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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世界，你在意的人和在意你的人，其实就这么几个，这就是你的全部世界。 ——梁晓声《人世间》 我误解了父亲 三年大学，我一次也没有探过家，为了省下从上海到哈尔滨的半票票价，也为了父亲每个月少吃一块臭豆腐，多吃一盘炒菜。毕业后，参加工作一年，我才探家。算起来，我已十年没见过父亲了。父亲提前退休了，三弟返城了。我回到家里时，见三弟躺在炕上，一条腿绑着夹板，悬在半空。小妹告诉我，三弟预备结婚了。新房是傍着我们家老鹰山墙盖起的一间“偏厦子”。我们家的老屋很低矮，那“偏厦子”不比别人家的煤棚高多少。我进入“新房”看了看，出来后问三弟：“怎么盖得这么凑凑合合？”三弟的头在枕上偏向一旁，半天才说：“没钱，能盖起这么一间就不错了。”我又问：“你的腿怎么搞的？”三弟不说话了。小妹替他说：“铺油毡时，房顶木板太朽了，被踩塌掉进屋里……” 我望着三弟，心里挺难过。我能读完三年大学，全靠三弟每月从北大荒寄给我十元钱。吃过晚饭后，我对父亲说：“爸爸，我想和你谈件事。” 父亲看了我一眼，默默地等待我说。父亲看我时的目光，令我感到有些陌生。是因为我们父子分别了整整十年吗？是因为我成了一个大学毕业生吗？我不得而知。他看我那一眼，像一匹老马看自己带大的一头鹿。 我向父亲伸出了一只手：“爸爸，把你这些年攒的钱都拿出来，给三弟盖房子用吧！” 父亲又用那种有些陌生的目光看了我一眼，低下头，沉默半晌，才低声说：“我……不是已经给了吗？” 我说：“爸爸，你只给了三弟二百五十元钱呀！那点钱能够盖房子用吗！” “我……再没钱……”父亲的声音更低了。 我大声说：“不对！爸爸，你有！我知道你有！你有三千多元钱……” 父亲腾地从炕沿上站了起来，脸色涨得通红，怒吼道：“你……你简直胡说！我什么时候攒下过三千元？！” 躺在炕上的三弟插嘴说：“二哥，你何必为我逼爸爸呢！爸爸一辈子都想攒钱，如今总算攒下了，能舍得拿出来为我盖房子？”口吻中流露出一个儿子内心对父亲的极大不满。 我生气了，提高嗓门说：“爸爸，你这样做不对！三弟能在那样一间煤棚似的破屋里结婚吗？那里出生的，将是你的孙子，或是你的孙女！你将会在子孙后代面前感到羞愧的！”我心中忽然对父亲鄙视起来。 “住嘴！”父亲举起一只拳头，拳头没落到我身上，在空中停了片刻，沉重地垂下了。 母亲、四弟和小妹赶紧从里间屋出来，把我往里间屋拉。 “你！十年没见，见我就教训我吗？！好一个儿子啊！你就是这样给你弟弟妹妹们做榜样的吗？你可算念成了大学了！你给我滚！”父亲脸腮抽搐着，眼中喷射出怒火。他那凶暴的语词中，有一种寒透了心的悲凉成分。他用手朝我一指，又吼出一个“滚”字，再说不出别的话来。 我一下子挣脱了母亲和四弟拉住我的手，大声说：“爸爸，我永远不再回这个家！”说完，便冲出了家门。我一口气走到火车站，买了一张三小时后开往北京的火车票，坐在候车室的长凳上，一支接一支吸烟。 不知过了多久，听到有人轻轻叫我，抬起头，见母亲和四弟站在面前。四弟说：“二哥，回家吧！” 母亲也说：“回家吧，妈求你！” “不……”我坚决地摇摇头。 母亲又说：“你怎么能那样子跟你爸爸争吵呢？他的确是没攒下那么多钱呀！他攒下的一点钱，差不多全给你三弟了……下个月初就要给你哥哥交住院费……” 几个好奇的男人女人围住了我们，用各种猜疑的目光注视着我。我听到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离开时叹了口气，说：“可怜天下父母心啊！”我分明是被看成了个不孝之子了。 我打断母亲的话，说：“妈妈，您别替我爸爸辩护了！我在大学时，您亲自写信告诉过我，我爸爸已积攒下了三千元钱，他怎么能对他的儿子那么吝啬？”