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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青花瓷成熟于元代?铁蹄下的重商主义与文化交融

 眉州闲人688 2022-05-05 发布于四川

青花瓷在今天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标志之一,世界各国人民通过青花瓷光洁坚硬的质地、优美明快的色彩、生动别致的图案认识了中国,遐想着遥远东方的富足与美好。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档案中记录到:

从明朝万历年间开始,销往欧洲的瓷器差不多全是青花瓷器。

但是,这个中国文化的象征物,却并不是中国陶瓷独立发展的结果。青花瓷成熟于元朝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不同文明对话与互动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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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出土瓷片考证,青花瓷的起源可以上溯到唐代中期。宋代的浙江东阳地区也烧造过青花瓷,其纹饰为屈原诗意画“山鬼图”,青花发色黑褐,胎釉粗糙。青花瓷与其它瓷器品类相比,无论是从色彩、规格、构图、装饰技法,都与以剔、刻、划、印等装饰技法为主的白瓷、青瓷,或彩绘装饰的长沙窑、磁州窑截然不同,可以看做是一个全新的瓷器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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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郑州出土的唐青花瓷罐

汉代至宋,文人士大夫受儒家文化的影响,讲究自然、和谐、含蓄,追求淡雅、大方,“如冰似玉”的瓷器艺术效果。因此当时单色釉盛行,很少采用绘画装饰。所以青花瓷虽在唐代已经烧制成功,但无法成为主流品种。

到了元代,草原民族性格豪放、崇尚自由,喜好华丽繁缛的装饰。以往备受喜爱的剔、刻、划、印为主的装饰手法变成了直接在瓷坯上作画。瓷工们以笔墨的浓淡、干湿来丰富绘画的层次,形成多层次、高密度的纹饰和明快大气的色彩。这种突然的改变带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和艺术感染力,由上到下的颠覆了汉文化千年的审美取向。从此,青花瓷取代了素瓷的霸主地位,成为后世800年当之无愧的瓷器第一名品。

可以说,草原文化基因在元代的强势融入,以及汉文化惊人的包容性,造就了元代青花瓷成熟发展的文化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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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牧民族以畜牧业为生,由于逐水草而居的迁徙性,本民族的手工业局限于战争、畜牧、打猎工具,衣物、农产品等则用畜牧业产品交换,缺乏纺织、锻造、建筑等农耕文明才具备的先进生产技术。正因为手工业的薄弱,蒙古在版图扩张过程中,尤其重视相关生产资料的掠夺,具体到青花瓷上,其生产资料则是“苏麻离青”和陶瓷匠人。

一、蒙古铁骑的战利品:“苏麻离青”

青花料主要成分为氧化钴,是一种釉下颜料,高温烧制后呈现蓝色,被用来绘制青花纹饰。根据产地不同,青花料可以分为进口和国产两种。进口青花料中含铁量较高,锰含量较低,如苏麻离青、回青等;国产青花料含铁量较低,含锰量高,如珠明料、石子青、平等青等。其中元代青花瓷的制作,主要使用的是进口苏麻离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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钴矿石

1.苏麻离青的产地

明代王世懋《窥天外乘》记载:

我朝则专设于浮梁县之景德镇,永乐、宣德间,内府烧造,迄今为贵。以苏麻离青为饰,以鲜红为宝。

是最早关于“苏麻离青”的书面记载。明代高濂在《遵生余笺》中也说:

宣窑之青乃苏渤泥青也,后俱用尽,至成窑时皆平等青矣。

“苏渤泥青”和“苏麻离青”,显然是一物两译。而关于其产地,则是许多近代学者关注的焦点。

有人根据“苏麻离青”的译音,将其产地看作是南太平洋苏门答腊岛和南渤利国的结合,有人则认为其产于古代波斯境内。如著名元青花专家蒋奇栖女士,据她考证,苏麻离青来自波斯最大的制瓷中心萨马拉,其samarra的发音也与“苏麻离青”相近。还有学者考证出了苏麻离青的原产地,为波斯卡山地区的夸姆萨村,当地村民认为是先知“苏来曼尼”最先在此处发现了钴矿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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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波斯产地说”为元青花研究领域的主流声音。

