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近现代史学 金毓黻的好太王碑研究与调查 ——兼考金毓黻好太王碑释文来源 梁启政 通化师范学院高句丽研究院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21年第1期】 摘要：金毓黻是20世纪中国东北史学、东北文献学研究主要奠基者之一，他曾对高句丽好太王碑进行过较为详细的研究与调查。金毓黻的好太王碑研究成果收录于《静晤室日记》《辽东文献征略》《奉天通志》《东北通史》等著述之中。为了深入研究好太王碑，金毓黻曾亲赴辑安实地考察好太王碑。《静晤室日记》和《辽东文献征略》中收录的好太王碑释文为金毓黻转录于《东北》杂志1924年第2期中佚名的好太王碑释文。《奉天通志》中的好太王碑释文是金毓黻以《东北》杂志中的好太王碑释文为基础并参照当时所见好太王碑拓本而作出的释文。 关键词：金毓黻；高句丽；好太王碑；《东北》杂志 好太王碑是高句丽第19代王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的墓碑，亦称广开土王碑。该碑是由一整块角砾凝灰岩稍加修凿而成，碑身略呈方柱型，无碑额，基座为一块不规则的花岗岩石板。碑高6.39米，宽1.34—2.00米。四面环刻碑文，汉字隶书，从右至左竖书刻成，行间凿成竖格，通计四面碑文共44行，原应有文字1775字。自清光绪六年（1880）被重新发现后，受到东北亚各国的广泛关注，其拓本流传海内外，中外学者争相考释研究，形成了一股研究好太王碑的热潮。作为20世纪中国东北文献学、东北史学研究主要奠基者之一的金毓黻，在研治东北文献和东北史的过程中，对好太王碑亦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并曾亲往辑安县进行实地考察。他关于好太王碑研究的很多结论及对好太王碑相关问题的调查，对我们今天深入研究好太王碑及相关事项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以往学界虽有人提及，但并未做专题研究，本文拟对金毓黻研究好太王碑著述及其《静晤室日记》中的相关记载进行分析，并就其好太王碑释文来源作一考证，不当之处，还望方家批评指正。 一、金毓黻关于好太王碑的研究  《静晤室日记》书影 金毓黻何时开始接触到好太王碑拓本。《静晤室日记》1921年4月9日日记中载：“杨介眉赠好大王碑拓本，惟缺一页，迟日送来。”这是我们目前所能获知的金毓黻最早接触好太王碑拓本的记载。在此之前金毓黻是否见到过好太王碑拓本，我们还不得而知。从杨介眉处获赠好太王碑拓本之时，金毓黻正在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即将离任黑龙江省教育厅科长之职。《静晤室日记》中所提到的杨介眉即杨春寿，辽宁宽甸人，为金毓黻此前在沈阳文学专门学校从事教学时教过的学生，“书喜北魏碑书”，当时亦在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任职，两人有师生之谊，临别之际赠送好太王碑拓本给金毓黻，似有作为纪念之意。杨春寿(介眉)当日送给金毓黻的好太王碑拓本并非全璧，而是缺少一页，后来杨介眉是否将缺少的一页好太王碑拓本送给金毓黻，从金毓黻的后来的日记中没有找到相关的信息。《静晤室日记》1922年1月20日又载：“以前购《佩文斋书画谱》奉贻孙署长。又以义县新出土魏碑两种、好大王碑四纸、泰山经峪集字一联奉贻赵孟南会办。”此时的金毓黻已在吉林任外交部特派吉林交涉署第一科长兼秘书之职。日记中的赵孟南会办为赵鹏第，字孟南，时任吉林永衡官银号会办，是金毓黻离开黑龙江省教育厅到吉林永衡官银号任职后的上司。金毓黻送给赵鹏第的好太王碑拓本是否就是杨春寿此前送赠给他的，目前我们还不好确定，从该好太王碑拓本“四纸”的数量上来看，应该为好太王碑整纸拓本，每面一纸(幅)，共四纸(幅)，是一套好太王碑的完整拓本。如果金毓黻送给赵鹏第(孟南)的好太王碑拓本是先前杨春寿赠送给他的那套，那么此前的所谓“一页”应该为后来所谓的“四纸”(即四幅)之一。