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之魅
在古代，世界各国均有织机的发明，但唯独中国的织机是最完善和最先进的，这也是中国在漫长岁月中始终保持着丝绸大国地位的重要因素之一。一般说来，织造过程须完成开口、引纬、打纬、卷取、送经五大运动，织机上的部件就是根据这些运动设置而加以不断的完善的。 A.楚国丝绸的科技发展史 不仅仅是中国古代先进的纺机让西方人刮目相看，而早期的提花织机更是令西方人不可思议。在公元1982年以前，西方一些学者是否认中国古代有提花机的，后来，从荆州马山一号楚墓中出土的舞人动物纹锦，雄辩的证明了这种提花机的存在。 一幅舞人动物纹锦，为什么能证明中国在战国时期就制造并使用了先进的提花机织锦呢？ 原来，这幅目前所见东周时期最大的织锦花纹，有一边在织造时发生了图案程序方面的错误，特别重要的是，这种错误在经向被反复地循环。赵丰先生说：“这种错误恰恰提供了中国提花机存在的证明。”不过对于这种提花机的机型，学者们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德国的库恩等认为，中国是用传统的带有花篓的提花机生产，苏州丝绸博物馆的技术人员就用这样的提花机织出了几可乱真的荆州马山出土的舞人动物纹锦，应该说用实践的结果支持了这观点。但是，华东纺织工学院的屠恒贤则认为，舞人动物纹锦是用多综多蹑织机织造的。他在对织机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也用多综多蹑织机成功复制了一段舞人动物纹锦。 可是，中国古代原始的织机又是什么样子呢？ 古文献资料记载，在中国古代，原始的编织技术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平铺式编织”，即先把线绳水平铺开，一端固定，使用骨针，在呈横向的经线中一根根地穿织；另一种则是“吊挂式编织”，把准备好的纱线垂吊在转动的圆木上，纱线下端一律系以石制或陶制的重锤，使纱线绷紧。织作时，甩动相邻或有固定间隔的重锤，使纱线相互纠缠形成绞结，逐根编织。使用第二种方法，可以编织出许多不同纹路的带状织物。但古人发现，用这种方式编织，速度太慢，而且织品的密度也不够均匀。经过长期的摸索实践，原始腰机诞生了。西方科技史 学家普遍认为，中国原始腰机是世界上最古老、构造最简单的织机之一。 多年来，考古工作者先后从新石器时代遗址比如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良渚文化遗址、江西贵溪春秋战国墓群中发掘出土了一些原始腰机的零部件，比如打纬刀、分经棍、综杆等。同时，在云南石寨山遗址出土的汉代铜制贮贝器的盖子上，刻有一组纺织铸像，生动地再现了当时的人们使用腰机织布的场景。特别是从浙江省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大量木器、骨器，颇似后世的织机构件。考古专家推测，这些木器和骨器，极有可能就是原始织机的手遗。从河姆渡遗址中出土的纺织工具，其数量之多、种类之丰富，为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所罕见。 “这种原始的纺织技术，起源于新石器时代中期。”刘克祥教授认为，“纺轮是原始纺纱工具 纺专的主要部件。”他在《棉麻纺织史话》一书中写道：“在全国30个省市较早和规模较大的居民遗址中，几乎都有纺轮的踪迹。河北磁山遗址出土的纺轮，距今已有7000多年，是迄今发现的我国新石器时代最早的纺轮。”其实，这样的原始纺织工具或织机部件，在荆州博物馆的考古工作者手中也出土了不少。其中，最多的是从江汉平原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出土的大量陶制纺轮。这些陶纺轮，大都为泥质陶，少量夹细砂陶，陶色有灰、黑、红、黄等色。就陶轮本身而言，早期大而厚重，越往后发展形体变得薄小轻巧。总体上看，包括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三个不同的文化时期。 从“长江中流的楚地来说，虽然不见新石器时代的蚕桑和丝织品在实物出土，但相关考古资料表明，早在新石器时代，长江中流的原始纺织业已具有一定的水平，这里的原始纺织的信息以大量纺轮的出土为特色。”姚伟钧、张志云在《楚国饮食与服饰研究》一书中说：距今5000年左右的屈家岭文化，以江汉平原为中心分布，陶纺轮是其生产工具中数量最多的一种，大量的彩陶纺轮成为该文化的典型特征之一。