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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很真实，因为是实实在在发生过的；但历史也很虚幻，因为后人了解的历史往往不是亲自触摸过的。因此，真真假假当中，如梦如幻之间，历史就很有意思。书法史当然也不例外。 书法作品是认识、研究书法家、书法史最有力的媒介和途径，然现今留存的古代书迹之数量不及历史实际之一二，很多作品因战乱、保存不善等原因已不存于世。因而很多专家学者关注到论书诗，为书法史研究提供补正与参考。 何为论书诗？ 它是指那些能够反映时代的书法审美观念、折射书法思潮、透露书坛活动信息，以歌咏书法为主题的诗歌。其中包括纯粹评论书法之诗，亦包括那些虽是歌咏书家和文房四宝，内容却能涉及书法审美思想的诗歌。它就像一座桥梁，连接着诗歌和书法这两座高峰。 何香凝美术馆馆长，暨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蔡显良先生即通过论书诗中所记载的文化背景、书法活动、作品意象和艺术风格，多维度探析诗歌与书法共通的价值意义、艺术情感和审美意蕴。他的相关研究、感悟、札记集合到了《诗歌中的书法史》一书。本书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书中以唐、宋、元、明、清五个朝代分章，讲述各时期的书法审美观念、创作思潮及书学思想，为我们了解中国古代书坛打开了另一扇门。
他引李白所写论书诗《草书歌行》： 从上述诗句中我们仿佛看见一个活生生的醉僧正在笔走龙蛇，挥毫而书。 李白人狂。可谓天字第一号“狂人”。他自喻的带“狂”字的称号就有“狂人”“狂痴”“狂客”“狂夫”等，不一而足：“我本楚狂人”“狂客落魄尚如此”“窃笑有狂夫”“一州笑我为狂客”。李白人到中年，曾为唐玄宗所召。但李白恣情任性，狂放不羁，敢叫高力士脱靴、杨国忠磨墨。 李白剑狂。“十五好剑术”“剑术自通达”，其造诣非同一般。虽然李白诗、裴旻剑术、张旭草书合称唐代“三绝”，其中并无李白的剑术，但其剑术之高恐怕仅次于裴旻。李白爱剑咏剑，其存诗中“剑”字共出现了一百多次，约占全诗总数的百分之十。难怪余光中有云：“酒入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 李白诗狂。李白是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誉为“诗仙”。李白的诗雄奇飘逸，艺术成就极高。其歌行，完全打破了诗歌创作的一切固有格式，空无依傍，笔法多端，达到了变幻莫测、摇曳多姿的神奇境界。连杜甫亦慨叹李白“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
李白的狂因何而起？与其说是其本性或时代使然，不如说是因为酒。“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酒是李白心灵的莫大寄托，是李白生命的外化形式。李白现存的诗有上千首，其中提及酒的约有二百首之多。李白嗜酒如命，“一醉累月轻王侯”，甚至“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李白得意时喝，失意时喝，一个人时喝，宴会时喝，重逢时喝，会友时喝，在家里喝，在酒楼喝，在宫廷喝，最后“竟以饮酒过度，醉死于宣城”。 乾元二年（759），另一位“狂人”怀素，慕名前往李白处求诗。怀素十岁时“忽发出家之意”，史称“零陵僧”或“释长沙”。虽然当了和尚，但怀素偏偏不爱诵经事佛，天天在寺院各处，甚至芭蕉叶上练习书法，且好饮酒，每当饮酒兴起，不分墙壁、衣物、器皿，任意挥写，时人谓之“醉僧”。《金壶记》说他“一日九醉”。朱逵在《怀素上人草书歌》中说他能连饮百杯：“衡阳客舍来相访，连饮百杯神转王。”均爱饮酒的李白、怀素可谓性情相投，思想相近。李白特地为怀素写下上面这首《草书歌行》，使诗书碰撞出耀眼的火花。该诗思维跳跃，豪气冲天，驰骛八荒，极具语言张力，似乎使人从中能够嗅到浓浓的唐朝酒香。假如没有酒，或许李白只是个三流诗人，怀素只是个三流书家。二人因酒而狂，诗书交响，书写了一段流芳千古的友谊篇章。 二人颠狂的内在心理根柢是“兴”，或曰“天机”。这种心手双忘的即兴挥写，必以功力与古法为基础，而最终达到超凡脱俗之境界，亦即通“神”、求“道”、觅“逸”。观二人代表作《古诗四帖》和《自叙帖》，皆气势奔腾，左盘右蹙，妙绝古今。他帖亦然。旭帖中、侧锋使转自如，侧笔较多，确显妍肥之姿；而素帖以中锋为主，运笔速度较快，的确相对瘦劲。但二者均“志在新奇”，又务适己性，“纵横不群，迅疾骇人”，共同登上了草书之巅。草书最能表情达意，最富烂漫色彩，最能表达唐人的进取精神，故唐代草书兴盛。唐代有史可查之草书家竟近百人之多。这无疑是二人取得成功的强大社会基础。怀素既为禅宗僧人，其书自然通于禅心，比旭书自多了一层禅意。若要强分区别，则旭书通神，素书却逸意多多。正如钱起诗云：“狂来轻世界，醉里得真如。”此诗句亦说出了二人相同的一点，即皆喜饮酒。