如果不是，则此时的金毓黻至少藏有两种好太王碑拓本。至于杨春寿送给金毓黻的好太王碑拓本，以及金毓黻送给赵鹏第的好太王碑拓本为何时何人所拓，拓本用纸及拓本质量如何，《静晤室日记》中没有交代。不过据此我们可以判断，至晚在1922年1月22日前，金毓黻就已经见过完整的好太王碑拓本了。 从目前金毓黻的《静晤室日记》所记载的情况来看，金毓黻关于好太王碑的研究，始于其编撰《辽东文献征略》一书。1924年7月18日，金毓黻拟编撰《辽东文献征略》一书。61925年12月5日正式开始纂辑，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金毓黻开始了对好太王碑的研究。1925年12月21日，金毓黻对好太王碑进行了考证，撰写出《高句丽好大王碑考证》一文，并将《好太王碑释文》和所作《考证》一同抄录于其《日记》卷三十五末。 《高句丽好大王碑考证》是金毓黻好太王碑研究的最早成果。在金毓黻之前，我国学者关于好太王碑的考释文章中，以罗振玉的考证最为精审。《高句丽好大王碑考证》一文充分肯定了罗振玉《高句丽好大王碑跋》和《好太王陵碑》中关于好太王碑建立于晋安帝义熙十年的考定。与此同时，金毓黻又于罗氏漏考之《北史·高丽传》及《文献通考》中发现了有关记述高句丽的史事内容，通过对所记高句丽史事的梳理，列举三证考定出好大王即《北史》与《文献通考》所称之“句丽王安”。并依据《北史·高丽传》《文献通考》、罗氏《高句丽好大王碑题跋》及吕思勉《中国史》所引元高丽僧一然《三国遗事》、韩国金泽荣《韩国小史》等著述中有关高句丽之史事的记载，勾稽出历代高句丽王之世次。最后，通过好太王碑碑文所记之事与《文献通考》相印证，证明了《文献通考》中关于高句丽史事之记载“皆为信史”。 1927年7月刊印的金毓黻著《辽东文献征略》一书卷三《金石第三上》中专列有“高句骊好大王碑(一名永乐大王碑)”一目，内容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高句丽好大王碑(释文)》；第二部分汇辑了罗振玉《高句丽好大王碑跋》和《俑庐日札·好太王陵碑》，叶昌炽《语石·奉天一则》，谈国桓(铁隍)谈好太王碑的《手札》，顾燮光《梦碧簃石言》中关于好太王碑的内容以及张延厚为其友程廷桓所藏好太王碑拓本所作《跋语》等前人与时人关于高句丽好大王碑著录与研究方面的相关跋语；第三部分为金毓黻研究好太王碑的成果——《按语》，而此《按语》即为金毓黻日记中的《高句丽好大王碑考证》一文。《辽东文献征略》将众多的好太王碑研究成果汇辑于一起，为研究好太王碑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成为后来中外史学界研究好太王碑不可或缺的一部重要参考书。值得注意的是，《静晤室日记》1926年5月7日记：“傍晚，孙丹阶邀饮益兴楼。丹阶贻我《好大王碑考》一帧，张某所撰，舛误颇多，当别为辨之。(旁注：后经细阅，所言不误，但简略耳。)”日记中的“孙丹阶”为孙广庭。孙广庭(1876—1959年)，近现代东北藏书家。字丹阶，号痴侠，晚号不见子。辽宁铁岭人。早年东渡日本留学，回国后任东北陆军测量学校教官、校长，后任陆军旅参谋长、东三省测量总局总务官、长春捐税局局长、哈尔滨木石税费总局局长等职。该条日记中张某所撰《好大王碑考》从金毓黻日记中的表述“一帧”来看，似不应该包含释文内容。因此，笔者怀疑所谓此《好大王碑考》或许就是收录于《辽东文献征略》中的张延厚关于好太王碑拓本之跋文。 1928年3月28日金毓黻在获读高丽金富轼的《三国史记》后，又另撰成《高句丽好大王碑考证》一文。该文由四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高句丽诸王之世次”，主要依据《三国史记》及日本三省堂《世界年表》中关于高句丽诸王的记载，从高句丽始祖朱蒙建国于汉元帝建昭二年开始，直到唐高宗总章元年高句丽灭亡，依次排列了高句丽28王的先后次序和在位时间，共历705年；第二部分为“新罗、高句丽、百济三国年表”，依据《世界年表》，以高句丽广开土王之世为限，排列了好太王在位时期新罗、高句丽、百济三国的年表；第三部分为“广开土王时代之大事”，此部分是将《三国史记》中“与好大王碑有涉者录之”而成；第四部分为金毓黻对好太王碑中相关史事中“年世”“征伐”“国土”等三面内容进行的考证。