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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2003年非典在广州爆发时，出版社在寻找相关选题。当时我在岭南文库编辑部工作，依稀记得2000年时有位广州中医药大学刚毕业的博士生毛遂自荐，投了一份《岭南瘟疫史》的稿件，由于时机不成熟，没有获得出版的机会，但我记下了投稿作者的单位。疫情刚起之时，相关研究较为薄弱，我马上联想到当时的自来稿，于是通过114查询台找到了已在广州中医药大学医古文教研室任教的李永宸老师，也同时认识了赖文老师，即时出版了《岭南瘟疫史》，出版后获得学术界好评。我也与作者成了朋友，李老师还成为临床医生。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在探索治疗新冠的过程中，中药又起了很好的作用，于是我想李老师一定不会闲着。 机会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李老师果然没闲着。据李老师介绍，《清末岭南五种卫生典籍校注》是广州大典中心的研究项目。《广州大典》是“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的广州历史文化史料著作的集成”，首次突破四库系列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框框，收录了《卫生要旨》《中外卫生要旨》《学校卫生学》《卫生指南》《卫生至宝图说》5种“卫生”典籍。《广州大典》是大型影印项目，出版后又成立了常设机构广州大典研究中心，每年围绕《广州大典》资助研究项目，为研究广州地方历史搭建了非常好的平台。本项目已经结项，说明本项目校注质量值得信赖，也说明稿件已基本完成。 关于整理情况，李老师也作了说明：本次校注以《广州大典》所收录的5种“卫生”典籍影印本为底本。《卫生要旨》为国家图书馆藏清光绪九年（1883）益智书会刻本，《中外卫生要旨》为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铅印本，《学校卫生学》为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上海广智书局铅印本，《卫生指南》为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清光绪三十年（1904）香港中华印务有限公司铅印本，《卫生至宝图说》为广州图书馆藏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中华印务有限公司铅印本。工作底本来源清晰，是校注成功的保证。 本次校注严格按照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2015—01—29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行业标准》（CY/T 124—2015）“学术出版规范—古籍整理”要求，又根据5本卫生典籍成书于清末，书中出现的解剖学、生理学等自然科学术语与现代不甚相同，予以解释、说明等等，对校注方法列出了17点说明。说明校注思路清晰，是校注成功的保证。 基于以上情况，我认为申报2022年国家古籍专项资助是合适的。 本项目共收录底本5种，其书名、作者与内容为：《卫生要旨》1卷，未著撰者，由在粤美籍传教士医生嘉约翰译成，尤重论述饮食起居各项，并从一身之修正、一家之整饬，延伸论及一国卫生之治理。《中外卫生要旨》为香山（今中山）人郑观应编撰，是一部集中国传统养生方法与西方卫生思想为一体的养生著作。《学校卫生学》为日本人三岛通良撰，将其办理学校卫生事务总结而成，出版后，由粤人周起凤在留日期间翻译成中文。《卫生指南》为宝安（今深圳）江英华撰，内容为医药商品广告。《卫生至宝图说》为香山人卓凤翔编撰，内容分为两部分：上半部分节选自合信氏《全体新论》，属解剖生理学范畴，同时配以相应的解剖图像；下半部分撷取历代妇幼专著中的内容，陈说生殖孕育的相关知识。 从简单的内容介绍我们知道，清末岭南5种“卫生”典籍与传统古籍是不一样的，有以下特色： 第一，其产生与近代中国的救亡图存、疾疫流行、人口增长停滞、西学东渐、健全国民的培植等社会历史背景密不可分；不仅是公共卫生思想与近代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也是近代中国救亡运动在医界的反应。 