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想分几个角度来聊聊这个问题。 政治形态由于客观条件的不同，日本的政治形态和中国有很大不同。在明治维新之前，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加上交通科技的不足，导致日本无法形成直辖全国的政权，虽然天皇在名义上是日本共主，但各地的领主豪强拥有高度自治权，即使是在明治维新之前的江户时代，也有“三百藩”的说法。 这种条件不是仅凭个人能力可以打破的，同时也使得日本形成了许多具有自身特色的政治传统。譬如天皇的万世一系从很大程度上说，是因为即使推翻了天皇，也无法建立一个能够统辖全国的政权，反而会因为推翻天皇带来的负面影响缩短自身政权的寿命。在日本的政治构成中可以发现一个很典型的特征，就是上层经常不掌权而由中下层掌权，其原因就在于中下层即使拥有了掌控政权的实力，也难以直接消灭旧政权，他们自身对于政权的控制也是不够牢固的。
这样的情况反映在动漫作品里，就会出现许多令人难以理解的剧情。例如我以前看过一部以古代中国为原型创作的作品叫彩云国物语，这部作品虽然模仿了中国的制度，但运用的完全是日式政治的思维。作品中描写的国家有八大家族，其中有的家族权势甚至超过了皇帝，女主把进宫做女官当成是打工，任务完成后回家读书考科举。在天皇权势衰弱的日本，这些都是很普通的剧情，甚至会觉得这样的政治结构非常稳固，而中国人就会觉得这些桥段过于奇葩。 因为硬实力的不足，使得日本的政治中充满了妥协，上位者必须让渡权力给下属以代理人的形式降低政权运行成本，使自身的统治可以保持长久。与之相反，过度扩张反而会带来许多负面效应，使政权加速瓦解。而从中国人的角度来说，这种“妥协”是缺乏魄力的表现，是日本人“小家子气”的一部分。 比如说日本人看待投降和中国人是不一样的。中国人在内战里灭亡政权后通常会将敌国君主和成千上万的官员进行迁徙甚至杀害，以断绝其对原有政权的影响力，而同样的事在日本则很难实施。不但如此，为了减轻地方的反抗力，征服者甚至不得不想方设法利用被征服者在当地的影响力，例如建立联姻关系或者拥立傀儡。因而对中国人而言，投降等同于灭亡，但日本人的投降可以成为蛰伏的一部分。类似情况在早期中国历史上也存在，例如周文王和越王勾践等人的故事，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类故事也逐渐消失。 如果我们要求日本人以中国人的政治观去创作剧情，就类似于写一篇穿越小说讲述主角推翻秦始皇打算推行资本主义改革，那观感肯定不是“格局大”而是“中二病”。 而由于日本在如此“狭小”的地盘上都只能建立四分五裂（或者叫“四百分五百裂”更准确）的政权，相对于中国人“天下大同”的家国情怀，日本人则怀有更加深厚的乡土地域意识。相对于天皇这个过于虚无遥远的存在，为保护眼前的主君和脚下的土地而奋战是更加实在的事，导致其看待问题的角度和方式就会有所不同。 我们时常在一些日本作品里看到某个在小地方闻名的勇士或者才子敢自称天下无敌，觉得十分可笑。但事实上在地域流动性较低的古代日本，这种小地方的强者称号确实具备很高的价值，一旦该地域能够脱颖而出执掌权柄，这些人就真的会成为如他们所说的强者。 甚至我们可以以近代日本为例，策划推翻幕府的是以长州藩和萨摩藩的下级藩士为首的一些人，也就是县里一些家庭条件还算不错的青年才俊，这些人平时干的都是逛妓院和搞暗杀这种看起来很不上台面的勾当，而提出改革方案“船中八策”的坂本龙马是偏僻岛上的一个乡下武士。然而这帮人真的架空了藩里的掌权者，完成军事改革，领导了戊辰战争，成功组建新政府，与列强相较量。而后来在世界政坛叱咤风云的伊藤博文在这帮古惑仔里还是比较不起眼的一个，等带头大哥们走完了之后才轮到他这个小弟上台。 