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公冶长篇》5.23 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

5.23 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

  

【注释】

▲伯夷、叔齐：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伯夷是谥号。叔齐名智，字公达，伯夷之弟，叔齐是谥号。伯夷、叔齐是商末孤竹君的两个儿子。

▲不念旧恶：知错能改，则不念旧恶。

▲怨是用希：希同“稀”。

【译文】

孔子说：“伯夷、叔齐两个人做到了不计前嫌，既往不咎，怨恨很少。”

【学而思】

上章说“狂者”，本章说“狷”者。《孟子·万章章句下》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清者”即狷者，狷介者洁身自守，不与人苟合。

“不念旧恶”既有不计前嫌之意，也有既往不咎之意。不计前嫌是“犯而不校”，被冒犯而不计较，属于个人的道德修养。既往不咎是不计较以往的过错，给人改过自新的机会。做到了不计前嫌，既往不咎，别人对自己的怨，自己对别人的怨，都会减少。

张居正《四书直解》：大凡清介的人，疾恶太甚，其中多褊[biǎn]狭而不能容物，故人亦多有怨之者。惟伯夷、叔齐，持身虽介，处心甚平，人有不善，固尝恶而绝之矣。然只是恶其为恶，而非有心以绝其人也。若其人能改而从善，则止见其善，而不复追念其旧日之恶，其好恶之公，度量之广如此，所以人皆尊敬而悦服之，就是见恶的人，亦乐其后来之能恕，而谅其前日之无他。怨恨之心，自然少矣。

参读：

《述而篇》7.29 互乡难与言童子见，门人惑。子曰：“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

《泰伯篇》8.5 曾子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

《述而篇》7.15 子贡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知识扩展】

商朝末期，孤竹国（今秦皇岛、唐山的东部和辽宁省的西南部，都城在现在的卢龙县城附近）君生了三个儿子，长子名允字公信，即后来谥号为伯夷。幼子名智字公达，即后来谥号为叔齐。孤竹君生前有意立叔齐为嗣子，继承他的事业。后来孤竹国君死了，按照当时的常礼，长子应该即位。但清廉自守的伯夷却说：“应该尊重父亲生前的遗愿，国君的位置应由叔齐来坐。”于是他就放弃君位，逃到孤竹国外。大家又推举叔齐作国君。叔齐说：“我如当了国君，于兄弟不义，于礼制不合。”也逃到孤竹国外，和他的长兄一起过流亡生活。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人们只好立了中子继承了君位。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儒家学派，对他们的这种行为非常赞赏，评论这种事情说：“能以国让，仁孰大焉，伯夷顺乎亲，叔齐恭乎兄。”对他们给以很高的评价。

武王伐纣，二人扣马谏阻，认为以臣子身份来讨伐君主不能算作仁。武王灭商后，他们耻食周粟，采薇而食，饿死于首阳山。（注：《论语》中孔子只说“饿于首阳之下”，不曾说过饿死。）

另有炎帝的第十四代孙也叫伯夷，共工的从孙，辅佐大禹治水，因功受封于吕，为吕侯，是即吕氏得姓之始。姜太公吕尚是其后人。

《资治通鉴·梁纪七·梁武帝大通元年（公元527年）》：魏东清河郡山贼群起，诏以齐州长史房景伯为东清河太守。郡民刘简虎尝无礼于景伯，举家亡去，景伯穷捕，禽之，置其子为西曹掾，令谕山贼。贼以景伯不念旧恶，皆相帅出降。

【译文】北魏东清河郡山贼群起，北魏朝廷诏令齐州长史房景伯担任东清河郡太守。东清河郡的百姓刘简虎曾经对房景伯有过无礼行为，因此举家逃亡，房景伯到处搜捕，抓获了他，任用他的儿子为西曹掾，令其去晓谕山贼。山贼们见房景伯不念旧恶，全都相继出来投降了。

