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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对个人而言是一种品德，如果形成了文化就是文明。
2014年，“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大型系列文化丛书“中国史话”，将武汉四中作为“史话”的文化类列入出版项目。我负责撰稿。我将史话分为“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厚重的博学文化”两大部分；重点为“厚重的博学文化”部分，由五个章节组成，其中一个为感恩文化。 《武汉四中史话》共11万余字，编者在封底介绍：“本书是在查阅大量原始档案资料，并进行大量走访调研的基础上整理完成的，史料真实，表达朴素，内容丰富，深入浅出。书中最大的亮点是'厚重博学’部分，不仅是对史话题材的创新，而且是回归教育本质，对教育人以及被教育者的教育地位的认定。” 武汉四中的前身是博学书院，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由英国基督教伦敦会牧师杨格非创办，创办地址在汉口花楼街居巷。第一任院长是马辅仁牧师。从1899年至1928年，六任院长全为英国人担任。 在举国盛行科举以功名为要务的时代，博学书院却以“重理算、授生化、近自然、习英文、强体魄”的办学理念和“勤朴博学”的校训而闻名。所以自创办起，博学书院就直接同近代文明接轨，接受近代科学、理性和人文思想的洗礼。 1907年，伦敦基督教牧师李家兴（籍贯孝感）捐资一千八百串钱，马辅仁牧师在汉口韩家墩处购买了二百余亩土地，在杨格非牧师协助下完成了新校舍建设。博学书院有三个标志性建筑：钟楼、教堂和校门。校门在张公堤，即今汉西一路。与杨格非牧师同时到汉口创立基督教伦敦会的魏廉森牧师（英籍）因病去世，魏氏遗族捐款在博学书院内建筑魏氏纪念堂（俗称教堂）以志纪念。
钟楼
魏氏纪念堂，俗称教堂
雪天鸟瞰教堂呈一个巨大的十字
博学中学大门 1927年，国民政府收回了汉口、九江等地的英租界。1928年，汉口市政府收回了本地区的教育主权，并奉教育部指令，由校董事会选出了首任华人校长胡儒珍先生，学校更名为“汉口博学中学”。中英双方对交接和更名十分尊重和友好，前任院长英国人马辅仁牧师认为离去只是回国“休老”，与其他无关，同时感喟中国同事的善良与学识。
报载博学同学会送马辅仁牧师回国休老合影 收回教育主权后，英籍教员全部自愿留任，而且抗战期间与师生一道西迁四川长达八年。由此可见，从博学书院到后来的武汉四中，感恩文化一开始就奠定了包容和多元的基础。 2017年，博学书院第三任院长（1916－1921）潘雅德牧师的曾孙造访武汉四中，将曾祖父当年在汉口拍摄的许多照片“物归原主”。这些照片大都在汉口的照相馆洗印，清晰地记录了当时博学中学和汉口的原貌。 不能不认为，潘雅德曾孙这一行为是给当下感恩教育缺失和扭曲的一个鞭笞。
1905年童子军在学校钟楼前合影
从博学书院到武汉四中，感恩文化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氛围，每一个校友受这种氛围耳濡目染，习其要义，烙印在记忆，潜懿在言行，最终落脚在传承精神、延绵气质上。从而增强了校友的归属感、荣誉感和文化认同感，使感恩文化有着鲜活的生命力。
笔者与袁隆平老校友有近30年的交情，老人多次回母校，每次都要去当年的教室看看，伫立在恩师的照片前，讲述许多感人的故事。
袁老对他曾经住过的汉口三德里，乃至整个汉口都充满了感情，笔者曾经与袁老游走了汉口的三德里、大智门火车站、汉口江滩、龙王庙、江汉关等处。袁老的记忆力惊人，每一处都有记忆，有故事。
