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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宋江，扑朔迷离；《水浒传》中的宋江， 悬案重重。金圣叹从艺术形象的角度品评《水浒传》中的人物时，把宋江、时迁定为“下下”。这是按品行定的。然而宋江这个艺术形象也确实疑窦不少。例如宋江肆意挥霍、视金似土，他是廉吏还是贪官？宋江有没有武艺，又成一谜。  一、宋江是廉吏还是贪官？ 《水浒传》写宋江“端的是挥霍，视金似土”。有人据此断定宋江是个污吏。有人则认为宋江生活俭朴，心地善良，不会仗权依势敲诈勒索，应该是廉吏。两种意见，相持不决。 认为宋江是污吏的，主要是看到宋江开销太大，金钱来路不明。 我们来看看宋江的开销有哪些？ 第一项，“常散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周人之急，扶人之困。” 第二项，乐于资助五湖四海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谷；若要起身，尽力资助。” 第三项，一见面就赠送银子。如和武松结识，赠银10两，初次见李逵，送银10两；唱曲老人，一送就是20两。《水浒传》中写宋江送银子有17处之多。 第四项，养了一个“外室”阎婆惜。“讨了一所楼房，置办些家伙什物”，“没半月时间，打扮得阎婆惜满头珠翠，遍体绫罗”，“连那婆子，也有若干头面衣服”。  花销如此之大，而宋江的经济来源并不多。一个县级小官吏押司，收入能有多少？宋江的父亲也不是像柴进那样的大地主。《水浒传》说宋江的兄弟宋清“和他父亲宋太公在村中务农，守些田园过活”。书中也没有叙写宋家有何豪华之处。 如此一看，宋江的工资收入肯定不够他这么大手大脚的花钱，那么宋江必然有其他收入，这个其他收入根据宋江的情况来看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从职位上获取的。在宋江那个时代，官场上到处都是贪官污吏，但是宋江竟然能做到八面玲珑，四方讨好，这就说明宋江一定与这些人同流合污。 例如，《水浒传》中阎婆惜骂他：“公人见钱如蝇子见血”。“做公的人，'哪个猫儿不吃腥？ ’'阎罗王面前，须没放回的鬼！’”这正是含蓄隐晦地暗示宋江为官的阴暗面。 为吏虽然位卑，却是财源畅达。南宋的叶适说： “吏人根田窟穴，权势熏炙，滥恩横赐，自占优比”，“故今世号为公人世界”，“今百司之吏，其爵其禄，往往有士大夫所不敢望。” 这告诉我们，宋江虽是小吏，却也是个“肥缺”。此人又如此圆滑钻营，“吏道纯熟”，难道就真的“猫儿不吃腥”？如果“不吃腥”，难道他的钱是偷是抢的吗？ 以上是“贪官说”的一种有代表性的意见。  “廉吏说”则认为，《水浒传》是一部反贪官污吏的小说，而宋江就是贪官污吏的对立面。贪官污吏是巧取豪夺别人的钱，而宋江则把自己的钱给别人。贪和廉的分水岭，就表现在是爱财还是轻财。 宋江“视金似土”，他也就不会去为钱财而“钻营”。《水浒传》对坏人的谴责，一是色，二是财，《水浒传》中的案件皆由此二者发生。《水浒传》对梁山好汉的表彰也是一不好色，二是轻财好施。宋江是梁山好汉的代表和典型，自然在这两个方面是典范。 上面两种说法，我觉得“廉吏说”好像比较合理。 《水浒传》在描写人物性格时，并不讳隐其缺点弱点。如对王矮虎，《水浒传》就“赤裸裸”地暴露他的贪财好色。宋江如果有“巧取豪夺”，《水浒传》会写出来。现实生活是现实生活，艺术形象是艺术形象。现实生活中的押司，不贪点占点简直就无法工作。但不能用生活中的小吏去“推断”《水浒传》所写的“这一个”小吏。 而“贪官说”把宋江从艺术中拖出来放到现实生活中去，说“宋江的'经济来源’是经不起检查的”。 《水浒传》中“经不起检查”的事儿多着呢！戴宗的日行千里，公孙胜的呼风唤雨。无论谁，无论到哪儿，都要从梁山泊经过。这经得起检查吗？梁山好汉其他人在经济上也是“经不起检查”的。他们吃东西从不问价钱，酒馆里一坐：“好酒好菜只管搬来，一发算钱给你！”  阮小五赌钱“输得没了分文，拔了老婆头上的钗儿又去赌”。阮小七说：“莫说哥哥不赢，我也输得赤条条的”可是这三个“输得赤条条的”，赤着脚，穿得破破烂烂的渔夫，招待吴学究，却是“叫酒保打一桶来”，花糕也似的黄牛肉，“大块切十斤来”。