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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信访答复的可诉性 （2015）行提字第33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五项、第六项规定，驳回当事人对行政行为提起申诉的重复处理行为和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也就是说，行政机关针对当事人的申诉作出的答复意见，内容仍然是坚持既往的处理意见，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没有产生实际影响的信访答复意见，以及相应的复查意见、复核意见，均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但是，如果信访答复意见、复查意见或者复核意见否定了既往的处理意见，作出新的处理决定，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作出了不同于既往处理意见的新的安排，实质是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产生了新的实际影响，在此情形下，无论是信访答复意见，还是信访复查意见、信访复核意见，均应当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2017）最高法行申6506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五项规定，驳回当事人对行政行为提起申诉的重复处理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2005）行立他字第4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不服信访工作机构依据〈信访条例〉信访事项的行为提起行政诉讼人民法院是否受理的复函》第二条规定，对信访事项有权处理的行政机关，依据《信访条例》作出的处理意见、复查意见、复核意见和不再受理决定，信访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也就是说，当事人对信访事项不服，提起行政诉讼，只要有关该信访事项的行政行为未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就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当事人为了规避有关信访事项处理的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规定，将对信访事项处理结果不服，转变为请求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案件提起诉讼，其实质仍然是对信访事项的处理结果不服提起的诉讼，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其实质诉求，依法作出处理。 （2018）最高法行申3944号：《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有权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四项之规定，驳回当事人对行政行为提起申诉的重复处理行为，对当事人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不属于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信访事项不可诉，原因在于行政机关曾经就同一事项已经作出过处理，当事人通过信访途径请求再次处理，行政机关作出的信访答复意见、复查意见或者复核意见，未改变原先的处理，属于重复处理行为，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没有产生新的实际影响，所以不可诉。 2.催告履行行为不可诉 （2017）最高法行申6500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六项规定，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在土地征收过程中，行政机关与被征收人达成征收补偿协议，约定自行搬迁期限后，被征收人未在约定期限内自行搬迁，行政机关依法发出催告履行通知书催告履行的行为，仅仅是对征收补偿协议约定义务的重复告知行为，并未对被征收人设定新的权利义务，属于对当事人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程序性告知行为，是不可诉的行政行为。 3.内部请示、批复一般不可诉 （2017）最高法行申2821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六项规定，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诉讼的，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请求事项作出批复的内部行政行为，未对相对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的，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4.会议纪要的可诉性 （2016）最高法行申2711号：会议纪要作为行政机关用于记载和传达有关会议情况和议定事项的内部公文，通常不对行政相对人的权利和义务产生影响。只有在其转化为对外发生效力的行政行为时，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执行力。判断会议纪要是否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主要审查其是否对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权利和义务产生直接影响。 5.政府机构的撤并不可诉 （2016）最高法行申1744号：从《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来看，地方人民政府设立的议事协调机构以及地方人民政府行政机构设立的内设机构都可能存在机构的撤销问题。其中，为办理一定时期内某项特定工作设立的议事协调机构，应当明确规定其撤销的条件和期限；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行政机构的内设机构的设立、撤销、合并或者变更规格、名称，由该行政机构报本级人民政府机构编制管理机关审批。原审因未进入实体审理程序而未查明王某生原工作单位北城区经协办的机构性质是地方人民政府设立的议事协调机构，还是地方人民政府行政机构设立的内设机构。