母亲怔了一下，说：“傻孩子，是妈不好，妈那是骗你的呀！为了让你在大学里安心读书，不记挂家中的生活……” 听了母亲的话，我呆呆地望着母亲那张憔悴的脸，发愣许久，说不出话来。“听妈的话，回家吧！回家给你爸认个错……”母亲上前扯我。 我低下头哭了……我跟着母亲和四弟回到家里。我向父亲认了错。 父亲当时没有任何原谅我的表示。小妹那时已中学毕业，在家待业两年了，一直没有分配工作。母亲低眉下眼地去找过街道主任几次，街道主任终于给了一个活口说：“下一次来指标，我给使把劲试试看吧！” 母亲将这话学给父亲，对父亲说：“为了孩子，这人情，管多管少，无论如何也得送啊！”父亲拉开抽屉，取出一个牛皮纸钱包，递给母亲，头也不抬地说：“我这个月的退休金，刚交了老大的住院费，剩下的，都在里边了……” 牛皮纸钱包里，大票只有两张十元的了。母亲犹豫了一阵，将其中一张交给妹妹，妹妹就用那十元钱买了点不成体统的东西，当天拎着去街道主任家“表示表示”。妹妹怎么拎去的，又怎么拎回来了。 母亲诧异地问：“怎么拎回来了？” 小妹沮丧地回答：“人家不肯收。” 母亲又问：“嫌少？” “人家说，多年住在一条街上，收了，就显得不好了。人家说，要是咱们非愿意表示表示，他家买了一吨好煤，咱们帮忙给拉回来……”小妹说罢，怯怯地瞟了父亲一眼。 父亲始终没抬头，听罢小妹的话，头更低下去了。过了好一会儿，父亲才开口说：“我和你四哥……一块儿去给拉回来……”四弟刚巧从外面回来，问明白后，为难地对父亲说：“爸，我们厂的团员明天要组织一次活动，我是团支部书记，我不能不去呀！” 小妹急了：“什么破团支部书记，你当得那么上瘾？！明天不给拉回来，人家的煤票就过期了……”这一切话，我都在里屋听到了，我跨出里屋，对小妹说：“明天我和爸去拉。” 父亲突然莫名其妙地火了：“谁都用不着你们！我明天一个人去拉！我还没老得不中用，我还有力气！” 头天晚上就下起了大雨，第二天白天，雨下得更大了。我和父亲借了辆手推车，冒雨去拉煤。路很远。煤票是在一个铁道线附近的大煤厂开的，距我们住的街区，有三十来里。一吨煤，分三趟拉。天黑才拉回第三趟。拉第三趟时，一只车轮卡在铁轨岔角里。无论我和父亲使出多大的力气，车轮都纹丝不动，像被焊住了。我和父亲一块儿推，一块儿拉，一个推，一个拉，弄得浑身是泥，双手处处是伤，还是一筹莫展。在暴雨中，我听得见父亲像牛一样的呼哧呼哧的喘息声。我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对父亲大声喊：“爸爸，你在这儿看着，我去值班房找个人来帮帮忙！” “你的力气都哪去了？！”父亲一把推开我，弯下腰，用他那肌肉萎缩了的肩膀去扛车。 远处传来了火车的吼声，一列火车开过来了。在闪电亮起的刹那，我看见一块松弛的皮肤，被暴雨无情地鞭打着，那是一个老年人的丧失了力气的脊梁。车头的灯光从远处射了过来，父亲仍在徒劳无益地运用着微不足道的力气。我拔腿飞快地朝值班房跑去。值班工人发出了紧急停车信号。列车停住了，值班工人和我一块儿跑到煤车前。父亲还在用肩膀扛煤车，他仿佛根本没有发现有火车开过来。“你妈的玩命啊！”值班工人恶狠狠地骂了一句。 火车车头的光束正照着煤车，父亲的肩膀，终于离开了煤车。父亲缓缓抬起了头，我看清了父亲那张绝望的脸，那张皱纹纵横的脸，每一条皱纹，都仿佛是一个“！”，比父亲写给哥哥的那封信中还多…… 雨水从父亲的老脸上往下淌着。我知道，从父亲脸上淌下来的，绝不仅仅是雨水。父亲那双瞪大的空洞的眼睛，那抽搐的脸腮，那哆嗦的双唇，说明了这一点…… 这个雨夜，又使我回想起了几年前那个雨夜。我躲在我们连队木楞堆之间大哭过一场的那个雨夜…… 梁晓声画像 我无意间伤害了父亲 1984年4月的一天，我收到一封电报。电文——“父即日乘十八次去京，接站。” 生活，到底是很厉害的。我家住在一幢筒子楼内，只一间，十三平方米，在走廊做饭。