景伯母崔氏，通经，有明识。贝丘妇人列其子不孝，景伯以白其母，母曰：“吾闻闻名不如见面，山民未知礼义，何足深责！”乃召其母，与之对榻共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观景伯供食。未旬日，悔过求还；崔氏曰：“此虽面惭，其心未也，且置之。”凡二十余日，其子叩头流血，母涕泣乞还，然后听之，卒以孝闻。景伯，法寿之族子也。

【译文】房景伯的母亲崔氏，通晓经学，有见识。贝丘有一妇人诉说自己的儿子不孝，房景伯把这告诉了他母亲，他母亲说：“我听说闻名不如见面，山民不知礼义，何以值得深加责难呢”于是召来这一妇人，同她对坐进食，让这个妇人的儿子待立在堂下，以使他观看房景伯如何供奉母亲进食。不到十天，这个不孝的儿子悔过了，请求回去。崔氏说：“他虽然在面子上觉得惭愧了，但心里却未必如此，还是继续留在这里吧。”又过了二十多天，这个妇人的儿子叩头流血，他母亲流着泪水乞求回家，这才允许他们回去了，最后这个不孝之子以孝而闻名天下。房景伯是房法寿的族侄。

《资治通鉴·唐纪五十·唐德宗贞元十年（公元794年）》：陆贽上言：“郊礼赦下已近半年，而窜谪者尚未沾恩。”乃为三状拟进。上使谓之曰：“故事，左降官准赦量移，不过三五百里，今所拟稍似超越，又多近兵马及当路州县，事恐非便。”贽复上言，以为：“王者待人以诚，有责怒而无猜嫌，有惩沮而无怨忌。斥远以儆[jǐng]其不恪，甄恕以勉其自新；不儆则浸及威刑，不勉而复加黜削，虽屡进退，俱非爱憎。行法乃暂使左迁，念材而渐加进叙，又知复用，谁不增修！何忧乎乱常，何患乎蓄憾！如或以其贬黜，便谓奸凶，恒处防闲之中，长从摈弃之例，则是悔过者无由自补，蕴才者终不见伸。凡人之情，穷则思变，含凄贪乱，或起于兹。今若所移不过三五百里，则有疆域不离于本道，风土反恶于旧州，徒有徙家之劳，实增移配之扰。又，当今郡府，多有军兵，所在封疆，少无馆驿，示人疑虑，体又非弘。乞更赐裁审。”

【译文】陆贽进言说：“自从圜丘祭天，大赦天下的赦令颁下，已经将近半年，但是，贬官流放的人们还没有沾润到大赦的恩典。”于是他写成三个状书，进呈上来。德宗让人告诉他说：“根据惯例，对降职的官员可以依照赦令酌情迁移到近处来，但不能超过三五百里地。现在，你拟定的迁官办法似乎稍微超过了规定，安置的地点又往往接近军队驻地，或者是处于进京路线上的州县，此事恐怕不够妥当。”陆贽再次进言认为：“君王要以诚意对待众人，可以责备臣下，对他们发怒，但不能够猜疑他们；可以惩处臣下败坏事功的行为，但不能够怨恨他们。将臣下斥逐远方，是为了警告他们没有恭谨听命；甄别并宽恕臣下的过失，是为了劝勉他们重新做人。不加警告，就会使臣下逐渐触犯刑法；不加劝勉，只会使臣下再遭贬黜。虽然君王屡次进用或罢黜臣下，但完全不是出于个人的好恶。执行法规，这是让臣下暂时降职，以后顾念臣下的才能，便又逐渐地加以提拔任用，臣下知道自己还能够再次被起用，有谁还不加强自身的修养呢！又何必为打乱常规变乱而发愁，为留下遗憾而担心呢！如果因臣下被降职免官，便认为他们是奸邪凶恶的，永远将他们置于防备与禁阻之中，使他们长期废免，不得任用，这便是让悔改的人无法自行弥补过失，使蕴含着才华的人终究不能施展抱负。（《述而篇》7.29人洁已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大凡人之常情，穷困潦倒，就希望变革；身境痛苦，便图谋作乱，变乱或许就是产生于此。如果现在迁移被贬的官员不超过三五百里地，便会发生仍然没有离开原先被贬去的州道，而风土人情反而比原来更为恶劣的情况，空有迁徙家室的劳顿，实际上是增加了迁徙流亡的骚扰。此外，现在的郡府，往往驻扎着军队，而州境之内，驿站的房舍是很少或者没有的。既让人们感到疑虑，于国体也不够宽宏。请陛下再予以斟酌审核吧。”