坂本龙马 还有一类常见剧情是主角团拯救世界后就各回各家过自己的平凡小日子，实际上这也是有迹可循的。日本的许多乡间暴动起义的目的都是为了向领主请愿，而当领主同意了请愿者的要求之后，目的就算是达成了，之后自然是各回各家。至于推翻领主？如果没有背后势力的支持，即使坐上了领主的位置也无法坐稳。 在日本的作品里经常能够看到他们对于人情和名分等交际概念的重视，甚至在国家大事上进行重视。从中国人的角度来说，用这种方式来思考天下大事无疑是小孩子过家家，但在四百分五百裂的日本古代，这些东西对掌权者而言确实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不应该被忽视。 文学习惯我最早接触的日本历史小说是山庄冈八的德川家康，当时我玩了光荣的战国无双，又看了赤军的宛如梦幻，本来期待在这部小说里看到德川家康戎马一生纵横捭阖的故事，结果看得大跌眼镜。整部小说大部分内容都在讲些家长里短的故事，战争部分也大多以人物情感来推动，几乎没有想看的内容，最后实在读不下去就放弃了。 德川家康 我后来专门总结过中日作者、观众及作品的一些差异，大致就是中国的作者和观众比较注重逻辑，而日本更加注重感受。中国观众普遍关注角色的行为动机，作品里即使是心理描写也更加突出因果关系，对于情节的目的导向十分明确，能够从宏观角度准确地把握住本质层面的利害关系。而日本人则更加在意过程中角色细微的心理变化，能够精确地发现事物非理性的部分，从微观视角观察事件的演变，跳脱出机械理性的思维来挖掘事物的多变性。简单来说，中国人看重可控的部分，而日本人看重不可控的部分，前者乐观，后者悲观。比如像明智光秀这样的人物在中国人的叙事表达里基本只能以卑劣的反派形象出现，对于日本人而言却是难得的好素材。 以我近来读过的吉川英治版三国为例，该版是以罗贯中三国演义为蓝本进行现代语改写，某些情节有出入但大体一致，并且删掉了五丈原之后的部分，篇幅大约是罗贯中版的三倍。这一版有个很突出的特征，就是战争描写和武打场面远不及原著。 例如下面是原著里孙权军攻打皖城的描写：
语段虽然不长，但刻画出了孙权的知人善任、吕蒙的足智多谋、甘宁的勇冠三军，并且画面感十足。同时对于事件的前因后果也都有叙述，指出张辽之所以没能救下皖城是因为吴军士气正盛并采取了不造兵器急攻的做法。
攻占皖城 下面是吉川英治的版本：
从中你能读出个啥？吴军阵容浩大，攻城付出惨痛代价，然后没了。 不止如此，连原作中马超在长安初次亮相、小霸王挟死一人喝死一人的经典桥段都被删除，李严黄忠之间的高手对决也同样没有得到保留。虽然吉川版基本是利用原著来进行改写，但原著里的精彩内容全部被弱化，例如周瑜在赤壁调兵遣将的部分逻辑通畅、安排严密，而吉川版抄得冗长无比，很难体现出原著里周瑜的睿智，还有赵云在汉水冲破曹军包围的剧情也远不及原著里来得酣畅淋漓。 那吉川版有没有写得好的内容呢？当然是有的，我们先看下原著里庞统在落凤坡之前申请出战的内容：
对庞统急于出战的心理刻画非常简单，就是认为诸葛亮害怕自己功劳大过了他，虽然逻辑成立，但只能理解成庞统的“作死”。 而吉川版是这样的：
用了不少细节刻画表现刘备和诸葛亮之间心神无二的关系，又细致地描写了庞统对于这种关系的嫉妒以及理性和感性之间的相互抗争，虽然依旧是作死，但使得这种心情变得可以感知。
吉川英治版三国志 与之类似的内容非常多，例如原著里诸葛瑾在麦城劝降关羽的内容是这样的：
虽然表现出了关羽的大义凛然，但对诸葛瑾的描写犹如提线木偶，其台词基本是些老生常谈的套话，而吉川版是这样的：
关羽形象依然伟岸，但诸葛瑾的内心刻画也入木三分，同时还借诸葛瑾的内心对白对关羽的结局表达了惋惜。 在五丈原之战廖化错失司马懿人头之后，原版并未对诸葛亮的内心作何描写，只说廖化得到了头功。