《高句丽好大王碑考证》一文是金毓黻对此前关于好太王碑考证的又一次补充。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金毓黻被日本拘禁，经原辽宁省长臧式毅保释，被迫出任伪奉天图书馆副馆长一职，后转为奉天通志馆总纂，主要负责《奉天通志》的纂修工作。在纂辑《奉天通志》一书时，金毓黻将此前两次关于考证好太王碑的成果一同收录于该书卷254之中。而以往学者于此多不察，认为《奉天通志》一书中有关好太王碑的释文和考证内容完全移录自《辽东文献征略》一书，《奉天通志》中关于好太王碑的内容无疑为金毓黻所作，然而如果我们仔细比较两书中有关好太王碑研究的内容就会发现，《奉天通志》和《辽东文献征略》一书中关于好太王碑的内容还是有很大差别的。首先，《辽东文献征略》中收录的好太王碑释文与《奉天通志》中收录的好太王碑释文有所差别。众所周知，金毓黻的好太王碑释文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在存在着“补字”的内容，即《奉天通志》中的好太王碑释文中的有些字用“囗”字框上，表明对释文是否为该字表示存疑、不确定，而《辽东文献征略》中的释文却没有“囗”字框。其二，《奉天通志》中关于好太王碑的研究内容方面收录了此前《辽东文献征略》中的内容，此外还收录了金毓黻《静晤室日记》1928年3月28日中的考证内容。其三，《奉天通志》中在介绍好太王碑时，标题为“晋高句骊好大王碑(一名永乐大王碑 义熙十年 搨本)。”标题中特意申明“义熙十年”和“搨本”，而这些是此前的《辽东文献征略》著录好太王碑时所没有的。标明“搨本”，则显示出金毓黻利用了好太王碑拓本对《辽东文献征略》一书中所载好太王碑释文进行了核对。相比较《辽东文献征略》中的标题有所不同，《奉天通志》在标题“高句骊”前增加了“晋”字，应有其深刻含义，体现出金毓黻在对好太王碑研究的过程中有了新的认识，即高句丽与中原政权之间的从属关系，这或许有助于我们认识金毓黻在撰写《东北通史》一书时将高句丽史纳入东北史研究范围的原因了。 1936年春，金毓黻借口到日本留学，辗转日本逃离伪满的统治后，于同年秋任中央大学史学教授，讲授东北史，并开始撰写东北史讲义。此讲义后屡经增修，于1941年9月以《东北通史》为书名，由三台东北大学石印出版。在该书中，金毓黻又围绕好太王碑之记载及与好太王时期有关之历史内容进行了深入研究，分别就“高句骊陷辽东之年”“建立好大王碑之年”“好大王碑中史所纪之何王”“辽东沦陷于高句骊之年”“好大王碑不载攻略辽东之故”等几个围绕好太王碑相关史事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考证与阐释。 总的看来，金毓黻关于好太王碑的研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也提出了很多值得重视的观点。近代好太王碑自发现以来，我国学者大都从金石学的角度进行考释与研究，产生的成果基本上以跋文的形式出现，主要是对于碑的主人、建立时间及相关内容的初步考证，较少以之作为史料进行史学研究。金毓黻关于好太王碑的早期研究沿袭了这一传统方式，但在他撰写《东北通史》时，已经以碑石文字作为史料，朝着与高句丽史事相关的东北史研究方向转变。金毓黻亦因此成为20世纪前期我国包括好太王碑研究在内的高句丽史学研究成果最突出的学者。 二、金毓黻关于好太王碑之调查 在对好太王碑研究的过程中，金毓黻曾亲赴辑安考察过好太王碑。他也是目前我们能够确定的中国学者中最早到辑安对好太王碑及高句丽古迹进行实地考察并留存有考察记录的学者。从《静晤室日记》记载的情况看，金毓黻到辑安考察古迹的时间和路线是，1935年10月18日早上七点从奉天(今沈阳)出发，下午二点四十分抵达安东(今丹东)。次日早晨六点过鸭绿江到朝鲜新义州，八点乘汽车沿鸭绿江朝鲜一侧东北行，经义州、昌城、碧潼，晚五点到达楚山。20日早六点三十分从楚山出发，过渭源，抵达与辑安一江之隔的满浦，然后由满浦过鸭绿江于当日下午三点到达辑安县城。