊。 关于运河，《元丰九域志》“常熟县”条下已记录此河，一直是常熟城区最重要的水系。介福门至显星桥段，即今琴川，向北出介福门接福山塘，直抵长江；向南过显星桥，继续往南，元末筑城后，在显星桥南被城墙截为内外两段。显星桥至承流门段，今称祝家河，其前身是唐元和年间开通的常熟塘，今称元和塘。常熟塘的开通将运河南北贯流城中的河道改为自北转西的“反L形”，直接影响了之后常熟城市的生长空间。 北达长江的福山塘、许浦与南连苏州的常熟塘，构成南宋常熟对外交通网络的主干。东北、东、南三座城门分别落于三河之上，显示这一水道交通网络对决定城市外部边界起到的作用。串联起这三条河道的运河，因此成为常熟城内水系的主干，围绕其形成的水系进而又影响了城市内部空间的形态。 常熟城内河流多是虞山东流而下的山涧小溪，流向山前平原后，全部汇入运河。自北宋政和年间开通山西南的山塘泾与山西北的小山港“以杀山水之暴”（载于《重修琴川志》卷5《泾》）后，城内所谓七弦横港来水受限，逐渐湮塞，南宋时即已不知全部。后世虽多有假说，但观点各异，附会琴川之名义的动机大于水系考证的成绩。现知南宋有太平桥、小虹桥下两条横港外，还有小娘子泾等。 山塘泾，是政和年间开凿河道。《县境之图》虽未绘出，但其从城外一路到庆仙、八字两桥处，汇入何家桥南河道中，并东过镇桥，与太平桥下横港相连，即今“山塘泾街-太平巷”南一线。河上有中和桥、范公桥、草桥、庆仙桥等数座桥梁。 上述为可考的南宋常熟城市水系。按当时的桥梁记录，还有一些待考河道，显见其时常熟城内水网密度之高，而5座城门中有3座皆通河道，也体现了传统江南城市与水系之间的密切关系。 3.建筑分布与城市街区的开发进程 《重修琴川志》仅载约40座建筑，多为官署、馆驿、亭楼、宗教场所这4类，其它诸如民宅、商铺等则无记载。虽然所记建筑数量种类不多，但上述4类均为官府必要设施，前3类皆由官府建造与管理，而志中所记宗教场所也都是官方祠庙。这两大类建筑可谓南宋常熟县日常行政和精神世界的“上层建筑”，在城市之中有着显著地位。通过对这些城市政治和宗教景观的地理位置分析，可以了解当时常熟精英阶层对城市空间功能性质的认知。本文将常熟县分为4区，统计各区内建筑分布情况（见图4）。 建筑本身的身份定位反映了所在地块的功能性质，分布的疏密度又能展现城市内部各区块的开发程度。《重修琴川志》对于上述4类建筑的记录，清晰表现了城内主要区块开发的先后顺序和重点地块的规模。 从图4可看出，县治及其正南区域是南宋常熟县城的黄金地段，集中了重要的官府机构和公共设施，建筑分布最为密集；运河东岸也同样集中了不少税务性质的衙署，主要分布在东门大街与塔巷之间。县治西北有许多宗教祠庙，这与地近虞山息息相关，这些祠庙主要分布在衍庆坊沿线，并向虞山延伸，其中不少已出西门。县治西北与西南地块，面积较大，因此相对来说建筑分布稀疏，西南地块尤其如此，几乎不见官署建筑。这一地块主干交通是衍庆坊与山塘泾，山塘泾开凿于北宋政和年间，至南宋宝祐已有一定的发展，但官署却如此之少，由此推察在政和之前常熟县街区发展已经成熟、稳定，而县治西南作为城市新街区，则以民宅为主。 图3 南宋常熟城市形态复原图 4.常熟城市形态的演变历程 由上述分析可知，常熟城作为县城有近1800年的历史，南宋时已是一座颇具规模的城市。 回溯唐五代城市史，当时的常熟城是一座坐落在虞山东麓溪流冲积扇上，城墙仅有数百米长的小城，位于今方塔街县南街交口一带。城南因有“常熟镇”“县市”，街区已延伸至镇桥一带，即今县南街和平街口。东侧琴川也是城市早期发育街区之一，《吴地记》中所记5座桥梁，有3座横跨于河上。元和塘浚通之后，与琴川构成反“L”水系，将县治以南地块紧紧包住，圈定了城市核心区的范围。元和塘使常熟、苏州间的联系更趋便利，带动了城市发展。县治以北还没有融为城市部分，以出土唐代墓志来看，当地属隐仙乡，似为乡村风貌。