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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文章利用2005年和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对比分析了中国居民人际信任水平和结构的变动情况。研究发现，在考察期内，中国居民的人际信任水平总体上略有下降，城镇居民的人际信任水平显著低于农村居民。然而，在总体信任水平相对稳定的背后，中国居民人际信任的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具体而言，基于亲缘、地缘、业缘关系的特殊信任水平出现了明显下降，而对包括陌生人在内的一般信任水平则显著上升。因此，中国社会的所谓“信任危机”更多是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一般信任水平的上升幅度不足以抵消特殊信任水平的下降幅度所导致的结果。此外，人际信任水平还存在重要的群体差异。总体而言，受过高等教育、拥有住房和汽车等资产、自评社会地位较高的群体表现出更高的人际信任水平，而收入的增加对提高人际信任水平没有明显效果。 关键词：人际信任；一般信任；特殊信任；现代化；社会经济地位 一、导言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社会行动和人际交往的前提和基础。在日常生活中，对他人行动的可预期性是顺利展开社会互动的基本要求，而这种可预期性实际上就隐含着一定程度的信任。对于一个社会而言，信任水平的高低是反映社会整合和社会认同的重要指标。较高的人际信任水平有助于人们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做出积极性判断，更容易诱发合作行为，促发有效率的行动，进而使整个社会运转更加顺畅有序。对于个人来说，生活在充满信任的社会环境中有助于缓解紧张、焦虑和敌对情绪，增进身心健康和改善生活体验。 然而，信任并非凭空而来，也非一成不变。信任的形成与个人的成长经历、生活体验和所处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因而深受社会结构因素的影响。在传统社会中，大部分成员的生活圈和交往范围极为有限，加之信息传递不畅，人际信任更多表现为以血缘、地缘和业缘关系为基础的特殊信任。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传统关系对个体的束缚不断减弱，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持续上升，信任的水平和结构势必发生明显的变化。一方面，由于社会流动性的提高和交往对象不确定性的增加，总体信任水平很可能下降；另一方面，由于社会互动从特殊性向一般性发展，传统关系的重要性逐渐让位于一般关系，人际信任的结构也可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中国社会的人际信任问题历来是学界关注的热点和焦点，尤其是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各种“信任危机”，在网络时代信息的迅速传播很容易引发广泛的社会关注，甚至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既有研究指出了中国人际信任的“差序格局”及其文化渊源和群体差异，然而多基于单一时点截面数据，目前尚缺乏对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以及由此引发的信任水平和结构变化的系统考察。本文利用2005年和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对比分析十年间中国居民人际信任水平和结构的变动情况及其背后的社会经济影响因素。具体来说，本文试图回答三个问题：第一，现代化进程是否影响了中国居民的人际信任水平？在考察期的十年间，中国居民人际信任的总体水平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是否如各种“信任危机”事件所渲染的那样出现了信任水平的滑坡？第二，中国居民人际信任的结构是否发生了变化，尤其是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中国是否出现了从特殊信任向一般信任的转变？第三，信任水平是否存在系统的群体差异，尤其是社会经济地位因素是如何影响人际信任的？ 二、文献综述和研究假设 （一）现代化进程中的人际信任 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进，社会形态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等方面发生了全方位的变化，并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社会关系和心理状态，其中一个显著的表现就是现代化对人际信任的影响。 