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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担任中央书记之后非常器重毛泽东，就想让他去上海工作，但是却遭到了毛泽东的拒绝，他说“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 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残忍屠杀革命群众。 中国革命形势急转直下，许多在大革命期间习惯于公开或半公开活动的各级党组织一时之间难以适应这种剧变，党中央的领导层也发生了思想混乱。  中国革命形势岌岌可危，就是在这个时候，瞿秋白不得不接任陈独秀的总书记一职。 之所以说瞿秋白是不得不接任总书记一职，首先是当时中央都没有合适的人了，再就是他本身并不愿意！ 第一，陈独秀被免职。 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量屠杀革命群众。 5月27日，中共五大在武昌召开，面对着日益严重的国内革命形势，与会代表们都渴望党中央能够总结过去的教训，对今后的革命方针作出正确的分析和指导。 但是陈独秀却依旧贯穿他所坚持的右倾机会主义，他反对对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反对武装农民，反对建立农民革命政权，在他长达五个小时的报告中毫无承担责任和除旧布新的表示。 参加五大会议的代表们都对陈独秀失望了。  1927年6月，面对着国民党内部反动派的步步紧逼，陈独秀依旧采取了投降的策略。 他解散了工人纠察队，决定共产党的部长们都离开了国民政府，将工农群众组织置于国民政府的监督之下。企图以投降的方式拉拢汪精卫等反动派，却不知这更加地助长了反革命势力的有恃无恐。 党内绝大多数干部越来越反对陈独秀的领导。 7月12日，中共中央改组，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李维汉组成临时中央常委会，陈独秀被免除了总书记的职务。 第二，中央领导层中有资历的人员都有事，或者忙不过来。 蔡和森因病发住院，李立三、周恩来、张国焘等人在7月中下旬先后赴南昌组织发动武装起义。李维汉、张太雷都是刚刚从湖南、湖北省委负责人的岗位上升上来的，无论是领导资历、理论水平和党内的威望都不足以担任这个职务。 第三，大家的推荐。 由于有资历的都在忙碌工作，所以，这项工作就落在了瞿秋白的身上。  瞿秋白是中央理论战线上的负责人，他反对陈独秀在有关革命的领导权、农民问题、武装斗争等一系列原则问题上的投降主义。 四一二大屠杀，让瞿秋白悲愤不已，在一个多周的时间内写成了一篇长达76000多字的长文在中共五大上派发给了大家。 在中共五大的第二天会议上，每个代表都收到了封面上印着：“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瞿秋白著”，扉页上印着“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中国革命中之孟什维克主义”的一本小册子。 这本小册子系统论述了中国革命的任务、性质、前途、动力、领导权、统一战线等根本问题，尖锐地批评了陈独秀、彭述之以及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右倾机会主义，书中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意愿，反对机会主义的呼声： “我要做一个布尔什维克，我将服从真正列宁主义的纪律，我可不怕皇帝制度的斩首，我敢说：中国共产党内有派别，有机会主义。” 这本册子，实际上揭开了系统地批判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序幕。他的主张和观点得到不少同志的赞同，在五大上，毛泽东、蔡和森、恽代英、任弼时等同志也都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 这是共产党人第一次冲破了共产国际神圣化和陈独秀的家长式统治，对中国革命问题作出了从党成立以来最集中、最系统、最深刻的阐述，为彻底结束陈独秀右倾统治奠定了思想基础。 这些也为他临危接替陈独秀担任中央书记一职提供了基础。  李维汉回忆道这段历史时说：“瞿秋白在当时是比较适当的人选。建党初期秋白即在中央担任宣传和理论方面的负责工作，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政治主张，对中国革命和党的建设有贡献。在陈独秀推行投降主义时，他曾进行抵制。……由于瞿秋白同志的理论水平比较高，无论是反对戴季陶主义，还是反对陈独秀投降主义，他的旗帜都比较鲜明，所以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被撤销以后，大家很自然地就推选了他。” 虽然大家都推选了他，但是接替陈独秀并非是瞿秋白自己所愿意的，他曾经有过心里挣扎。 “其实，我虽然在一九二六年年底及一九二七年年初就发表一些议论反对彭述之，然后不得不反对陈独秀，可是，我根本上不愿意自己来代替他们——至少是独秀。我确是一种调和派的见解。当时只想独秀能够纠正他的错误观念，不听述之的理论。等到实逼处此，要我取独秀而代之，我一开始就觉得非常之不合适，但是又没有什么别的办法。这样我担负了直接的政治领导有一年光景（一九二七年七月至一九二八年五月）。” 