自21日至25日，在辑安停留了五天，对辑安的高句丽古迹进行了实地考察并参与发掘了高句丽古墓。21日金毓黻考察了辑安下羊鱼头之高句丽古坟和五盔坟之高句丽古墓，22日-23日发掘了五盔坟偏东之一高句丽古墓，并考察了四神墓和抵()墓和好太王碑。24日上午考察了山城子古迹，下午考察了将军坟。25日，至四神墓摄像。26日冒雨离开辑安，回程乘坐汽船于27日下午回到安东。停留一宿后，28日由安东出发回到奉天(沈阳)。关于此行程和考察辑安高句丽古迹的具体内容，金毓黻《静晤室日记》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并附有略图。笔者仅将其中有关考察好太王碑相关的内容作一摘录。 1935年10月23日日记： 舞踊、角抵之东南方约半里许，即好大王碑之所在……碑质为凝成(灰)岩，高约六·二一米，为不直立之正方形，以东南向者为正面，由此而西南、西北、东北。每面之尺度不同，东南面广一·七三米，字凡十一行，西南面广一·五四米，字凡十行；西北面广一·八五米，字凡十三行；东北面广一·四米，字凡九行。余细视其石质，虽粗而不甚劣，且上下俱成方形，而高至二丈，亦难得而可贵。向者远在无人之乡，任风雨之蚀剥者近二千年，而字多可识，精神完具，亦东北方之瑰宝也。光绪初年，中土人始知有是碑，传者谓有以马矢烧碑面之苍苔面，石质因以剥裂，恐亦不尽得实。今观是碑有横断裂纹数处，字因之受损，如第一面右方之中部、第二面左方之中部及右方之上部、第三面左方之上、下二部、第四面之左上角皆以圮坏多缺，或由此也。然近二千年之风雨剥蚀，烈日灼烁，而谓一无圮裂，恐无是理。且碑质既粗，屡经狂搨，亦必不禁。今观其剥裂处有以灰垩者，其致失真，亦以此也。 1935年10月24日日记： 午前同丛君考察山城子……下午考察将军坟。地处好太王碑之东北方三里许，上口子岭之左，据一山阳高地上，其形势已如右图。此坟与大王碑成东北、西南之一直线上，论者因此颇有异说。一谓碑近于大王陵，碑为陵而立也，一谓碑与将军坟成一直线，将军坟即大王陵也。然以余见考之，仍以前说为是。其证有三：碑在大王陵之东北方，相距不过半里，而距将军坟则远至三里，一也；碑之正面在东南方，与大王陵之西南向而微偏东者亦甚相合，而将军坟则向西南方，与碑之第二面相当，方向相舛，二也；在大王陵发见之转文曰“愿大王陵安如山，固如岳”，此尤为大王陵所在之明证，而将军坟则未闻发现此砖，三也。持其反证者谓墓碑应在陵前，或稍偏东，而此碑则在陵之东北，乃适当将军坟之正面。不知古人立碑铭功，不必悉同今制，义取树之通衢，便人观览，应舍远而取近，无可疑也。又谓大王陵之东北，别有数小塚与碑相同，而将军坟与碑别无他塚，不知古人有陪葬之制，近陵有塚，亦不足怪。又，往岁考碑之方面(向)，谓碑之正面向东北，因谓碑之方向与陵大舛，此固诚然。迨余前往考察二次，碑之正面确向东南，与陵之方向未尝乖舛，前来考者，记载误矣。如谓碑之正面向东北与陵乖舛，然独不与将军坟乖舛乎？此说之不可通也，余特为辨之。 通过实地考察好太王碑，金毓黻对于谈国桓《手札》中所谓好太王碑曾被“以马矢烧碑面之苍苔面，石质因以剥裂”并不完全认同。他认为好太王碑石质剥裂的原因并非都是由于烧碑造成的，而自然的风雨剥蚀和人为的捶搨也是造成碑面圮坏多缺不可忽视的原因。另外，通过实地考察，金毓黻对于好太王碑与太王陵和将军坟之间的关系，也进行了研究，并列举三证，证明太王陵为好太王之墓，尤其是金毓黻所谓“古人立碑铭功，不必悉同今制，义取树之通衢，便人观览，应舍远而取近”这一观点，这在今天我们从事好太王碑研究时亦值得重视。 近代作为学者最早对好太王碑进行实地考察的是日本人鸟居龙藏。1905年鸟居龙藏到达辑安，对好太王碑及高句丽文物进行调查，成果见于《南满洲调查报告》。此后法国沙畹、日本的古井济一、栗山俊一、关野贞、今西龙、黑板胜美亦先后到过辑安对好太王碑和高句丽古迹进行考察，并有相关成果发表。然而中国学者大都停留在依靠所获得好太王碑拓本对好太王碑碑文进行释读和研究，未能亲自实地考察好太王碑。金毓黻的好太王碑及辑安高句丽古迹考察，是目前我们所知道的近代以来中国学者从事好太王碑及高句丽古迹研究的首次考察。当然，他对好太王碑及高句丽古迹的考察也有不尽完美之处。