这十斤牛肉一桶酒，不要些钱吗？吴用请三阮的客，“沽一瓮酒，借个大瓮盛了，买了二十斤生熟牛肉，一对大鸡”。这也得许多钱。他们哪来那么多钱？ 这就不能太“认真”。当初说书的只顾信口说来，只顾说得痛快，叫三阮们吃得痛快，根本没去“检查账目”。只有这么慷慨地大吃大喝，才显现出英雄们的气概和本色。 《水浒传》不同于《红楼梦》。《红楼梦》有如闺阁刺绣，细针密线，而《水浒传》则是李逵上阵，大刀阔斧。《水浒传》是粗犷的，率性笔写率性人物。故事需要什么就写什么。故事需要给阎婆母女舍棺材，就写舍棺材；需要给她们买一栋楼，就买一栋楼。这是为了写宋江对得起阎婆母女。宋江对她们这么好，她们还那样投良心，这是为了写宋江杀惜的正义性。作者只顾写人物写故事，没有考虑别的；只考虑文学，没有考虑数学。 “贪官说”疑心宋江“那'财’很可能并不那么干净”，于是把宋江的为人看扁了，认为宋江的为人有其“投机取巧”，“世故狡猾”，“巧于钻营”，“圆滑”，“宋江本人的思想品德会有其丑陋的因素”，等等。这是用以果推因的倒推逻辑推出来的。  看到宋江慷慨，就真的相信宋江有那么多钱，相信宋江有那么多钱，就断定宋江一定有“巧取豪夺”的贪污行为，有贪污行为，必然“狡猾”。于是宋江的爱结交朋友，善于团结，能取得人们的信任等等优点，变成了“圆滑”、“钻营”、“八面玲珑”、“四面讨好”的卑劣品德了。这是不符合《水浒传》的实际，不符合宋江的实际的。 二、宋江有武艺吗？ 《水浒传》第18回在宋江出场时介绍宋江说：“他刀笔精通，吏道纯熟，更兼爱习枪棒，学得武艺多般。”但68回宋江让贤时却说自己“手无缚鸡之力，身无寸箭之功”。于是宋江有无武艺，又成一谜。 对宋江有没有武艺，《水浒传》是“理论”上有，实践中无。理论上，《水浒传》说“原来宋江是条好汉，只爱学使枪棒”。宋江在向武松介绍孔明兄弟时曾说：“因他两个好习枪棒，却是我点拨他些个，以此叫我做师父。” 既然能点拨别人，说明他是精通的。再如欧鹏在同一丈青搏斗中，宋江看欧鹏“使得好一条铁枪”，便“暗暗地喝彩”。这说明宋江对于枪法很内行。  然而《水浒传》对于宋江的武艺却是“引而不发，跃如也”。宋江在揭阳镇赏了一个使枪棒的教师5两银子，遭到揭阳镇一霸的穆弘一阵辱骂。宋江艺高胆大，不吃他那一套。当穆弘喝道：“你这贼配军敢回我话”时，宋江道：“做甚么不敢回你话？”“那大汉提起双拳，劈脸打来，宋江躲了过去。那大汉又赶入一步来，宋江却待要和他放对，只见那个使枪棒的教头从人背后赶将来，一只手揪住那大汉头巾，一只手提住腰胯，望那大汉肋骨上只一兜，踉跄一交，颠翻在地。” 这一次宋江差一点要“露一手”，先是躲过了打来的拳头。躲，也是十八般武艺的一种。躲过后，戴着枷锁要跟“那大汉”放对。但《水浒传》作者让那受了宋江银子的枪棒教师代劳了。宋江虽然没有打出手，但这证明他所说“点拨”别人，不是乱吹。 在战场上，宋江像当了皇叔以后的刘备，每次遇到被迫“自战”的紧急关头，都有人前来保驾。 例如三打祝家庄，“宋江亲自去做先锋，攻打头阵”。当扈家庄的一丈青前来迎战时，出马的是王矮虎。王矮虎被一丈青活捉，祝龙乘胜搪杀过来“捉宋江”，宋江这回该显显武艺了吧？但用不着，马麟、邓飞前来护驾。当宋江大败而回，“拍马望东而走”，“一丈青正赶上宋江，待要下手”，此刻该宋江亮个招儿了吧？然而又用不着，李逵从山坡上杀奔下来，截住一丈青厮杀起来。 总之，《水浒传》作者总是不让宋江“实践”一下他的武艺。  《水浒传》作者不但不让宋江“实践”武艺，有时又把宋江写得真个是“手无缚鸡之力”。 他在浔阳江上了贼船，被梢公逼着跳江，他只是苫苦求饶，最后竟同两个公人抱做一块，真要跳江。他的武艺哪儿去了？又比如他杀了阎婆惜后，匆忙出逃，不料在县衙门前被阎婆扭住了，宋江竟连一个普通妇人也对付不了。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这就要从“创作心理学”上找找答案了。原来在《水浒传》作者的脑海中，宋江是一个善良的刀笔吏。虽然在宋扛出场时介绍说“宋江是条好汉”，“学得武艺多般”，但在故事的进行中，作者又把这个介绍忘了。作者的潜意识仍是那个文弱的刀笔吏在起作用，这是其一。 其二，作者让宋江软还是让宋江硬，完全根据故事的需要。杀阎婆惜后，宋江“需要”被抓住。若宋江一拳把她打翻，扬长而去，那就没有戏了。在浔阳江贼船上，故事要求读者替宋江担心。