瞿秋白不愿意接替陈独秀还是有一种对他与陈独秀过去的师生般的关系的一种顾虑，而不是出自自身安危的考虑。  当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建党以来最严重的威胁，最严重的恶劣形势，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面对的是国民党的残酷屠杀与党内思想组织混乱，两种不利局面。 在这样严峻的情势下瞿秋白是冒着杀身之祸临危受命的，虽然有许多顾虑，但是他并没有推辞，也没有退缩，在这危急的关头承担起了最高领导的职务。 大革命失败，中共中央实行紧急疏散时，曾准备派毛泽东到四川去。但是遭到了毛泽东的拒绝，他要求回到自己十分熟悉，并且武装起义条件日益成熟的湖南，中央就把他暂留武汉准备指导湖南省委的工作，并策划秋收起义。 在不久召开的八七会议上，瞿秋白、李维汉主持了会议。 瞿秋白强调：今后（一）更要注意与资产阶级争领导权，他们正戴着一个民权的假面具，我们要宣布他们是假国民党。（二）要注意群众，团结真正的左派。（三）在革命暴动中组织临时革命政府。  毛泽东在会上率先发言，在谈到军事问题时讲道：“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 他着重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最后提出了把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提到夺取政权高度的精辟论断，令与会代表耳目一新。 八七会议之后，瞿秋白非常器重既有实践经验又有理论水平的毛泽东，就向毛泽东征求意见，想要让他到上海工作。但是毛泽东婉言谢绝了瞿秋白的好意，他说：“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 瞿秋白尊重毛泽东的意见，同意他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去湖南发动秋收起义。 八七会议之后，中央虽然正确地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但是如何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这个总方针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党对处理这些新问题又十分缺乏经验，而毛泽东却从实际国情中出发，抛弃了苏联现有的经验，找到了正确的道路。决定在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岳州、安源等地区组织武装暴动。  8月20日，毛泽东以湖南省委的名义，给中央写信，陈述了自己的看法。 但是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却冒犯了共产国际的权威。临时中央驳回了毛泽东的主张，有人还点名批评毛泽东的“枪杆子中夺得政权”的论断与中央不一致，批评湖南暴动计划偏重于军力，是一种军事冒险。中央也不赞成抛弃国民党的旗帜和没收大中小地主土地。 这些批评和指责，脱离了湖南的实际情况。毛泽东深刻明白想要说服中央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是组织暴动又是迫在眉睫。 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显示出了一位政治领袖所具有的果断和魄力。他一方面给中央写信据理力争，另一方面毅然改变了中央以长沙、衡阳、宝庆三处为中心的全省暴动计划，决定发动以长沙为中心，包括湘潭、宁乡、醴陵、浏阳等县的湘中暴动。 1927 年 8 月下旬，湖南省委常委会最后审定“用枪杆子夺取政权”、“实行土地革命”的秋收暴动计划。  9月9日，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暴动爆发了。 9月19日，毛泽东拒绝了中央“取浏阳直攻长沙”的计划，而是认为应该把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 毛泽东的这个主张是对共产国际和中央战略部署的否定，承担着巨大的压力，需要极强的勇气。就在毛泽东决定转战湘南的这一天，共产国际还要求湖南省委立即爆发长沙暴动。不过秋收起义部队已经南下，这一决定也变成了空文。 革命军的南下，非常的艰难，军中的组织不健全，思想比较混乱，部队弹药缺乏，给养不足，指战员伤病残很多，部队情绪很低，很多人都开小差了。 9月29日，部队抵达江西永新三湾村。毛泽东将部队整编为一个团，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支部建在连上。同时建立连以上各级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制度，在政治上实行官兵平等。  三湾改编，使濒于溃散的队伍重新凝聚起来并焕发了新的生命力。从政治上、组织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党建设新型人民军队最早的一次成功探索和实践，标志着毛泽东建设人民军队思想的开始形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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