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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汉语新文学史概念的提出与实践，是重写文学史的重要阶段，也是重新出发的起点。本文从文学史重写思潮和文学空间整合入手，讨论了汉语新文学史概念提出的意义及其实践操作层面的艰难，认为它凸现了汉语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存在及其审美的现代品格，有着将文学空间的分离整合为文学语言的统一的预谋，能从汉语文学的活动与变迁过程中，打通语言与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内在联系，能够使人们感受到当代中国由“全球化”和“殖民化”所带来的文化影响和焦虑。 在一定意义上，可将它们看作是重写文学史思潮的延续与扩张。重写文学史是8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一股学术思潮，它主要由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所提出，并逐步扩展到整个中国文学乃至思想文化领域，引起了一场关于重写历史的大讨论。就其本身而言，它是对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的一次自觉反思，也是新时期以来文学“方法论”、“观念论”和“主体论”讨论在文学史领域的深化。在80年代以前，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书写主要有1949年以前的个人化文学史叙事及其以后的政治权力化的文学史模式。1949年以前的中国现代文学被确定为新文学，由于历史进化论思维和社会时代的潜在制约，“古与今”、“新与旧”成为解释新文学的价值标准，文学的时间意识和世界意识得到了极大的凸显和强化，传统文学被划为旧文学，五四之后的文学则成了新文学。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周作人的《中国新文学源流》，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王丰园的《中国新文学运动述评》，赵家璧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和周扬的《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等等都对这段文学有过基本的定性描述。1949年以后的新文学史则迈向了学科化和体制化的进程，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成为文学史叙述的理论预设。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以及60、70年代编写、出版的其他现代文学史，包括唐弢主编的3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都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实现对新文学史的叙述。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是第一部完整的新文学史，使用“新民主主义”理论书写新文学发展史，追求文学史叙述的历史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在特定的历史境遇下，无论是在价值论还是方法论上都建立了一套新文学史的叙述范式。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则体现了现代文学知识的学术性与意识形态性的整合，在意识形态的支配下最大可能地实现了文学史叙述的丰富与扎实。中国新文学因为现代革命和政治权力的推动，实现了文学知识的社会转化，完成了新文学知识的普及和承认，新文学被作为解释现代政治革命合法性和必然性的依据，社会也在接受新文学知识的同时认同隐含其间的革命化的意识形态。 从此，新文学史的叙述在烙上思想、时代印记之外，更受到教育体制对文学实施知识编码的潜在控制，它虽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新文学的合法地位，文学史现代革命的象征，与革命正义、历史具有同义性。权力化和政治化的新文学史由此获取了广泛的社会地位，反过来也推动了文学史学科的发展。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这套政治化的文学史书写，必会影响到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地位。当然，文学史与政治权力的结合也带了文学知识的片面和局限。新文学与现代革命具有紧密联系，甚至可以说参与了现代革命，现代革命为新文学提供了思想资源和精神动力，丰富了新文学的思想底蕴和文化力量。但是，新文学的价值观念和艺术形式并不等同于现代革命，它有自己独特的审美世界和语言方式①，其中有与现代革命相似或相同之处，也有不同的审美追求和意义符号。比如它虽有或显或隐的阶级意识，但也有复杂的人性、生命体验；有人民意识和大众化观念，也有个性化的体验和精致之美；有反帝反封建时代的声音，也有来自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民间与知识分子交错的矛盾感受。新文学与现代革命在相互联系的背后也有意义的差异和分离，在意义的互动中也有逃避和超越。文学史的写作不仅是对文学历史的描述和还原，也是对它进行合理而合法的独到阐释。我们不能简单否认这套革命化和政治化的文学史的价值和意义，尤其它在文学史与社会体制、知识与权力、文学史的科学性与审美性之间所建立的有效的叙述机制，它推动了中国新文学知识成为了普遍的公共性的知识。比如人们常把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艾青、丁玲、赵树理简称为鲁郭茅、巴老曹、艾丁赵，这些有关现代文学代表作家的知识序列就来自于这套文学史的命名②。在社会政治允许的前提下，新文学得到了社会大众的确认，成为当代社会具有一定的普及性的公共文学知识。 文学史有文学史的生长背景，胡适曾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代也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史。