在传统社会中，人际信任更多表现为一种基于传统关系生发出来的道德品质。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来源于亲缘、地缘、业缘等社会纽带以及朝夕相处所形成的朴素情感。然而随着工具理性的增长，尤其是传统的非正式社会控制机制的弱化（韦伯，2004），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受功利主义主导，传统的道德约束逐渐让位于对自我利益的追逐。因此，只要不受正式契约或制度约束，在工具理性和经济至上逻辑的主导之下，传统的信任关系变得脆弱，随时可能被破坏。 此外，传统信任水平的下降也反映了日益复杂的现代社会生活中风险的增长。现代社会伴随着高度的社会分化和社会流动，时间和空间的不断碎片化使得人际交往变得更加复杂，而信任所需承担的潜在风险也随之增长。对于个人来说，传统的知识结构逐渐难以应对高度流动的现代社会，无条件的信任他人所付出的代价可能是个人无法承受的（贝克等，2010）。 在工具理性和风险社会的双重作用下，传统的人际信任机制遭到破坏。在传统社会中，“熟悉”是形成人际信任的一个重要来源（卢曼，2005）。而现代社会具有“时空分离”和“脱嵌”的特征，社会生活逐渐由“在场”转变为“缺场”（吉登斯，2000），社会对个体的非正式控制能力严重下降，信任产生的基础被动摇。这种情况下，风险作为一种“不可计算的不确定性”（incalculable uncertainty）逐渐增加，人们难以对他人做出是否可信的判断，甚至对认识的人也是如此。因为在缺场的社会生活中，人们很难真正做到对他人知根知底，即使通过熟知渠道所获得的信息也不一定可靠。 传统人际信任机制的破坏使得新型人际信任机制的建立变得必要。由于现代化具有全球性、普适性等特征，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人际信任不仅仅是在对象范围上具有局限性的信任，而是一种不受对象限制的、不指向具体个人的、面对全体社会成员的信任。简而言之，现代社会需要的人际信任，不是“特殊信任”，而是“一般信任”。前者是指针对特定人群而形成的信任，这种信任往往基于某种局部性的传统关系和密切的社会交往而产生，如血缘、地缘、业缘等社会关系；后者则是一种相对普遍、并非指向具体对象的信任，这种信任超越了对于特定社会联系的依赖，面向一般社会成员。 一般信任对于现代社会具有重要作用。首先，一般信任是现代社会的新式社会团结的本源（董才生，2010）。吉登斯认为，在后期或高度现代性的全球化风险时代，被动的信任将会被主动的信任所取代，这种积极信任是一种主动的、开放的信任过程，“不再依赖于预先给定的联合”（吉登斯，2000：97）。与传统的社会关系相比，积极信任基于一种更为纯粹的关系，基于人与人之间的开放性和平等的沟通与对话，这种纯粹关系形成了新式社会团结的情感基础。 其次，一般信任有助于公民社会的生成。普特南将信任区分为“深厚信任”与“单薄信任”，前者“基于强劲的、预繁的、植根于更广泛网络的个人关系”，后者则是“人们随时准备相信大多数人（即使是素不相识的人）的善意”，是对“一般他人”的信任（普特南，2011：151）。单薄信任扩展了信任的半径，超越了熟人圈子的局限。普特南发现，单薄信任与社会参与密切相关，单薄信任水平高的人参加志愿活动更为频繁，慈善捐款更多，其他政治和公共参与行为也更为积极（普特南，2011）。 最后，市场经济是现代社会中经济活动的基本形态，而一般信任则是市场交换得以运行的核心机制之一（周怡，2013）。信任对于经济活动的影响在于，缺乏信任会导致合作难以形成。福山（2011）将不同文化区分为低信任度的文化和高信任度的文化，前者的信任只存在于血亲关系，而后者的信任则超越血亲关系。在一些企业形态以家族企业为主的家庭主义国家中，当企业从家族管理向专业型管理转型时，往往因为缺乏对血亲之外的信任而困难重重。因此，在经济活动中必须建立超越血亲关系的一般信任。 总之，现代化和人际信任之间存在着张力。现代化导致了传统信任的危机，但是现代化又不可避免地需要建立一般信任。因此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人际信任的结构很可能发生重要变化，出现从特殊信任向一般信任的转变。 （二）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人际信任 在中国，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格局常被定性为一种以特殊信任为主、一般信任缺乏或缺位的状态。例如韦伯认为，中国的人际信任不是建立在信仰共同体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血缘共同体基础上，因而缺乏一般信任（韦伯，2004）。类似地，福山的研究亦认为“华人本身强烈地倾向于只信任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人，而不信任家庭和亲属以外的人”（福山，2001：74）。 