走廊暗，黑，苍蝇多，老鼠肆无忌惮，特胆大。父亲到北京来的第一天，打量着我们家在走廊占据的“领地”，不无感触地说：“老二，你有福气啊！你才参加工作几年呀，就分到了房子，走廊这么宽，还能当厨房……你……比我强……”这话从父亲口中说出，以那么一种淡泊的自卑的语调说出，使我心中有些难过。 父亲当了一辈子建筑工人，盖了一辈子楼房，却羡慕我这筒子楼里的十三平方米……他是被尊称为主人翁的人啊…… 编辑部暂借给我一间办公室。每天晚上，我和父亲住在办公室，妻和孩子住在家中。我虽没有让父亲生平第一次坐上小汽车，父亲却沾了我的光，生平第一次住上了楼房。父亲每天替我们接孩子，送孩子，拖地板，打开水，买菜，做饭，乃至洗衣服，拆被子，换煤气。一切的家务，父亲都尽量承担了。我不希望父亲，我的老父亲沦为我的老勤杂员。 我对父亲说：“爸爸，你别样样事都抢着做。你来后，我们都变懒了！”父亲阴郁地回答：“我多做点，倒累不着。只要能在你们这儿长住下去，我就很知足了……你妹妹结婚后，家中实在住不开了，我万不得已，才来搅扰你们……”父亲的性格也变了，变成一个通情达理的，事事处处，家里家外都很善于忍让的，老无脾气的老头了。除了家务，父亲还经常打扫公共楼道、楼梯、厕所、水池。他不久便获得了全楼人的称赞和敬意。 父亲初来乍到时，人们每每这么问我：“那个大胡子老头就是你父亲吗？”以后我听到的问话往往是：“你就是那个大胡子老头的儿子呀？”在我意识中，父亲是依附于我的人格而存在的，但在不少人心目中，我则开始依附于父亲的人格而存在了。一些从不到我家中走动，大有“老死不相往来”趋势的工人们，也开始出现在我家了，使我同一种更普遍的生活贴近了。 一天傍晚，有一个外地的陌生姑娘来到我家中，她自称是位文学青年，读过我的几篇作品，希望能同我谈谈。 我带她来到了办公室。她很漂亮。身材很美，又高，又窈窕。一张白净的鹅蛋形的脸，容貌端庄娴雅。眼睛挺大，闪着充满想象的光彩。剪得整齐的乌黑的短发，衬托着她那张动人的脸，像荷叶衬托着荷花。她穿一件五彩缤纷的花外衣，只有三颗扣子，好像是骨质的，月牙形，非常别致，半敞的衣襟露出里面深红色的毛衣。裤线裤角带有古铜色镶边的牛仔裤，奶黄色的坡底高跟鞋。她端坐在沙发上，修长的双臂微向前探，双手习惯性地揽住两膝。她从头到脚焕发着浪漫气质，举止文静而有修养。 我沏了一杯茶端给她。她接过去，看了一眼，欠身轻轻放在桌上，说：“我不喝绿茶。我从小就是喝花茶的。”我说：“请便。”将椅子搬到她斜对面，瞧着她问：“你想和我谈些什么呢？” 她妩媚地一笑：“当然是谈文学啦……不过，也希望不仅仅限于文学。” 我说：“那么就请谈吧！不过，我也许会令你失望，我不是个理想的交谈者。” 儿子有些发高烧。走出家门时妻正在给儿子灌药，而父亲在给我洗衣服。我尽量排除思路上的干扰，集中精力。我想她一定会首先向我提出什么问题。但她没有，她用悦耳的音调向我讲述起自己来。 她说她离开家已经一个多月了。从南到北，旅游了不少大城市，拜访过许多颇有名气的青年作家。接着，便依次向我说出他们的名字，有人是我认识的，有人是我没见过面的。还说她崇拜某某及其作品，难以忍受某某及其作品，欣赏某某的作品但不喜欢作者本人。她很坦率。我愿意同坦率的人交谈。我问：“你此行是出差吗？” “噢不，”她摇摇头，又是那么博人好感地一笑，“就是为了玩，散散心。” “你的单位竟会给你这么长一段假？” “我现在不受任何单位管束，自由公民！” “你是个待业青年？” “我想有工作时便可以有种工作，腻烦了就当自由公民。” 我迷惑不解地望着她。她揽住两膝的双手放开了，身体舒展地靠在沙发上，目光迅速地在我的办公室内环视一番，说：“你的办公室可以容得下五对人跳舞。” 我说：“我不会跳舞，大概是可以的。”这时轮到她迷惑不解了，她怀疑地盯着我，要看出我说的是不是真话。我惭愧地笑笑。 她的目光移开了，落在写字台上，又问：“自由市场上买的吧？” 