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谈到《红旗》杂志，就绕不开陈伯达这个人，有着“老夫子”称呼的陈伯达，很多时候都被同僚们称之为“陈老夫子”。 我们就从陈老夫子的履历着手，了解一下《红旗》这本杂志的大概情况。  解放后，陈老夫子挂了一连串很多的“副”职头衔。 一直到了1958年的5月25日，这个老夫子才算是获得了一个正职的头衔。 5月25日这一天，经过决定，确定创办一本理论刊物，取名为《红旗》，陈伯达担任该杂志的总编辑。 不过，《红旗》杂志是在同年的6月1日这一天，才正式出刊，因此，也就把6月1日看作是杂志的创刊日。 而在这之前，只是杂志的筹备和人事任命阶段。 创办一本理论性的权威刊物，是早就有了这个想法，也是伟人最初提出来的，供大家一起商量。  陈伯达的初衷是建议创办一本学术性的理论刊物，不过这个建议没有被采纳。 1958年的6月1号，《红旗》杂志的创刊号正式问世，第一期也正式出版。 这第一期杂志的封面，简约大气，纯白色的封面上，印刷着鲜红色的“红旗”两个大字，这“红旗”两个字，就好似红绸舞的形态飘扬。 “红旗”的字体是由伟人创造而来，他对这本刊物十分的看重，亲自为杂志题写了20多幅，形态不一的刊名。 最后，选定了红绸舞形态的字体作为正式刊名。 《红旗》杂志的发刊词是由陈伯达亲自所写，刊头，则是伟人所书。 而杂志社的编辑部位于北京沙滩的一栋大楼里，其中有半栋楼归《红旗》杂志社办公使用。  我们再来说说进入杂志社的第一批编委们，每一个人的实力拎出来都能独当一面。 第一届被选入的编委总计有二十个人，譬如陈伯达、胡绳、李达、周扬、王力、范若愚、王稼详、邓力群等等；可以说是几乎囊括了当时有实力的“笔杆子”，作为杂志总编辑的陈伯达，自然也就成了这个“秀才班”的班长。 随着担任总编辑，陈伯达的事业和地位，又向前迈了一大步。 在陈伯达之下，还另有四个副总编辑，分别是胡绳、邓力群、王力、范若愚。 这些笔杆子们在《红旗》杂志上发布文章，都另外取了笔名。 陈老夫子通常都是署名“周金”，胡绳用的笔名是“施东向”。 当时，在国际评论方面，“于兆力”这个名字发表的文章很多，而且观点犀利，影响也很大。  不过，“于兆力”并不是一个人的专属名字，而是取自于三个人，分别是：乔冠华、姚溱、王力。 乔冠华曾经在重庆工作的时候，用过“于怀”这个笔名，“兆”就取自于“姚”字的一半，“力”字就不用多解释了。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三个人用“于兆力”这个笔名，只合作写过一篇文章发布；后续，“于兆力”发表的文章，都是出自王力之手。 另外，顺带提一下，作为副总编辑的邓力群，分管的工作是经济方面的文章。 不过，在《红旗》刚创办的时候，其影响力还不大，及至于后来，很多的文章都会以《人民日报》和《红旗》这两个刊物的编辑部名义，进行刊发，《红旗》杂志的名气才逐渐起来。 再到后来，很多重要的社论和时评，通常都以《红旗》的社论名义进行刊发，才让这本杂志成为当时举足轻重的刊物。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红旗》杂志、《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被时人合称为“两报一刊”，对当时社会舆论的影响很大。  到了六十年代中期，《红旗》杂志编辑部也在不断的变化和调整中，不过，总体说来都是处于不断扩大的局面中。 在及至后来，关锋进入了杂志社，担任常务编委，成为哲学组的组长；戚本禹进入杂志社，担任历史组的组长。 加上创刊伊始就进入杂志社的王力，由此，“三秀才”终于集聚于杂志社，成为陈伯达手下的三员大将。 后期，随着陈伯达所挂职务的繁多，他也没有更多的精力来主抓杂志社的工作。因此，杂志社里的实际操持者，就是王力、关锋和戚本禹三个人。 1968年，王力、关锋和戚本禹三个秀才被要求“请假写检讨”，暂停了手里所有的工作，被送去隔离审查。 随着三秀才的退出，《红旗》杂志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居然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几乎是处于停刊的状态。 《红旗》杂志，创刊于1958年6月1日，于1988年7月1日正式停刊，三十年当中，总共出版了544期。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