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初秋，东北解放区的广大田野上一片丰收景象，黄的是金灿灿的玉米棒，红的是沉甸甸的高粱穗，白的是毛绒绒的棉桃，绿的是蔓伏在田垄上的地瓜秧。
翻了身的农民，喜气洋洋地迎来了革命战争胜利前夕的金秋季节。
此时的东北战场，正是大战前的宁静。
沈阳的国民党报纸上出现了这样的大字标题：沈阳城防固若金汤，国民党军决不放弃东北。
然而，摆在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作战室桌子上的敌情通报却说：敌于八月四日至六日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卫立煌在会议上，判断我军将于十月发动攻势，重点在锦州，对沈阳则采取围困的办法。
卫立煌认为，应该尽量以长春牵制我军之兵力，并已考虑长春最后突围之游击办法。
这表明，卫立煌对我军即将发动“十月攻势”的判断，基本上是正确的。他们已经判断出我军的攻势重点将在锦州，然而却无能为力，提出的对策也是闪烁其词，自相矛盾的。
老蒋在辽沈战役中的惨败，归根到底，是由于他发动的反人民的战争不得人心，因而将帅失措，士无斗志，军不用命，最后只能落得个全军覆没的下场。
其实，我军在先打长春，还是先打锦州的问题上，由于作为总司令的林总犹豫不决，也经历了几个反复。
对长春的孤立之敌，原是准备要打的。早在一九四八年四月十八日，林总、罗荣桓、刘亚楼、谭政等就讨论了打长春的问题。
他们请求军委批准，待我军的政治整训结束后，以半个月的时间进行军事教育，加强攻坚战的训练，然后集结九个纵队，担任攻长春和打援的任务。
主席在四月二十二日的复电中，虽然同意了先打长春的意见，但是又指出：我们同意你们先打长春的理由，是先打长春比较先打他处要有利一些，不是因为先打他处特别不利，或有不可克服之困难。因此，你们应当说，在目前情况下先打长春比较有利，不应当强调南下作战之困难。
五月下旬，林总决定集中两个纵队攻长春。
由于兵力和火力部署没有形成绝对优势，攻城时也没有采用近迫作业和坑道爆破方法，主要指挥员未亲到前线指挥，对长春敌情、地形都没有弄得很清楚，就匆忙地下令发起攻击，以致只在外围战斗中歼敌五千人，虽然占领了西郊飞机场，但我军付出了二千人伤亡的代价，最后不得不停止攻击。
长春，这个位于松辽平原中央，曾一度作为伪满洲国首都的美丽城市，此时已经完全失去了昔日的繁华，成为碉堡林立、坑壕纵横的兵营、要塞。
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三月间奉命到长春负责固守。他在长春苦心经营几个月，利用大量日伪时期修筑的防御工事，层层设防。
其兵力，有六十军、新七军两个正规军及兵团部直属部队约六万人，以及地方保安部队及后勤人员约四万人，共十万人左右。
但是，他们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吃粮问题。长春市的人口在繁盛时期曾达到六十万之多，由于战事频繁，居民不断外流，此时，只剩十五万人左右。
由于粮源断绝，居民生活困苦异常，国民党军仅仅依赖几架运输机，每天空投四五千斤粮米，根本无济于事。
一般部队日常吃的饭，先是豆饼加米汤，以后是酒糟豆饼糊，脸部浮肿，夜盲腿软，十分普遍。
国民党军到处搜刮群众的粮食、柴草和财物，更弄得民不聊生。在这种情况下，大批居民被迫冒死冲过火线，出城谋求生路。后来到长春解放时，城内只剩五六万居民。
攻打这样的城市，只要我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提高战术技术，改变攻城方法，本来是没有多大困难的。