但不论其性质如何，机构的撤销或合并以及因此而作出的人员分流等决定均系行政机关的内部行为，依法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王某生如认为杏花岭区政府撤销或合并北城区经协办的行为违法，根据《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机构设置和编制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有权向机构编制管理机关、监察机关等有关部门举报。查证属实的，由机构编制管理机关给予通报批评，并责令其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人员，还可以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甚至还可以追究刑事责任。 6.发生在诉讼法施行前，当时法律未特别授权可以起诉的行政行为，不可诉 （2018）最高法行申103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一百零三条规定，本法自1990年10月1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法〉施行前法律未规定由法院受理的案件应如何处理的批复》［（1993）民他字第10号］规定，行政行为发生在行政诉讼法施行之前，当时的法律没有规定法院受理此类案件的，人民法院不能受理。本案被诉行政行为系金秀县政府于1987年10月7日向金秀林场颁发05号《山界林权证》的行政行为，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实施之前，当时的法律未规定人民法院可以受理此类案件，因此，马鞍村民小组提起的判决撤销05号《山界林权证》的诉请，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依法应裁定不予立案。 7.明显不属于复议范围，复议机关作出的不受理行为，不可诉 （2017）最高法行申236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第五项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驳回当事人对行政行为提起申诉的重复处理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据此，对明显不符合行政复议范围的复议申请，行政机关可以在口头释明后作存档处理，也可以书面告知复议申请人其申请不属于行政复议的范围；当事人因此而提起行政诉讼的，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人民法院可迳行裁定不予立案。本案中，针对韩某舟等的复议申请，江苏省政府以书面《告知函》的方式，告知韩某舟等反映的问题相关单位已作出信访处理，其申请不属于行政复议受理范围，韩某舟等不服提起行政诉讼后，一、二审法院经实体审理判决驳回韩某舟等的诉讼请求。虽然江苏省政府一、二审胜诉，但对本不属于行政复议受理范围的事项出庭应诉，已让其支付了额外的诉讼成本，并浪费了全体纳税人的税赋，且无益于原告的权利保障。因此，对于此类明显由信访事项引发、明显不属于行政复议受理范围的事项，复议机关不予行政复议，同样亦不应当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鉴于本案原审已经立案并经实体审理后驳回韩某舟等的诉讼请求，为避免诉累，本案已无必要通过审判监督程序提起再审后再行裁定驳回起诉。 8.原行为不可诉，予以维持的复议决定，亦不可诉 （2018）最高法行再99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条的规定，行政机关受理行政复议申请、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应当以行政复议法为依据。行政复议法及其实施条例则对行政复议申请条件包括行政复议范围作出相应规定。一般情况下，行政复议范围和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是一致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提起行政诉讼。新修订的行政诉讼法也专门设计了作出维持复议决定的复议机关作为共同被告的制度设计。但是，在实践中确实存在申请人的复议申请本不属于行政复议范围或不符合其他申请条件，复议机关仍然予以受理并作出复议决定的情形。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七款规定，原行政行为不符合复议或者诉讼受案范围等受理条件，复议机关作出维持决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一并驳回对原行政行为和复议决定的起诉。人民法院对于经复议机关作出维持决定，是否可以作出一并驳回起诉的裁定，应该建立在对原行政行为可诉性判断的基础上。如果原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则对原行政行为予以维持的复议决定当然也不可诉，人民法院可以作出一并驳回起诉的裁定。 二、原告 9.利害关系的含义 （2018）最高法行申464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具有该条列举的情形之一，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这里的“利害关系”是指行政行为在客观上已经或者必将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产生实际影响。 （2017）最高法行申5239号：所谓“利害关系”应当是指被诉行政行为对起诉人的合法权益可能造成现实的、特别的直接损害或者不利影响。行政机关违规批准设立经营性企业、不履行相关的法定监管职责，企业违规从事经营活动，将来可能会造成社会不特定人员的人身、财产损害。但是，由于行政机关的审批行为、不履行监管法定职责行为，可能造成的危害后果是针对不特定多数人的，除该行政审批行为的行政相对人以及竞争权人外，不特定多数人对这种潜在的损害后果，并没有区别于普通人的、特别的合法权益值得保护，与相关行政审批行为、不履行监管职责行为没有利害关系，不具有原告资格。 10.起诉人需初步证明其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 （2018）最高法行申1186号：《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据此，起诉人提起行政诉讼，应当提供证据初步证明与被诉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具有原告资格。 （2018）最高法行申878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行为相对人以外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应当与被诉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行政诉讼作为一种主观诉讼，其既然将行政行为相对人以外的当事人纳入权利保障的范围，就必然要设置一个标准以防止诉权的滥用，这就是“利害关系”标准。