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的“重写文学史”，目的在于推动文学史多元化书写的可能性，在于“冲击那些已成定论的文学史结论”，是为了“改变这门学科原有的性质，使之从属于整个革命史传统教育状态下摆脱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审美的文学史学科”③。有的学者对重写文学史做了这样的解释：“重写重读就是将过去误读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将过去那种意识形态史、政治权力史、一元中心化史，变成多元文化史、审美风俗史和局部心态史。”④除“颠倒”一词外，它准确地表达了“重写”者们的真实意图。 在新文学重写的讨论与实践中，关于新文学的价值标准和对象范围出现了变化和争论，如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以及文学现代性的讨论。随着港台、马华、美国等海外华文文学板块的兴起与发酵，引发了如何统摄这些生存于大陆之外的文学现象的讨论，特别是对新文学本体的持续关注与寻找，它们为现代汉语文学概念的提出以及汉语文学史的编写提供了坚强有力的支撑。新的文学空间不断冲击着人们的文学感受，也必然引起文学观念和文学史结构的变化，文学空间的不同不仅是文学地理学的差异，还有文学生态、文学观念、文学审美价值的不同问题，也有建立在感受和体验基础上的文学审美的不同，因为“对于文学史家，文学观念的问题根本就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他依靠的是自己对历史上的文学作品的实际感受，不是依靠的理论。”⑤有了文学感受的新奇与惊异也会带来对能够解释其感受的新的文学史的寻找与重建。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大陆改革开放国策的实施，在国家意识、民族主义、传统国学等新意识形态的背景之下，形成了大中华文学意识，海外华文文学成为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不同历史时期叙述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面对和阐释海外华文文学？特别是50—70年代由于内战和冷战而形成的几乎处于隔离状态的港台文学，不得不承认今天的文学史对它们的解释和置放还比较刻板和简单。仅仅采用地理空间去命名，如香港文学、台湾文学、马华文学、美国华文文学等，既缺乏对其文学特性的把握，更无法显示文学属地与大陆文学的关系。完全照搬大陆评价自身文学的现代性、民族性观念，也会给对方造成一定的遮蔽性。让它们单独成史，虽然处理起来比较顺手、方便，但不能充分显示它们与大陆文学之间的内在联系。 相对而言，汉语文学概念的提出就超越了上面所说的种种局限，可以为新的文学史写作预设逻辑起点。随着现代话语理论、语言哲学的移植，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也在近年学术界得到了新的认识，现代汉语的确立是现代文化包括现代文学确立的前提，现代文学的发生首先就是以语言变革为先导，现代汉语从根本上规定了现代文学的现代品格⑥。将汉语作为新文学史的基本概念，既可将海外华文文学与大陆文学统摄起来，实现文学史观念的整合，重新阐释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也使对大陆文学有着新的认识和发现。从现代汉语角度书写中国现代文学史不仅是一种文学史叙述视角的变化，也是对新文学史写作对象、价值标准的限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很多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比如旧体诗词是否可以入史的问题、翻译文学的性质问题、港台文学的归属问题、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差异性问题等。从汉语角度书写中国新文学可以说是文学史的本体书写，在文学史的层面上，追求“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的回归，真正体现文学是“文学”的历史的价值目标。当然，从汉语书写文学史，并不应完全排斥以前所使用的文学史写作范式，如社会学、审美学的写作方式。同时，新的汉语文学史也需要有新的材料和历史感，需要有文学的当代体验，尤其是个人的时代体验，包括对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的阅读感受，“从自己的阅读体验出发”，而不是依从外在概念，是“重写”的前提。没有个人经验的参与，或者说掩藏个人经验，都会使文学史写作走向雷同化。哪怕是貌似以汉语为中心，其结果也会是非汉语性的文学史。 现代汉语在现代中国是一种文化的转型，体现了现代性的价值和形式。在20世纪50年代的海外，现代汉语依然是中国文化和民族感情的象征。到了21世纪，面对全球化、市场化的世界语境，在汉语身上，也纠结了复杂的现代感受。当今世界的汉语区或非汉语区出现了多元走向的“汉语”，它对汉语(华语)的纯洁性产生了强大的冲击。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学习汉语的热潮也将逐步在一些非汉语国家和地区兴起。汉语的疆界是否会变得日益模糊，华人的身份是否要进行重新建构？“中国文学”或“汉语文学”的历史将如何书写？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探讨。在全球化背景下当代汉语文学的审美诉求,已经不是简单的审美趣味问题，而是文化和精神的选择问题。大陆和海外以汉语进行写作，表达的是文化的记忆，隐含的却是文化的焦虑，因为语言既是交际和表达的工具，更是精神文化的载体，涉及到一个民族和人的灵魂。在整个社会越来越功利化的影响下，语言也就只剩下它的工具性，而语言营建精神家园的作用就被放弃了。特别是大陆对语言工具性的过分强调让汉语表达陷入困境，加之套话或标语口号的流行，高科技、网络、信息为程式化表达提供了肆虐的平台。 在这样的现实语境下，从汉语立场认识和书写中国文学，将会有新的文学史意义。实际上，这样的工作早已开始，以汉语文学命名文学史著作，如黄万华教授的《中国和海外：20世纪汉语文学史论》（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该书分四个部分，包括：“五四”前后文学研究、战时八年文学研究、战后20年文学研究、20世纪后30年文学研究。