上性猜忌，不委任臣下，官无大小，必自选而用之，宰相进拟，少所称可；及群臣一有谴责，往往终身不复收用；好以辩给取人，不得敦实之士；艰于进用，群材滞淹。贽上奏谏，其略曰：“夫登进以懋庸，黜退以惩过，二者迭用，理如循环。进而有过则示惩，惩而改修则复进，既不废法，亦无弃人，虽纤介必惩而用材不匮；故能使黜退者克励以求复，登进者警饬而恪居，上无滞疑，下无蓄怨。”又曰：“明主不以辞尽人，不以意选士，如或好善而不择所用，悦言而不验所行，进退随爱憎之情，离合系异同之趣，是由舍绳墨而意裁曲直，弃权衡而手揣重轻，虽甚精微，不能无谬。”又曰：“中人以上，迭有所长，苟区别得宜，付授当器，各适其性，各宣其能，及乎合以成功，亦与全才无异。但在明鉴大度，御之有道而已。”又曰：“以一言称惬为能而不核虚实，以一事违忤为咎而不考忠邪，其称惬则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其违忤则罪责过当，不恕其所不能，是以职司之内无成功，君臣之际无定分。”上不听。

【译文】德宗生性猜疑而又妒忌，不肯信任臣下。无论官职是大是小，一定要由自己选拔任用，对于宰相进呈的规划，很少称许认可。及至群臣一旦遭到斥责，往往一辈子不再收录起用；好以能言善辩为条件选取人才，不能得到敦厚忠实的人选；对官吏的提拔任用困难重重，各种人才沉抑于下，不得升进。陆贽上奏进谏，大略是说：“提拔任用是为了勉励功劳，贬抑降职是为了惩戒过失，两方面交相为用，其中的道理就如同圆环周而复始。受到进用以后又有了过失，便需要给予惩罚，受到惩罚以后又修正过来了，便应该再提升上来，这既不会荒废法度，也不会捐弃人才。即使对任何细微的过失都一定惩罚，但可供使用的人才不会缺乏。所以，这可以使受到贬逐的人勉励自己力求恢复官职，也可以使被提升的人告诫自己恭谨地任官办事，使上面没有难解的疑虑，下面没有积蓄的怨恨。”他又说：“明智的君主不会根据言词来使用人才，也不会按照主观的意想去选拔士子。如果对自己所亲善的人便不加选择地任用，如果喜欢一个人的言词便不去检验他的行为，升官降职全随着个人的爱憎情感，亲疏远近全凭着人们与自己的志趣相同与否，这是舍弃墨线墨斗而靠心意来判断线的曲直，丢开秤锤秤杆而用双手来掂量物体的轻重的做法，即使极其精细，还是不能没有谬误。”他又说：“中等智能以上的人们，是互有长处的。如果能够恰当地区分辨别人们的长处，交付给人们的职任与他们的才具相当，各自适应人们的性情，分别发挥他们的能力，及至将大家聚合在一起，成就了事功，这与人人都是全才也是没有区别的。要做到这一点，只在于善于识别，胸襟开阔，驾驭有方罢了。”他又说：“由于一句话讲得使自己惬意，便以为讲话人是有才能的，因而不再核查他的实际情况；由于一件事违背了自己的意志，便以为办事人是有罪过的，因而不再考究他是忠是邪。对讲话使人惬意的人，将超过他能力极限的重任交给他，而不去考虑这是他所难以胜任的；对于办事违背自己意志的人，将有失允当的罪责加给他，不肯宽恕他的无能为力，这就使人在职务范围以内难得成就事功，使君臣之间没有确定的责任。”德宗没有听从他的建议。（《子路篇》13.25子曰：“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