唐代中晚期的《唐姚真墓志铭》《唐羊氏夫人墓志铭》和《唐东海君墓砖》记录了城北有“官路”“官河”，说明后来作为城市北部街区主构的北门大街和运河北段至迟到这一时期已经形成，这为日后城市向北拓展埋下了伏线。 南宋《县境之图》以县治为中心勾勒了城市形态，全图大部分幅面被今南门大街以北，琴川以西，虞山中路东延伸线以南，紫金街-和平街-粉皮街以东区域所占据，其它区域被压缩至边缘，显示这一区域为主城区、即密集民居的街区所在。从地形上看，就会发现唐以来被元和塘与琴川“反L形”河道格局划定的县治以南区域占据了城区大部分，这一区域作为城市核心与建成区基底与琴川共同组成了常熟城市形态的基本架构。 由此推断，此处是常熟城中最早形成的区域，如县治前的宣风楼至赏心亭“皆榷酤之所”，东侧紧邻的琴川，南北横贯全城，既是城内各水系的主干，又是对外交通的枢纽，“耆老犹记海舶常至邑郭”就是通过琴川往来县城内外，在琴川两岸形成以商业为主的功能区，两岸商业管理设施林立，如醋库、酒税务等，临河的青果巷也是“商贾交易之地”。 宋代以来，县治以北地块也得到发展，尉厅、顺民仓的完工，促进了这一区域以北门大街和琴川北段为主干区域的逐步城市化。县治西北的虞山因是附近唯一的山脉，历来为人重视，不少建筑可溯至早于常熟县治迁来的南朝。然而这些建筑多为精神信仰而设，不在日常视野范围内，并不被视作城市一部分，所以南宋西门、北门设在山脚下，将山南、山北的宗教建筑隔在了城外。 县治西南地块自山塘泾开通，与城市中心连接日趋紧密，逐步发展，如《弘治志》卷1《桥梁》中记“善利桥，在县治西，旧地多货易，因以为名。”表明南宋时该区块处于成长的状态。 三、城内“界”的空间形态与社会职能 宋代城市基层管理形式多样。陈振提出南宋城市依据规模大小实施隅坊（巷）制、厢界坊（巷）制和厢坊（巷）制等制度。包伟民认为“总体而言，宋代从京师到州县城市，城区基本上都实行厢坊两级管理体制。部分城市在坊区这一级，虽偶见界、隅等不同名称，但并不影响它们基本性质的一致性。”以常熟而言，《重修琴川志》卷2并列“县界”“乡都”两套体系的县下基层管理组织，用以区别城乡，城内为“界”，城外为“乡”。不过，常熟城内并无“厢”级组织，只有“积善乡，负郭并县南”等记述。据琴川桥下出土绍兴十五年（1145）《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呪幢》题刻“大宋国平江府常熟县积善乡县郭”，可知城区与乡的联系，这一状况正如鲁西奇提到的“惟并非所有州县城郭均置有'厢’，即便是州县本身，也可能被划归某乡范围，在这种情况下，以乡统坊与以乡统里，实并无二致。” 值得注意的是，《重修琴川志》卷2《县界》之中留存了南宋常熟城内共分为6界的详细记录，为我们探寻宋代城市的“界”提供了难能可贵的第一手记载，原文如下： 第一界，显星桥至南栅，过跨塘桥街东，北至县前，西入寿安坊阶东，直止东子游巷街南，转东南青果巷、迎恩桥，西止丞厅，南止县学西。 第二界，跨塘桥街西，直上西何家桥、丁家茶坊，入寿安坊街西，止西子游巷街南，直上善利桥，至钱通判宅，止西栅。 第三界，显星桥东直上文学桥东堍，入巷街南，止东塔寺后河南河北。 第四界，塔后西起坊前,东止东栅,北止北水栅。 第五界，东子游巷街北起，止瞿家桥，西南止丘监丞宅街东一帯，西北过桥直下至广惠桥西堍街北，向西转北，止尉司街，西直上邵家巷东，止北旱栅东。 第六界，北旱栅西起一带，止东南包家桥，西一路止葛庄基，西南止陈茶盐街北,止教院后门北沿街。 不过，这段文字看似齐整完备，细读之下仍有含糊之处，如，第一界中“西入寿安坊阶东”之“阶”为何；第三界中“入巷街南”，显然遗漏了巷名；第四界中“塔后西起坊前”的坊亦未指明是哪座坊，因此需要利用现存善本并深入《重修琴川志》作者的语境来加以深入核校、分析。 按第二界所记“入寿安坊街西”，可知第一界的“寿安坊阶”当是“寿安坊街”之讹。而参照上文考证，第三界中遗漏名称的支巷应是位于“文学桥东堍”的东殿巷（今塔后街）。第四界“塔后西起坊前”的“坊”，应当在塔后街和文学桥周围。