2.“苏麻离青”来到中国

青花钴料最早何时来到中国,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但专家通过分析唐代青花瓷成分,证明其同样也是来自波斯的高铁低锰进口料。这表明最晚从唐代开始,我国就有从波斯地区进口钴料的历史,只是由于当时青花瓷制作并没有形成规模,所以没有大量引进。

1222 年,成吉思汗在与花剌子模的战争中占领了波斯东部诸城;1231年,成吉思汗之子窝阔台遣大将搠里蛮率三万大军征服了波斯大部分地区。蒙哥即位后,派遣其弟旭烈兀西征,攻灭“木剌夷国”(今伊朗地区)、“报达”(今伊拉克地区)、“黑衣大食”等国。1260 年,忽必烈自立为大汗,将阿母河以西直到密昔儿边境的波斯国土和该地蒙古、大食军民划归旭烈兀统治,成立了新的元王朝宗藩国:伊儿汗国。

自此,“苏麻离青”在波斯的原产地,彻底划归元帝国版图。

二、工艺技术:工匠艺人的迁入

由于元帝国自身工匠的缺乏,蒙古铁蹄所到之处,特别重视对当地工匠的收归任用。据记载,仅在西亚的一场战役中,就有将近十万的工匠艺人被迁徙到东方。元代刘因在《静修先生文集》中回忆到:

保州屠城,惟匠者免。予冒入匠中,如予者亦甚众。或欲精择能否,其一人默语之曰:能夹锯即匠也…而凡冒入匠中者皆赖以生,当时恨不知其人之姓名

元朝政府通过此种掠夺、强拘战俘的方式,收编了大量局院工匠,并入匠籍造册。当然,重视工匠的根本原因,源于工匠能够生产满足贵族阶级需求、或者创造丰厚商业利润的手工业产品。瓷器自然是两者兼具的重点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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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元史》记载,当时仅景德镇就有一百多位回回工匠,由于他们所属浮梁瓷局,因此被称作“浮匠”。这些西域“浮匠”将他们民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审美眼光,与汉民族传统文化相融合,造就了元代青花瓷的独特魅力。

三、铁蹄下的重商主义

前文提到,游牧民族因为自身手工业的匮乏,许多生活日用品依赖于畜牧业产品的交换,所以必然会极为重视商业,这集中体现在元朝发达的交通网络上。

陆运方面,原本因唐末战争中断了几百年的“丝绸之路”,因蒙元铁蹄再一次打开。统治者修建的官方驿道不仅遍及中国境内,更建立起了遍及亚洲大陆的国际驿道制度,各国使臣、商旅、工匠来往“如出邻家”。如元军在征服波斯后,迅速设立驿站,通达“汉地、忻都思丹和其他远近各国”,大量波斯特产源源不断的运到了中国,其中就有“苏麻离青”。

海运方面,元政府在庆元、澉浦、泉州、广州等多个港口设立“市舶司”,统管海上贸易。《黄文献公集》中记载:

以官本船浮海至西洋,遇亲王合赞所遣使臣那怀等入京师,遂载之以来。丞相哈剌哈孙、答剌罕如其请,奏授君忠显校尉海运副千户,佩金符与俱行,以八年发京师,十年乃至,其登陆处曰忽鲁模思

这条海路,连接起了中国东南沿海港口和波斯湾,将中国特产带到伊尔汗国的同时,也将伊尔汗国的制瓷匠人和“苏麻离青”带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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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海陆交通图

元统治者的重商主义改变了儒家文化“士农工商”中商人的社会地位,在信息交流不发达的古代,南来北往的商人是携带信息量最大、传递信息最迅捷的载体。元朝的重商主义大大加强了蒙元时期的信息系统,促进了经济、文化、技术的交流。同时陶瓷、棉纺等手工业又是元帝国保证贸易顺差的重要门类,政府的重视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元青花正是在这样的政策引导与社会背景下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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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蓝白二色的颜色好尚

从蒙古史书和文学作品的记载中可以看出,蒙古人自古尊崇白、蓝、红三种颜色。上层贵族的审美好尚必定会对时代风尚产生影响,白、蓝、红三色,正是元代景德镇卵白釉、青花、釉里红等瓷器品种具有的全部颜色。如果说卵白釉或由于“国俗尚白”产生,那么蒙古族对蓝色的好尚则是元青花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根据史料,蒙古祖先古代建国时,曾给国家取名为“蓝色的蒙古国”,用蓝色的织物做国旗,把国家的首都称作“青城”…总之,在给与国家有关的事物取名时,时常冠以“蓝(青)色的”一词,就连成吉思汗的姓氏“孛儿只斤”,其含义也是“蓝眼睛”。所以,当成吉思汗家族成为世界的征服者时,蓝色也就上升为“代表国家的颜色”。因此,浮梁磁局生产以蓝色为唯一装饰色的青花瓷,以及钴蓝釉的蓝地白花瓷和蓝地描金瓷,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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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游牧生活方式造就生活之器