关于中国人的一般信任是否缺位，李伟民、梁玉成（2002）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现代社会，中国人所信任的对象虽然以具有血缘关系的家庭成员和亲属为主，但同时也包括有亲密交往关系的朋友等非血缘亲缘关系，这与上文提到的韦伯等人关于中国人对外人普遍不信任的论断并不一致。 关于中国人际信任研究的关键问题在于，中国目前的一般信任水平如何，是否能够满足现代社会运转的需要。一种考察中国一般信任水平高低的方式是跨国或跨文化研究，通过与其他国家对比来进行判断。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显示，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一般信任水平较高，甚至处在最高水平的国家之列（Steinhardt，2011）。但学界对于这一结果存在不少质疑。例如德尔海等人指出，大多针对一般信任的测量仅使用单个问题：“总体上来说，你认为社会上的大多数人是否值得信任？”而对于不同国家、不同人群的调查对象来说，该问题中的“大多数人”所指涉的范围可能并不一样。许多人在回答该问题时可能想到的是自己生活圈子里的人或者说组内人群而非组外人群，因此其结果未必反映真实的一般信任水平，而更多反映了对周围人的信任。在尝试调整了信任范围的影响后，德尔海等人分析发现，中国的一般信任水平仅为原有水平的约三分之一（Delhey et al.，2011）。 这些研究结果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对于中国信任现状的既有看法：中国居民的人际信任水平总体较高，但主要是对具有特定关系群体尤其是传统关系群体的特殊信任，而非对“一般他人”的信任。此外，国内的一些实证研究也直接或间接地为这种信任的“差序格局”提供了支持。例如，胡荣、李静雅（2006）根据厦门市抽样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城市居民的信任中，普遍信任（针对社会大多数人）最低，一般信任（如同事、邻居）居中，特殊信任（如家人、亲属、好友）最高。邹宇春等人（2012）的研究也发现，广州居民对他人的信任水平因社会距离和关系强度而呈现重要差异，人们对家人、邻居的信任水平远远高于外地人和陌生人。 然而，目前关于中国人际信任的研究大多是基于单一时点数据的横截面分析，相对缺乏历时性的比较研究，这些研究成果无法回答中国现代化进程和社会转型中人际信任的潜在变化规律，难以正面回应中国社会是否出现了信任危机、信任结构是否发生了明显转变等重大议题。此外，已有研究对人际信任的测度方式往往各不相同，在客观上限制了关于中国居民人际信任现状以及所谓“信任危机”的系统理解和深入认识。 （三）人际信任的社会经济地位差异 人际信任的建立对社会和个人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现代化对于人际信任存在负面影响，那么信任危机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之间是否存在差异？信任危机对哪些社会群体造成了更大的负面冲击？ 关于社会经济地位与信任的关系，主流观点认为，社会经济地位对信任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种观点强调社会经济地位所代表的资源占有情况对于信任的积极作用，既包括自身拥有的物质资源（如收入、房产），也包括可调用的社会关系等（敖丹等，2013；Hamamura，2011）。资源多寡直接影响信任行为对应的风险承担能力或者“相对易损性”，也即信任破裂造成的损失占受损者总资源的比重（王绍光、刘欣，2002）。个人拥有的总资源越多，其相对易损性就越低，承受风险的能力也就越强，因此更有可能建立高水平的信任关系。此外，资源还可以通过社会心理机制影响信任。吉登斯（Giddens，1991）认为，个体占有的资源越多，其人生态度也就愈加开放和乐观，进而增强对他人的信任，而缺乏资源的人则很难产生信任。总之，资源因素论是阐释社会经济地位影响信任的一种重要视角，实证研究也发现公共资源和个人资源都对一般信任具有积极的影响（敖丹等，2013）。 不过，也有研究认为，社会经济地位对信任没有显著影响甚至存在负向效应。以收入为例，高收入者的信任决策往往对应更大的绝对风险，因此较高的收入可能对信任水平产生负面影响（李涛等，2008；文建东、何立华，2010）。就教育而言，由于转型社会中诚信水平普遍较低且缺乏有效的失信惩罚机制，受教育程度较高者有可能了解更多的失信现象，从而导致其人际信任水平下降（李涛等，2008）。 由于上述不同作用机制的影响，在实证研究中，关于社会经济地位与信任的关系仍未有定论。有研究发现，收入对信任的影响往往不显著，教育的效应则更为明显（文建东、何立华，2010）。关于教育的作用机制，既有研究认为，较高的教育水平能够提高人们的认知分析能力、风险控制能力，以及使人拥有更高的容忍度，从而提高信任水平（敖丹等，2013；文建东、何立华，2010）。