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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正篇

 余近山 2022-05-05 发布于广东

凡深邃的目光,都会邂逅上“红尘之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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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以大海为敌,就自我封闭;一旦面向大海,就春暖花开

 文 | 院子

                                     编辑 | 院子

1840年之前的上海,几乎被忽略了,没几个人了解它的过去。其实在700年前上海就发生了一场工业革命,一种新的纺织分工技术在江南传播并落地,整个江南形成成为一个纺织产业链,平湖等地供棉,太仓负责制棉条,松江组织工人织布,上海负责销售,上海因占据贸易口岸而成为这个产业链的顶端。

这个产业链实际是一种特有的分工协作体系,女人们将加工材料领回家,做完后交到汇聚点,计件领工钱。这种分工协作体系看似非常松散,但都是准时保质交货,一个个松散的作业点通过这种协作体系将整个江南连为一体。这种组织起来的纺织业,需要一个出海口将产能给消化掉,上海就提供了这样的出海口,到了明代中叶,上海已成为全国最大的棉纺织业中心, 布匹行销全国,远销海外。这种以贸易为导向的产业特征,沉淀成了上海的基因。

16世纪初,上海已经具城府气象,烟火万家,成了一个小县城,已有南北、东西走向,整齐交叉的街道。按封建制度,县城成型后都要修城墙,但上海一直没有修,所以一直未能形成一座和四野相隔的界限分明的城市。

上海没有城墙,但长时间内也没有兵灾,这得益于它的地理位置,那时敌人全部来自内陆,在到上海之前已经决出胜负了。但这份属于上海的长久安宁在1553年就被打破了,从那时候起,敌人从海上出现了,上海频频受到海盗的侵袭,为了抵御海盗,上海这才开始筑城。城墙虽然保障了上海的安全,但也切断了海上的通道,相当于与海上为敌,开始进入自我封闭的状态,上海的发展也陷入了长时间的停滞。直到清初,海上贸易在管控下逐渐恢复,上海才在原有的城区内缓慢发展。

上海一旦面向海上,活力马上焕发出来。清康熙二十三年(1648年),开放海禁,上海的航运业得到空前发展,逐步形成内河航运、 长江航运、南北洋航运和国际航运等多条航线,成为棉布进出口量最大的吞吐港,也成为海上贸易的中转站。

上海重新面向大海之后,春暖花开,但再怎么发展也只是个县城,不过,历史不是一小部分人的既定战略和意志体现,而是世界范围内的博弈互动的过程。1825年,远在万里之外的英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经济危机,这让上海从此脱颖而出。

上海之前,离外部世界最近的城市一直都是广州,到了18世纪末19世纪初,广州十三行几乎垄断了所有的对外贸易,随着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贸易量愈来愈大,广州行商陋规影响了英国人的利润。1755年,英国人另辟蹊径,跑到宁波定海港开辟第二条贸易路线。仅两年时间,到广州的商船数量大幅减少,广东的关税收入大幅减少。面对浙江方面抢生意的行为,两广总督向皇帝汇报,并提出两个要求:一、提高浙江海关税;二、并勒令英国、荷兰、葡萄牙、西班牙等西洋商人只能在广州进行贸易。基于政权合法性的焦虑,乾隆一直对海洋商业巨大的不确定性一直很警惕,马上同意了广东方面的请求,宣布从1757年12月20日起,所有外国人只能在广州进行贸易。

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深入,中产阶层壮大,英国茶消费市场越来越大,茶叶贸易利润非常惊人,所以从1813年起,东印度公司便逐渐主力发展茶叶贸易。中国出口英国的茶叶,主要的产地在福建、安徽、江浙等省,这些产区平均距离广州1000多公里,按照当时的交通条件,从产地到广州,至少要花上一个月时间,这大大影响了成本和茶叶品质。对于英国公司来说,如果能在广州以北设立一个通商口岸,既可以降低成本又可以提升茶叶的品质。

而1825年英国发生了经济危机之后,英国人的这一需求就更加迫切了,因为他们要为过剩的产能寻找市场。广州已经远远满足不了英国人的需求,他们需要中国更大的腹地。从倾销产品的市场规划角度考虑,英国人需要增加一个能进入江南的市场基地以及转运北方的港口,他们将目光朝向了当时不受待见的上海。当时的清廷还是眼光内向,仅着眼于内河航运,没把上海当回事,就给了英国人。但英国人的视角就不一样了,整个世界已经从工业革命已经进入蒸汽时代、轮船时代、海洋时代,从海洋时代来看上海,地位远比苏州和杭州重要,加上黄浦江正好是少见的深水河道,能作为大小船的转运,所以历史选择了上海,上海开埠。到这里,上海并不是因为被英国人翻牌了才牛逼,而是上海本来就牛逼。

