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我娘

天下掌故 2022-05-03 发布于内蒙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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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娘

满珠尔乎

庚子年刚进入春天就下了一场大雪，雪花飘了一天一夜，积雪达到15公分，这是近二三十年春天不多见的大雪。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否有帮助不清楚，但对封闭小区减少人员流动，客观上会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站在窗前望着窗外的雪，听两个不能去上班的女儿，在筹划怎么给大女儿过41岁生日。大女儿出生时也在下一场雪，但没有今年这场雪大。在我家住了三天陪我爱人待产的我娘当时还打趣说，这孩子就叫“雪生”吧。我不由自主的想到了我娘。在大女儿13个月断奶的时候，她就意外的离世了，至今已经整整40年了。

保抱提携

我娘比我母亲大10岁，是我家的保姆，名叫李淑芬，个子很矮，慈眉善目，跟人说话未开口先笑。1958年来我家时40岁，在我家一干就是10年。她来时我4岁，姐姐5岁，弟弟1岁，妹妹还未出生。她勤劳、善良、干净、坚毅。我们的童年是在她的陪伴下长大的，受她的影响，我们姐弟四人身上或多或少都留下了她的某些痕迹。

娘最初来我家时，我们姐弟还小，记不起更多的事情，只记得娘每天除了抱着弟弟就是做饭洗衣服，收拾家务，家里整理的井井有条。我和姐姐也是整天的围在娘的身边转。弟弟从小身体弱，娘格外呵护照顾，她一手把弟弟带大。

到三年自然灾害时妹妹出生了，当时物质极度匮乏，粮食和副食品奇缺，我家的供应粮不够吃，只能用代食品、四合面填充缺口。这种用玉米瓤、谷糠等加工的东西难以下咽，更大的问题就是大便困难。娘给我们用铁丝做两个钩子，兄弟两个互相帮助往外勾。看到这种情况，娘也非常着急，听说林东淀粉厂放淀粉渣滓，娘就带上我和姐姐去试试。淀粉厂在林东街南门外，我们在北山住，离的很远，天不亮就从家走，我和姐姐去帮忙排队和看东西，但淀粉出来时人群一哄而上，我们七八岁的小孩根本没办法靠前。娘虽然个子不高，但却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挤到前面抢回一桶，我们帮娘抬回家。用淀粉渣滓发酵一下放点糖精，贴出饼子来感觉还很好吃。后来，我们又陆续去过多次，度过了缺粮挨饿的危机。淀粉渣滓现在喂猪猪都不吃。

到了1963年，我们家迎来了特殊的一年。年初，我母亲去内蒙古医院进修，为期一年。3月份父亲又去内蒙古社会主义学院学习，为期一年。当时妹妹2岁，姐姐最大10岁，娘带着我们姐弟四4人生活了一年。邻居开始都有些担忧和顾虑，一个保姆单独带着4个孩子生活不是一两天，而是一年。但这一年，却是我们童年中最幸福快乐的一年。我和姐姐上小学，放学回来时娘做好饭，抱着妹妹拉着弟弟出来接我们，晚上我们都围坐在娘的小炕上听娘给我们讲七月七牛郎织女鹊桥相会之类的故事。说七月七日晚上，只要端一盆清水，拿着镜子，在黄瓜架底下一照，就能看到牛郎织女鹊桥相会。我真的带着弟弟端着盆水拿着镜子，到黄瓜架下试过，其结果可想而知。娘有时还会带着我们四个，去看大戏、听评书。

冬天的晚上我们最愿意做的一件事儿就是在灶膛热灰里埋两个土豆，然后用捣蒜的蒜臼子把土豆捣成泥儿。娘的脚后跟冬天咧口子又长又深，像张开的小孩嘴。把土豆泥儿抹进裂开的口子里，然后剪一块白布粘贴，既结实又减去疼痛。我们都争先恐后、乐此不疲的给娘糊脚后跟。娘是半路放脚，脚趾骨被磨盘砸断，裹几天娘疼痛难忍，于是拒绝再缠裏。

娘有个小账本，每天花的钱不管几分几元都要记上，我是记账员，娘说我的字写得好让我记，我曾跟娘说过不用记，记的账谁看呢？娘说你妈可以不看，但我不能不记，真著的做人。事实上，我母亲一次也没看过我娘厚厚的账本。