若宋江亮出武艺，那读者就放心了，这就破坏了悬念。  第三，《水浒传》作者关于宋江的形象设计是文弱的知识分子形象。如果忽然让他大打出手，就会破坏人物性格的统一。宋江若忽然凶起来，那的确有点不伦不类。 由此可见，《水浒传》作者在介绍宋江时说：“爱习枪棒”等等，是为了“打扮”宋江，其实这一打扮就好比让一个诗人戴上一顶盔甲。说宋江“爱习枪棒”，是《水浒传》作者“说顺了口”，想要恭维谁，就说谁“爱习枪棒”，所以介绍富户地主的晁盖“爱习枪棒”，史太公的少爷史进“爱习枪棒”，卢员外“爱习枪棒”。在《水浒传》作者那儿，“爱习枪棒"成了对人称赞的一种习惯用语。 这就是说，按《水浒传》的艺术要求，宋江不该有武艺，但作者为了夸赞宋江，硬说他有本事，于是出现了矛盾，形成了破绽。由于矛盾百出，宋江是否有武艺，就成了争论不休的悬案。  三、最后大家怎样看待宋江的“招降纳叛”呢？ 有人说，“宋江上山以后，大搞招降纳叛。”说宋江“招降纳叛”，这话不假。 对宋江的“招降纳叛”，有人骂他，有人称赞他。两种意见，分歧甚大。 骂他者认为：“宋江实行招降纳叛，是为投降作准备。由于招降纳叛，严重地损害了农民起义军的纯洁性，恶化了起义军的成分。招降纳叛为后来的投降奠定了阶级基础。” 说由于从官府阵营来的军官多了，造成投降主义占了上风。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投降过来的军官对于受招安并没有显得特别积极，他们并没有为了促进“招安”搞过什么活动。宋江也没有把他们培养成为受招安的积极支持者。投降过来的军官并没有干什么坏事，对梁山原来的骨干也并没有进行过什么“腐蚀”。  说宋江招降纳叛是为投降做准备，这并没说错。宋江招降纳叛是为了壮大力量，而壮大力量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推翻宋王朝，而是为了增加受招安的砝码。你越有力量，朝廷越拿你没有办法，才肯跟你坐下来谈判，才不得已而招之安之。 所谓路线错误，是说本来是向东走，现在改为向西走了，这叫方向、路线错误。可是如果目标和走向本来就是向西，这就不存在犯错误的问题。宋江、林冲、武松们是被冤假错案逼上梁山的。他们只希望变相地平反。这变相地平反就是受招安，对他们实行“既往不咎”，赦了他们杀人逃走之罪，就是他们反抗和复仇的胜利。所以他们上山之日，就是谋求投降之时。武松和宋江结拜为兄弟之后，武松对宋江说：“异日不死，受了招安，那时再来见哥哥。”可见受招安是他们的“理想”。  梁山好汉不是隋末大起义中的草莽英雄们，但是《水浒传》作者滚雪球式的创作，写着写着，不知不觉地把梁山写成了瓦岗寨，写成了起义根据地，写成了瓦岗军与隋王朝的对立。在瓦岗军与隋炀帝的斗争中，隋炀帝由于政治上的腐败，内部分崩离析，众叛亲离。“众叛”，叛后向何处去？只有投起义车。起义军开门纳叛，加速官军一方的土崩瓦解。所以招降纳叛是兴旺的象征，是胜利的象征。招降纳叛的人数越多，规模越大，越标志着胜利的来临。 招降纳叛是宽宏大量的表现，是自信的表现。宋江捉住高俅的人乃至高俅本人，能亲解其缚，实行优待政策，高俅捉住宋江的人就不会这么“仁义”了。 降与叛又是正义与非正义的试金石。正义的一方，正气凛然，无人降也无人叛。石秀被俘，大义凛然，“千奴才万奴才的呈暑"，宁死不肯投降，而官军被俘，宋江对他们“做工作”，指出“朝廷不明，纵容滥官当道，污吏专权，酷害忠良”，把“朝廷将官”一个个都说服了。关胜投降后，去招降了单廷圭，单廷圭又去招降了魏定国。这是一种“连锁反应”。 战争，胜利的秘诀就是瓦解敌人，宋江用礼遇降将、内部策反、使用反间计、连环招降等办法，瓦解敌军，扩大自己的力量，是收到了极好的效果的。宋江的成功也就是《水浒传》作者在创作上极大的成功。 《水浒传》作者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并不是由于他的脑袋特别灵，特别会想象，而是得力于中国战争之多，得力于他们对战争、特别是对农民战争的总结。这就是为什么《水浒传》是农民战争的教科书的根本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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