针对高等教育的研究也发现，高等教育对人际信任具有积极作用，其作用机制主要包括由高等教育产生的经济效益以及教育对价值规范和制度认同的促进作用，这两种机制最终培育和促进了信任（黄健、邓燕华，2012）。 （四）研究假设 综上所述，本文旨在对中国现阶段人际信任水平、结构及其变动情况进行实证研究，主要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现代化信任危机假设。在快速的现代化进程中，人际交往范围趋广、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大幅上升，这可能会在客观上对总体信任状况产生冲击；在相关制度建设滞后的背景下，极有可能导致人际信任水平的下降。现代化进程带来的信任危机可表现为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在时间上，中国社会的总体信任水平可能随着时间推移即现代化的推进而发生变化；在空间上，由于城市的现代化程度远远领先农村，可能导致城市居民的人际信任水平低于农村居民。因此，该假设可进一步分解为两个子假设。 假设1a：中国居民2015年的总体人际信任水平低于2005年。 假设1b：中国城镇居民的人际信任水平低于农村居民。 假设2：信任结构转变假设。随着现代化和市场化的快速发展，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场域和主要社会活动特征发生了重要变化，人际交往中特殊关系逐渐让位于一般关系，由此可能导致人际信任的结构性转变。结合上文的论述，在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中，产生特殊信任的土壤不断被侵蚀，一般信任则成为社会正常运转的必然要求。因此，本文假设： 从2005年到2015年，中国居民的特殊信任水平下降，而一般信任水平上升。 假设3：社会经济地位差异假设。人际信任水平还受到社会结构因素的重要影响，根据资源因素论以及相关的实证研究结果，本文假设： 相对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者，处于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群体人际信任水平更高。 三、数据、变量与方法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中国人民大学调查与数据中心组织实施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5年和2015年的调查数据。 （一）主要变量的测量 在两次调查中，被访者被询问了关于信任的完全相同的一组问题：“在不直接涉及金钱利益的一般社会交往/接触中，您觉得下列人士中可以信任的人多不多呢？（a）邻居；（b）（城镇的）远邻/街坊或（乡村）邻居以外的同村居民；（c）同村的同姓人士；（d）同村的非同姓人士；（e）亲戚；（f）同事；（g）交情不深的朋友/相识；（h）老同学；（i）在外地遇到的同乡（以同市或同县为界限）；（j）一起参加文娱/健身/进修等业余活动的人士；（k）一起参加宗教活动的人士；（l）一起参加社会活动/公益活动的人士；（m）陌生人”。这些问题的答案选项依次为：1“绝大多数不可信”、2“多数不可信”、3“可信者与不可信者各半”、4“多数可信”、5“绝大多数可信”、6“无法回答”。 上述问题的回答结果出现了一定比例的“无法回答”，这主要是因为相应问题对特定被访者不适用，因而不宜简单进行统一赋值。鉴于此，本研究对人际信任的测量使用了两种不同的构建方式。其一是将“无法回答”视为缺失值，并将缺失值较少的六个题项（即邻居、远邻/街坊或同村居民、亲戚、交情不深的朋友/相识、在外地遇到的同乡、陌生人）予以加总（克朗巴赫α系数为0.74），在进行代数变换后得到一个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100的总体人际信任得分。其二，根据数据自身的特点，将各题目的回答结果均视为对同一个体内在信任倾向的重复测量，进而拟合混合线性模型。 此外，为了考察潜在的信任结构变化，本文还尝试区分了特殊信任和一般信任。关于特殊信任和一般信任的划分，既有文献尚未形成统一的操作化方法。在本研究中，特殊信任与一般信任的划分标准为：信任主体与信任对象之间是否以相互熟识为前提并存在一定的社会交往经历。按照这一标准进行操作化，被访者对熟识的、来自同一稳定的社会关系圈的对象建立的信任关系为特殊信任，对不以同一稳定社会关系圈为前提或互不相识的对象建立的信任为一般信任。也即，在上述问卷收集的针对不同对象的信任关系中，前八种（a-h）属于特殊信任，后五种（i-m）属于一般信任。 本文研究的问题是中国居民人际信任水平及其结构的变化特征，为此，本文考察的主要自变量包括时间、居住地以及社会经济地位。对于时间和居住地特征，本文分别构建了关于调查年份和居住地（城镇/农村）的虚拟变量。