其后相当于中原龙山文化时期的石家河文化，生产工具仍以纺轮为大宗。长江中游地区纺轮出土之多，形式之多样，纹饰之复杂，是其他任何地方都无法比拟的，这揭示了该地区原始纺织手工业的繁荣和发达，凸显出这里原始纺织文化的一大特色。由纺轮结合古代神话传说中的'西陵氏之女嫘祖始教民育蚕’，似乎又暗示江汉地区和长江中游地区有可能是养蚕的起源之一，因为传说中的嫘祖是西陵氏之女，据《汉书·地理志》，江夏郡辖十四县，首曰西陵，位于洞庭湖江汉一带。如果再结合下面的论述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处于长江中游的楚地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是蚕桑丝织的主要产地。” 而在《图文中国通史》中是这样写的：“约公元前3300年到前2600年间湖北屈家岭文化，泥质黑陶和泥质灰陶是其特色。最普遍的是圈足器，凹底器也比较多，也有一些彩陶和朱绘陶，其中薄胎晕染的彩陶更别具一格。但最让人刮目相看的是彩陶纺轮，上面绘有各种好看的花纹，真是式样缤纷，花团锦簇。”在屈家岭文化的遗址中，彩绘陶纺轮已成为这种考古学文化的典型物品。 张绪球先生曾参与主持石家河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他告诉我：“屈家岭文化地层中发现的纺轮，不仅数量大为增多，而且在形态上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一时期的纺轮，大多变得小而轻薄，说明了当时已掌握了纤维脱胶技术，故有必要减小纺坠的转动数量。” 2011年8月的一天，当我和张绪球、刘德银两位先生在一起探讨纺轮的变化与纺织的关系时，张绪球先生首先说：“荆州虽然出土了大量的战国丝绸，但在新石器时代，荆州却从未出土过任何纺织品，只是在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不同时代的纺轮。这些纺轮，时代越早的就越大越厚，时代越晚的越小越薄。” “是呀。”刘德银先生接过话头说，“纺轮大小这种变化可能与当时人们纺制的纺线粗细有关，也可能意味着使用的纺织原料的不同。” “那么，那些小纺轮纺的线，会不会就是蚕丝呢？”我又进一步追问道。“有可能吧，也可能纺过蚕丝。”张绪球先生见我有些不解的神情便继续解释道，“目前只能说，不排除有的小纺轮曾经纺织过蚕丝。比如说，同样是纺麻，开始纺的是粗纤维，后来技术水平提高了，纺的就是细纤维了。所 以我说，不排除那时的古人，将麻纤维处理的同蚕丝一样细。总之，小型的纺轮，与原始丝织业的起源应该有着密切的关系。” 张绪球与刘德银先生认为：“纺轮无疑是印证原始社会纺织情况的重要物证。”刘兴林、范全民在《长江流域丝绸文化》中写道：“长江中游地区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纺轮数量巨大、 型式多样、纹饰复杂，揭示了该地区原始纺织手工业的繁荣和发达，同时也凸显出这里原始纺织文化的一大特色。” 我们常说：荆州是东方的雅典。但是，春秋战国时期，当楚人用纺车纺丝线，用织机织丝绸时，有着同样古老文明的罗马，却还只能将羊毛或植物纤维在腿上搓成粗纱。当时，罗马人为了防止将腿搓伤，还发明了纱轴，这是一种扣在腿上，有点像瓦一样的陶器。曾参与过荆州马山一号楚墓考古发掘的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孙机先生说：“罗马人没有单锭纺车。它在欧洲的出现不早于公元13世纪。”而中国的纺机发展到汉代，已改进成为斜织机。孙机先生还说：“欧洲要到公元6世纪才出现这种装置，到公元13世纪才广泛应用。” 这样看来，荆州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小纺轮，也许就曾纺过蚕丝。这一点如果能够证实，就能说明楚国丝绸织造的雄厚基础与古老。 于是，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的刘玉堂、张硕在《长江流域服饰文化》中说：“迄今所知的考古资料，已有力地支持着长江流域是中国最早进行植桑、养蚕、缫丝的地区的观点。在认识蚕丝、葛、麻这些动物纤维和植物纤维的特性以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人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纺轮作为纺绩纤维的工具。