最让我们高兴的是去姥姥家，现在想起来都兴奋。我父母是外地人，在林东街上没有一个亲戚，而且我出生前姥姥就已经去世了。去姥姥家是去我娘的娘家。娘的侄子二球子和我同岁，他头一天来报信，说他们家明天杀猪。第二天娘就抱着妹妹、领着弟弟，带着我和姐姐一行5人，浩浩荡荡、兴高采烈的奔赴姥姥家。姥姥家是个大户人家，五间房一个大院，有马有驴。一进屋姥姥坐在炕头上，像一尊菩萨笑容可掬，我们喊姥姥打招呼，她挨个叫着我们的名字招呼上炕。吃饭时围坐在炕桌上的只有姥姥和娘的弟弟以及我们5个人，娘是姥姥唯一的女儿，很明显，有地位、不容小觑。舅母是一个没见过她的人难以想象出她的热情，手脚不停的干活，嘴不停的说话，临走时还要给你带上一些粘豆包、切糕、猪肉。从那时起，逢年过节我们都会去姥姥家。时间长不去，我们还问娘，怎么还不去姥姥家呀？我们姐弟四人，体会去姥姥家的幸福感是娘给予的，弥补了我们一生的缺憾，也真正体验那句话“外甥是姥姥家的狗，吃了就走”。现如今舅母还健在，已经94岁了。

我10岁的时候，有一次和家属院的孩子吵架打仗，也是唯一的一次，姐姐告诉娘后，她马上跑来把我拉回家，然后又去对方的家里赔礼道歉。我不懂娘为什么要这样，我是有理的一方。回家后娘告诉我，咱家成份高，不要惹事，给你爸妈添麻烦。我当时不明白，我的父亲母亲是这所医院里医术最为精湛、工资最高的大夫，理应受到尊重。娘做的是对的，娘的话很快得到应验。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很快我们家的门前、窗前都贴满了大字报、漫画，也波及到了娘，雇佣保姆是剥削必须打发，娘被迫走了。我们家生活全乱套了，过几天娘就回来了，她放心不下，就对别人说是回来帮忙，不再当保姆了。娘在医院家属院人缘好，也没有人再追究了。但灾难接踵而来，我父亲被“群专”关起来。过了半年，我母亲也被“群专”关押。父亲被关押了一年半，母亲关押了4个月，年三十晚上九点多才放回家。那是惊恐万状时期，娘是我们的主心骨、保护伞，避免了我们挨饿受冻、颠沛流离。我们也大了，懂事了，能帮娘做点事，我挑水，姐姐洗衣服、搞卫生，娘再一次单独带着我们过日子，度过了最困难的黑暗时期。

巧手织锦

娘手巧针线活做得好。就算缝补衣服也有创意。我的棉袄大襟刮在大门上撕开口子，娘就在上面缝了个兜，掩饰了补丁，然后又在棉袄上面放了个小兜。让人觉得棉袄原来就是这个样子，协调又好看。娘还很会改制衣服，不管父亲或母亲买来的衣服还是在被服厂加工的衣服，只要不合适她就会出手修改。往往有神来之笔，改制的非常合体，令人满意。给我们姐弟四人改做衣服更是小菜一碟。我们姐弟四人在娘的精心照顾下，不管是新做的衣服或者改制的衣服，无论或新或旧穿的都非常合体，干净利索。