至此,中国有五个城市对外通商,分别是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在这五个城市中,广州、福州是省城,厦门、宁波是府城,只有上海是一个县城。但这并不影响上海的发挥,当时中国两个主要的出口产品(茶和丝)的主要产地都在上海附近,上海开埠后,上海地区的丝、茶再也不用千里迢迢、水路兼程运到广州,上海的经济潜力马上被激活了。

凭借着优良的海港条件,1843年开埠以后,上海港10年后就取代广州成为中国内外贸第一大港。这在经济史上很罕见,因为一种经济现象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形成的。

基于贸易导向的城市基因,在1843年开埠前就有大量异乡人来上海谋生,开埠后上海驶入经济发展的快车道,各种层面的谋生者都集聚到上海来,上海的工业、商业和服务业都得到很大的发展,进一步增加了城市的资本和人才的集聚能力,形成了一个正反馈的良性循环。在上海这片热土上面,有外国的淘金者远渡重洋来上海降维投机(如炒地皮),有内陆实干家跋山涉水来上海干实业,有周边贫困地区(如苏北和安徽)的农民来上海拉黄包车、当保姆、或者进工厂,有形形色色的流氓(如扒手、打手、骗子)来上海混江湖,连乞丐和拾荒者都把上海看成是天堂。

上海开埠后形成的繁荣,把整个中国都带入其中,很多底层人士开始到上海闯荡世界。广东珠三角本来就有外迁移民的传统,鸦片战争这一仗消耗了广东大部分的财力,加上战争费用多半由广东负担,把清廷南边的税源地弄穷了,很多人只好结伴外出谋生,当时主流的外出谋生目的地主要有两个,一是美国,二是上海。到美国要在海上生死漂泊三个月,相比之下到上海淘金安全系数就大很多,因此大量广东底层贫民涌到上海闯世界。到了1853年,上海县城的广东人已有8万人。鸦片战争后,洋人控制了中国东南外海的贸易,这让福建的海商一落千丈,大量福建失业人员只好重新寻找出路,上海成为了他们新的落脚地,仅10年时间,就有五六万福建人到了上海谋生。

太平天国战争打响之后,上海租界这一安全孤岛源源不断地虹吸了江南这一千年腹地的富人们。1862年,太平天国军攻克宁波,钱庄被毁,宁波大批富商只好携大量资本避居上海租界。金融业是以人为核心的行业,这个行业的核心不是专业知识,而是相互信任感和相互背书的圈子。到了上海以后,有了英国人的现代金融规则加持,宁波人实业加金融的发展模式更加如虎添翼。在宁波实业家创立了中国最早的化学工业社、味精厂、灯泡厂、精纺厂等,实业成功他们又直接投资金融,他们接受了真正现代商业的游戏规则,并且通过金融业完成商业链的闭环。所以宁波商帮来到了上海,金融中心随之转移到了上海,这段时期就是现代上海的奠定期。

辛亥革命之后,大量的前朝遗老和军阀前来上海避祸,他们都为上海带来大笔的钱财,投资于上海的房地产、银行、实业等。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大量士兵和军官、哥萨克、知识分子、商人和地主以及沙皇俄国政府的官员纷纷寻找出路, 1923年底,有3236名白俄难民进入了上海,又有大批一贫如洗的哈尔滨白俄难民也都辗转到上海谋生。那时候是俄罗斯文化最辉煌的时候,落难的白俄贵族在亭子间拉小提琴,这种嵌入到上海市民生活中的优雅,深深改造了上海人的生活方式。

开埠之初,租界在内的整个上海县的人口不足25万,居住在上海的外国人只有26名,但到1942年上海市的人口已高达392万,外国侨民更达到15万。到了1950年,上海的人口统计中,96%的人口原籍都不是上海。

到了现在,上海地铁非常特殊,它不像北京一个环一个环,每一道都是一个封闭,它像一个八爪鱼一样伸向远方,这意味着再遥远的地方,都能直接到达市中心。上海的城市基因就这样,因为有共同梦想,所以能相互容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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