而吉川版的描写令人拍案叫绝：
以关张二将为反衬，用廖化等人的沾沾自喜来反映蜀军将领意气大不如前，从而表现出蜀军人才凋零的现状以及诸葛亮独力支撑蜀汉的悲凉之感。
不光山庄冈八和吉川英治如此，即使是口碑更好、格局更高的田中芳树和司马辽太郎也同样不擅长描写战争和武打场面，而擅长挖掘人物内心世界。吉川英治写的宫本武藏在日本的剑侠小说里地位甚高，被多次翻拍成影视作品并影响许多后来人（其中包括古龙），但武打场面的描写和中国的武侠作家相比可以用菜得抠脚来形容，包括柴田炼三郎等人的剑侠小说在这方面也无法和中国的现代作家比肩，甚至赶不上许多古典小说。而他们擅长刻画的是人物的内心挣扎和处世哲学。 并非是现代的日本小说才有了这一特征，就拿日本的军记物小说的鼻祖——平家物语来说，其同样不擅长描写权谋和军事桥段，而是以一个又一个角色大喜大悲的人生境遇来表现出一种诸行无常的人生态度。
这和我们想要从类似故事里获取的内容是截然不同的。中国的古典小说擅长描写有形的、理性的事物，会以利害、道德等公共尺度来评判事物，而日本的古典小说则能够抓住无形的、非理性的事物。类似的题材里，日本小说家更擅长从个人的人生境遇和情感切入表现主题，而中国的读者更在意的是人物的手腕能力这些可以衡量价值的事物以及背后的广阔背景，情感则是次要的，不光三国水浒西游记，我甚至见过给红楼梦出场人物做武力值排行的。 事实上日本的历史小说里会花不少笔墨描写主角的爱情故事，而对于中国读者和观众而言，类似桥段是最为无聊的，最好删掉。比方说在中国骂声一片的赤壁和新三国在日本却叫好不断，观众很喜欢对小乔和孙尚香等女性角色的加戏。同样是描写三国时代的漫画，中国人所创作火凤燎原主打权谋、战争、政治，塑造出一股悬疑武侠风格，而日本人所创作的苍天航路战斗力体系混乱无比，但对于人物狂纵不羁的行事风格拿捏得非常有深度，甚有汉末魏晋的时代风貌。 中国的这种表达方式很适合表现人物的长处，而日本的表达方式则适合表现人物的短处或者说平凡之处。中国古典小说里的英雄人物很多被抽离了个人私欲，因为传统的价值观里并不提倡这些，喜欢酒色的人在故事里必然会被酒色所累。相比之下，日本小说里的人物以中国人的视角来看就显得太过多愁善感、伤春悲秋，汲汲于个人私事，写出来的人物也没有所谓“大人物”的质感。 像吉川英治照着原著写三国的时候剧情大体还没什么毛病，让他自己搞原创就能写出刘备拿卖草鞋的钱给母亲买茶叶结果遭黄巾军生擒，被偶遇的张飞搭救，路上还顺带泡了个妹子的剧情。从合理性的角度来说这段故事并没有什么问题，刘备当时本来就是一个卖草鞋的村民，被抓很正常，而且既表现了刘备的孝顺又表现了张飞的仗义，但多数读者就很难接受如此平凡狼狈的刘备，觉得应该手杀数人冲出重围才符合刘备的英雄气概。 社会环境日本动画里并不是没有诞生过“大格局”的作品。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日本接连拍出过机动战士高达、王立宇宙军、机动警察剧场版等对战争和政治刻画十分深入的作品，到本世纪初也有攻壳机动队SAC这样的杰作。虽然同样是以地位不高的个人为主视角，并且参入大量情感刻画，但体现出了对战争和政治的透彻认识以及对人类社会命运的思考。然而这样的作品在进入本世纪以来在迅速消失，其最大原因在于内外部环境的巨大变化。 50年代到70年代是日本左翼运动的高峰期，大量参与者进了当局黑名单，难以找到正常工作，最后只能进入资金紧张因而不问出路的动画行业。外加社会环境的影响，很多从业人员的思想都偏左，像押井守直接就是安保运动的参与者，他们将自己参与运动的经历、一同参与运动的同伴以及运动失败的过程真实反映到作品里就已经足以构成一部史诗。
