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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元勋:永远的澧州青年蒋翊武

 文山书院 2022-05-04 发布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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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翊武<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斩断尘根感晚秋,中原无主倍增愁!是谁支得江山住?只有余哀逐水流。”这是武昌起义总司令、总指挥蒋翊武在狱中写的四首《绝命诗》,缅怀这位被孙中山称为中华民国“开国元勋”的铁血英雄。英勇就义时年仅28岁。

蒋翊武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活动家,1885年出生于澧县城关镇。1903年,蒋翊武考入常德西路公立师范学堂,曾断言“中国欲图自强,首当倾覆清廷,建设新政府”。1906年,蒋翊武加入同盟会,认为“欲实行革命,当以联络军队为要着”。





1909年,蒋翊武加入湖北新军反清团体“群治学社”,跻身湖北革命运动。1911年春,由“群治学社”改组的“振武学社”,改名为“文学社”,蒋翊武被推举为社长。文学社是“当时思想最先进的组织”,聚集优秀青年共同探寻救国之道。蒋翊武在新军中积极发展会员策反新军,“今言革命者,欲借权清廷,莫如投身军界,联络士兵。”当时,武汉的新军兵额1.5万人,文学社成员有3000多名,蒋翊武传播孙中山革命思想,点燃了新军战士火热的青春,使新军成为辛亥革命主要力量。

1911年9月24日,蒋翊武被推举为起义军总司令,当时,他正随新军部队移防到了湖南岳州(今岳阳)。10月9日,起义计划意外暴露。危急时刻,刚从岳州赶到武昌的蒋翊武毅然决定当晚起义,当即起草起义命令。不料当晚11时,大批警察破门而入,将蒋翊武和大部分文学社机关人员抓捕,刘复基等烈士牺牲。蒋翊武乘间越墙脱险后,临危不惧,“事已至此,不可束手待毙”,于10月10日清晨,“依据计划的精神”将起义时间改为当日,连发五道攻击命令。10月10日,革命志士按照蒋翊武9日的命令起义,武昌首义成功。10月12日,蒋翊武被推举担任都督府顾问,兼军务部副部长,参与军政府谋略机要。

1912年4月,袁世凯窃取大总统职位。蒋翊武将文学社并入同盟会,直接受孙中山领导,并力拒袁世凯高官厚禄之诱惑。1913年2月,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获胜,蒋翊武主张制定宪法,限制袁世凯的权力。蒋翊武坚决声讨袁逆,潜回老家与父母诀别:“儿誓志杀贼,保障共和,否则不生还也!”

1913年7月,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21日,湖南宣告独立,蒋翊武被推举为鄂豫招抚使,负责组织讨袁军队。8月6日,蒋翊武被袁世凯通缉,与革命党人从长沙转道广西逃往香港,不幸在全州黄沙河被桂军旅长秦步衢部逮捕。9月1日,蒋翊武被押到桂林。狱中,蒋翊武坚持斗争,历数袁世凯罪恶。

9月9日下午4时,蒋翊武被押往桂林丽泽门外行刑。刑场上,士兵环立,观者如堵,蒋翊武神色自若端坐于大红地毯,向围观群众慷慨激昂地讲演革命大义,“痛论武装讨袁之必要”。听者为之动容,执刑士兵亦凝神静听没开枪,领头排长唯恐迟则生变,用手枪从背后向蒋翊武开枪。一代革命英豪蒋翊武,就这样从容就义,时年28岁。

1916年9月,护国战争胜利,谭延闿等人将蒋翊武遗骸迁葬到长沙岳麓山,建汉白玉墓塔。1921年秋,孙中山在桂林督师北伐,亲往丽泽门外凭吊并为蒋翊武立碑,亲笔题写“中华民国开国元勋蒋翊武先生就义处”,刻在碑上,并令胡汉民撰文刻于碑周,以昭其业绩。





澧县政协原文史委主任于乾松等人曾用3年时间,足迹遍布澧县、常德、长沙、武汉、南县、桂林等地,拍摄了一组《蒋翊武的革命足迹》。

 “因为历史资料留存不多,大家对蒋翊武所知甚少,产生了各种不同的说法,我觉得我们有必要为蒋翊武正名。”2008年,时任澧县政协文史委主任的于乾松,与时任澧县政协副主席杜修岳、时任澧县国土资源局党组书记高守泉,踏上了追寻蒋翊武革命轨迹之旅。历时3年,三人足迹遍布多地,勾勒出了蒋翊武出生、长大、读书、革命、回乡、就义,直至归葬的伟大人生。