据《弘治志》卷1《四隅》所记“文学坊，在文学桥西”，则第四界中的“坊”是指文学坊。清代陈揆《琴川志注草》说“即酒税务右坊桥”，不确。坊桥是通济桥，在文学桥北，与“塔后”有一定距离，所以此处“坊”当指文学桥前的文学坊。如此，第三、四两界正好接壤，两界中间不至出现真空地带。 经过以上考证，愈见此段记载之真切，可以评价为现今留存有关南宋城市中“界”的罕见第一手、整体性的材料。使用这份材料时还需注意一点，文中 “寿安坊街西”“丘监丞宅街东”之类以“地名+街+方位”形式组成的语句，其“街”字之前所对应的地名并非是指具体街巷名称，而是指表示该界的边线及走向的街道（或标志性地物所在的街道）。 《宋志·县界》中共出现34处地名（引文中加着重号）也需一一考证。其中有些为俗称（图4中以括号注明），如“跨塘桥”，《重修琴川志》卷1《桥梁》“琴川桥”条下“俗呼跨塘桥”；还有一些则需通过地物比定，如第五界“止瞿家桥”和“西北过桥”当为同一座桥，即《重修琴川志》卷1《桥梁》中“瞿桥”，以上分析获得了确切可考的26处地名。 另有8处地名不可确考，分别为第二界的丁家茶坊、善利桥、钱通判宅，第五界的丘监丞宅，第六界的包家桥、葛庄基、陈茶盐街、教院。不过，联系前后文，丁家茶坊应在寿安坊西，近何家桥处。钱通判、丘监丞、陈茶盐三人，据《重修琴川志》卷8《人物》分别有钱佃、邱砺、邱耒三人符合条件。钱佃曾“迁太宗正通判太平州”，邱砺曾做过国子监丞，其孙邱耒曾任将作监丞。黄廷鉴《琴川三志补记》卷10《第宅》据《宋志·县界》指出各宅位置，不具备参考性，但其中记陈茶盐名陈大年，可作补充。《琴川志注草》记“《北涧集》有《邱监丞入新宅诗》，注云：慧日东住。”考虑第五界南限是“东子游巷街北”，可定出丘监丞宅的大致位置在慧日寺东北，今东言子巷北，和平街东。第六界中的教院是东灵寺，即清代常熟城隍庙处，唐代陆徽之有《东灵寺天台教院庄田记》一文，明确东灵寺为天台宗教院。最后还剩下的5处地名则只能推定大致方位。 不过，利用以上的考订，已经可以较清晰展现城内“界”的具体分布格局：运河（今琴川）东岸为第三、四界，两界以东殿巷（今塔后街）为界，西岸第一、二、五、六界，以言公巷、寿安坊街的交叉路口为分界点，依次分布于该交接点的4个方位（见图4）。 图4 南宋常熟"界"复原图 值得留意的是，第一界中“显星桥至南栅，过跨塘桥街东”一句，显星桥至南栅的街巷和跨塘桥所在的街巷呈相交的“丁字型”结构，无法圈出一个闭合区域，因此南栅至跨塘桥的街巷显然是突出于第一界的主体范围。那么，第一界在这段街巷所覆盖的范围当是以街巷为架构向两侧延伸的城市建成区，这也为推导界的外侧边线提供了方向。南宋常熟城市的外缘被5座城门所框定，但城门之间还未形成如明清围郭线那样有形的地物，作为城市基层管理组织的界，其所覆盖的区域当即是城市建成区范围，换言之，建成区的外缘就是界的外侧边线。《重修琴川志》卷2《乡都》记载，积善乡第四十五都下管乡村中有“兴福寺前塔下”村。按名称，该村位于兴福寺前，已深入明清围郭线内，当属于第三界。由此反证了第三界的外侧边界并没有扩展到这个位置，这里应当还属城郊。同时也说明，南宋常熟街区尚未达到晚清填满围郭内大部分地块的规模，在城市核心区周边，还存在沿街巷两侧纵深分布，街背地块空疏的形态。 “界”作为常熟县下的城市基层管理组织，有关其性质的直接材料十分匮乏，但同时期周边城市留存有相关史料，学界对此也有所关注。如湖州城的界“既为县下财政管理和赋役征发的单位，又是厢官行使其监管城市、巡警消防等职能的分区”。常熟距湖州不远，同属江南区域，两者间有可借鉴的关系。因此推定常熟的“界”大体也承担了催征赋役和防火缉盗等功能。不过以常熟而言，《重修琴川志》将“界”与“乡都”并列，表明两者之间必然有所区别。书中“乡都”之下又有详尽的田亩数，而“界”下则无此记录，说明两者区别在于“界”作为城内组织应该没有田赋管理职能。