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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还有姬重耳的流亡路线图中蕴含的现代政治意味。 重耳流亡十九年，回归晋国当国君，并称霸的事件，可谓春秋年间的一个传奇。当然，传奇一定有传奇的道理，更多的则是实际政治较量和国势变化所致。 当初一同被驱逐出国的是重耳和他的弟弟夷吾，因为夷吾比较有心机，投靠了秦穆公，获得秦国支持得以趁乱先回国主持大局，成了晋惠公。 重耳之所以投奔戎狄十五年避祸，绝不是因为预测到十九年后自己能成功，却是因为明白其时国内局势并不稳定。不论贵族也好，大夫也好，在晋国内都是各有山头，随时都可以起来跟国君作对——他弟弟晋惠公即是被贵族出卖，败给了秦穆公，最后倒台的。 重耳在戎狄呆了十五年之后，用剩下的四年开始周游列国，原因也很简单——晋国再度开始内乱，尤其是弟弟晋惠公死后，新上台的侄子子圉与秦国关系不好，要崩，再就是戎狄不值得期待，还是要靠中原大国的支持。 接下来，重耳的周游路线图及受到的待遇很有意思——一条规律就是，同姓之国，对他爱理不理，异姓之国，对他厚礼。小国如曹、卫、郑，国君对他爱理不理，大夫倒是有很多跟他结交的，大国如齐、楚、宋、秦，都对他是厚礼相待。 为什么呢？
同姓之国不理，可能的原因是同姓之国，在前面武王与姜尚的对话中有所体现——同姓之国乃是王族，更倾向于沿用周家的礼法立国，利益问题还是摆在第二位的。所以你重耳算个啥玩意？当时最强大的国家就是晋国、楚国和秦国，晋国国君还在（弟弟惠公的儿子怀公），怎能郑重接待你一个流亡人员？ 那为啥小国是国君不理，大夫们理呢？小国嘛，无论从礼法角度来讲，还是利益角度来讲，都得瞻顾眼前——谁敢得罪晋国？国君去接待，那就是政治事件，没有回旋余地。但也不能不预计重耳将来的地位——毕竟晋国在内乱，而且秦晋关系恶化，重耳不是没有回归本位的可能。 所以，还是得派大夫去跟重耳结交结交，将来也好歹能有个说得上话的人——可见，小国的这种态度，很有可能是国君们出于长短利益相结合的精心考量。 为啥大国都是厚礼相待呢？大国大多都不是姬姓之国，崛起也多是时势使然，不必在意晋国的态度。不仅不必在意，支持重耳还是一个很好的用来干涉晋国内政的机会，利用重耳这么一个流亡继承人的形象，可以对晋国的政策形成干扰——你对我让步，我就可以冷落重耳，你对我不好，我就捧重耳，说你的得位不正。这一招数，沿用至今，大国纷争之时都是老玩不腻。 至于之前秦穆公，之前支持的是重耳的弟弟夷吾，也不必挂怀，不论穆公和重耳，都是玩政治的高手，都知道沉没成本不必再提。现在夷吾已死，秦晋交恶，重新培植一个亲秦的政府，成为两者的合作前提。 值得玩味的是秦穆公的手段——他不仅重礼对待重耳，给重耳送去五个美女，其中还有之前晋惠公的儿子子圉，也就是重耳的侄子的老婆，之前子圉是作为人质留在秦国的，后来跑回去当了晋怀公，跟秦国过不去。 一开始重耳拒绝，后来大臣们说，你都要夺掉侄子的国家了，何况他的女人。秦穆公此手段一定是故意的，用这种方式来表示我秦穆公对你的绝对支持，对晋怀公的决断。同时，你重耳也得表示，那就是必须接受，也表达你对侄子的决断。
