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说 冈村秀典 圣王传说与考古学 司马迁《史记》开头部分是《五帝本纪》，记载了夏商周三代之前，从黄帝到尧、舜的古代圣王传说。其中的黄帝用武力统一了华夏，作为中华民族的始祖备受推崇，二十世纪初辛亥革命时，喊着“灭满兴汉”口号的革命党，就采用了以黄帝即位之年为元年的纪年法。然而，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契机，近代科学传入中国后，以顾颉刚为代表的疑古派开始质疑史书的真伪，对司马迁以来的传统古代史持怀疑态度。而王国维等释古派则将出土的甲骨、金文等文字资料与史书对照，开始用实证的方法还原商以后的历史。这样一来，圣王传说逐渐从历史学的研究对象中消失。 与近代历史学一起诞生的是考古学。瑞典历史学家安特生在对北京周口店及河南仰韶遗址的调查中，首次明确了史前时代的人类以及农耕文化的起源。此后，包括李济在内的中国研究者们相继发掘了河南殷墟遗址、山东龙山遗址，明确了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及殷商文化的编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夏商周三代以前历史的记述，当然就要以这样的考古学成果为基础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已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时代，各地相继出现许多了不起的考古发现。这些新发现为社会学家费孝通、考古学者苏秉琦等提出新的理论提供了依据。近年来，圣王传说又再次进入人们视野，在两岸统一的目标下，中国政府提出了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口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此大背景下，从1992年开始，中共陕西省委和省政府开始大规模修缮黄帝陵，如今第二期工程已收到国内外大量捐款，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黄帝陵坐落在革命圣地延安通往西安的路途中。另外，1995年，“夏商周断代工程”作为第九个五年计划的国家重点科研项目获得批准，中国正式开始了对西周以前中华史编年的考证。这是一项国家工程，是对与美索不达米亚及埃及文明并称的古代文明——中华文明的验证研究。与此相关，2000年6月6日，《人民日报》报道，在属于龙山文化的山西襄汾的陶寺发现了尧、舜时代的古城遗址，并同时刊登了专家的观点称：“中华文明的国家起源可能要比目前人们认可的夏代更早，中国古代三皇五帝的历史传说有可能被考古证实为真正历史。”人们期待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能够证实夏的存在，甚至能够证明传说中的时代也是真正的历史。 本书由考古学家水野清一编写，出版于1966年。贝塚茂树编写的《世界历史1：古代文明的发现》（1960年，中央公论社出版）是从北京猿人开始写起的，曾获得过广泛的好评，而本书同样也追溯到了史前、殷商、西周时代，分别由相关领域的专家书写而成。在这方面，本书对圣王传说、夏的存在是持怀疑态度的，认为甲骨文出现的殷商后期才是“真正的历史时代”，并指出：“研究者们很容易在不知不觉中就将注意力投向战后对郑州的新发现，特别是对殷商早中期文化的新发现上。但实际上，对于殷商历史研究来说，更为重要的是要像安阳发掘那样持续性、系统性地获得考古资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针对性的研究。”（本书第200页）本书认为研究者应该在充实的资料以及实证性研究的基础上，致力于还原文化、社会、经济等各个方面的历史。若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这样的态度也许是受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围绕着亚洲生产方式及奴隶制进行的理论论争的影响，但是，我们不应单纯将本书看作是学术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上文的引用直接拿过来，就变成了对“学者们很容易在不知不觉中将注意力投向殷商以前文化的新发现”这种现状的警告。考古学、古代史研究的目的和目标是什么？本书在提出这个问题的同时，使用殷商、西周的文字资料，力图从多个方面还原这段历史，这在迎来二十一世纪，重新审视历史学发展方向的今天，依然有其重要意义。 中国考古学界确实能对包括验证圣王传说在内的现代社会需求迅速做出反应，而另一方面，他们也在力图脱离片面凸显统治阶级的历史学，并一直在摸索考古学独有的新观点、新方法。研究者开始发掘史书中并未记载的周边地区的文化，并采取自然科学的方法，对普通大众的生活与环境也予以关注。