此外，考虑到社会经济地位的多维性特征，本文选用被访者的受教育程度（包括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四类）、个人年收入的对数、是否拥有住房、是否拥有汽车，以及主观自评的社会地位共五项指标来进行测量。 除上述核心自变量外，本文在分析中还控制了被访者的年龄（包括年龄的平方项）、性别和民族（分为汉族和少数民族），以消除样本中相应社会人口特征的构成差异对分析结果的潜在影响。 （二）分析方法 本文使用的分析方法主要包括多元线性回归和混合线性模型。文章首先针对上文构建的总体人际信任得分，拟合多元线性模型以考察总体信任水平的变动及其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针对上述13个具体的信任测度指标，以来自同一个体的不同信任测度得分为第一层、以被访者个人为第二层，拟合混合线性模型。这一分析策略便于更为细致地考察各信任测度之间的关系，不必囿于某个具体信任关系的类型划分，有利于全面地展现人际信任的潜在结构性变化。与此同时，由于该模型对数据没有严格的平衡性要求（即对每个个体的测量数量必须相同），因而能够更好地应对结果变量中不同类型的“无法回答”导致的数据缺失问题，以最大限度地利用所有可得信息。具体而言，我们所拟合模型的一般形式可表示为：   四、主要研究发现 （一）关于人际信任变动情况的描述性分析 在进行多元回归分析之前，本部分简单对比了两次调查中人际信任得分的变化情况。表1给出了总体信任得分以及不同类型信任得分在CGSS2005和CGSS2015中的均值、差值，以及相应t检验的结果。 由表1的结果可以看出，2005年至2015年，中国居民的总体人际信任水平稳中有降。具体而言，总体信任得分的样本均值从2005年的58.201分下降到2015年的不足57分，两次调查间大约下降了1.2分。虽然总体信任得分的降幅并不是很大，但由于样本量本身较大，t检验结果表明二者之间的差异具有统计显著性。 不过，从各信任子项的结果来看，总体信任得分的相对稳定具有一定的“欺骗性”，这主要是由于不同信任关系的变动方向不一致导致的“统计假象”。事实上，在考察期内，中国居民人际信任的变化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分化特征。在被询问的13种信任关系中，所有代表特殊信任关系的得分从2005年到2015年都有所下降，而同一时期所有代表一般信任关系的得分均明显上升。例如，亲戚的平均信任得分从2005年的4.366下降为2015年的4.244，邻居的信任得分从2005年的4.037下降为2015年的3.909，同事的信任得分从2005年的3.891下降为2015年的3.704；与之相反，在外地遇到的同乡的信任得分从2005年的3.030上升至2015年的3.156，一起参加文娱/健身/进修等业余活动的人士的信任得分从2005年的3.093上升至2015年的3.178，陌生人的信任得分从2005年的1.833上升至2015年的1.950。 这意味着，在考察期的十年间，中国居民的人际信任可能发生了重要的结构性变化，基于传统的特殊信任关系重要性在下降，而基于现代社会交往的一般信任关系重要性在上升。当然，这些描述性结果并未控制两次调查中样本构成等方面的差异，因此无法排除其他混淆效应的影响。因此，本文以下部分将通过多元统计分析来进一步检验上述发现的真实性和稳健性。  （二）总体人际信任得分及其变动分析 表2以前文构建的总体信任得分为因变量，拟合了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其中，模型1a是基于将两期样本合并起来的混合截面数据拟合的模型结果；模型1b和模型1c则是分别针对两次调查数据拟合的模型结果，用以对比考察两个时点总体人际信任的影响因素及其差异。 由模型1a的结果可见，在控制了年龄、性别、居住地以及社会经济地位等差异后，2015年的总体信任得分仍然显著低于2005年，前者大约比后者低2分。这一结果支持了本研究的假设1a，也即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深入，中国居民的总体人际信任水平呈下降趋势。因此，表1中观察到的总体人际信任水平的时期差异并非是由于两次调查对象的样本构成不同所造成的。  控制了模型中的其他解释变量后，城镇居民的总体信任得分显著低于农村居民，前者落后后者4.6分。这一结果与本研究的假设1b一致，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现代化过程中人际信任的变化趋势。当前，在现代化程度更高的城镇地区，总体人际信任水平显著低于现代化进程相对滞后的农村地区。因此，本文提出的现代化信任危机假设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都得到了一定的支持。 此外，模型1a的拟合结果还表明，信任水平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与本研究假设3相一致，平均而言，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群体总体信任度更高。