在龙王庙他指着集家嘴方向说：“每次从博学中学的河边下水，游到那里起坡。”我问他怎么回学校呢？他不假思索：“在六渡桥坐马车到硚口，再走回学校。” 谈及当年在博学中学的学习生活，袁老感恩最多的有两点： 一是教员，特别是教口语的白格里夫人和教写作的周鼎两位英语教员。 他认为自己的英语基础全部是在博学中学打下的，并且以一次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印度举行的杂交水稻会议佐证：起初很多人对这位“来自中国的农民”不屑一顾，然而当他以流利的英语作完主题发言后，会场报以热烈的掌声，在被拥抱的同时，纷纷询问他毕业于英美的哪所大学。袁老骄傲地回答：“汉口博学中学。”
二是袁老感恩抗战期间“读书没有花一分钱”。 1938年8月，凭一纸汉口市政府的护照，博学中学和同为基督教伦敦会创办的懿训女中（今武汉二十一中）西迁四川江津，为避日机滥炸，1940年1月再辗转至重庆。博学中学于1946年8月回汉复校，前后8年，师生无一伤亡，教学器材无一破损。流亡期间，为节省开支又不降低伙食标准，教职人员开荒种菜，围栏养猪。正如袁隆平所说，“读书没有花一分钱”。 可见，感恩是一种彼此的互动。苛求别人懂得感恩，先扪心自问可曾有恩于人。
文革前十七年的教育，大概是民国教育的缓冲作用，“读书没有花一分钱”得以短暂延续。
武汉四中1960届校友杨传荣，北航毕业后一直在航空航天部门工作，在神舟系列飞船上，留下了他的的才智和心血，得知2009年10月母校110周年校庆大典的喜讯，异常激动，着手撰写回忆母校的文章，选择礼品准备参加校庆。不幸心脏病猝发，于9月19日去世。 同年11月，其子携带父亲准备赠送给母校的神舟7号飞船的模型和回忆在母校学习生活的手稿，送交学校。武汉四中组织了一场追思会，杨传荣校友当年的同班和同届部分同学30余人与会，根据其子的介绍，大家抚摸着老同学设计的飞船某一部分，一个个老泪纵横。
翌年6月，同为航天专家、杨传荣校友的夫人亲自携带长征火箭模型来到武汉四中。老人说丈夫生前经常念叨母校，感恩母校培养了自己，所以代夫来母校表达感恩之情。武汉四中向老人颁发了荣誉校友证书，并且在学校食堂备四桌酒席，宴请杨氏所有亲属。 杨家是长丰乡农民，当时非常穷，兄弟四人只能供长子杨传荣一人学习深造。杨传荣在武汉四中从初中到高中一直学杂费免缴，并且享有每月9元的助学金；9元除购买文具外，还可补贴家用。席间有思念兄长的泪水，更多是感恩学校的朴实话语。 看来，感恩文化的形成和传承，其实，很具体实在，也很简单，“恩”，善行而已。 如果大字报揭发隐私，剃阴阳头加以羞辱，把教师从人格到形象上彻彻底底地剥得精精光光；用“牛尾巴的功能”配上驴叫声，把教师的知识学问加以嘲笑和否定，能有感恩文化吗！ 如果把教育“发展”成“产业”，一个“教育”大省，每年生产出几十万大学生，须知产业是讲求成本和利润的，那么学生自然不再是受教育的对象，充其量是原材料，从幼儿园开始上流水线捣鼓二十年。教师也就只是流水线上的操作工，无需清高，无需神秘，无需尊严；不能有个性，更不能有思想，那么，有悖伦理、有悖规律的怪象层出不穷就见怪不怪了，还奢谈什么感恩！
当然，武汉四中的感恩文化还有其独特的一个方面，即学校仍在原址，而且标志性建筑钟楼和教堂保存完好，特别是钟楼，曾经具有行政、教学、会议和娱乐的功能，使得感恩文化有了载体。如果学校易址，或是将历史建筑拆除，袁隆平校友会6次回母校吗？ 现在钟楼成为了校史馆，浓缩了学校的历史和文化。胡儒珍先生担任博学中学校长长达25年（1928－1952），2015年我在校史馆布展时，将他在1948年的一段校务讲话，以《示训》为题放在显要处，旨在让人体会胡校长所说的“承先人余荫，亦为至厚，如何发扬光大”，从而给感恩文化一个真实正确的定位。 打捞江城记忆 钩沉三镇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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