只有行政行为相对人以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主观权利可能受到被诉行政行为的不利影响，才可作为原告对相应的行政行为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根据该条规定，具体到原告资格的问题上，要求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应当举证证明其与被诉行为具有利害关系，否则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相应的诉讼后果。 （2017）最高法行再4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法第二十五条、第四十九条第一项则进一步规定，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应当是符合该法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即必须是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审查原告资格时，原告主张的合法权益仅是可能存在，经过实体审查后可能出现两种结果，一种结果是原告主张的合法权益实际存在，其诉讼请求可以获得支持；还有一种结果是原告的诉讼请求不成立，没有可以保护的合法权益。但不能以实体审查标准中的事实上的利害关系代替原告资格审查中的可能性的利害关系。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行政诉讼，其原告资格中的利害关系应当以“可能性”为标准，只要原告的主张与被诉行政行为存在利害关系的可能性即具有利害关系。至于事实上是否存在利害关系则不属于原告资格的审查范畴，而是实体审查的范畴。因为原告资格本身的利益之诉中，所谓的利益无论是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都是一种存在可保护合法利益的可能性。如果要求原告资格中就必须有实际的利害关系，也就是要求原告在起诉的时候就必须有胜诉的绝对把握，这是不符合诉讼规律的。诉讼本身就是以存在争议为前提，只要争议存在，与争议有关的各方当事人就具有诉讼当事人的资格，而不是说只有绝对胜诉的一方才具有当事人的资格。进一步而言，在原告资格存在的情况下，如果被诉行政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不存在主体越权情况和滥用职权、行政处罚显失公正等情况，应当判决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如果行政行为存在轻微违法，但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的，可以判决确认违法。这样的判决方式有利于体现人民法院对被诉行政行为实质审查的结果，有利于体现行政诉讼实质性解决纠纷的诉讼目的。如果进入实体审查，审查完毕却作出一个驳回原告起诉的程序性裁定，则完全抹杀了人民法院实体审查的成果，未从实体上作出判决也不利于对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的监督，更不利于当事人服判息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提供其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结合前述有关原告资格的规定，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起诉时，应当对其与被诉行为有利害关系提供证据材料，但此时其仅需承担初步的证明责任。 11.相对人以外的人若有利害关系也可起诉 （2018）最高法行申2515、2516、2518、2519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四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法定条件，原告必须是行政行为的相对人以及其他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五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诉讼时，依照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应当提交原告与被诉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的材料。根据上述规定，行政行为相对人以外的利害关系人也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但是要提交初步的证据材料证明其与被诉行政行为具有利害关系。 12.企业如何起诉 （2018）最高法行申2458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八条规定：“股份制企业的股东大会、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等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企业经营自主权的，可以企业名义提起诉讼。”股东大会是企业的权力机关，有权决定企业的重大事宜。股东大会、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亦有权以该企业的名义提起行政诉讼。在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不主张权利时，该企业的股东大会可以决定推选诉讼代表人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13.合伙企业如何起诉 （2018）最高法行申531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第一款之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十五条第一款则规定：“合伙企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以核准登记的字号为原告。未依法登记领取营业执照的个人合伙的全体合伙人为共同原告；全体合伙人可以推选代表人，被推选的代表人，应当由全体合伙人出具推选书。” 三、被告 14.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可以作为被告 （2016）最高法行申284号：《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前款所称行政行为，包括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作出的行政行为。”