娘还有一手绝活，就是她做的棉袄或者棉袄罩衣，享誉巴林左旗医院内外。棉袄有掐腰，袖筒细，棉胎絮的好，带纺衬。最早是用毛纸打底，后来改用医用纱布，棉胎不起包不打滚。虽然棉花絮的薄，但又保暖。绗棉衣或勾袄罩边的针脚又小又细又匀，尽量不透出衣服表面，做出来的棉袄和袄罩，有缝纫大师的艺术作品的范儿。医院里的年轻医生护士争先恐后的找我娘做棉袄和袄罩，能得到她做的棉袄，那几年一直是医院里年轻大夫护士的追求。在巴林左旗医院，所有的人都称我娘为大嫂，像是官称，包括年轻的二十几岁左右的护士。比娘年龄大的人则喊她吴主任家的大嫂，因为我母亲姓吴，当时是内科主任。考虑到我母亲的原因，护士们不太敢上门找我娘，只有我母亲的那几个不错的朋友，才能如愿以偿得到她的作品。也有胆大的人背后找我娘，碍于面子她也会给人家做，点灯熬油，半宿半夜的赶工。娘制作的蒜木疙瘩的盘扣非常有讲究，会根据棉袄布料的花纹、颜色相应搭配，制作出花朵树叶、蝴蝶等各种图案的花型扣。直盘扣、琵琶扣就不在话下了。晚上在小油灯下，把制作蒜木疙瘩盘扣的绊条布料一头用针别在炕席上或腿绑带上，绷直了一针一线的穿梭打绊。娘的眼睛到老都不花眼，她总说她自己不识文断字，不费眼，所以眼不花。前两年我才知道漕河泾中式服装盘扣制作技巧，已经是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我想五六十年前，我娘的手艺一定不会逊色于他们。

娘每次把做好的棉袄铺压平整后再舒展打开给我们看，问好不好，我们异口同声的大声喊：“漂亮”。娘的眼神中疲惫倦意一扫而光，眯着眼睛笑个不停。这是娘有成就感发自内心的高兴。

娘除了针线活做的好，生活中常见的渍酸菜、腌咸菜、做大酱水平也不一般。每年春天肆酱的季节，总会有左邻右舍的孩子跑来喊娘，说我妈让娘去一趟，看看我家肆的酱发的可以了吗？医院家属院50多户人家，二三百个孩子，无一例外的都喊她叫娘，也是官称。

娘是日常生活中的多面手，艺术大师。

看戏听书

娘虽然不识字，但很喜欢看戏、听书。这段时间集中在1963-1965年之间。经过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社会休养生息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温饱阶段。经过5年时间，娘在我家也奠定了地位。她做家务和照看四个孩子都非常令人满意，赢得了我父亲母亲的认可和信任。放心放手地把我们交给了娘。我们姐弟四人也都稍微长大了，都能带出来，相对说能脱开手了。

娘看戏非常入戏，她的喜怒哀乐感情释放在看戏的过程中淋漓尽致的表达出来。看《盘丝洞》、《西厢记》，娘都会笑得前仰后合，笑出眼泪。看悲情戏，她的感情更不受控制，“一见秦香莲，两眼泪涟涟”，戏散了回家的路上还抽泣不己。生活中的娘从不悲伤哭泣，特别坚强。但看戏让她判若两人。

林东评剧团1957年第2次组建，花重金从沈阳红星剧场聘来名角筱林华（本名李文杰）、李美君夫妇，来林东后一炮打响，经久不衰。1963-65年是剧团的全盛时期，有些剧目一票难求，我曾陪娘去演猴戏的主角王禹家“淘”票。这也是娘看戏最多的几年，有的戏看了两三遍。能记住的剧目有《打金枝》《西厢记》《盘丝洞》《铡美案》。

听评书也是娘的所好。评书剧场想起来是惨不忍睹，全是土坯座土坯桌，趴趴房子在林东头道街十字路口西侧的道南，冬天不生炉子，夏天没有窗户。听书的人永远没有几个，稀稀落落的。记住的曲目大概只有《刘秀走国》《三侠五义》。我不是去听书的而是去玩，穿着厚厚的皮袄、毡疙瘩，在座位中乱跑，有一句没一句的记住了“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侠客踏雪无踪，踏鼓无声”，关于故事情节全然不知。娘听评书也是时断时续，《刘秀走国》要说40多回，家里有事或者给人赶制衣服就停几天，也真不知道娘是怎样再续接上前段的。