第二，具有鲜明的中西汇通特色，既注重传统中医方剂在人口繁衍、疾病防治中的作用，又体现西医优生优育思想；既重视小儿家庭护理，又关注学校卫生与体育锻炼之于小儿健康的影响；一方面继承传统“慎居处、节饮食”的中医“治未病”思想，一方面又认识到择偶关系到家庭幸福与种族康强。 第三，不是单纯的养生著作，是传统中医“治未病”理论的延伸与发展，既包含传统医疗与健康的内涵，又赋予了社会与文化的外延；既保留了传统儒道释的养生思想，又汲取近代维新人士的养生观与西洋医学的卫生内容；既注重个人日常卫生，又凸显国家社会的卫生职责，是近代西方公共卫生思想与中国社会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也是近代中国救亡图存运动在医界的反映与中国传统“治未病”思想的延伸和发展。 本项目对新冠疫情下的当今可提供具有借鉴价值的回顾性史料，也有助于全面了解与客观认识中医疫病学说、方剂学说的历史价值与疾病史背景，丰富中医相关学科的研究视角与学科建设内容。 目前稿件已经完稿，根据编辑要求正在完善与配图中，能够如期完成出版。 全国有二十多家古籍专业出版社，但作为全国经济大省的广东却没有专业的古籍出版社。不过广东人民出版社自1951年成立以来就成立了古籍辞书编辑室，一直全力承担广东地方古籍的整理出版工作，虽然规模小，但一直有一个团队在坚持。自2011年加入中国版协古籍出版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古工委”）后，在古工委的指导下，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一是着重摸清广东古籍的规摸与特色；二是确立广东古籍出版方向；三是确定广东古籍出版的方式。在省内主要古籍收藏单位的配合下，我们确定了古籍整理与出版的大方向，配合国家古籍整理与出版专项资助申报，按编辑室制定的出版方案，每年精心组织有广东古籍特色项目申报。 近代以来，从广东流失的古籍比较多，我们组织了《海外广东珍本文献丛刊》《韩国首尔国立大学藏同顺泰号文书》等大型项目。在《广州大典》《清代稿抄本》等大型影印项目问世后，我们将着重点放在古籍整理上，组织了《陈兰彬集》《杜凤治日记》等大型项目，均获得成功。这些项目都是前些年对广东古籍家底摸查的基础上获得的，是我社古籍出版题中应有之义。 在准备申报时，我们始终把握以下原则：一是坚持广东特色；二是质量优先；三是坚持质量的前提下，名家整理或主持的项目优先。 对于国家古籍整理与出版专项资助，我们有清醒的认识，一是我们非古籍专业出版社，每年获得资助的项目不会太多，希望每年不要缺席；二是编辑配备决定我们一年不能出版太多，质量要优先保证，要量体裁衣；三是每年有所斩获，会大大提升编辑出版古籍的信心，提升职业自豪感。 我们不认为古籍有所谓全国性和地方性之分，能保存下来并被学者整理，就一定有其存在的价值，尤其是日记、笔记等私人性质的古籍，其价值是由其属性决定的，其写作时并未想将来公之于众，其记录的真实性大大有助于研究细节的历史还原。比如《杜凤治日记》（申报时名为《望凫行馆宦粤日记》）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杜凤治非封疆大吏、非文人学者，一个地方县太爷，在官僚体制内无非是个芝麻官，坚持十几年事无巨细记录下来，为研究清末广东乃至全国地方治理提供了十分宝贵一手资料，其详细程度可以改写目前学术界的一些定论。因此，我们认为国家古籍整理与出版专项资助宜对地方特色古籍多加关注，让历史研究成果变得有温度、有血有肉，其成果可以嘉惠更多普通读者，让古籍“活”起来。 今年“古籍保护利用”首入政府工作报告，这也给古籍出版工作带来了机会。古籍保护的第一要义是要摸清家底，我们需要了解全国，特别是广东有多少古籍，也希望这些古籍能逐步公之于众，让学者有机会整理。作为出版人，我们会按照制定的长期规划，立足广东，放眼全国，让流失海外的广东地域珍本文献以影印出版形式回归故里，有步骤、分类别整理出版广东基础古籍，重点整理出版华侨文献、海关档案等广东特色档案文献，打造广东古籍出版品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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