据此，在行政诉讼中，只有依法享有行政职权的行政机关或者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实施的行为，才可能是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可诉的行政行为；只有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才可能成为行政诉讼的适格被告。 15.被告不适格，且在释明后仍不变更的，裁定驳回起诉 （2018）最高法行申314号：《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提起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原告是符合本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二）有明确的被告；（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四）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原告所起诉的被告不适格，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原告变更被告；原告不同意变更的，裁定驳回起诉。 16.二审发现被告不适格如何处理 （2017）最高法行申5617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三项之规定，错列被告且拒绝变更的，人民法院才能够裁定驳回起诉。二审过程中发现被告不适格的，人民法院亦应当向原告释明。原告同意变更被告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撤销一审判决，发回一审法院或者指令有管辖权的法院重新审理，原告不同意变更被告的，人民法院才能够裁定驳回起诉。 17.复议机关程序性驳回，如何起诉及被告如何确定 （2018）最高法行申947号：《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复议机关在法定期限内未作出复议决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起诉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起诉复议机关不作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一款规定，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包括复议机关驳回复议申请或者复议请求的情形，但以复议申请不符合受理条件为由驳回的除外。根据上述规定，复议机关程序性驳回复议申请的，不属于复议机关维持原行政行为、复议机关与原行政行为机关作共同被告的情形。同时，法律、法规规定复议机关对申请人的复议申请不予答复，或者程序性驳回复议申请的复议前置案件中，复议申请人只能起诉复议机关的不答复或驳回复议申请行为，不能一并或单独对原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理由是：复议前置案件经过复议程序实体处理，才能视为经过复议。复议机关对复议申请不予答复，或程序性驳回复议申请，不能视为已经经过复议，未经复议当然也就不能一并或单独对原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而在不是法律、法规规定的复议前置案件中，复议机关对申请人的复议申请不予答复，或者程序性驳回复议申请的，申请人只能选择针对复议机关不答复、驳回复议申请的行为或者原行政行为两者之一，提起行政诉讼，不能对两者同时提起行政诉讼。理由是：复议程序和诉讼程序是两个具有承接关系的救济程序，申请人选择起诉复议机关的不予答复、驳回复议申请行为，实质是选择先行对复议进入救济程序，在针对复议机关的复议决定作出处理之前，人民法院对相关行政争议无管辖权，所以不能同时起诉原行政行为；如果复议申请人已选择直接起诉原行政行为，实质是放弃复议程序的救济，同时又起诉复议机关不予答复、驳回复议申请行为的，人民法院则无法既判决复议机关限期对被诉行政行为作出实质的复议决定，同时又由自己对被诉原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实体审理并作出判决。 （2017）最高法行申6092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一款的规定，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包括复议机关驳回复议申请或者复议请求的情形，但以复议申请不符合受理条件为由驳回的除外。在复议机关不予受理复议申请的情况下，当事人既可以直接起诉原行政行为，也可以起诉复议机关不作为，要求复议机关受理其复议申请。不管当事人选择何种救济途径，都不涉及另一机关作共同被告的问题。应当指出的是，两种救济不能同时进行，只能择一而为。直接起诉原行政行为，目的是要求人民法院对原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作出认定和处理，起诉复议机关不作为，直接的诉求虽然是要求人民法院撤销不予受理复议申请的决定，但撤销不予受理复议申请决定的效果，则必然导致复议机关要对原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作出认定和处理。如果同时起诉原行政行为和复议机关不作为，有违一事不再理原则，造成人民法院和复议机关的重复劳动。 （2018）最高法行申559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行政行为”，包括复议机关驳回复议申请或者复议请求的情形，但以复议申请不符合受理条件为由驳回的除外。依据上述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以复议申请不符合受理条件为由驳回复议申请的，性质上属于对行政复议申请的程序性驳回，行政机关并未对被申请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作出实体认定和处理。在复议机关不予受理复议申请的情况下，当事人有两种法律救济手段可以选择：一是直接起诉原行政行为，因为可能对当事人合法权益造成侵害的，实质上仍是原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或者不作为。尽管复议机关没有受理行政复议申请，但在行政复议程序并非法定前置程序的情况下，并不影响当事人直接对原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直接起诉原行政行为更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行政争议。二是起诉复议机关不作为的行为。即当事人坚持认为复议机关应当受理其复议申请的，可以以复议机关不作为为由提起诉讼。但上述两种救济手段当事人只能选择其中之一，因为直接起诉原行政行为，目的是要求人民法院对原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作出认定和处理；起诉复议机关不作为，诉求是要求人民法院撤销不予受理复议申请的决定，但撤销不予受理复议申请决定必然导致复议机关要对原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作出认定和处理。