吉林会议于六月十五日正式召开，刘亚楼一同前去。会上，他们听取了长春前线兵团和部队领导同志的汇报，然后由罗荣桓作了总结报告，并宣布由第一兵团司令员肖劲光、政治委员萧华指挥新成立的第十二纵队和六个独立师，配属野司属炮兵一部，担任围困任务，其余部队继续整训。
根据会议决定，长春围困战中，在军事上，我军一方面实行紧缩包围，逼近敌人阵地，控制要点和以炮火封锁市内机场，掌握机动部队打击敌出城骚扰、抢粮与突围的企图，一方面按照攻城部队与打援部队的特点和需要，组织布置部队展开大练兵。
在政治上，利用敌军内部矛盾和恐慌动摇的心理，全面展开政治攻势，采取阵地喊话、广播、通讯、施放宣传弹、散发宣传品、通行证等手段，进行瓦解敌军的工作。
在经济上，主要是封锁敌人空投和防止粮草流入城内。
吉林会议后，经过四个月的围城，我军打退了敌人三次试探性地突围和抢粮活动，歼灭敌军四千余人，争取了敌军零散官兵一万八千余人向我投降。
敌人由于长期断粮断炊，突围无望，守也困难，军心颓丧，内部非常混乱。
一九四八年七月，东北局重新讨论了东北战场的形势和我军作战行动的问题，认为攻击长春一举全歼守敌没有把握，如不成功，则影响今后作战甚大。
他们认为，到八月中旬时，我军以最大主力开始南下作战为好。
七月二十日，东北局向军委作了请示，并报告了南下作战的初步设想，以及可能发生的粮食接济等困难。
军委于二十二日复电，同意了向南作战的设想。军委的指示，更加坚定了东北我军南下作战的决心。
不久，林总、罗荣桓主持了东北局军委分会会议，研究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态势，初步拟定了作战计划。
此时国民党军在北宁线一带的集结地域是：沈阳至锦州一段已被我隔断，在义县、锦州、锦西、葫芦岛、绥中、山海关、奏皇岛、昌黎、滦县、唐山等或孤立或连结的地区内，共有四个军部，十七个师的番号。
我初步判断，敌人发现我主力南进和在南线展开后，义县、高桥、绥中、前卫屯的敌人必然企图向锦州、锦西、山海关逃跑。
长春的敌人有可能乘机突围，沈阳的敌人可能给予策应，也可能直接向北宁线增援，华北的傅作义，也可能给予策应。
我军的初步计划和部署是：以靠近北宁线的我军九纵、四纵等部，突然包围义县、高桥、兴城等地的敌人，待我北面三纵、二纵、七纵、八纵、十纵、一纵等部陆续到达（约需五至十二天）后，逐一进行歼灭，并控制、监视沈阳的敌人，准备歼灭由沈阳向锦州增援的敌人或由长春突围的敌人。
九月三日，上述情况判断与计划由林、罗、刘签署上报军委。
九月五日，军委复电同意，并指出：作战的重点应放在卫立煌、范汉杰系统，主力不要轻易离开北宁线。
九月七日，军委发出了《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的电报，明确指出：“为了歼灭这些敌人，你们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该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
根据军委指示，东北野战军司令部陆续向各部队下达了进军命令。
各路大军在百万民工配合和广大解放区人民的支持下，于北起长春，南至唐山千余里的绵长战线上，展开了大规模的战役行动。
野司决定，由六个纵队、三个独立师、一个骑兵师和炮纵主力执行长途奇袭，分别包围锦州及北宁线上各敌军据点。
四个纵队及一个骑兵师位于新民西北地区，监视沈阳敌人；一个纵队在开原地区准备阻击长春之敌突围和沈阳敌人北援。
一个纵队、六个独立师和炮纵一部继续围困长春；少数部队奉命向长春方向佯动，故意向敌之空中侦察暴露目标，以麻痹、迷惑敌人。
九月十一日，四纵、九纵自台安、北镇出发，迅速切断了义县之敌向锦州的退路，打响了辽沈战役的第一仗。