日本左翼运动 同时冷战环境以及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使得观众对于描写国家和人类命运的题材比以往更为关注，这才造就了一部又一部名作的诞生。 然而这样的环境在上世纪中后期迎来剧变，首先是日本的左翼运动在70年代宣告失败，随后是泡沫经济的产生和破灭以及苏联解体为冷战划下休止符。此后日本迎来了一个漫长稳定的时代，国内治安良好、贫富差距小、经济增长缓慢，国民们过着丰衣足食且娱乐生活丰富的生活，国内早已失去革命土壤。 随着机战冒险题材的作品大幅减少，取而代之的是校园题材的作品成为了主流。而在10年代又出现了两种新的流行题材，一种是异世界冒险，另一种是社畜生活。讲述上班族斗领导的故事的半泽直树取得平成年代日本电视剧最高收视率，从中可以看出日本观众的关注点已经从星辰大海转移到了当下生活，相较于人类命运，大家更多关注的是如何过好自己的小日子。 如果说上一代的反抗是组织参与运动，那么这一代人所处的环境已经无法再进行同样的事，而是转为歌颂现代技术所赠予物质精神文明，以自身独特的价值观来摆出对立的姿态。御宅族也因此从日本的边缘群体逐渐走上台前，成为流行文化符号之一。 传统的正邪对立故事也遭到瓦解，譬如说近些年的在一些日本动画里经常会出现正反双方友好相处的设定。例如SSSS电光机王里英雄一方和怪物一方在战斗之余可以一起逛街一起去游乐园，街角魔族里魔法少女和弱小的魔族少女交朋友，帮她修炼变强，珈百璃的堕落里天使和恶魔成为学校里的好朋友，在魔王城说晚安里人类公主和绑架自己的魔族其乐融融，恋爱要在世界征服后里战队成员和邪恶组织干部偷偷谈起了恋爱。反派们突然都不爱干坏事了，英雄们也对拯救世界失去兴趣，一个个变得游手好闲，当起了日子人。
与之相对的是，如今依然还以“人类命运”、“星辰大海”当作主题来创作的作品则表现得异常乏力。作者没有相应经验，也没经历过从前得时代，还缺乏相应社科常识，只能以个人经验来想象出相应图景来。 而日本动画片又在90年代之后转向以角色为主要卖点的表现方式，很难找到一部没有美少女的作品。然而美少女本身对于这类故事没有任何意义，也无法当作刻画重点，无论美少女刻画得再优秀，也对故事本身毫无益处，反而喧宾夺主。如果回忆一下上面提到的诸多杰作，会发现没有任何一部是将美少女放在了剧情的突出位置。 并且突出刻画美少女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则是人物关系（尤其是主角和美少女的关系）必然成为推动剧情进展的核心线索，而这又使得作品离它所想要表达的严肃主题被甩开十万八千里，因为没有任何感情可以改变世界乃至拯救世界。意识到这一点的作者们只能开辟出所谓的“世界系”作品。
当下日本的一些创作者和观众已经难以再体察甚至相信不同群体间的政治对立，而将其归结于少数人的个人问题，一厢情愿地在作品中寻求和解的办法，甚至真的找出这个现实中并不存在的办法。不过也不能光把帽子扣在日本人头上，由于机械化带来产能提升，劳动力面临过剩问题，社会里的多数岗位已经变得多余，成了维持组织存在的存在，随之而来的便是对过剩劳动本身的否定。在这种语境下，“奋斗”逐渐异化成了“内卷”，如同一百多年前对资本的批判一般在思想文化领域带来了新的改变。 举个例子，我前段时间在群里聊天时，有个异常反感内卷的群友问马超为什么非要造反，投降曹操混个官来养老，一辈子好吃好喝不好吗，然后坚持认为像马超孙权刘备这些喜欢来事的人都是人类社会里的毒瘤，没有他们世界就会和平一大半。那么不难想象，当这种思潮进一步影响到文艺创作时，以往剧作里的人物形象必然会在新的时代被赋予新的含义，届时创作出的作品也只能是顺应时代的产物。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