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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陵“驻京办” 作者：方罗平
历史是镜子，鉴古而知今。现在的驻京办，是地方政府驻北京的办事处，其历史起源可以追溯到封建王朝的同乡会和会馆。一篇出自明代的《北直巴陵会馆碑文》，似乎能印证还在明朝中期，岳州人就在京城建立了自己的“驻京办”。 明代的北京地区和南京地区，也称北直和南直，二者皆直隶中央朝廷，而岳阳在春秋时期属楚，晋始置巴陵郡(郡治在巴陵县)，宋代改称巴州、岳州，元为岳州路，明洪武年间改称岳州府(府治在巴陵县)，领巴陵、临湘、华容、平江四县及澧州(领本辖及安乡、慈利、石门三县)，所以，从历史渊源看，古人所称的巴陵，也可泛指今日之岳阳。从这篇文笔干练、内涵丰富的碑文，可窥见古代京城会馆的文化缩影，明代多楚才，而巴陵人独领风骚，碑文的作者也非等闲之辈。原文抄录如下： 巴陵会馆何由建也？粵自国初永乐间，我成祖文皇帝肇造京师于北平。当时从迁者，大率多楚材。累朝以来，楚之宦寓于京者，惟吾邑最盛。天顺中，黎公文僖，成化中，邓公襄敏，弘治中，刘公忠宣，正德中，颜公梅田。虑其盛而无所联属也，始立会于燕，以恰乡情，继讲乡约，以端士习。第踵行虽久，会馆未定，往往借会于民居。嘉靖戊午年，余领天下度支，首倡义举。一时同乡缙绅，及众椽吏，共捐金三百余，买唐天佐宅。以中为厅事，以前为门厨，重建香火神祠于后，每岁择公勤者三人，轮治馆务。隆庆五年，少司马姜公蒙泉，复率其乡众，共捐银七十余两，续置馆后徐文通基宅一所，自是东西皆通，宫衢翼匕然，为都门之大观矣！前后馆地，在今萧公坊长巷四条之南隅，横阔三丈八尺，深长十八丈八尺有余，共计百有十楹，周四围而环之以墙，匾题曰：【巴陵会馆】，欲不忘故里名也。万历五年，余谢事久矣，适蔡生子功，自京还，率众椽吏之舍，谓会馆之设讬始于余，恳一言纪之，余行年九十，何能文，姑叙其颠末之梗概，使人知所自尔。若夫，观斯文而世加修葺之功，则将来诸社之责也。履斯馆而世笃桑榇之盛，则有诸先达之乡约也。协恭和衷，各励官箴，助我国家亿万载无疆之休，以为会馆荣，而无贻乡曲耻者，则又人心自有之忠良也！余復何言！ 这位行年九十的老者，以寥寥数语将建造巴陵会馆的历史背景，涉及的人物、资金、馆址、馆务、建造经历、规模、作记的动因、对后人的希冀及个人的桑梓之情，勾勒得十分清析，彰显了老人曾经的人生历练和治事功力。碑文提到，明代自天顺、成化、弘治、正德、嘉靖至隆庆的百来年间，巴陵出现过多位博学多才的进士和当朝名臣，如黎文僖即黎淳，岳州府华容县人，天顺元年(1457年)状元，以博学经史著称，参与修撰《大明一统志》，官至南京礼部尚书，；邓襄敏即邓廷瓒，巴陵县人，景泰五年(1454年)进士，明代中期著名将领，官至两广军务兼巡抚；刘忠宣即刘大夏，华容人，二十岁乡试第一名(解元)，天顺八年(1464年)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与王恕、马文升合称“弘治三君子”，为辅佐明孝宗朱祐樘实现“弘治中兴”，作出过突出贡献；颜梅田即颜頣寿，巴陵县人，弘治三年(1490年)进士，官至南京吏部尚书；而少司马姜蒙泉即姜廷頣，巴陵县人，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进士，当属官阶正三品的兵部侍郎。从碑文可见，古代地方官员进京，朝廷并不提供住宿，只能借住民居或京城的会馆，地方在京城建会馆也是时势使然。嘉靖戊午年(1558年)至隆庆五年(1571年)，先后筹得白银370余两，得益于同乡缙绅椽吏一呼百应。隆庆年间会馆二期工程完成，总占地面积应在800平方米左右，会馆门厨、厅事、神祠、住房等各项功能齐全，馆舍东西皆通、纵横交错、百有十楹，以至成为“都门之大观”，巴陵会馆成为当时京城的亮眼之作。在经历了四百多年的岁月烟雨后，如今，会馆的碑刻是否存世，萧公坊长巷四条老胡同的具体位置，恐都难确定，但据李乔所著《会馆史略》一书，这种早期的明代官绅会馆，应设在北京的内城。 古代京城的会馆、同乡会，主要功能是沟通家乡和京师之间的联系，接待来京的地方官员及进京赶考的家乡学子，以地缘和业缘维系、团结、和睦同乡，方便官民、绅商在京城的相互交往，大家“虽在异地，宛若家乡”。巴陵会馆碑文并未提及接待家乡应试学子，这说明早期的会馆规模较小，接待能力有限，但不排除有过接待。后来，北京的外城又出现了很多“试馆”型会馆和“商帮”型会馆，在京城催生出丰富多彩的会馆文化。
据最新考证，京城的会馆始于明永乐年间，兴盛于清代中晚期，衰败于清末与民国末年，在中国历史上，经历了大约五百多年的漫长过程，是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产物。巴陵会馆应属京城早期“郡邑”级别的官绅会馆，与后来在京城兴盛于清代的湖广会馆相比，无论占地规模还是馆舍功能，都有较大的差距，后者占地面积达4700平方米，除了它是省级会馆，也与后来的政治、经济和时局，密不可分。和现代驻京办不同的是，明清时期的同乡会和会馆，并非官办，只是民间社会组织，不具备“跑部进钱”的功能，但会馆离不开社会名流的支撑，巴陵会馆算得上是个典例。 再看看碑文的落款；“万历五年丁丑岁孟春月既望、方钝字仲敏号励菴书”，也即1577年农历正月十六日，作者方钝。方钝为巴陵县人，嘉靖中期，任户部尚书七年，碑文提到“首倡义举”的“嘉靖戊午年”，既嘉靖三十七年，是他尚书任期的最后一年，公务繁忙，仍倾力会馆，足见其故里情怀。就在写下碑文这一年的五月，方钝谢世，万历帝发来一道圣谕，赞誉其“性姿耿亮，操履清严”、“得经国之权宜”、“洵大臣之风节”，并派内阁大臣来岳为方钝造墓立碑，令湖广巡抚、布政史及各路缙绅云集巴陵，为方钝举行隆重的追悼仪式。方钝在朝期间，严嵩时为内阁首辅，正值奸臣当道。方钝处淤泥而不染，还能如此荣于身后，实属不易。方钝于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中进士，此后，从外黄知县一路做到户部尚书，成为国家最高行政长官，履职40年，其心系天下、体恤百姓、高风亮节、屹立不回的为官精神，在湘鄂赣民间，也成为传世佳话，而《北直巴陵会馆碑文》，是他唯一的一篇传世文字，碑文也成为他的人生绝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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