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之所以，总想把自己所经历的那段历史写下来，一是因为那是一道深深刻在我心里和记忆里的疤痕，无法忘怀；二是因为现在总是看到太多太多各式各样关于国企改制和职工下岗的说法和观点，有客观冷静的，也有比较片面的，甚至还有些情绪化的表达，我觉得其中有不少只是现在的人基于今天的思维和认识的臆想，脱离或部分脱离了当初的实际情况。我经历了我所在企业改制前后的全过程，虽然我的经历只是一个点，一个小小的局部，只是时代洪流之中的一滴水，但是，我希望透过我这一滴水，对于那些对此事感兴趣又没有经过那个年代的年轻人、或是虽然经历了那个年代但本人并没有亲历国企改制的人们，客观、全面理解那个时代能够有所帮助。  在社会剧烈变革时期，对于绝大多数被裹挟其中的个体来说，都是被动的，弱势的，能主动参与其中的弄潮儿是少数。现在，经常看到有人把下岗、厂内待业和“两不找”、“停薪留职”、“下海”等概念混为一谈，其实这些概念都是不同的时间阶段针对不同的情况提出来的，是有区别的，甚至是完全不同的。比如下岗和下海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虽然下岗和下海都是那个时代的特殊产物，但一个主动一个被动，是完全不同的。下海基本都是主动的，是当事人在当时的条件下，基于自身愿望和某种机遇的一种主动选择。从后来的情况看，最终能成就一番事业的下海者不占多数，碌碌无为的是大多数，失败的也不少。失败的下海者，后来的实际境况也就沦为下岗者了。下海只是一个历史阶段的产物，这个词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用了。  而下岗则是完全被动的，往往是由于原单位发生了较大的变故，或因为停产半停产，或为了减员增效，或为了产业升级，总之完全是因为单位的原因，单位中的一部分弱势员工或是全部员工，被迫离开了单位，失去了依靠，这其中的很多人除了原单位的人和工作，对社会知之甚少，离开了原单位，几乎等于失去了一切。这一代下岗者所经历的人生风雨和心路历程是没有经历过的人很难感同身受的，这一类人中目前还生活比较困难的人群，心中有一些怨气，我觉得都应该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  当然，下岗者的情况也是千差万别的，并非所有都是被动的、无辜的，不能一概而论，我在后面的讲述中，会涉及到这一点的。  1983年7月，我在省会城市的一家地方国营企业参加工作。注意了，国企在这个时候还被称为“国营”，还没有被称作“国有”，性质是全民所有制的国营企业，资产归全民所有，由政府代表国家来负责经营。“国营”还是“国有”，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我觉得，内涵是有很大区别的。  当年，我们的企业效益很好，福利也很好。据说在我们这个省会城市，除了烟厂之外，就数我们了。企业有自己的幼儿园，自己的技工学校，还有职工食堂。每个职工除了工资、奖金以外，每个月还有6元钱的营养票，6元钱相当于那时每月工资的百分之十五左右，也算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了。我听说我们厂货车队的一位姓杨的老同志，就是冲着我们企业每个月的奖金加营养票有十几块钱，几年前从派出所的民警转到我们企业车队当了大车司机。老杨同志现在应该还健在的，但可能会后悔死了！职工凭这个营养票可以在职工食堂消费，食堂的伙食非常丰富，我上班的第一个月，就花了2元多在食堂买了一些卤肉带回家，爸爸妈妈都说味道真不错，当年妈妈开心的样子，还历历在目。  我进厂的第一年年底，工厂上下敲锣打鼓，喜气洋洋，厂前区宣传橱窗里大红纸写着“盈利560万”，那个年月的560万是个什么概念啊，我记得现在我们省一家著名房地产企业，就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由香港一位商人投资500万创立的。我对这个数字印象太深刻了，560万，到今天还记忆犹新。  那时候国营企业的利润是要全部上缴给个国家的。企业的生产经营资金是政府的拨款，如果企业需要扩大生产规模和进行技术改造，由企业提出申请，政府审批同意后，再拨款。  整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期，企业虽然也经历了一些风风雨雨，但真正出现危机，是在我进厂十几年后的九十年代后期，那时候我已经是主管生产的副厂长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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