具体来说，在控制了模型中其他变量的影响后，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人际信任水平显著高于小学及以下学历者，拥有住房、拥有汽车的群体人际信任水平显著高于其参照组人群（没有住房或汽车者），自评主观社会地位“较低”的群体人际信任水平显著低于主观社会地位“较高”的群体。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控制上述因素的影响后，收入对人际信任得分的效应为负，也即高收入群体的总体信任水平反倒更低；接受过初中和高中教育者的总体人际信任得分也显著低于小学及以下学历者。这些结果表明，社会经济地位对信任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不同社会经济地位指标的效应可能存在异质性和非单调性。 最后，从其他控制变量来看，年龄对人际信任的效应具有先降后升的非线性特点，这与既有研究所反映的线性效应并不一致（Hu，2014）。按照模型结果，总体人际信任得分在青年转折期（23岁左右）降到最低，随后开始回升。这可能与生命历程中人们在这一节点逐步脱嵌特殊关系而一般关系尚未稳定有关。从性别差异来看，男性的总体信任得分高于女性。这与既有关于普遍信任的研究发现相一致（胡荣、李静雅，2006；黄健、邓燕华，2012；敖丹等，2013；Alesina & Ferrara，2002）。这一人际信任水平的性别差异，很可能与现阶段我国不同性别群体在社会活动类型、参与范围、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差异有关，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男女两性在社会心理等方面的不同。 模型1b和模型1c使用相同的模型设计，对比检验了两次调查时点总体信任得分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两次调查中人际信任的影响因素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针对2005年数据拟合的模型中（模型1b），年龄的效应并不显著，男性的人际信任水平显著高于女性，城镇居民的人际信任得分远远高于农村居民，二者之间相差超过6分。在有关的社会经济地位变量中，教育的效应未能达到统计显著水平，拥有住房者的人际信任得分高于不拥有住房者，自评社会地位“较低”者的人际信任水平显著低于主观社会地位“较高”者。与教育的效应相比，收入的效应非常显著，不过随着收入的增加，被访者的总体人际信任得分呈明显下降之势。这可能与2005年中国市场秩序和制度建设尚不健全，高收入群体面临的潜在失信风险更高有关。 与之相比，针对2015年样本进行的模型分析中（模型1c），收入的效应变得不再显著，而不同教育群体在人际信任水平上出现了较大的区别。具体而言，在2015年，初中和高中学历者的总体人际信任得分显著低于小学及以下群体，而接受过高等教育的被访者报告的人际信任得分最高。究其原因，这可能反映了不同教育阶段对信任的影响机制有别。与小学及以下学历相比，初中和高中阶段教育收获的更多是一种信息获取能力以及生活半径的扩展，结合考察期内人际信任危机频发以及媒体的大量渲染，因而在2015年表现出更低的总体信任水平。与之相比，接受高等教育不仅仅使知识获取能力进一步发展，还可能使经济生活和社会资源彻底改善并提升自我效能感（黄健、邓燕华，2012），因而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表现出最高的总体信任水平。此外，年龄效应在2015年变得非常显著，与模型1a相似，呈现出先降后升的趋势。与2005年相比，2015年总体人际信任得分的城乡差异明显缩小，这可能与考察期间包括户籍改革在内的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快速推进有关。 （三）关于不同人际信任类型的混合线性模型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讨不同信任关系类型及其可能的结构性变化，本节通过构建混合线性模型以检验考察时期中国居民的内在信任倾向以及潜在信任结构的变化情况。 表3给出了混合线性模型的拟合结果。其中，模型2a为基准的空模型，用来检验人际信任水平在不同信任关系和不同特征个体之间的方差构成情况。方差分解的结果显示，信任关系的类型和个体的信任水平均具有显著的异质性；在信任水平的总变异中，接近八成来源于不同的信任关系类型的差异[0.963/(0.963+0.269) = 0.782]，其余两成则表现为不同个体之间固有信任倾向的差异。 模型2b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加入了一组代表不同信任关系的虚拟变量，以考察被访者对不同关系对象的信任差异。