纺轮及配合纺轮使用的横杆、拈杆合称纺专。纺专可以说是人类最早使用的纺线工具，是现代纺织业里广泛使用的纺锭的鼻祖。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纺轮，不仅数量多而且制作精美，很多纺轮上都刻有纹饰或施以不同颜色的彩绘，光彩炫目，令人爱不释手。仅从彩陶纺轮的装饰这一点，就可以说明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原始纺织业的进步与发达。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纺织业得到了飞速发展，形成了黄河流域、巴蜀地区和长江中下游三大中心产地。 也许正是基于这一点，汉代学者郑玄推测，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人们已经基本上走出了“未有麻丝，衣其羽皮”的时代，进入了戴冠穿衣的文明生活状态。 养蚕、缫丝，是我国古代在纤维利用上最为重要的科技成就。早在新石器时代，我国已发明丝绸织造以及朱砂染色技术。此后，随着织机的不断改进，印染技术与工艺的不断提高，丝织品的品种日益丰富，并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染织工艺体系，使我国古代的丝绸纺织与染织技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一直领先于世界各国。 众多的出土文物证实，春秋至中唐，是我国丝绸生产古典体系的成熟时期。此时生产的重心位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流域，绢帛成为政府赋税的重要内容。斜织机和提花机已广泛的应用于丝织生产，各种织物应运而生，印花技术臻于完备，图案主题神秘并富有装饰性。此时，中国的丝绸及其生产技术主要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向西方输出。 “丝织工艺和丝绣工艺是楚文化达到高峰的重要标志。”方明、董玉梅在《壮怀激越古荆州》 中写道：“迄今已发现的先秦的丝织品和丝绣品的完整实物全部出自楚墓。其中某些织锦和刺绣，用今天的标准衡量仍然是一流。”书中还说：“直到汉高祖刘邦时期，荆州的服饰仍领导着服饰的新潮流。” 从目前的研究成果看，在我国古代同时期众多的区域文化中，楚文化一枝独秀，领先同侪。对此，湖南省博物馆馆长陈建明说：“楚文化以其丰富的思想内涵、辉煌的物质成就，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社会大变革中脱颖而出，成为东方文化的典型代表，而与古希腊文化交相辉映。” 虽然，从考古学的角度看。楚国作为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之一，手工业极为发达，但文献中对楚国的丝绸业却所记不多。以至今日，荆州的绣娘们要想将祖传的楚绣织绣手艺，申报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十分困难。 不过，不管文献是否有着详尽的记载 ，楚国丝绸业对中国的丝织业发展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应该是不争的事实。 值得庆幸的是，马山一号楚墓战国丝绸的横空出世，将楚国丝绸在绝世风采穿越2000多年的历史烟尘，真实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B.楚地出土的缝衣针 古老的、美丽的丝绸，要做成漂亮的衣裳离不开缝衣针。目前，我国已知最早的缝衣针，是从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遗址出土的骨针。这枚骨针的针孔虽然已经残缺，但针身完好，残针长82毫米，粗3.1-3.3毫米，长短粗细与圆珠笔芯差不多。针身微弯，刮磨得相当光滑，针孔是用小而锐利的尖状器挖成。制作这样的骨针，必须经过切割兽骨、精细地刮削、磨制以及挖穿针眼等多道工序，需要较高的制作工艺才能完成。这枚骨针，是我国最早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缝纫编织工具，也是世界上目前所知最早的缝纫工具，在染织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它表明五万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已能够自己缝缀简单的衣着。