蒙古族与古代西亚民族都是游牧民族的后裔,因此他们的生活方式有许多共同之处。游牧生活让蒙古族喜爱便于马上携带的器皿,这也使得元代早期的小型器皿大多都带有系耳,且扁形器皿较为多见。蒙古人擅长做蒸馏酒,酒精含量高,易醉人,这也源于他们好饮的传统,因此蒙古人也制作了很多的酒器。游牧民族特有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造就了他们特殊的器皿形态,如元代青花瓷中特有的大罐、大盘、扁壶、高足杯等。

1. 高足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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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人们认为元代出现的高足杯是为了方便骑马饮酒产生的,并将其称为靶杯、马上杯。其实,高足杯的起源,很可能是宗教贡器。

高足杯在藏语中被称为“噶子域仁”,于喇嘛教供器中占有很高的地位,主要用来盛酒、人参果、大米等食品。平时放在特制的被套里妥善收藏,使用时,把高足杯插入到金属的器座中,放置在寺庙的主佛前。此外,普通人是严格禁止使用高足杯的,只有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在最重要的仪式中才会使用到。

另外,元代基督教曾风靡一时,尤其是在元统治者高层中颇受欢迎。高足杯的造型有也可能来自基督教“圣杯”的传说。

2.扁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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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形为元青花的一大突出特征,其产生受游牧生活中的金银器影响,器皿制成扁形之后更方便骑马携带。

元青花扁壶,器身为扁长方形,瓶顶有筒形的小口,卷唇,两侧为圆肩。圆肩上有环形或是龙形可以方便系带。从器型上看,元代扁壶可以看作是辽代的皮囊壶的继承和发展。

3.大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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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元青花盘类数量最多,有大盘小盘之分。其中,大盘数量比小盘要多,其直径一般在40厘米到60厘米之间。这种大盘和中西亚地区的大盘十分相似,因为伊斯兰地区习惯众人席地而坐,围盘食之,这种情形在十四到十五世纪的波斯绘画上有生动细致的描绘。至今,中西亚和中国的新疆地区仍然保持着这种饮食习惯。

4.大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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罐类器皿分为大中小三种尺寸,是元青花的主要器型之一,其中大罐出土数量最多。一方面由于蒙古族嗜酒,喜爱宴飨,故而爱用大罐等大型器皿盛酒;另一方面由于景德镇瓷土中铝氧含量有所提高,制作大罐不易变形,称为其产生的重要技术条件。

可见,以上几种元青花特有器型,无一不是根据各元代各民族的生活习惯、宗教习惯演化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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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花瓷是在元朝发展成熟起来的,是伊斯兰文化、草原文化与汉民族文化融合的产物。元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版图最大王朝,随之而来的是众多民族史无前例的融合。因为版图的扩张、战争的影响,作为统治阶级的蒙古族和汉族、西亚民族汇聚在一起,文化的发展必然呈现出包容、多元的特点。

在文化交流、认同的大前提下,蒙古统治者的重商主义,又为元青花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生产环境和商业环境。他们根据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烧造了不同前朝的独特器型;而他们喜好蓝白的观念,则成了青花瓷永久的标志。

最终,在多种文化的交流互动中、在多民族人民的共同参与下,从技术上、器用上、审美上不断取长补短、融合创新,最终形成了既具有异域风情又保持中国传统、既理性又诗意、既符合其他文化审美又被本土文化接受的“美美与共”的青花瓷艺术。

同时,景德镇制瓷业也在蒙元时期实现了制瓷技艺的变革、国际市场的拓展、中西审美的融合,为明清时期景德镇瓷业的全球化贸易做好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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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史》

《中国青花瓷》

《中国南洋交通史》

《中国陶瓷史》

《有关青花瓷起源的几个问题》

《中国青花瓷对阿拉伯地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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