与既有的研究结果相一致（胡荣、李静雅，2006；邹宇春等，2012），在当前中国社会中,人际信任呈现出典型的“差序格局”。通过相应的回归系数可见，人际信任得分最高的群体是亲戚，然后依次为邻居、同事、老同学、同村的同姓人士、远邻/街坊或同村居民、同村的非同姓人士、一起参加社会活动/公益活动的人士、一起参加文娱/健身/进修等业余活动的人士、在外地遇到的同乡、一起参加宗教活动的人士、交情不深的朋友、陌生人。人们对陌生人的信任水平明显比所有其他群体低很多，这反映了中国居民的一般信任水平仍远低于特殊信任水平。   模型2c在模型2b的基础上加入了个体特征和调查年份变量。与前文关于总体信任得分的结果相似，从2005年到2015年，中国社会的人际信任水平出现了一定的滑坡。此外，模型中其他变量的效应也大多与模型1a的结果相一致，年龄对信任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先降后升的非线性特征；男性的信任水平高于女性；城镇居民的信任水平低于农村居民。不同于模型1a的是，在模型2c中民族的效应变得非常显著，汉族的信任水平明显低于少数民族。这可能与少数民族总体上受现代化进程的影响滞后于汉族有关。在关于社会经济地位的诸变量中，教育的效应呈现典型的阶段性特点，初中学历群体的信任水平显著低于小学及以下学历者，而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信任水平显著高于小学及以下学历者；拥有住房或拥有汽车者的信任水平高于没有住房或汽车的群体；自评社会地位偏低的群体信任水平也明显更低，这与本文的假设3基本一致。不过，在该模型中收入的效应并不显著。 模型2d在模型2c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入了不同信任关系与调查年份的交互项，用来检验各信任子项的变化情况。模型拟合结果显示，与表1的有关分析相一致，在考察期内，不同信任类型呈现出相反的变化趋势，所有代表特殊信任的相应项目的交互项系数均显著为负（或与参照组不存在显著差异），而所有代表一般信任的相应项目的交互项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进一步印证了本研究的假设2，也即中国居民的人际信任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特殊信任的水平出现下滑，而一般信任的水平却有所上升。 模型2e在模型2d的基础上加入了社会经济地位指标与调查年份之间的交互项，试图检验人际信任的社会经济影响因素是否在考察期内发生了变化。模型结果表明，虽然城镇居民的信任水平仍低于农村居民，不过二者之间的差距显著缩小。与教育相关的交互项显示，接受过初中或高中教育的群体的信任水平在2015年比2005年明显下降。收入与年份的交互项显著为正，这与前文发现收入对人际信任的负效应主要在2005年显著相一致。此外，主观社会地位对信任的效应在2015年变得更强，不同主观地位群体之间信任水平的差异明显拉大，这可能与考察期间中国社会贫富分化加剧有关（Xie & Zhou，2014）。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2005年和2015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对比考察了中国居民人际信任水平和结构的变动情况及其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之间的差异。研究发现，首先，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和现代化进程的持续推进，总体人际信任水平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滑坡。这反映了现代社会中社会交往的复杂性、风险和不确定性对人际信任造成的冲击。由于中国城镇地区现代化的进程领先于农村地区，城镇居民的总体人际信任水平也明显低于农村居民。 其次，伴随着现代化进程，中国居民的人际信任结构发生了重要转变。虽然中国社会成员的特殊信任水平总体仍高于一般信任水平，但是在考察时期内，代表特殊信任的指标均明显下降，而代表一般信任的指标却显著上升。这与以往研究中关于一般信任变动趋势的论断并不一致（Hu，2014）。究其原因，本研究与上述研究考察的时间范围不同，关于一般信任的测度方式也存在很大差异，这可能导致了不同的结论。不过，本文的研究结论与既有心理学中关于现代化观念对不同信任类型的影响的实验研究结果高度一致（Zhao et al.，2017）。 最后，人际信任还深受社会经济地位因素的影响。总的来说，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群体对他人的信任水平更高。不过，不同社会经济地位指标与人际信任之间的关系具有一定的复杂性。本研究发现，在考虑了其他因素的效应后，收入对人际信任没有明显的促进效应，在2005年的分析样本中收入效应甚至为负。这可能与不同收入群体所面临的外部风险和生活体验差异有关。