九月十七日起，我十一纵在冀察热辽骑兵师配合下，先后攻占昌黎：北戴河等要点。二十日，四纵、九纵继续南下，由三纵及二纵五师接替包围了义县。
二十四日，九纵直达锦州北郊，以后在八纵一部配合下攻克薛家屯，歼敌两个团大部。
到二十八日为止，冀察热辽部队先后攻占沙后所、绥中等要点，吸引了锦西第五十四军向南增援。
二十七日，七纵在九纵一部配合下攻占高桥、西河口，将敌五十四军隔断在锦西方面，使其无法逃入锦州。
二十九日，四纵攻克兴城。至此，我军已将锦州南北之敌分割包围，切断了辽西走廊。
此时，一纵、二纵、五纵、六纵、十纵和炮纵主力也相继进入锦州以北和新民西北地区，待机作战。
九月二十九日，林、罗、刘致电军委，报告了攻锦州的部署。九月三十日毛主席复电：决心与部署均好，即照此贯彻实施，争取大胜。
九月三十日，我军扫清了义县的外围据点，十月一日，向义县发起总攻。守敌第九十三军暂二十师依托城垣工事，企图顽抗，但在我猛烈炮火的轰击下，工事很快被摧毁。
我军战士前仆后继，英勇攻杀，只用了四个小时便结束了战斗，全歼守敌一万余人。
战斗即将结束的时候，炮兵司令员朱瑞亲自视察敌军阵地，不幸踩中地雷，光荣牺牲。
这个时候，罗荣桓正在开赴锦州前线途中的火车上。听到朱端牺牲的消息，罗荣桓十分悲痛。
红军时期，罗荣桓就同朱瑞在红一军团政治部工作过，抗日战争中他又同朱瑞在山东共事多年，他一直认为朱瑞是忠诚于党的革命事业的好同志，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是有重大贡献的。
在东北，朱瑞对炮兵建设日夜操劳，作出了巨大成绩。罗荣桓对周围的同志说：“朱瑞同志懂得炮兵，他亲自组建部队，训练干部，对炮兵是有建树的。”
为了纪念朱瑞，中央军委批准将东北人民解放军炮兵学校命名为“朱瑞炮兵学校”。
罗荣桓是与林总、刘亚楼及野司、野政组成的前线指挥所乘火车于九月二十一日从双城出发的。
为了保密，火车先北开哈尔滨，短暂停留后，朝东南牡丹江方向行驶了一段，然后突然掉头西返，沿滨洲线经昂昂溪南下。
到昂昂溪的时候，担任运输司令的郭维城为检查新修好的铁路，亲乘铁路摩托车在前面开道，指挥所的火车在后面跟进。
十月一日，“前指”发出以“林罗刘谭”名义致电第一、二兵团各纵、师，各军区、各独立师并抄发到团的战斗动员令。
动员令指出：我在北宁线上的第一步任务已胜利完成。第二步，是准备夺取锦州，歼灭守敌，并准备打沈阳西援、北援之敌及长春突围之敌。
锦州之战有很大可能发展成为敌我两军主力的大决战，我必须以最大决心拿下锦州，并于攻锦过程中准备打击援敌和突围之敌，使这一攻锦、打援、打突围战役成为解放全东北有决定意义的战役。
这一战役必然是极其紧张、激烈的连续作战，望各部队抱定打大仗、打恶仗的决心，准确地执行命令，不怕伤亡，不顾疲劳，不因伤亡泄气，不因疲劳偷懒，准备付出重大代价去争取战役的全部胜利。
各部队根据动员令，进行了深入的动员工作。
火车开到郑家屯后，又向西，经过通辽再向南，一路走走停停，于十月二日抵达彰武。
在彰武车站正准备吃早饭的时候，值班参谋报告说，在正东方向发现一架飞机。
刘亚楼命令所有人员立即下车分散隐蔽。人未下完，敌机已经临空，原来是架侦察机，飞得高高的，盘旋了几圈，向车站扫射了一阵，就飞走了。
“是不是继续前进？”作战科长尹健请示刘亚楼。
“我已经请示过101，他决定暂时不走，要机关人员在附近村落分散隐蔽防空。你告诉他们架好电台与军委和各纵队联络，看看有没有情况。”
机关人员迅速下车，分散到村落里就地隐蔽待命。电台人员架起天线，摇动马达，报务员熟练地按动电键。
随着滴滴答答的声音，电波穿过长空，传向四面八方，又收进从四面八方传来的电讯。
译电员忙碌地把电码译成文字，又把文字译成电码，进出于野司首长的临时办公处。
