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我婆婆的公众号“岁月2019” ，作者授权发布如下：
在那半年的时间里，医院领导对我可谓是极其信任和放心，从未派任何一人来检查、监督过我的工作，但我却真正做到了“自觉”，甚至表现出了一股幼稚的傻气。
我几乎是天天起早贪黑，走户串巷，真正把自己当成该村的一名实打实的赤脚医生。时间一长，各个家门都摸熟了，东家子出、西家子进，有时是他们家里来人叫了跟着去，有时没有等他们来叫，知道某人家有病人需要去寻访，或是想到某人应该到他的家里去做治疗，总会主动跑上门。
那时，大部分村民家里有几口人，几个小孩，家里有无病人，生活状况如何,甚至邻里间的家长里短等等事情，我都知道了个大概。我也成了他们的知心人了，尤其是在村里那群婆娘孩子心目中。
按照医院规定，在当年的中秋节前夕，我告别了乡亲们，返回到医院。
农民的感情多是淳朴的，是实实在在的，因在那半年时间里，我们朝夕相处、相互帮助，确实结下了极其深厚的友谊，以至于到我真要走时，都互相依依不舍。村民们更是经常三五成群前来给我送行。至今回忆起来那场景，心里还是热乎乎的。
《小结》：
上述几篇“我的赤脚医生生涯”连载，是本人“忆往昔”中“我的行医生涯”里的一部分内容。
想当年，一首《赤脚医生是向阳花，广阔天地把根扎》的歌曲，唱出了当时的农村合作医疗状况。
赤脚医生——这个我国上世纪六十年代产生出的新名词，其真正定义应该是指那些不脱产的、农村籍的、基层卫生人员。他们一边“赤脚”干农活，一边从事农村医疗卫生工作。
当年毛主席在视察工作时，发现了当时我国在医疗人员和医疗经费的配置上，存在城乡严重失衡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他批评卫生部为“城市老爷卫生部”，于是在1965年6月26日，提出了“把医疗卫必须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即我们今日简称的“6.26指示”。
这一政策的实施，将城市大医院的医生下放到农村，医学院毕业的学生，直接分配到基层，并协助建立农村卫生体系，确实大大改善了农村缺医少药的局面，在较短的时间内，极大地改善了广大农民看病难的状况。
以上状况和及其改变，我们这代人都是亲历者和见证者，也可以说是做出了一定努力的实践者，甚至于是牺牲了部分个人利益的贡献者。
如果我们当年一走出校门，就直接进入到师资雄厚、设备优良、条件充裕的大医院或科研机构，也许其中的不少人，凭着较厚实的文化功底及在医学院学到的知识，很快就能博取到“知名医生”、“一把刀”，或是“著名专家”、“博士生导师”等等一大串耀眼的光环。
相比之下，我们走出校门就直接到了各方面条件都极其艰苦的乡村卫生院，在那里无老师带教，没有科研平台，只是天天跟村里的“赤脚医生”一起采药、种药、送医送药上炕头。
这在某种意义上看起来，似乎是有些“荒废了学业”“浪费了人才”，但是我认为我们中的绝大部分人，还是很快找对了自己的位置，没有沉沦、没有虚度岁月，基本上都做到了不负韶华，彰显出了自身的价值，并用自己微弱的光和热，为社会贡献了各自的绵薄之力。（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