 “蒋翊武的人生之路只有短短的29年,却充分诠释了以天下为己任、经世致用、自强不息、主新反旧、顺时而动、敢于担当、舍生取义的精神。”走完蒋翊武的革命轨迹,于乾松愈发为他“鸣不平”。“到今天,我们都能感觉他的精神与时代脉搏同步,为寻找祖国光明前途和谋求人民幸福奋斗不息,为实现自己崇高人生理想出生入死、不遗余力,他的英名应该永远与争取世界历史文明与进步的伟大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

2018年 4月5日清明节,于乾松授权红网、时刻新闻发布他拍摄的系列珍贵照片,以缅怀先烈、激励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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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翊武的诞生地——澧县县城和平街原崔氏祠堂旧址。1884年12月21日(农历),他出生在这里。本组图片摄影:于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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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澧县县城的棚场街,原老二街蒋翊武的父亲“蒋兴发号”豆腐店原址。也是蒋翊武与傅熊湘、刘复基等在上海,为鼓吹民族主义,大力提倡革命创办的《竞业旬报》的发行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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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翊武曾就读接受启蒙教育的澧兰书屋(即今永兴寺路二完小)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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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翊武曾求学过的临澧梅溪桥蒋作霖先生私塾学堂旧址,在这里蒋翊武初步接触到维新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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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澧县一中校内的原澧州高等小学堂原址。1902年蒋翊武在这里仅用三个学期的时间,学完四年的课程,得以提前毕业。由于 “资性敏捷,读书过目不忘”,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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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翊武旧居原址——现澧县工程公司。1912年10月,蒋翊武阔别家乡3年之后,就在这里与父母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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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翊武曾就读的位于常德一中的原湖南公立西路师范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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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翊武原秘密活动点常德祗园寺旧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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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1年1月30日(农历春节),蒋翊武鉴于清廷对振武学社的严密监视,约集詹大悲、刘复基、杨载雄等在黄鹤楼侧的奥略楼举行会议,宣告文学社成立,蒋翊武被推举为社长。图为会议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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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1年1月30日,蒋翊武约集詹大悲、刘复基、杨载雄等在黄鹤楼宣告文学社成立,后在武昌小朝街的基督教圣米迦勒堂和现在的武汉市第九中学附近选定文学社社址。图为原文学社社址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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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1年,武昌首义时的起义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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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1年10月9日,蒋翊武签发起义命令。在总指挥部遭破坏10余小时后,起义勇士就从这条街出发奋勇直前,力挫敌锋迅速占领敌署。自此,武昌首义成功。图为武昌首义时的起义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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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1年11月27日,汉阳失守,蒋翊武继黄兴任战时总司令,重创清兵,确保了武昌保卫战的胜利。图为当时的司令部所在地——宝通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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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昌宝通寺内的华严洞,即蒋翊武的战时司令部的秘密开会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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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1年11月9日,是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三烈士就义的“月忌日”,蒋翊武作为鄂军政府特派代表到武昌紫阳路,主持隆重的追悼大会,宣布日后建三烈士碑为首义遗址。图为武昌市的三烈士纪念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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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1年11月9日,蒋翊武作为鄂军政府的特派代表,主持召开彭刘杨三烈士就义 “月忌日”的追悼大会,宣布改“皇殿”名为“辛亥首义烈士祠(今紫阳路155号)”以为纪念。图为蒋翊武倡建的烈士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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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昌首义胜利后的第二年,即1912年龚霞初以咏簪笔名所撰写的著作《武昌两日记》,该书真实地记载了武昌首义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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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2年4月,孙中山考察武昌,与湖北革命党人合影,蒋翊武(2排左1)、孙中山(2排左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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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3年9月8日,蒋翊武在桂林就义的前一天,在狱中由友人为他拍摄的英姿。照片提供:蒋漫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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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翊武遭到袁世凯、黎元洪的迫害,在桂林被捕。1913年9月9日下午4时为国殉难,时年不足29岁。图为蒋翊武就义后,躺卧在红地毯上的身影。照片提供:蒋漫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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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3年8月29日,蒋翊武在广西全州被捕。9月1日,被解至桂林狱中后,写下了致双亲的家书和四首《绝命诗》。图为蒋翊武的亲笔遗书之一。照片提供:蒋漫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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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6年7月,湖南省政府拨款修建规模宏大的蒋翊武陵寝及“蒋公亭”等,占地约600平方米。9月,召开追悼会安葬蒋公于此。1956年,省政府核准该墓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图为建于岳麓山的蒋翊武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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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翊武的亲生女儿蒋宗仁(1912年出生)95岁时在父亲墓碑前的留影。照片提供:蒋漫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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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澧县兰江公园的蒋翊武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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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澧县城区的翊武影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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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澧县城区繁华的翊武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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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于澧县一中校园内的蒋翊武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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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7月23日,湖南省蒋翊武研究会在常德成立。