娘看戏听书的文化生活在那个时代同龄人中是比较丰富的。

悲悯人生

娘的前半生四十岁前的事情，我一无所知，当时年龄小，娘也不曾提起，周围的大人传舌过耳也未透露过半点讯息。我十岁左右的时候，一次去娘的家，看到她家的两节柜上有一幅唯一带框的小照片，是娘和一个十岁左右的小姑娘合影的照片，两个人都穿着旗袍，很整齐时尚，估计当时家境应该不错。我问娘这个小女孩是谁？娘没生育过，娘说是抱养的女儿，我说怎么从没见过，娘说他出阁了，出阁？我不懂什么是出阁，娘说她嫁人了，去了大板（巴林右旗所在地，离林东180华里），再也没回来过。但娘肯定很想念她，因为这是她家唯一的照片，也许是一种相思、两地哀愁，不得而知。

1968年的春天，刚换季脱了棉袄，这是娘第二次单独带着我们姐弟四人度过最困难阶段的几天之后，我家来了一个高个儿的男人，是来找我娘的，娘说是大爷，从这以后娘真的离开了我家。后来听我母亲说他是个刑满释放的人，因为什么判刑、多年后判了多少年都不清楚，但至少是十年，娘来我家已经十年了。对他我心存畏惧感。我离开林东镇多年后，听到有人谈论到娘的丈夫，说他叫李博议，博议是英文中“BOY”的音译，是日伪时期村镇公所的杂役，跑街送信、劈柴烧水的小伙计，这是我第一次听说他的身世。李博议刑满释放回来后，由于他在劳改期间学了一门打草帘子的手艺，去林东砖瓦厂重操旧业。不幸的是一年后，铡草的时候铡掉了一只手，缝合手术是我父亲给做的。住院期间，娘常来我家给他做点饭送去，我家住在医院家属院，比较方便。我跟娘去病房看过他一次，这也是我见他的最后一面。出院后林东砖瓦厂很照顾他，让他打更，生活有个着落。但接踵而来的是更大的不幸，不到一年时间他被查出了癌症，很快就去世了。林东砖瓦厂对娘这个孤寡的老人非常负责，安排她到砖瓦厂的托儿所上班，当时我父亲曾说，砖瓦厂厂长薄海楼义薄云天。娘的家距砖瓦厂大约5公里，娘每天早出晚归，在这条路上走了10年。

旧历1972年的大年三十，娘来我家过年，坐在炕桌喝了两盅酒，笑个不停，从兜里掏出一块红布给我父亲，说“恩歧过年了，给你一条红裤腰带，一定要系上！”我爸爸要推辞，娘反复劝说。娘提出了弟弟长大后要娶了媳妇，她要去给弟弟看孩子。我父亲母亲知道了娘的心思，马上表态同意。娘非常高兴，又多喝了两盅，其实娘不胜酒力，我送她回家时，她已经踉踉跄跄。从那时起，娘的最大心愿就是跟着弟弟鹤立走。1977年恢复高考，我弟弟是小镇上考上本科大学为数不多的人之一。娘也特别高兴，逢人就讲，我在归拢收拾东西，等鹤立毕业娶了媳妇，我去给他看孩子，他养我老。弟弟上学去了，我曾跟娘说过，这批人当时很可能要分配到外地工作，娘说去哪儿都行。我还逗娘说分配到新疆你也去吗？娘说，一定跟着鹤立去。我一语成谶，鹤立毕业后真的分配去了新疆，但娘没能等到鹤立毕业就走了。1980年的3月下旬的一个早晨娘起来去筛煤核儿，煤核儿堆在旧房墙垛下，墙垛倒塌，把娘砸到底下，娘没留下一句话，无声无息的走了。

娘从三十岁左右守活寡二十年，五十岁丈夫回来，仅仅两年，又真正的守寡。抱养的女儿嫁人后不再来往。娘身体硬朗，二十多年从未听说娘生病，却死于非命，可谓悲悯人生。但娘从未悲伤失色，而是坦然面对，柔弱矮小的身躯里藏有内心的坚毅强大，乐观的追求生活。

40年过去了，我们姐弟四人分居在天南地北，但只要聚在一起，话题总会说到娘身上。娘常年戴着白色的护士帽，穿蓝色斜襟上衣，干干净净，干活时系灰色的半围裙。姐姐常说娘没留下一张照片，但要是有个画家在身边，我一定会描述得让他不差分毫地画出娘的画像。娘的音容笑貌清晰的留存在我们4个人的脑海里，比相片更真实更亲切。

娘永远活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