如果同时起诉原行政行为和复议机关不作为，违反一事不再理原则，违反司法最终原则。 18.不履行法定职责案件的适格被告 （2018）最高法行申2010号：《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第二项规定，提起行政诉讼要“有明确的被告”。所谓明确的被告，必须是适格的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对不履行法定职责行为提起诉讼的，享有相应法定职责而不依法履责的行政机关是被告。当事人向不具有相应法定职责的行政机关提出履责申请，该行政机关未履责，当事人以该行政机关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的，被告不适格，人民法院应当裁定不予立案；已经立案的，裁定驳回起诉，并向当事人释明，应当向依法享有相应法定职权的行政机关提出申请，对享有法定职权的行政机关逾期不予答复，或对作出的行政行为不服，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四、诉讼代理人及负责人应诉 19.负责人应诉并非绝对，不出庭不影响庭审进行 （2016）最高法行申字第38号：《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条第三款规定：“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不能出庭的，应当委托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行政诉讼法第三条第三款规定的“行政机关负责人”，包括行政机关的正职和副职负责人。据此，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是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应尽的法定义务，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行政机关的正职或者副职领导应当出庭。确实有正当理由不能出庭的，应当说明理由，并委托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参加庭审活动，不得只委托律师参加庭审。据此，行政负责人参加庭审并非绝对。 （2017）最高法行申145号：在行政诉讼中，被告行政机关的负责人出庭应诉是其履行职责的重要方式。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应诉若干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行政诉讼应诉通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和改进行政应诉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行政应诉工作意见》），均分别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根据上述规定精神，行政机关负责人确有不能出庭应诉理由的，应当告知人民法院，并委托相应的工作人员到庭。对应当出庭应诉的行政机关负责人未出庭应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在裁判文书中载明，并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作出处理。但只要行政机关委托相关工作人员出庭，就不影响人民法院依法开庭审理，人民法院不能仅以行政机关负责人未出庭为由中止庭审活动。法庭是人民法院代表国家依法审判各类案件的专门场所，庭审是司法审判的中心环节，遵守法庭纪律，理性合法表达诉求，保障庭审活动正常进行，既是人民法院公正及时审理案件的需要，更是当事人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需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七条之规定，对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是否到庭，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是否出庭应诉等事项，由书记员在开庭审理前查明，并由审判长在开庭审理时核对，而不宜作为庭审辩论内容。当事人应当根据法庭引导，在庭审的不同环节，适时表达相应的不同的诉求。当事人如果对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未出庭应诉有异议，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由人民法院记录在案并作出法律释明；当事人如果进一步认为庭审活动存在不当或者违法之处，还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法庭规则》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在庭审活动结束后向人民法院反映。但当事人不能无视法庭审判秩序，在庭审环节反复纠缠法庭已经审查完毕的事项，更不能以此妨碍人民法院庭审活动正常进行。 20.社区、单位推荐的公民，原则上属于该社区、单位 （2017）最高法行申8568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可以被委托为诉讼代理人。虽然该条款并未严格要求推荐的公民应属于该社区及单位，但是人民法院是否准许其他公民作为诉讼代理人，应当考虑该公民的行为能力、是否存在法定的回避情形、是否可能损害被代理人利益以及是否可能妨碍诉讼活动等因素，予以综合考量。社区及单位为保护居民或者职工利益，可以为居民、职工推荐法律知识水平高、诉讼能力强并经当事人同意和授权的公民作为委托诉讼代理人。这里的社区，应当包括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居民委员会、乡镇、街道等。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推荐的公民，主要应当是该社区、单位的人。因为只有社区、单位内的人，才能相互了解，方便代理，方便提供法律援助。作为推荐人的社区和单位，对本社区和单位以外的人，则不具有管理、服务的职能，不存在推荐的条件和前提。如果社区、单位坚持推荐本社区和单位以外的人，则人民法院应当予以严格审查，以充分保护被代理人的合法权益。对于社区、单位以外的人作为委托代理人曾经存在虚假诉讼或者诉讼失信行为的，可能对被代理人的权益造成损害、妨碍正常的诉讼活动，对其今后作为代理人参与诉讼时，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审查其代理资格。 五、管辖 21.高院级别管辖 （2016）最高法行申283号：《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六条规定：“高级人民法院管辖本辖区内重大、复杂的第一审行政案件。”