到了晚上，尹健认为天已经黑了，可以行动了，又去请示刘亚楼。
刘亚楼低声说：“有新的情况，要等军委回电再说。告诉电台，注意收听军委的来电！”
有情况？什么样的重要情况以致使总部指挥机关都不能前进呢？尹健十分纳闷。
后来，他问过刘亚楼参谋长，才知道原来电台收到一份情况报告说，在葫芦岛，敌人增加了四个师。
林总早就顾虑，攻打锦州时有被沈阳、锦西、葫芦岛之敌两面夹击的危险，看到这个报告后，决心发生动摇。
他没有同任何人商量，就在二日晚以“林罗刘”的名义向军委发出了一封特急电报。
电报的大体意思是：敌人将从葫芦岛增援锦州，因而不如回头打长春。
这件事，罗荣桓不知道，罗荣桓的秘书更不知道。他在站台上，向林总的一位秘书：“指挥所为什么不前进了？”
林总的秘书低声说：“司令员正考虑，准备回头打长春。”
刘亚楼一清早就来到罗荣桓的住处，把101发电报的事和电报内容告诉了罗荣桓。
罗荣桓刚刚起床，还没有洗脸，听完刘亚楼的话，顾不上洗脸吃饭，马上拉刘亚楼一同去找林总
罗荣桓心情沉重，面色严峻，一言不发，两只手微微颤抖，深一脚浅一脚，匆匆地走着。
是先打长春，还是南下作战，东北局、军委已经经过几个月的周密考虑。长春本来好打，没有打下来，又拖了好几个月。
后来，考虑到南下作战更为有利，主席对此也早有指示，尽管林总顾虑这，顾虑那，东北局还是作出了南下北宁路作战的决定，他也是同意了的。
现在，作战计划也已得到中央军委的批准，林总却又动摇了。
罗荣桓作为政治委员，对司令员的工作，一向是支持的。
但这次打锦州，是牵动全局的重大战役行动，大军早已出动，兵临锦州城下，101却抛开军委批准的南下作战的决定，又要回过头去打长春，罗荣桓是坚决反对的。
仅仅是因为敌人增援了四个师！再增援四个师又怎么样？主席早就指出，要置长、沈两敌于不顾！
打下长春是不难的，但打下长春，锦州还是得打，那时，敌人无须东顾长春，涌到辽西的兵力会更多，我军反而处于被动。
而且，如果敌人从北宁路逃跑，又怎样去“关门打狗”？
政治委员与司令员同为部队首长，对部队工作共同负责，如果是一般的指挥处置，也就罢了，对这样一个事关战略决策的大问题，101不经商量，就以“林、罗、刘”的名义向军委发电报，也是组织原则所不允许的。
罗荣桓从一九二七年参加秋收起义、担任起义军的连党代表起，已经经历了千百次惊涛骇浪。
他独立坚持山东的抗敌斗争，指挥过千军万马，如今已是百万大军的统帅之一。
强烈的责任感，使他绝对不能容忍牵动全局的轻率举动。他要表明自己的态度。当然，方式方法还是要讲究的。
罗荣桓见到林总，压住火气，冷静地、开门见山地问：“101，你给军委发电报，要考虑回师打长春？”
“是的。”林总道。
他慢条斯理地说：“关内敌人又增派了四个师海运葫芦岛。葫芦岛和锦西的敌人有10万兵力。锦州城里敌人八个师，工事坚固，不是短时间拿得下来的。锦州一打响，援兵不一定堵得住，这样我们就会陷于被动。不如回去打长春可靠一些。”
罗荣桓说：“为了打锦州，中央三令五申，现在几十万部队拉到辽西，锦州外围已经肃清，部队战斗情绪高涨，忽然不打了，干部战土会怎么想？怎么向中央交代？”
“敌情变了。”
“敌情变化并不大，况且，打锦州的计划是中央军委已经批准了的，主席要我们敢打没有打过的大歼灭战，我们的决心不能动摇。”
“谁动摇呀？敌情变了嘛！”
罗荣桓感到责任重大，不能让步，仍然采取劝说的口吻，严肃地说：“司令员，你考虑了没有？这样会影响整个战局的！”
“我是向军委建议，锦州能迅速打下的话，还是打锦州，但是从目前情况看，打长春较有把握，两个方案正在考虑中，请军委同时考虑指示嘛！”
“电报中强调打锦州困难，强调打长春有利，明显地想回师打长春，我看军委是不会同意的。”
林总站起来踱着步，问刘亚楼：“参谋长，你的意见呢？”
刘亚楼道：“我同意政委的看法，还是打锦州好。”