例如，在快速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制度建设的滞后和欠缺在客观上增加了经济投资活动的风险，高收入群体所承受的绝对失信风险更大，由此拉低了他们的信任水平。与收入效应相对，教育与信任的关系呈现出一定的非单调性特征，尽管接受高等教育者的人际信任水平总体较高，仅接受过中等教育的人群在考察期间经历了最为明显的信任塌陷， 2015年这一人群的信任水平甚至低于小学及以下学历者。这反映了不同教育阶段影响信任的作用机制可能存在很大差别。此外，拥有住房和汽车的有产者群体的人际信任水平高于没有住房和汽车的群体，自评社会地位较高者的信任水平也显著更高。这些结果表明，社会经济地位与人际信任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其具体效应很可能受到宏观社会文化和制度环境的调节。 本文的实证研究发现对于我们深入理解当前中国社会面临的信任危机现状，审视和重建中国居民的信任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在理论上，中国的社会转型为研究现代化与信任的关系提供了独特的个案。由于中国所选择的现代化道路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发展路径，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同时伴随着市场转型等特有的元素，而且在发展速度上也远远超过西方社会。这些独特性为丰富和扩展既有的理论提供了可能。研究结果显示，尽管中国传统文化更注重培育特殊关系和特殊信任，但是伴随着现代化进程，中国社会依然出现了从特殊信任向一般信任的转变。这表明中国并非缺乏产生一般信任的土壤，随着现代化的稳定推进和相关制度建设的逐步完善，中国居民的一般信任水平有望进一步提升。当前，中国社会集中爆发的所谓“信任危机”，更多反映了在快速转型和现代化的过程中，一般信任上升的速度难以抵消特殊信任下降的速度，由此导致了总体人际信任水平的滑坡。 从实践角度来说，信任是关系个人和社会发展、社会稳定的重大议题，因而对信任的性质、结构及其影响因素的探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社会本身，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进一步培育和提高信任水平的建议和举措。特别地，本研究发现中等教育群体所面临的信任滑坡最为严重。相比于未受教育或只接受小学教育的群体，初中和高中学历者很可能在信息获取能力方面拥有较大的优势，更多地接触到“信任危机”的各种舆论并受此困扰。此外，在高等教育快速扩张和经济产业结构升级的时代背景下，中等教育者的市场竞争力、相对效能感快速下降，这些因素都促成了这一人群信任水平的塌陷。与之相比，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相对易损性更低、对于处理现代社会交往中的不确定性更加自信，结果也表现出更高的信任水平。由此可见，培育与现代化相适应的人际信任和社会关系，不应满足于义务教育的实现，还应大力推进高等教育的发展，扩大高等教育所能影响和辐射的范围。此外，本研究所发现的住房、汽车的拥有状况对信任水平的显著影响，意味着在现代化转型、高流动性、高风险性的社会形态中，居民是否具备稳定的基本生活条件是影响其信任水平的重要因素。这就要求我们在推进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一定要重视社会分配的公平性，尤其是保障社会底层群体的基本物质条件和生活质量，开创一条具有包容性和共享性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本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囿于数据资料的限制，本研究的分析只使用了两个时点的数据，对于了解和认识人际信任的长期变化轨迹还相对有限，因此相关结论仍有待于基于更多时点、更长时期数据的实证检验。此外，关于特殊信任和一般信任的测量在既有文献中尚存在争议，本研究所采用的操作化方式仍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例如关于特殊信任的测量缺乏最为重要的针对家人的信任的测量。最后，本研究仅考察了中国社会人际信任的变化，并未涉及系统信任或制度信任，而系统信任对于现代社会的运转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些都有待后续研究的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注释与参考文献从略） 编辑：皮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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