“是谁支得江山住?铁肩担当写春秋。”蒋翊武心忧天下,敢于担当,甘于牺牲,创新探路勇往直前,“虽千万人,吾往矣”。他的事迹彪炳史册,他的精神光照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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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蒋翊武与辛亥革命的几点再认识

(谨以此文缅怀武昌起义总指挥、辛亥革命元勋蒋翊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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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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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913年讨袁“二次革命”失败,蒋翊武9月9日在桂林丽泽门外英勇就义。事隔八年多即1921年12月,孙中山出师北伐至桂林,特在丽泽门外蒋翊武就义处为其立碑题词:“开国元勋蒋翊武先生就义处”,落款“孙文 敬题”,并命胡汉民撰写碑文,碑文指出“武昌首义发难,以公功为冠”。尘埃落定,盖棺定论。寥寥数语将蒋翊武在辛亥革命中的历史地位与作用作了高度评价,并表达了对蒋翊武的特别尊重。

武昌起义是辛亥革命的最高浪潮,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标志。以蒋翊武为代表的革命党人艰苦努力,使武昌起义的成功具有了客观必然性。蒋翊武在武昌首义中起到了领袖的作用。回顾辛亥革命,不能忘记重笔渲染武昌起义,在突出宣传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领袖的同时应当充分肯定中华民国“开国元勋”蒋翊武的历史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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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能淡化武昌起义是辛亥革命最重要里程碑的历史定位



辛亥革命,其广义是指从1894年兴中会成立到1913年的讨袁“二次革命”失败。我们通常讲,是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封建君主专制,催生了中华民国,让民主共和制度深入人心。但讲到辛亥革命,我们不能不想到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这是因为:武昌起义是辛亥革命的最高浪潮,武昌起义的成功,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标志。可以说,没有武昌起义的成功,就没有辛亥革命的胜利和中华民国的诞生。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上展示的正是湖北起义军向清王朝在两湖地区统治中枢——湖广总督发动猛攻的情景。所以,我党把以武昌起义为标志的辛亥革命与新中国的诞生和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制度建立、改革开放相提并论,作为20世纪中国三次历史性巨变之一。仅此,再明白清楚不过地表明了武昌起义在辛亥革命乃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历史定位。当然,我们不能割裂武昌起义与此前资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各次起义的联系,应该承认武昌起义是在同盟会影响下、在总结此前各次起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取得胜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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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能否认武昌起义成功的客观必然性和低估蒋翊武在武昌首义中的领袖地位与巨大作用



自1894年兴中会成立后,孙中山等革命党领袖选择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发动了十几次武装暴动,但都失败了,惟武昌首义一举告捷,而且是在革命领袖蒋翊武被迫出逃、孙武受伤住院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取得的成功,这看似偶然,实际上寓示着客观必然性。这种必然性体现在三点上。

一是以蒋翊武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找准了武装起义的突破口——武汉新军及其依靠力量。武昌起义前的各次武装暴动大多以留学生、华侨和会党为依靠力量,属于典型的精英革命,军队与中下层人士参加者甚少,也缺乏缜密的策划与必要的军事训练,力量过于薄弱,所以都如昙花一现很快以精英流血失败而告终。在革命运动屡遭失败后,革命党领袖认真总结教训,开始认识到了掌握军队的重要性。蒋翊武就是最早认识到这一点的革命党人之一。早在1906年参加同盟会领导的首次暴动——萍浏醴起义时,蒋翊武便提出了以军队与会党同时并举的主张。以后进一步明确指出:以前各次起义之失败就在于缺乏革命武装与革命干部。绿林豪杰与日本浪人,可利用不可重用。光靠文字鼓吹革命,不掌握革命武装不能成事。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遂于1909年选择走向被称为“九省通衢”的武汉,参加已有秘密革命团体群治学社的第四十一标三营充当士兵,不久,考入湖北陆军特别小学堂,由防地调至武昌当学兵,至此,开始了以联络出身贫寒的新新军士兵及工农商学各界群众为主要任务、长期瓦解新军积蓄革命力量的艰苦工作。这标志着以蒋翊武为首的武汉革命党人最先找到了武装革命的突破口,并且找准了依靠力量。