对于条文中“重大、复杂”，法律和司法解释并未作出明确界定和解释，高级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案件的性质、疑难程度、规则价值、社会影响等，全面分析考量认定。由于法律规定的抽象性、原则性，本条规定的实质是赋予了高级人民法院对何谓“本辖区内重大、复杂的第一审行政案件”一定程度上的司法自由裁量权，上级法院一般应当尊重下级法院的判断。 22.提级管辖应由法院裁量 （2017）最高法行再22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上级人民法院有权审理下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行政案件。也就是说，行政诉讼法并未完全排除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管辖案件的提级管辖权，即在非法定由上级人民法院管辖的一审行政案件中，上级法院有权提级审理。但是，这种提级管辖应当由法院根据案件的性质、疑难程度、规则价值、社会影响等全面分析考量，自由裁量权应当由上级人民法院行使，而不以当事人的意志和请求为准，否则行政诉讼法关于级别管辖的规定将形同虚设。 23.复议机关作共同被告案件的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 （2017）最高法行再2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十八条规定，行政案件由最初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经复议的案件，也可以由复议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规定，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复议机关为共同被告的，以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确定案件的级别管辖。也就是说，基于方便当事人诉讼的考虑，当事人对于经过复议维持的行政行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在提起诉讼时既可以选择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也可以选择复议机关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但是应当明确，虽然当事人在提起诉讼时享有地域管辖的选择权，仍应遵循有关级别管辖的规定。 六、起诉期限 24.起诉期限的含义和诉讼时效的区别 （2016）最高法行申2645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五条、第四十六条、第四十七条、第四十八条的规定，行政诉讼实行的是起诉期限制度。所谓起诉期限，是指法律规定的当事人不服某项行政行为时向法院请求司法救济、行使行政撤销权的时间限制。它是比照民法上的除斥期间和诉讼上的上诉期间进行设计和变造的，在性质上属于程序法上的法定期间，不能中断或者中止，特殊情况下才可申请延长或扣除被耽误的时间。设置起诉期限制度的目的和功能，在于维护行政行为的效力，以确保行政法律关系的尽早安定。而民法通则对于诉讼时效的规定有所不同。超过诉讼时效期间，当事人自愿履行的，不受诉讼时效限制。而且，诉讼时效期间为可变期间。民法上的时效不是权利消灭的原因，它只给予义务人一个抗辩权。如果义务人不作为，即不行使他的抗辩权，则请求权可以通过司法程序得到执行。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未提出诉讼时效抗辩，人民法院也不应对诉讼时效问题进行释明及主动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进行裁判。但在行政诉讼中，通常并不适用时效制度，而是适用起诉期限，已如前述。而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的规定，是否遵守起诉期限属于起诉条件的一种，对于起诉条件的审查，人民法院应当依职权进行，不用等待当事人的申请，也不用基于当事人的抗辩。对于“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的”，人民法院可以迳行裁定驳回起诉。 25.起诉期限属于法院主动审查事项 （2017）最高法行再9号：《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九条规定了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的四项条件，即具有原告资格、明确的被告、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但是，根据行政诉讼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行政诉讼中的起诉条件还应包括起诉期限。行政诉讼中的起诉期限不同于民事诉讼中的诉讼时效，是法律设定的起诉条件之一，解决的是行政起诉能否进入司法实体审查的问题。行政行为具有公定力，行政行为作出后除关系到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义务外，还影响到社会公众对行政机关的信赖利益。如果允许当事人超过起诉期限提起行政诉讼，则会使行政行为一直处于效力不明的状态，面临随时可能被撤销或变更的可能。一旦行政行为被撤销或变更，行政相对人、利害关系人、相关行政机关的权利义务都随之发生变化，不确定导致社会成本提高，行政机关的社会公信力降低。法律规定起诉期限的目的，就是督促当事人及时提起诉讼，尽早解决行政纠纷，使社会关系达到稳定的状态。因此，即使当事人未提出有关起诉期限问题的抗辩，人民法院也应主动进行审查，并据以判断是否立案或继续审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四条第六项的规定，起诉超过法定期限且无正当理由的，应当裁定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一款第二项作了相同的规定。可见，对于行政诉讼起诉期限应当作为起诉条件进行审查，司法解释的制度安排在行政诉讼法修改前后并未发生变化，即对于行政起诉期限的审查应当贯穿于立案受理和审理阶段，在立案受理阶段发现应当裁定不予立案，如果进入审理阶段则应裁定驳回起诉。而且目前的行政诉讼法律及司法解释中均没有关于法院对行政起诉期限不应主动审查的规定。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三款规定，被告认为原告起诉超过法定期限的，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但该条规定仅是对举证责任的分配，即当被告在诉讼中提出原告超过起诉期限的抗辩理由时，应当提交证据对其主张予以证明，否则将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但是，从该条规定无法得出法院不能主动审查起诉期限的结论。 