《旧唐书》云：“旭善草书，而好酒，每醉后号呼狂走，索笔挥洒，变化无穷，若有神助，时人号为张颠。”怀素虽为和尚，却无心修禅，更饮酒吃肉，交结名士，性情疏放。怀素的酒量很大，酒酣后能写丈二大字：“十杯五杯不解意，百杯已后始颠狂。……挥毫倏忽千万字，有时一字两字长丈二。”怀素继承发展了张旭的笔法，世称“以狂继颠”。 酒对于书法创作的作用有二， 一是激发灵感，二是激发情感。灵感具有来无影去无踪、速来速去的特点，情感的爆发亦同样具有不可捉摸性。在某种程度上，灵感、情感与文字书写的不可逆性和笔墨效果“偶然得之”的特点，有一定的切合性。而酒又具有不可抗拒的强大“激发”功能，所以酒在书法创作中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媒婆”，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那幅流颂千古的《兰亭序》，王羲之在酒醒后觉得有些不妥，遂又写了近百遍，但再三看看，终不及酒酣所书。贺知章“每醉必作为文词，行草相间，时及于怪逸，使醒而复书，未必尔也”。吴道子工书善画，“好酒使气，每欲挥毫，必须酣饮”。张旭醒后目己之书，亦自恃“不可复得也”。怀素亦是如此，“醉来信手两三行，醒后却书书不得”。苏东坡与米芾边饮边书而罢，“俱自以为平日书莫及也”。石曼卿尝于泗州龟山寺题壁，“剧醉卷毡而书，一挥而三榜成，使善书者虽累旬月构思以为之，亦不能及也”。鲜于枢“每酒酣傲放，吟诗作字，奇态横生”。醒后所作却不如醉时所作，个中缘由恐怕只有喜饮善饮之人才能理解。 酒至石曼卿那里，虽给予了他巨大的创作灵感，但也致其英年早逝，有些遗憾了。 古来精绝艺，所贵神气守。 ——张耒《石曼卿三佛名大字》 这首五言诗将石曼卿进行书法创作时心手相应、如痴如醉的“忘我”状态描写得淋漓尽致。 石延年，字曼卿，一字安仁。其祖原籍幽州（今北京一带），后居宋城（今河南商丘）。工诗，诗作俊爽，天圣、宝元间称豪于一时。梅尧臣称他的诗为“星斗交垂光，昭昭不可挹”。北宋文学家石介作《三豪诗》云：“曼卿豪于诗，社坛高数层；永叔豪于辞，举世绝俦朋；师雄歌亦豪，三人宜同称。”故有“三豪”之称。他亦擅书法，笔画遒劲，似颜筋柳骨。曼卿“状貌伟然，喜酒自豪”，“自顾不合于时，乃一混以酒，然好剧饮，大醉，颓然自放……而人之从其游者，皆知爱曼卿落落可奇”。如此奇人，自然别出心裁地创造了多种怪诞的狂饮方式，如“囚饮”：蓬头赤脚地戴着枷锁饮酒；“巢饮”：与人在树上饮酒；“鳖饮”：用稻麦秆束身，伸出头来与人对饮；“鬼饮”：夜不点灯，与客摸黑而饮；“鹤饮”：饮酒时一会儿爬到树上，一会儿又跳到地上。 相传宋仁宗爱其才而劝其戒酒，后竟酗酒成病，英年早逝。史上喜欢饮酒的书家比比皆是，但像石曼卿这样以身许酒直至魂断酒盅者，即使“汉书下酒”的苏子美亦犹不及，唯“醉死于宣城”的李白与之相埒，除此再无他人。苏轼《跋草书后》云：“仆醉后辄作草书十数行，觉酒气拂拂，从十指间出也。”于石曼卿而言，酒气岂止从十指间流出，而是全身每个毛孔均出焉。  有人好酒，而有人则喜茶，就像宋代诗人杨万里，他把饮茶比作读书。而作为读书人的必备技能，书法亦为其嗜好，他常给人题跋和题字。书中援引他的论书诗，讲述了崇尚晋唐、尚雅去俗的书法思想与审美观念。  至元代，“书画同体”的审美观是论书诗中议论的焦点之一，其中最为著名的当然是赵孟頫的那首诗：“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于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方知书画本来同。” 明人既知古尚古，“祓禊兰亭三月初，流传翰墨世璠玙”，又胆大敢为，“善书不择新与故，一锋杀尽中山兔”，吴门与松江傲立书坛，更有明末浪漫诸家，谋变创格，雄奇角出，掀起张扬个性之风潮，影响至深。 清代书法，艰难蜕变，突破帖学藩篱，寻碑访碑，开创碑学，特别是篆隶和北碑书法成就，雄浑渊懿、个性独特、独步当世，一派兴盛局面：“嗜同利欲注古碑，坐卧碑下忘寒饥。拓摹数日乃辞去，东西南北到处寻。” 历史带有真实的厚重，诗歌则具有万般变化与修饰。因此，从论书诗鲜活诗意的书写中挖掘书法史的真相，并非易事。作为一名书法理论研究者，蔡显良在写作时绕开传统的“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的提法，综合社会、文化、经济、地理、政治，甚至个人心理、性格等多元视角，解释具体艺术现象，并将众多生动有趣的书法故事与极具艺术魅力的书法作品融入其中，使内容兼顾学术性、普及性、可读性。 在丰富有趣的文本内容的支撑下，《诗歌中的书法史》图文并茂，妙趣横生。翻开这本书，便可徜徉在诗歌、文学的天地，领略、感悟书法之美，诵诗品书，一举两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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