二是以蒋翊武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使革命的准备工作相当扎实而充分。蒋翊武自跻身湖北新军后,在革命队伍的思想建设与组织建设方面,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其一,把公开的宣传与秘密的鼓动结合起来。其二,讲求宣传的有效性与广泛性。其三,把文化科学知识的传播与革命思想的发动结合起来。其四,使军事力量与机关报社互为声援,交相作用。其五,吸取此前各革命团体入社手续不健全、组织系统混乱而屡遭破坏的教训,在新军各标营中普遍建立了基层组织,实行专人负责、逐级领导和单线联系的原则,使组织系统与新军编制系统相吻合,这种伟大创举,保证了革命队伍的纯洁性与组织的严密性,完全适应了起义的需要。其六,集结了强大的革命力量。在发展革命力量方面,与湖北的另一革命团体共进会相比,蒋翊武主持的文学社发展最快,实力最众,革命化程度也最高。至1911年7、8月间,16000人的新军中入社者达八九千人,还在工农群众学生中争取了大批力量。仅第四十二标第三营就在河南信阳工农商学界联络不少人士入社,并在铁路沿线的工农群众中争取了大批力量。至起义前夕,文学社社员达16000多人,这标志着作为清朝反动统治支柱之一的湖北新军已被瓦解,武昌首义的组织准备完全成熟,文学社成为“武汉首义之一原动机关”。正如胡绳所说,文学社的成员们在比较长的时间内在新军中打下的基础,对于武昌起义的成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三是以蒋翊武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对起义进行了缜密的策划与部署,并为起义者所熟知。在孙中山领导的1911年“三二九”广州起义失败后,蒋翊武坚定地认为武汉即将成为全国革命中心,每星期召集各代表到会加紧策划起义事项,5月份便在武昌设立起义指挥机关,并亲自制定了内容详尽的《文学社社员及标营代表之职务表》,明确其职责,亲自制定举义计划23条洞时,为壮大革命力量,极力促进与共进会的联盟,1911年6月1日正式通过合作决议,9月14日两团体举行联席会议,正式通过了起义计划,会议公举蒋诩武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蒋翊武随即行使职权,“计划军事”,发布多项指令,并制定了调赴各地新军的发难计划,反复敦促黄兴、宋教仁速来鄂主持大局。但是,黄兴、宋教仁来鄂无期,势难久待,遂于9月24日举行两团体联合大会,确定起义总动员,因蒋翊武赴岳州驻防未归,文学社刘复基代表总司令蒋诩武宣布起义总动员计划,对各标营在起义后的具体行动步骤、攻击目标和任务作了详细布置,会议决定10月11日举义。会议讨论4小时,各代表都熟悉和接受了这个动员计划中所规定的各项任务。蒋翊武于10月9日由岳州赶回武昌主持起义大计,当获悉孙武制弹失事,起义计划、起义人员名单暴露时,便毅然决定当晚午夜起义。他以总司令身份签署紧急命令十条又十款,并向传达者口授补充命令一道,将起义程序运筹得至细至密。在敌人戒备森严、总机关被围、命令未能送至炮队,起义未成、刘复基等革命党人被害、自己与副指挥王宪章被迫出逃的情况下,蒋翊武再派人传令各标营按既定程序于10日晚,“争死生于须臾”,又对火攻队、水攻队及各独立整队连发布命令六道。上述事实表明,“命令夙宣,指挥先定”。革命士兵正是按照蒋诩武为首的革命党人的周密部署于10日晚一举夺得了武昌首义的胜利。次日,又以文学社阳夏支部为中坚力量,一举光复汉口、汉阳。

以上表明,武昌首义绝对不是过去流行观点所认为的,纯属“群众自发暴动”,“成于意外”。孙中山赋予蒋翊武“开国元勋”的评价切合历史事实,蒋翊武当之无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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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能忽视蒋翊武在武汉保卫战中的伟大历史功绩