比如，好太王碑第三面碑面实际原刻有文字十四行，而金毓黻并没有指出，仍然认为只有十三行，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另外，关于好太王碑第一面与第二面的尺寸记载颠倒。 需要说明的是，与金毓黻一同考察好太王碑和辑安高句丽古迹的除了包括辑安当地的教员外，还有日本学者。《静晤室日记》中记有日人斋藤和竹岛两人，斋藤应为斋藤菊太郎，时为东京座右宝刊行会成员、东亚考古学会会员。竹岛应为竹岛卓一，为日本古建筑学者，曾是日本著名古建筑学家关野贞的助手，著有《中国的建筑》《营造法式研究》等。 由于实地考察辑安的时间较短，有关好太王碑相关问题的调查有些不充分，金毓黻在回到沈阳后，还通过信函的形式向辑安的接待人员即时任辑安县立师范学校校长尹传家(字达夫)、教务主任丛秀滋(字毓森)、训育主任程元植(字华璞)等调查咨询有关好太王碑方面的内容。 《静晤室日记》1935年11月8日日记： 致辑安尹君达夫等书。(书中并署丛秀滋、程华璞、王耀彬、张文镜、生仙寰、徐允升六君)……兹有二事奉询……好大王碑发现于光绪初叶，或云设治员吴光国始以搨本贻人，或云北京碑估李云从裹粮往搨，究为伊谁发现，姑置不论。惟自晋安帝义熙中，碑讫今一千五百余年，当未发现之前，是碑必为积土所掩，早岁无人道及，又未见著录，亦以此故，否则烈日之销烁，风雨之剥蚀，石质虽坚，讵能久耐。究竟往时曾否为土所掩，且是否于光绪初出土，皆待考询。细验是碑位置，恐未移动，亦非仆而复立，碑身高至二丈，何致全为土掩。考之《县志》传闻，本有出土之说，惟尚有待证实，兄等近在咫尺，见闻必确，幸以语我，此其二也。古人往矣，文献无征，倘将以粗心，挟以成见，未有不差以毫厘谬以千里者，如弟之释噉宍，即其一端，可不慎欤!重念诸君子殷殷相爱之雅，竟尔忘其固陋，以此奉询，想不厌其烦琐。 好太王碑出土之说本于日本人之说法，最早提到好太王碑曾被土所掩的是1889年6月亚细亚协会刊行的《会馀录》第五集所收录的《高句丽碑出土记》，而此信息一般认为是日本参谋本部间谍酒匂景信1883年到好太王碑的所在地通沟口所获得的信息。金毓黻应该没有见到《会馀录》第五集所收录的《高句丽碑出土记》的内容。他获得好太王碑曾被土掩的信息应来自于《辑安县志》中收录的傅云龙《好太王碑跋》转述《会馀录》第五集中《高句丽碑出土记》的记载。 金毓黻1935年12月21日的日记记载了询问辑安当地人员的回信，信中回答了有关好太王碑的调查结果： 得辑安程华璞、丛秀滋诸君复函，略云……又云：永乐大王碑何时出土一节，通沟系边荒，但于咸同间已有无业贫民偷逾私入，潜身林木间，或挖参，或围猎，携出换钱。彼时方石矗立，而苍苔弥漫四面，间有过者，不知其为碑也。迨光绪十八、九年间，不知何来旅人，以牛粪涂于苔上，待其既干，而燃火焚之，由是障翳既去，文字斯显，而搨印之工作起于是矣。且是碑高出地上，自昔已然，既无所入，安有所出。然则出土之语亦非无因：据闻始搨碑者，因下部文字为土所没者尺余，鑱而出之，始窥全豹，盖出土之语所由来也。 今天看来，无论是金毓黻对好太王碑的实地考察还是通过书信调查咨询，并不是很完美，均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但处在当时的社会环境条件下，金毓黻能够做到这些也已经很不容易了，这是我们不应该苛求他的。 三、金毓黻好太王碑释文来源考 众所周之，金毓黻所著的《辽东文献征略》及由其主纂的《奉天通志》中收录好太王碑释文，学界常称之为“金毓黻释文”，而该释文亦被中外研究好太王碑的众多著作广泛收录并作为好太王碑研究的参考。该释文的最大特点，就是存在着“补字”现象。即在好太王碑碑面未刻字处或者好太王碑碑面上脱落或者缺损之处有文字内容，主要体现在好太王碑的第二面和第三面上。