刘克祥先生说：“骨针虽小，但意义巨大，它标志着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的开始。” 其实，正是骨针的出现，才推进了中国原始社会纺织业的起源。用著名古服饰研究专家沈从文先生的话来说，那就是“显示了旧石器时代晚期社会的进步与发展，预示着更高阶段的新石器时代的来临，并为后世灿烂华美的中华民族服饰文化开创了先河”。虽然，当时的山顶洞人只是用骨针来缝制兽皮衣裳的，但是，当穿衣成为人类必须的需要时，纺织业的起步与发展就有了强大的动力。 可是，我国是从什么年代开始使用钢针缝制衣物的呢？最早的钢针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令人欣喜的是，在楚国故都纪南城的附近，先后出土了楚国和西汉时期以钢为材料制成的缝衣针。 1975年秋，在纪南城凤凰山167号汉墓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一件针衣，针衣里还放着一枚缝衣钢针。这件缝衣针的针长为5.9厘米，最大径为0.6厘米，比楚墓中出土的针还要细一些。出土时，针尖稍有残缺，针体粗细均匀，针孔细小。特别有趣的是，针孔是还穿着一根黄颜色的丝线。包裹这枚缝衣针的针衣，是用细细的小竹蔑平行排列作为骨干，外面用褐色纱布包裹，四周以绛色的绢缝边。出土时，针衣叠为三褶，外面还用绢带绑缚着。 1997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北荆门包山二号楚墓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一件保存完好的钢针。这枚钢针的针体粗细均匀，径0.08厘米，鼻部扁平，针孔细小，孔径0.06 厘米；针锋稍残缺，钢针残长8.18厘米。
C. 填补古文献记载空白的考古发现 不过，令人非常不解的是，历史文献和出土文物中有关楚国丝织品生产的记载却迟迟不肯露面。比如从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在黄河下游的丝绸重地齐鲁，就设有官营作坊，齐郡设有三服官，作工者数千人。王充在《论衡·程材篇》说：“齐郡世刺绣，恒女无不能。襄邑俗织锦，饨妇无不巧。”在四川成都，蚕织生产初具规模。 楚国文字研究专家滕壬生非常肯定地告诉我，不但在古文献里没有找到楚国丝绸生产与工艺和技术的记载，就连楚墓里出土的大量简帛中，也同样没有。以至于20世纪80年代以前，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们闭口不谈楚国丝绸，直到马山一号楚墓战国丝绸的出土，才使楚国的丝织技术水平和生产规模得到考古学的承认。正是基于此，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刘玉堂说：“在长江流域纺织业里，楚国的丝织业更是异军突起，冠绝一时，不仅在长江流域地区，而且在整个中国范围内也领先各诸侯国。” 考古学家、湖北省博物馆原馆长陈振裕先生说：“荆州马山一号墓出土的丝织品品种齐全，花纹美观，色彩艳丽，是我国先秦丝织品的一次最集中、最重要的发现，被誉为楚国的'丝绸宝库’。这批丝织品，主要是楚地的产品，表明当时楚国已经掌握了饲蚕、缫丝、织造和练染等整套技术，而且达到很高的水平。 望山一号墓的一件'石 字菱纹锦绣镜衣，技法高超，是我国已发现年代最早的锦绣珍品，将我国锦上的刺绣历史提前了1700多年。” 在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丝织品就开始向国外交流了。在当时，丝绸是一种非常重要和贵重的商品，春秋战国时期一些财力十分雄厚的大商人中，有不少是做丝绸买卖的。例如，战国时的大商人白圭，就是靠做丝绸、粮食等生意发家致富的。丝绸还和粮食一起，成为支付官吏俸禄的“货币”。当时，还发明了“匹”这个度量单位，并一直使用到现在。这在荆州凤凰山167号汉墓出土的丝织品中，得到了证实。 来源：《荆州文旅频道》微信公众号 作者：张卫平 张 旗 2022-04-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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