武汉保卫战是武昌首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英勇壮烈的武汉保卫战巩固和发展了武昌首义的胜利果实,导演出他省先后独立、封建帝制轰然倒塌、中华民国拔地而立的威武雄剧来。武昌保卫战如同武昌首义一样,是件了不起的事情。

但是,我们不能不问,在敌我实力悬殊、内部分裂日趋严重、革命势力的守城行动遭到左右掣肘的情况下,武汉保卫战为什么能够坚持近两个月呢?对此,从根本上来说,这是以蒋翊武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在以下三个方面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

第一,釆取多种举措,致力捍卫和加强革命领导权,以保卫和扩大首义战果。武汉保卫战中,蒋翊武竭力维护和争取革命党人在军政府的地位,反对旧势力对革命领导权的篡夺;他积极参与谋略处事务、组织汉口军政分府等事关重大的革命活动,“以防不测”,并准备在局势稳定时改组武昌军政府;他致力提高首义功臣在军政府中的地位,如力荐李长龄为都督府秘书,杨载雄为协统,杨王鹏为军令部人事局长,李六如为标统等等;他多次敦促军政府电告同盟会负责人黄兴立即来鄂,以取代黎元洪的地位;他坚决反对孙武“拥黎以自重”,“排斥起义一班同志”。当革命党人在10月25日军政府改组中失势,又极力促成以首义功臣刘公为首的总监察处的建立。如此等等举措,虽然收效不著,但对抑制反革命势力恶性膨胀、巩固首义战果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坚持从工农群众中招募义军,扩充守城力量。武昌起义胜利后,清廷惊恐万状,立派荫昌南下,复起用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调动最精锐的北洋六镇七八万人前往镇压。面对敌我力量悬殊的严峻局势,蒋翊武在10月16日军政府的军事会议上,力主向工农群众招募新兵,严加训练,组建义勇军,先后组建民军七个协。义勇军的建立,工农群众的参战,对保卫武汉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三,不畏牺牲,运筹帷幄,誓死坚守危城。蒋翊武在汉口汉阳保卫战中,以军政府高等顾问“计划一切”吧并身先士卒,英勇善战。当黄兴10月28日临汉督师,蒋翊武与黄兴同舟共济,配合紧密, “黄之军事设施,多出于蒋翊武之策划”即黄兴称赞蒋翊武“智勇双全”。在汉口、汉阳失守,黄兴遭人攻讦于11月27日被迫离汉去沪的时刻,蒋翊武继黄兴出任战时总司令。他大胆任免各级指挥官,继续扩充民军,鼓励士气,安定民心,严密布防,机智出击,重创大敌。他极力阻止黎元洪、孙武将军政府迁离武昌。因使武昌危而复安,保住了革命根据地。这样不仅减轻了汉口、汉阳失陷对革命局势的消极影响,而且牵制了清军主力,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结束了各省立宪派的徘徊观望态势,有力地推动和巩固了他省的独立和反正,为迫使清帝退位,建立中华民国提供了保障。

综上所述,武昌起义是辛亥革命的最重要里程碑,蒋翊武是武昌起义的主要组织者与指挥者。我们回顾辛亥革命,不能忘记重笔渲染武昌起义,在突出宣传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领袖的同时应当充分肯定中华民国“开国元勋”蒋翊武的历史功绩。令人欣慰的是,史学界曾经长期冷落蒋翊武的局面已经结束,蒋翊武在辛亥革命的地位与作用正在为越来越多的人所重视。尤其在最近有关辛亥革命的影视里,蒋翊武也有一席之地。然而,要把蒋翊武研究引向深入,以彻底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还有待我们今后的进一步努力。

(邓可吾 中共湖南省委政策研究室)

参考文献:

[1] 中国史学会,编.辛亥革命:第5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72.

[2]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5:166.

[3]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编.辛亥首义回忆录:第2 辑[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642,100.

[4] 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记:卷上[M].武汉:湖北通志馆,1947:84-85.

[5] 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M].上海:中华书局,1927:594.

[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3集[M].北京:中华书局,1963:40.

[7] 刘泱泱.蒋翊武研究琐议[J].武陵学刊,2013(6):119-122.

[来源:综合自澧县融媒、湖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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