我点点头：“是的。” “样式太老。不，是太俗气，但便宜。”她的目光又盯在了我脸上，那模样仿佛我对她承认了我是一个下流坯子似的。 我说：“请接着谈下去吧，你刚才谈到自己的话还使我有些不明白。” “是吗？”怀疑的神态，怀疑的口吻。接着，她轻轻叹了口气，平平淡淡地说：“报考过电影学院、音乐学院，都没考上。在外贸局工作了三个月，在旅游局工作了半年，这两个单位都没能更长久些地吸引住我。在省图书馆混了一年，因为那儿有书，才拴住我一年。看书也看腻烦了，于是就辞职了……回去以后，也许会到省电视台，看我那时心情好不好，乐不乐意……” 我终于明白，她是来自另一个天地的。“你出来这么长时间，父母放心吗？” “他们也没什么不放心的。每座城市都有父亲当年的老战友。或者住他们家中，或者住高级宾馆……” 我觉得没有必要再问什么了，期待着她说。 她沉默了一会儿又开口：“你一定无法理解我……小时候，我和姐姐觉得世上任何好吃的东西我们都吃过了，我们就将糖和盐拌在一起，再浇点辣椒油……现在，我的心境就跟小时候似的，我觉得我丢了。我觉得我对什么都腻烦了，对生活失去了热情，就好像我小时候对食物失去了味觉一样……”我依旧望着她那张漂亮的脸，心中对她产生了一种同情，类似对一只将要溺死在蜜中的小昆虫的同情。她见我在很认真地听，便继续说下去：“本想离开家散散心，但结果心境反而愈来愈不好。每座城市都到处是人、人、人，愚昧的，没文化的，浑浑噩噩的人，许许多多的人，每天都在谈论房子问题、待业问题……” 我平静地问：“你无法忍受这样一些人吗？” “难道你能够忍受这样一些人吗？”她端正了身子，目光又盯在我脸上，显出一种对我的麻木不仁开始感到失望的表情。我没有立即回答她。我又想起了我躲在木楞堆间痛哭过一场的那个雨夜，也想起了我和父亲为了妹妹早日分配工作给街道主任拉煤的那个雨夜。小雨，大雨，都是下雨的夜，为什么保留在我记忆中的都是雨夜呢？我毕竟从我生活中的两个雨夜度过来了。我毕竟扯着父亲的破衣襟，扯着一个没有受过文化教育的、头脑中有着狭隘的农民意识的父亲的破衣襟，一步步从生活中走过来了，一岁岁长大了…… “古老的国家，古老的民族，生活在这么一种氛围中，每个人都将要窒息而死……”那姑娘的悦耳的声音，使我的注意力不能从她身上过久地分散。 我要求说：“让我们谈谈文学吧！” “文学？”她嘴角浮现一丝嘲讽，大声说，“中国目前不可能有文学！中国的实际问题，就在于人口众多。如果减少三分之二，一切都会变个样子！” 我冷冷地回答她：“好主意！减少的当然应该是那些愚昧的，没文化的，浑浑噩噩的，每天都在谈论房子问题和待业问题的人。”我情绪的变化并没有引起她的注意。 她皱起眉头，用一种忧国忧民的语调说：“就在今天，就在你们北影厂门口，我看到一个白胡子老头，抱着一个傻乎乎的孩子，在围观一辆国外小汽车。我心里真是悲哀极了！我要写一篇心理小说，将我内心这种悲哀表述出来！这就是我们的人民，我作为一个中国人真感到羞耻！”她那样子悲哀得快要哭了。或者说，她是要将我感动哭了。 然而我并没有受到丝毫感动。我已不再像从前那么易于动感情了。我在想，她那颗心一定很渺小，因此也只能产生这么一点渺小的悲哀。我已经不再同情她。我告诉她，那白胡子老头，肯定就是我的父亲，而抱在他怀中那傻乎乎的孩子，是我的儿子。 “是你……父亲？”她的脸微微红了，显出动人的窘态，讷讷地说，“请原谅！我还以为你是……” “这不值得请求原谅！因而我也不想对你表示原谅！我并不想否认，我的父亲没有文化，他在扫盲时所认识的字，绝不会比你这件花外衣上的花朵多。他还很愚昧。由于他的愚昧，由于他的农民意识的狭隘，给我们的家庭造成了重大的不幸。因为他不相信医生的话而相信算命先生的话，我的姐姐夭折了！我的哥哥，因为他鄙薄文化而崇尚力气，疯了！我原谅了他，但却不能忘记这些。我要比你更加憎恨愚昧！