另外，以饶芃子为中心的暨南大学研究团队对海外华文文学展开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2007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也出版了曹万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汉语文学史》（上下），它强调现代汉语文学的人文性、审美性、文学性，倡导“回到语言艺术本体的中国现代汉语文学史”，将现代汉语文学分为六个时期，“先导期”（1898—1916）、“成形期”（1917—1927）、“成熟期”（1928——1949）、“转型期”（1949—1976）、“繁荣期”（1976—1989）、“多元期”（1989—2000）⑦。但在具体的内容中，却没有完全从汉语本体上去讨论文学史的发展，也没有将海外汉语文学的语言意义纳入文学史的综合考察，如将“转型期”（1949—1976）的汉语描述为“现代汉语逐渐趋向共性”，走向“规范化、模式化、公式化、概念化、成为'八股’文学语言”⑧。事实上，同一时期的海外文学，特别是台湾文学在对汉语特性的坚守与维护上做出了突出贡献，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末的现代派诗盛行，它追求诗的纯粹美学上的价值，倾向于诗的内在美的艺术探索。1953年2月，纪弦独资创办《现代诗》季刊，1954年6月覃子豪创办“蓝星诗社”，开辟《蓝星周刊》，以及1954年10月张默、洛夫、痖弦发起创立“创世纪诗社”，发行《创世纪诗刊》它们的兴盛时期则以1956年元月由纪弦发起，有102人加盟的“现代派”的成立为开端，雄霸台湾诗坛十多年，直至乡土诗的全面崛起。由此也可知，要真正以“汉语文学”作为新文学本体实现文学史的叙述也是有相当难度的。巴黎第三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教授汉语的熊秉明1972年出版了一部诗集——《教中文》，其中一首名为《的》的诗是这样的，“翻出来一件/隔着冬雪的/隔着雪原的/隔着山隔着海的/隔着十万里路的/别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母亲亲手/为孩子织的/沾着箱底的樟脑香/的/旧毛衣”。现代语言学家陈望道写过一篇论文——《“的”字的分化》，历史学家傅斯年也写过《讨论“的”字的用法》，熊秉明却家“的”字做成了诗，他采用简单的字句和简单的语法，却表达浓浓的乡愁，将汉语回到了原初状态。 汉语文学史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它强调了汉语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存在及其审美的现代品格，二是可将文学空间的分离整合为文学语言的统一与合谋，三是从汉语文学的活动与变迁，打通语言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内在联系没，重新阐释现代中国所面临的“全球化”、“殖民化”、“帝国主义”在文化上的影响及其方式，可以得到新的认识。从汉语的变迁，就不能简单把“现代化”看作是“西化”，也可以重新思考全球化和殖民化问题，重新评价现代以来的古今、中西、雅俗矛盾。也可以重新认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大陆50、60年代文学语言的模式化有鲜明的政治痕迹，同时期的台湾文学的怀乡情结也何尝没有意识形态的意结。这样，可以打通文学史叙述的内外分离，从“内”“外”的张力中寻找现代文学的本质，确立现代文学史的科学思路。 汉语文学史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和困难，比如文学史写作的标准与文学经典的评判。汉语本身能否成为文学评价的“标准”，这是一个问题？即什么样的汉语作品可以入文学史，什么是汉语文学“经典”？如果以汉语艺术本体为标准，那么发生在大陆的“十七年文学”中的《创业史》、《三里湾》、《保卫延安》、《红旗谱》、《红日》、《青春之歌》、《山乡巨变》、《林海雪原》、《红岩》、《苦菜花》、《上海的早晨》、《艳阳天》、《风雪之夜》、《我的第一个上级》、《黎明的河边》、《李双双小传》、《百合花》等等，还是不是文学经典？相对于台湾50、60年代诗歌的现代气质，郭小川、贺敬之的诗歌该如何评价？文化环境和价值观念的差异是否会带来文学史叙事的解构？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在强调价值标准的开放性、包容性、多元性的同时，又之不至于在所谓“多元”的包容中丧失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本。中国现代文学在大陆研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承担了文学的知识教育功能，作为教科书的汉语文学史会不得不面临着叙述立场、角度和策略的困境。王瑶就提醒过要从现代文学史整个学科研究实践中去思考具有前沿性的理论方法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性质有着鲜明的知识生产功能和意识形态特征，而汉语文学能否被容许担当其责任和义务，这本身就会是一个问题。 很有必要清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观念和方法问题，也需要为它们重新正名，应该在当代视野、全球眼光的基础上，以冷峻、客观、平静的历史态度 ,去实现现代中国文学史的重建。重写文学史是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提出的一段问题史，它有自己的话语背景、理论预设，也取得了非常丰硕的学术效果，它在反思既有文学史写作的单一性与政治性的前提下，试图解构传统文学史的意识形态图景，追求文学史叙述的审美性和个人性。文学史的“重写”使文学史回到了文学本体，实现了文学史写作的多种可能性，同时也使中国文学史在现代知识谱系的构建中逐渐旁落和边缘化。在我看来，汉语文学史概念的提出与实践，是重写文学史的重要阶段，也是重新出发的起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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