具体为： 第二面第9行第1—8字：官兵由新罗蹑踵追 第二面第10行第1—16字：肆杀戮盡人请救官兵復追倭溃贼死者 第二面第10行第28—41字：滿後盡城掃其烟塵林木烧燬無馀 第三面第1行第1—41字：官兵移師百残圍其城百残王懼後遣使獻五尺珊瑚树二朱紅寳石筆牀一他倍前質其子勾拏太王率 第三面第2行第1—5字：兵騎還國安 第三面第2行第21—25字：感國岡山廣 第三面第2行第32—39字：救拔恩安羅王随自 第三面第3行第1—4字：親來獻物 第三面第3行第21—25字：太王率兵自 第三面第3行第31—39字：渡海迅抵带方倭退追 第三面第4行第1—4字：滿城然後 第三面第4行第32—39字：掃盡倭寇官兵追過 第三面第5行第1—2字：直至 第三面第5行第32—40字：還住東就城净掃馀寇 第三面第6行第1—2字：旋城 第三面第6行第35—41字：首帰服王赦宥均 第三面第7行第1—2字：追念 第三面第7行第37—38字：鸭盧 我们知道，早于金毓黻《辽东文献征略》一书之前的清末杨同桂《沈故》及荣禧《古高句丽永乐太王墓碑文考》中所收录的好太王碑释文中也存在着“补字”的现象。而这些著述均早于《辽东文献征略》。因此，以往我国学者有的认为这些补字，完全来自荣禧的释文，并非金先生所撰，有的认为金毓黻的好太王释文来源于《沈故》一书，也有学者认为金毓黻的好太王碑释文之所以有“补字”内容，也许是金毓黻有机会看到了亓丹山的拓本，或类似的早期好太王碑拓本，并比照荣禧的释文而有所斟酌的缘故。那么金毓黻的好太王碑释文是否就是如上述学者们所认为的那样，来自于荣禧的《古高句丽永乐太王墓碑文考》或者杨同桂的《沈故》，抑或是见亓丹山所拓好太王拓本或早期拓本并参照荣禧释文，然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好太王碑释文呢？  金毓黻：《辽东文献征略》，1927年复印本 首先，金毓黻在撰写《辽东文献征略》一书时是否直接见过荣禧的《古高句丽永乐太王墓碑文考》？王健群的《好太王碑研究》一书在介绍荣禧的《高句丽永乐太王墓碑谰言》时，说荣禧于“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刊印了自己的著述《古高句丽永乐太王墓碑文考》，其中收入了《高句丽永乐太王墓碑文》和《高句丽永乐太王墓碑谰言》。此书在国内流传不广，长期不为人所知。日本有一九〇五年写本(本间九介写本，东洋文库所藏)，因此日本西川权等曾利用《谰言》进行研究。我国直至一九二五年刊印的《辽东文献征略》中才提到它。”王健群的这段表述有几点值得商榷。其一，王健群说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荣禧刊印了自己的《古高句丽永乐太王墓碑文考》之事，就目前来看还有待于证实。荣禧的《古高句丽永乐太王墓碑文考》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本子是藏于日本东洋文库的本间九介抄本，2015年笔者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作访问学者期间曾到东洋文库查阅过，根据笔者对该抄本的认识，此书应该并未刊印过。其二，说《辽东文献征略》一书刊印于1925年亦不正确，《辽东文献征略》实际上刊印的时间为1927年7月。王健群说《辽东文献征略》一书刊印于1925年实际上是沿袭了在日韩国学者李进熙《广开土王陵碑の研究》(吉川弘文馆1972年初版，1974年再版)一书中关于《辽东文献征略》一书刊印于1925年之误，宜予以纠正。其三，说《辽东文献征略》一书中首次提及荣禧的《古高句丽永乐太王墓碑文考》亦不准确。确切地说，最早提及荣禧有好太王碑研究著述的是被收录到金毓黻《辽东文献征略》一书中的谈国桓有关好太王碑内容的《手札》，该《手札》也不是谈国桓写给金毓黻的(详见后述)。谈国桓在《手札》中的原文为“荣观察禧亦有考订之文，不能记忆。”并未提及《古高句丽永乐太王墓碑文考》一书之名。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金毓黻见过荣禧的《古高句丽永乐太王墓碑文考》一书。查阅金毓黻《静晤室日记》，其中亦无相关内容的记载。按照常理，如果金毓黻在编撰《辽东文献征略》时见过《古高句丽永乐太王墓碑文考》，而其好太王碑释文来自于荣禧的释文的话，那么金毓黻在编纂《辽东文献征略》时收录了那么多有关好太王碑考证的跋文，为何未将荣禧《高句丽永乐太王墓碑谰言》收录其中？