虽然这些调查十分枯燥，与那些耀眼的新发现一比毫不起眼，但研究者却在一步一步切实有效地推进着对古代文化的多方面研究。因此，作为本书的补充，这里要介绍的就是这些考古学上令人刮目相看的新研究成果。 商后期的文化能够影响的领域，在一个以都城殷墟为中心、半径约600公里的范围内。其外围，例如四川盆地、长江中游的湖南和江西，以及辽河流域，都存在独立的文化。1986年，四川广汉发现了三星堆遗址，当时的砖厂挖土时相继发现了埋有大量青铜器、金属制品、玉石器等文物的两处坑穴，引起了巨大关注。我们所了解的商周青铜器主要以容器、武器、乐器为主，没有立体再现神、人的自然姿态的青铜器。但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是眼珠突出、耳朵很大的巨大筒状面具，五官分明的方脸人头像，仿照祭司制作的高约2.6米的立体人像，树枝伸向三方的高近4米的巨大神树等，都是很具体的造型。这些青铜器器形之巨大超乎人们的想象，制作它们，需要将各个部件分开铸造再结合在一起。四川盆地一向被认为是没有青铜器的地区，在当时是一个未开化地区，实际上却拥有这样先进复杂的青铜器工艺，这让整个学界大吃一惊。1998年，三星堆文物在日本巡回展览时也曾引起巨大反响。 三星堆文化在这个埋葬坑之后便走向了衰败期。学者想要根据晋代《华阳国志》的传说对此进行解释，但将圣王传说和早其一千五百年出现的考古资料放在一起本身就是牵强附会，因此这一说法从来也没有引起什么有建设性的议论。另一方面，考古学者们对三星堆文化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发现三星堆遗址拥有不亚于郑州商城、洹北商城的城邑，面积为3.6平方公里，两处埋葬坑位于南城墙内侧。根据龙山文化到西周的编年，可以发现三星堆文化大体与商处于同一时期，从三星堆文化中能看到中原的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殷墟文化的要素。三星堆文化的继承者是成都周边的十二桥文化，十二桥文化同时也受到了西周文化的影响。另外，研究还发现，四川盆地在三星堆文化之前的龙山文化时代出现过几个巨大的城邑聚落。关于三星堆埋葬坑的性质，有学者认为这是毁灭三星堆文化的人投入器物用的废弃坑，但1号坑与2号坑并非同时废弃，而且城内还发现了其他埋葬坑，因此目前公认的说法是，这是三星堆的人们祭祀用的祭祀坑。 在本书出版发行的三十五年里，考古学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历史观也有了很大变化。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考古资料的解读要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阶段论，历史教育要强调“古为今用”。例如殷墟王墓的发掘要关注残忍的殉葬制度，这反映了统治者的残暴，与今天的安定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要赞赏青铜器、玉器等精美的工艺品，这都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后，考古学又承担起了弘扬国威的重任。为了证明中国文明丝毫不逊色于西方文明，从夏王朝的探索到圣王时代，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上溯到越来越久远的年代。曾经中国四千年的文明史，被改写成了五千年，现在又有人提出可以追溯到仰韶文化，因此是六千年。 如此看来，中国考古学要研究的问题与目标十分明确，符合社会需求。另一方面，作为日本人，我们还无法回答中国文明到底是什么、中国文明是如何起源的这类问题，本书也一样未能明确回答。现在的中国考古学界已经开始考证青铜器、文字、城市等文明诸要素的起源并一步步向更早的年代追溯。而本书与此不同，本书的特点在于，通过考古资料及甲骨文、金文等文字资料，深入发掘商、西周时代的社会，关注商、西周时代的礼乐制度是如何被儒家吸收，并逐步形成中国文明的基础的。这虽然是“逆潮流”的，但我认为这才是本书的魅力所在，它的意义在于能够促使学界反思如今的研究动向，是今后文明论发展的一个指针。 最后，我想谈谈本书的作者水野清一。水野是日本人里面中国考古学的开拓者之一，1929年，受东亚考古学会的派遣留学北京，归国后进入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今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水野在北京协和医院接触到北京人头盖骨应该就是在留学时。留学北京之前，水野受东亚考古学会的派遣，曾经在中国东北的牧羊城、东京城、赤峰红山后等地参与发掘工作。1936年，水野考察过南北朝时期的响堂山、龙门、云冈等石窟寺院及山西省内的遗址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