林彪想了一会儿，喊来秘书，叫他打电话给机要处，追回那份电报。秘书回来报告说，电报已经发出去了。
“怎么办？”刘亚楼看了看司令员和政委。
林总没有吭声。罗荣桓回答说：“不要等军委回电，重新表个态，说明我们仍然要打锦州。”
林总点点头。他不肯动笔，刘亚楼请罗荣桓主持起草电稿。经过一番讨论，写完电稿，林总过目时把有检讨内容的字句删掉，作了一些改动，以林、罗、刘名义发出。
这封由罗荣桓主持拟稿的电文说：（一） 我们拟仍攻锦州。只要我们经过充分准备，然后发起总攻，仍有歼灭锦敌之可能，至少能歼敌一部或大部。目前如回头攻长春，则太费时间，即令不攻长春，该敌亦必自动突围，我能收复长春，并能歼敌一部。
（二） 我们拟采取如下的布置：以四纵和十一纵全部及热河两个独立师，对付锦西葫芦岛方面敌两个师，以一、二、三、七、八、九共六个纵队攻锦州，以五、六十、十二共四个纵队时付沈阳增援之敌；以九个独立师，对付长春突围之敌。
（三） 估计敌九十五师及新五军海运甚快，我军不一定能在该敌到达锦州前，即能攻锦州。但沈阳之敌，在我军未正式攻锦前，不会出援。长春之敌，在我军未正式攻击前，不敢突围。
因此，我军无过忙之必要。我们一方面尽可能调动部队，以便能尽早开始总攻，但同时这一战斗的胜利，则大大有赖于我各攻城部队到达后，进行充分侦察与政治动员，然后以强袭的行动，力求迅速解决战斗。
此次战斗的目的，主要放在歼灭敌人上。锦州有可能在夺取之后，象开封一样，两面援敌重占锦州，因我打援力量仅能迟滞敌人，而无歼灭敌人的可能。敌宁可放弃沈阳，而必保持和恢复锦州。
（四）以上意见，盼军委考虑与指示。
这封电报是十月三日九时签发的，军委电台收到的时间是二十时十五分，译成电文抄送到军委领导同志那里已是四日凌晨。
在这以前，军委于三日十七时和十九时接连发来两封由毛主席拟稿的电报，批评回师打长春的错误想法。
中央在电报中的批评非常严厉，是过去少有的。刘亚楼在机要秘书那里看过这份电报以后，两手一摊说：“你看，果然挨批了吧，罗政委的意见还是正确的，幸亏我们又发了电报！”
主席发出的这两封电报，证明罗荣桓的意见是符合军委的意图的，历史的发展也证明，罗荣桓力争攻锦、劝说林总改变念头并及时向军委表明攻锦决心，是完全正确的。
军委收到罗荣桓主持拟稿的表示坚决攻锦州的电报后，十月四日上午六时，发出主席拟稿的第三封复电，最终确定了先打锦州的放心。
主席拟稿的这篇电文，肯定了我军攻锦的决心，指出了应当吸取的教训，再一次说明了不应回头打长春的理由，犹如拨云见日，促进了领导思想迅速统一，坚定了各级指挥员和广大战斗员争取胜利的信心。
辽沈战役胜利结束后，罗荣桓把司令部、政治部的几个同志找来，研究给中央的《九、十两月份作战情况综合报告》稿。
在报告稿中，罗荣桓写进了林总曾对打锦州一度发生犹豫的问题，但口气还是极婉转的：“曾发生疑问，但这一过程共两三小时，即确定仍坚持原来之决心不变。”
这时，林总正好进屋来。罗荣桓给他看了报告稿，说：“这一段，写了在打锦州的问题上，我们曾一度犹豫，后来又纠正了。你看怎么样？”
林总正因辽沈战役的胜利而兴高采烈，听了罗荣桓的话，脸色马上变了，板起面孔，看了看所指的一段文字，一声不吭，把稿子向桌子上一扔，拂袖而去。
显然，他对这一段是不满意的。但由于罗荣桓的坚持与说服，刘亚楼也支持罗荣桓的意见，这份综合报告还是以“林罗刘”的名义，于十一月八日签发上报了。
“战锦方为大问题”，这是主席的《七律.吊罗荣桓同志》中的一句。而这份报告正是一个历史见证，证明罗荣桓在“战锦“这个重大问题上，始终是坚持原则的。
他的高度的组织纪律观念，他的凛然正气和他在争论中所采取的正确态度，都给当时身与其事的同志留下深刻的印象，使大家受到很大教育，至今记忆犹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