刘勃提到了春秋中少提的一件大事，即是秦穆公时代对西戎的征服，秦国向西北而动，获取了不少土地人口。这个过程中有一件秦穆公与西戎的大臣由余之间的对话，非常有意思。 由余是被西戎某大国的国王派到秦国来参观访问的，秦穆公当然就以当时最壮丽的宫殿和财库展示给由余。谁知由余的智商和层级远高于秦穆公等人，由余认为，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 这下惊醒了秦穆公，于是请教。由余说，虽说诸夏文明乃是因为礼乐法度，但仍然也免不了动乱。因为礼乐法度本身就是动乱之源，君主先靠礼乐，首先得自律，自己管不住自己了，就开始用法度来胁迫老百姓，人民群众被繁琐法律搞得筋疲力尽，就会期盼仁德君主，所以上面看下面全是刁民，下面看上面全是贪官暴君（两千年前就这样），这个社会就充满怨气，相互杀伐，动乱不已。 相比戎狄，没有这些所谓的理论，礼乐，一切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政府简洁高效，各安其份，这才叫圣人之法。 其实由余这个说法，就是后来老子的说法，即政府必须是小政府，不要管太多，法度不要繁琐，让老百姓保持一种淳淳的状态，你法度越森严，管得越精细，老百姓机心就越多。所以你也不确定由余的说法是不是后人添加上去的。 最有趣的地方在于，秦穆公因为喜欢由余，就想把他留下，于是趁他参观期间，拿去大量财物和美女给了西戎的国王，偏远地方哪见过这些，于是一下子奢靡之风遍地生起。等到由余回到西戎，发现国王也不听他的了，民风也都变了。于是在秦穆公的盛邀之下，就离开了西戎，皈依了秦国。 这个例子倒是说明，这些所谓的小国寡民，并非真的从心底里认识到了上述说法，而是因为他们就没见识过物质财富。我想大多数咱们出去旅游见到的所谓淳朴民风，都是因为没见识过。一旦看到了，大多也会跟西戎国这样，一夜之间就颠覆掉原来的价值观了。 大国之热衷于兴建大型标志性建筑，其实是出自一种权力的需要，并非一定是GDP所致。在巨大的建筑工程面前，不论是宫殿也好，庙宇也好，神像也好，人自然而然会有一种渺小感，一种崇拜感，一种归宿感，从而增加对权力，对国家机器的崇拜感。 这一点，不论是哪国人民，都一样，应该说是人性，或者直接说，人性中比较卑微和猥琐的部分。把人性中卑微萎缩部分操控得好，就能驾驭民众。把民众视为理性的民众，才是最大的不理性。
最后是解构一种一直以来的误解——不论是本书作者刘勃，还是其他研究春秋的著作人等，都比较推崇春秋时期，君子之间的那种义举——所谓君子之间，就是发生于王与贵族，贵族之间，士大夫之间那种节烈之举。 比如主公死了，就有下人一同赴死；崔杼杀了齐庄公，为了活命，干脆开始对齐国上层人物进行大清洗，就有不少当时的士大夫决定留下赴死，而他们的随从，也都不愿意离开，都愿意一同赴死。 这种精神，一直到现在我们都在推崇。 仔细思考一下就会发现，春秋时期这种君子之间的义举，与我们所唾弃的春秋时期以及春秋之前的一种恶举——活人殉葬，乃是一个逻辑，一个观念的产物。 我们都非常唾弃春秋时期还盛行过的活人殉葬制度，非常残酷是真的，但这种制度，与那些我们赞扬的义举乃是一个源头——人身依附体制。即认为人并不拥有独立的人格，人是一种依附于其它人的存在。我的命并不属于我，而来源于豢养我的主人。 所以说，春秋时期的普遍的义举，与后世所谓忠诚还是两码事——尤其是曾国藩在他的家书中屡屡提到的忠诚，是指的目标明确，精神专一，而非人身依附。 总之，历史是价值观的继承，夹杂了太多人的观念。诚如尼布尔所说，把历史作为崇拜的对象，其实就是人妄自尊大的一种表现，并非真正的敬畏。当然，也有一种说法有一定道理，认为，史吏同源，能撰写历史的人，也一样深通官场，深解政治，所以，即便他们有时候杜撰，夸张，缩小，也都出于特定目的，可能就是在最小的篇幅里，让后世体会到当时的形势和事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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