而以《县界》的常熟第一界“西止丞厅，南止县学西”来看，显然该界将无需承担某种职能的县治和庙学排除在外，间接说明了“界”可能是城内具有其他适用于城市的税、役管理职能，具体职能为何尚待进一步探索。 结论 本文从史料文本的考证、城市形态的复原、城市基层管理组织的区域分布等三方面入手，对南宋时期的常熟城市展开研究。从中得出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通过考证文本确认《重修琴川志》得见图、文为研究南宋常熟城不可多得的资料，进而以该志为主要资料复原了当时常熟城市形态，然后利用形态复原所得标志性地物位置划定常熟城内“界”的区域分布。 在史料文本考证方面。宋代方志存世不多，宝祐《重修琴川志》记录下了南宋常熟城市风貌，殊为可贵。然而在史料流传过程中，书目易乱，文本易篡，各种题名“琴川志”的著录对考订今存本《重修琴川志》带来种种干扰。经过厘清书序与内容辨析，笔者最终确定今本《重修琴川志》是南宋宝祐年间鲍廉所修，基于这一论断，其早期宋至明时的版本及书内舆图的传存、诸种“琴川志”之关系等问题也都能得到明确回答。宝祐《重修琴川志》作为保存较为完整的宋志文本，尤其是书中《县境之图》向后世完整展现了南宋常熟城，为准确复原该城形态提供有力支撑。 在城市形态复原方面。本文分析表明，南宋常熟城内“坊巷桥河”等内部交通网格串联起细瘦绵长的城市街区。城市始终沿着这套网格中最重要的几条主干街（河）生长，他们决定了这座城市的形态与后续延展——从最初以县治及其正南街道构成的城市源头，扩展为被琴川与元和塘包裹的城市核，是常熟初期的城市格局；而后，城北两条主干街道与河道成为城市发展新方向，大大拓展了城区范围；而城西南山塘泾的开通，又将这一地块纳入城市范围，但该区块在宝祐《重修琴川志》的文本写作时期仍处于发育状态。同时，本文分析也表明，城内数条主干街（河）一直是该城生长的骨骼，沿街（河）面应是最早发生的建成区地块。当城市建成区占据一定区域以后，往往停止扩展，转而填补城内背街（河）面的地块。南宋建炎年间建立城门，确立了城市的边界，该边界因元末筑城而固化并一直延续到近代，城市街区的拓展开始关注内部填充，城区形态也逐渐转为“丰满敦实”。 在城市基层管理组织区域分布方面。宝祐《重修琴川志》也为探讨南宋常熟城中“界”的形态与功能提供了难得史料，本文较为清晰地揭示了南宋常熟城中“界”的空间分布和外部边线模式，并对其社会功能做出了初步的推断。从“界”的历史变迁来看，弘治《常熟县志》记载明代常熟城内基层组织称“隅”，城内四“隅”的空间格局直接继承六“界”而来，不过在职能上，“隅”下为“图”，与城外相同，城内外县下组织单位的一致，似乎显示明以降县下基层管理组织的城乡区别的泯灭，即使空间格局上有所因袭，但宋代“界”的性质早已变异，不仅其名称没有向实体地名转进，其组织功能也未能流传下来，而是直接退出了常熟城的地理介质。 （注：为了便于阅读排版，文章中注释省略，引用请参照原文。）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日军测制中国城镇聚落地图整理与研究”（19BZS152）；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外国所绘近代中国城市地图集成与研究”（15ZDB039）。 信息来源 原文出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21 年第2辑。感谢作者提供相关资料，授权推送，引用请参照原文。 历史|地理|研究|资讯 欢迎专家学者、相关研究机构给历史地理研究资讯微信公众平台投稿，传播历史地理学的前沿动态、学术研究成果等等，惠及学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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