另外，荣禧释文的一个很大特点是碑面第一面第11行第40、41字为“八船”，而《辽东文献征略》及后来的《奉天通志》中并无此二字，在该位置上均为“囗囗”。基于以上考察可知，金毓黻没有见过荣禧的《古高句丽永乐太王墓碑文考》，而他的好太王碑释文并非直接来源于荣禧的著作。 清末杨同桂(字伯馨)著的《沈故》卷一中有《高丽墓碑》一则，其中载有好太王碑的两种不同释文。即在文字的脱落处补有文字，一为“照石刻形似补注者”即以好太王碑拓本作为依据，根据残存的字划所作出的释文，一为“照抄本补注者”，即以《抄本》好太王碑释文补充的释文。而后者中即带有大量“补字”，与金毓黻好太王碑释文中的“补字”的内容基本相同。我们知道，金毓黻曾主编并刊印的《辽海丛书》第一集中也确实收录有杨同桂的《沈故》一书，也正是由于《辽海丛书》的收录，《沈故》一书才为后来研究东北历史掌故的学者们所熟知。那么金毓黻的好太王碑释文是否来自于杨同桂《沈故》一书呢？金毓黻《静晤室日记》1933年2月5日日记：“参观汪君翊唐所藏诸书，珍本极多，可谓有心之士。……今日于汪君架上见杨同柱(桂)《沈故》两册，为谈东北掌故之书，而向所未见者也。……此书殊少传本，拟借钞，以广见闻。”金毓黻在日记中明确说这是自己首次得见杨同桂《沈故》，可见此前他没有见过杨同桂的《沈故》。后来金毓黻在其《东北文献零拾》卷二中亦言：“汪君翊唐藏杨同桂《沈故》两册，为谈东北掌故之书，而向所未见者……后将此书刊入《辽海丛书》第一集。”印证了日记的记载。金毓黻在汪翊唐(名时璟)处看到的二册本《沈故》究竟刊本还是抄本，金毓黻在日记中虽然没有交代，而《辽海丛书》则明确标明为刊本，据此可知在金毓黻编纂《辽海丛书》之前，《沈故》就已经刊印过。金毓黻于1933年2月才第一次见到杨同桂的《沈故》一书，而带有“补字”内容的好太王碑释文的《辽东文献征略》刊印于1927年7月，显然，他的好太王碑释文亦非来自杨同桂的《沈故》一书。 金毓黻好太王碑释文是否来源于亓丹山拓本或者其他好太王碑拓本呢？检阅金毓黻《静晤室日记》中的记载，我们发现金毓黻在《静晤室日记》中一共七次提及好太王碑拓本，如下：  需要略作说明的是，“序号1”所记之拓本与“序号2”所记好太王碑拓本有可能为一种。“序号3”所记的逸园为荣逸园，即荣厚。从金毓黻《静晤室日记》所记来看，次日确实到了荣厚处，应该看到了荣厚所藏的好太王碑拓本，只是没有记于日记罢了。“序号4”“序号5”所记的都君润泉为都本德，字润泉，当时在好太王碑所在地辑安任职。关于“序号6”的记载，《静晤室日记》整理者将此句断句为“好太王碑拓本三，田村氏旧藏”，但是笔者认为如果将此句断句为“好太王碑拓本，三田村氏旧藏”亦可通，“田村”氏当为日本人姓氏，而“三田村”氏亦为日本人姓氏，当时奉天省立图书馆所藏好太王碑拓本的旧藏者到底是“田村氏”还是“三田村氏”仍有待考察，换句话说，金毓黻当时在奉天省立图书馆所见的好太王碑拓本的具体数量还不能确定。“序号7”中的王希哲为王光烈，为近代东北著名金石书画家，善治印。 从以上《静晤室日记》中关于好太王碑拓本的这些记载来看，即使按照最少算的话，金毓黻至少见过6种以上好太王碑拓本。那么在这些拓本中，是否有好太王碑的早期拓本，而金毓黻正是依据了早期好太王碑拓本考释出了好太王碑的释文呢？从上述七次提及好太王碑拓本的时间上来看，两次为《辽东文献征略》刊印之前，即1927年7月前。三次为《辽东文献征略》刊印之后《奉天通志》刊印之前，即1927—1936年之间。两次在《奉天通志》刊印之后，即1936年之后。1927年7月刊印的《辽东文献征略》一书中收录的好太王碑释文已经有“补字”内容，如果金毓黻在此前见过早期带有“补字”内容的好太王碑拓本并依此而识读出好太王碑“补字”内容的话，那么他一定会选择将所存文字多的拓本收录于《奉天通志》之中，而不会选择少的一种。然而我们检阅《奉天通志》中所收录的好太王碑拓本，发现该拓本并非是带有“补字”内容的早期拓本。因此，笔者认为，金毓黻好太王碑释文并非完全来自于早期好太王碑拓本。 通过上面的考查，我们发现金毓黻好太王碑释文既非来自荣禧《古高句丽永乐太王墓碑文考》和杨同桂的《沈故》，亦非来自早期所见好太王碑拓本。那么金毓黻好太王碑碑文“补字”来源于何处呢？