我要比你更加明白文化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意味着什么！我诅咒造成愚昧和没有文化的落后状况的一切因素！”我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我的声音很高，我内心很激动。我仿佛不是在对我面前的这位姑娘说话，而是在对众多的各种各样的人说话。 我还想对她说，她可以对我们的人民没有感情，她也尽可以像她读过的小说中那些西方的贵夫人一样，对他们的愚昧和没有文化表示出一点高贵的怜悯，这无疑会使像她这样的姑娘更增添动人的魅力。但她没有权利瞧不起他们！没有权利轻蔑他们！因为正是他们，这在历史进程中享受不到文化教育而在创造着文明的千千万万，如同水层岩层一样，一层一层地积压着，凝固着，坚实地奠定了我们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而我们中华民族正在振兴的一切事业，还在靠他们的力气和汗水实现着！愚昧和没有文化不是他们的罪过，是历史的罪过！是我们每一个对振兴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缺乏热情，缺乏责任感的人的惭愧！我还想对她说，至于她，不过是我们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一小片水分充足的沃壤之中的一朵小花而已。美丽，娇弱，但没有芬芳。因为她不是树木，所以她那短细的根须是触及不到水层岩层的，她所蔑视的正是她所赖以存在的。她漠视甚至嘲讽他们的最现实的烦恼，但她那种因没有什么值得忧郁的事才产生的忧郁，那种一颗空泛的心灵内的微妙而典雅的悲哀，与他们可能经历过的悲哀相比，其实质是不值论道的。我什么也不想对她说了…… 我又想到了发烧的儿子。我认为我应该回到儿子身边去了。“非常抱歉，我不能再陪你交谈下去了！”我走到办公室门前，推开了门。门外，站着我的父亲，呆呆地，一动不动地，像根木桩似的。一手拎着水壶，一手拿着一瓶墨水。他是给我们送开水来的。他分明是听到了我方才大声说的某些话。那姑娘走下楼梯时，还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我这样对待她，肯定是她绝没想到的。 父亲一声不响，放下水壶，默默走向他睡的那张钢丝床。 一直到熄灯，我和父亲彼此没说一句话。我静静地躺着，无法入睡。我知道父亲也是在静静地躺着，没睡。 我真想翻身下床，走到父亲身边，跪下去，将头伏在父亲胸上，对他说：“爸爸，原谅我那番话又无意伤害了你，原谅我，爸爸……” 隔了一天，我从朋友家很晚才回来，一进家门，妻便告诉我，父亲走了。
梁晓声一家三口与父亲合影 “走了？上哪儿去了？” “回哈尔滨了！” “你……你为什么不拦他？！” “我拦不住。”病刚好的儿子在哭叫：“爷爷，我要爷爷！我要找爷爷嘛！” 我问：“父亲临走说了什么没有？” 妻回答：“什么也没说。”我一转身就从家中冲了出来。 我赶到火车站，匆匆买了一张站台票。我跑到站台上时，开往哈尔滨的列车刚刚开动。我跟着列车奔跑，想大喊：“爸爸！”却没喊出来。 列车开出了站台。 送行者纷纷离去了。只有我一个人还孤零零地伫立在站台上。望着远处的铁路信号灯，我心中默默地说：“爸爸，爸爸，我爱你！我永远不忘我是你的儿子，永远不耻于是你的儿子！爸爸，爸爸，我一定要把你再接到北京来！”远处的铁路信号灯，由红变绿了…… （摘编自《梁晓声的“人世间”之无言的父爱（二）》，原文即将刊于《名人传记》2022年第6期，敬请期待。 文/梁晓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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