26.二年起诉期限的适用 （2018）最高法行申2813、2814号：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规定的起诉条件，起诉如无正当理由超过起诉期限，当事人则丧失诉权，人民法院将不再受理。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再审申请人唐某作等5人的起诉是否超过法定的起诉期限。一、二审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二年。此处的二年期限，系针对当事人知道被诉行政行为内容，但行政机关未告知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情况，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的保护期限。 27.最长起诉期限 （2018）最高法行申1279号：《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因不动产提起诉讼的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案件自行政行为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该条所规定的二十年期限是最长诉讼保护期限，为不变期限。也就是说，行政机关针对不动产作出的行政行为，不论当事人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只要自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都不能再提起诉讼。 28.一般起诉期限与最长起诉期限的适用情形 （2018）最高法行申457、458号：一、二审时有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二年。第四十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内容的，其起诉期限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对涉及不动产的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二十年、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从作出之日起超过五年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上述司法解释规定的二十年最长起诉期限，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知道被诉行政行为内容的起诉期限，不以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行为时是否告知诉权和起诉期限为前提，只要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被诉行政行为，即不再适用二十年最长诉讼保护期限的规定。 29.知道或应当知道的认定 （2017）最高法行再69号：涉及起诉期限的争议，在提起诉讼的当事人否认自己“知道”行政行为的情况下，对于起诉期限的起算点，应以当事人“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所谓“应当知道”，即在当事人不承认“知道”但结合相关证据足以证明其“知道”的情况下，可以认定为“应当知道”。在判断是否属于“应当知道”时，应当结合案件的相关事实以及相关法律规定，运用逻辑推理，结合生活经验、生活常识进行综合判断。起诉期限是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的法定条件之一，是否超过起诉期限的判断直接关涉当事人能否通过行政诉讼寻求司法救济，涉及对争议证据和事实的分析认证。人民法院在裁判文书中对于是否超过起诉期限问题应当进行充分阐释，具体分析认定“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时间的理由，客观地确定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时间。 （2018）最高法行申2395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时，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诉权或者起诉期限的，起诉期限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诉权或者起诉期限之日起计算，但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具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最长不得超过二年。确定起诉期限的起算点是本案审查的重点，在提起诉讼的当事人否认自己“知道”行政行为的情况下，对于起诉期限的起算点，应以当事人“应当知道”行政行为内容之日起计算。所谓“应当知道”，即在当事人不承认“知道”但结合相关证据足以证明其“知道”的情况下，可以认定为“应当知道”。在判断是否属于“应当知道”时，应当结合案件的相关事实以及相关法律规定，运用辑推理，结合生活经验、生活常识进行综合判断。 （2015）行监字第1727号：确定是否超过起诉期限，首先要确定起诉期限的起算点，即行政行为送达相对人的日期或者行政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政行为的日期。本案中，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确定本案起诉期限的起算点时，既未查明被诉决定作出后是否送达以及何时送达给马某发，也未查明马某发知道或应当知道被诉决定的日期；在计算马某发提起本案诉讼的起诉期限时，既未查明是否存在法院立案原因造成延迟立案的情形，也未查明是否存在当事人提交起诉状日期与法院立案日期不一致的情形，而仅以被诉决定落款的日期作为起诉期限的起算点，认定马某发自1998年8月20日即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被诉行政行为，并以此认定再审申请人的起诉超过法定起诉期限，驳回其起诉，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九十一条第三项规定的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构成人民法院应当再审的法定事由。 来源：《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行政案件裁判精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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