笔者在查阅近代以来有关好太王碑研究的著述时，发现民国时期奉天省教育厅编译处发行之《东北》杂志第2期确实载有影印《高勾骊好太王碑》拓本(谈铁隍藏本)照片八帧，并按碑面顺序附有佚名氏所作《高勾丽好太王碑释文》四页，同时还附有《一 罗叔言高丽好太主碑跋》《二 罗叔言佣庐日札》《三 叶鞠裳语石》《四 谈铁隍手札》四则有关好太王碑的跋文。经过与金毓黻《辽东文献征略》中的相关内容比较，发现高度一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东北》杂志收录的佚名好太王碑释文用了四、五号两种字体排印，而五号字体内容中即包含了好太王碑释文的“补字”部分。在该释文后附有一小段说明文字：“篇中五号之字系光绪二年拓本补入。桓仁县章樾于光绪初年发现此碑，上有苔草，因用火烧，碑上剥蚀太多者即此之故。碑在辑安县城东十里东冈子。邹牟，《隋书·东夷列传》称朱蒙。”需要说明的是，《东北》杂志中所刊载的好太王碑释文是按照好太王碑碑面文字次序排列的。我们知道，好太王碑文字四面环刻，第一面为11行，第二面为10行，第三面为14行，第四面为9行，缺失的文字主要在第二面第10行和第三面第1行，但是《东北》杂志将“补字”内容排在了第二面上，也就是说，该释文的作者或者编辑者认为第二面原应有文字11行，第三面原有文字13行，显然对好太王碑碑面实际文字排列状况缺乏了解。 《东北》杂志又名《东北教育》杂志，为奉天教育厅编译处编刊的综合性杂志，创刊于1924年。《东北》杂志为近代教育家谢荫昌担任奉天教育厅厅长时所创办，主要刊载教育类文章，后来祁彦树担任奉天教育厅厅长，编译处被取消，《东北》杂志亦即停刊。《东北》杂志自1924年1月刊发第一期，截止到1925年10月最后一期，共刊发22期。金毓黻自北京大学毕业以后，曾任教于沈阳高等师范学校，与辽宁教育界人士熟稔，即使后来离开沈阳，与沈阳教育界人士也常保持联系，他见到《东北》杂志亦属正常。查阅金毓黻《静晤室日记》，虽然没有记载说好太王碑释文来自《东北》杂志，但是金毓黻关心东北文献的过程中确实留意过《东北》杂志中的文章。1925年12月19日在给袁金铠(洁珊)的信中就提到了《东北》杂志，而时隔两日后，金毓黻就撰写了《高句丽好大王碑考证》一文。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以下认识：金毓黻《辽东文献征略》一书中所收录的《罗叔言高丽好太王碑跋》《罗叔言佣庐日札》《叶鞠裳语石》完全移录自1924年第2期的《东北》杂志，并非金毓黻从原著述中辑录。谈国桓(字铁隍)有关好太王碑内容的《谈铁隍手札》以往学者认为是写给金毓黻的亦不正确，事实上该《手札》是写给当时《东北》杂志编辑者的。而载录于《静晤室日记》及《辽东文献征略》所收录的一向为中外学界所称之高句丽好太王碑“金毓黻释文”亦非为金毓黻依据早期好太王碑拓本所识读出的，而是从《东北》杂志移录来的。《东北》杂志中所刊载的好太王碑释文是按好太王碑碑面形式排印的，释文中有些地方没有字，有空格的形式标识，《辽东文献征略》一书都改用“囗”字框。《东北》杂志中所刊载的好太王碑释文用四、五号字排印，四号字表示依据后来拓本所识读出的释文，五号字表示为系据光绪二年拓本补入者。但金毓黻在移录到《静晤室日记》和《辽东文献征略》书中时并未将这二者加以区别，全部都是用同一样的字体。在编纂《奉天通志》一书时，金毓黻将“补字”内容用“囗”字框的形式加以区别，又将该释文重新对照所依据的好太王碑拓本作了修改，对《辽东文献征略》中收录的好太王碑释文作了修订，表现出审慎的治学态度。随着金毓黻对好太王碑研究的不断深入，他对好太王碑发现时间的认识也发生了变化，在后来出版的《东北通史》一书中摒弃了《辽东文献征略》中依据《东北》杂志所采用的光绪初年说，而采信了叶昌炽《语石》中的光绪六年说。  因排版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图片全部来自于互联网 排版：夏玉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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