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最伟大的小说家曹雪芹，在北京什刹海附近某王府的马厩里，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但他的大脑里，始终装着少年时锦衣玉食的记忆。 那是他至死不能忘怀的故乡，江宁（南京）。 他提笔写起《红楼梦》，将书中最怜惜的12个女孩冠以故乡之名，称为“金陵十二钗”。在书中，每个人都是在红尘里历劫，“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 而这恰似曹雪芹本人的命运写照。 也像极了南京这座城的历史命运：一座繁花似锦的城市，掉落红尘里，历经无数劫难，美丽而悲情。 
落入红尘之前，南京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山水之城，如少女般美艳。 距今约1亿年前，以河北燕山为中心的地壳运动——燕山运动，初步奠定了中国东部的地貌轮廓，形成宁镇山脉。 宁镇山脉西段在南京地区发展为三个分支： 北支沿长江南岸向西延伸，包括栖霞山—乌龙山—幕府山—狮子山—马鞍山—清凉山—三山； 中支由钟山起一直延伸入现代南京市区，包括钟山—富贵山—九华山—北极阁—鼓楼岗—五台山—清凉山； 南支绕城东南、南部，包括青龙山—方山—牛首山—三山。
三支山脉构成了南京最主要的地貌特征：丘陵地形，以低山缓岗为主。 而对南京影响更大的是水。 在很长的历史时间内，长江一直都是南京的北界，号称“天堑”。浩浩长江从城西北奔腾不息，作为南京的天然屏障，默默见证这座城的起起落落。
在长江的数百条支流中，秦淮河并不起眼，但她却是南京的母亲河。 大约距今4000年前，湖熟人在秦淮河中游建村定居，开启了潺流不息的历史叙事。从孙吴开始，整个六朝时期300余年间，秦淮河一直是南京城南的重要军事屏障，也是通向南京城的重要交通通道。 
相对于“大江”（长江），秦淮河古称“小江”，由此在地理上形成“两江夹一城”的格局。 南京城中，玄武湖和莫愁湖，一个位于城东北钟山下，一个位于城西南清凉山侧，恰如这座城的点睛之笔，见证了历史之灵韵与沧桑。 被山水滋养孕育的南京，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历来颇受青睐。 在古代都城的选址上，风水师很强调“穴”的概念。所谓“穴”，就是指一个独立的、相对封闭的区域。一个典型的风水穴，四周要有自然的屏障，比如山、水或森林。这就是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从风水角度来看，南京无疑是风水师眼中的完美都城选址： 东面：以钟山为苍龙； 西面：以石头山（今清凉山）为白虎； 南面：以秦淮河为朱雀； 北面：以覆舟山（今南京九华山）为玄武，又以北湖（后改名玄武湖）为玄武。
四面以天然的山水合围，形成四神拱卫皇都的布局。这就是所谓的“象天设都”。 传说诸葛亮曾路过金陵，观察一番后说：“钟阜龙蟠，石头虎踞，此乃帝王之宅也。”这成为日后南京的代称——“龙蟠虎踞”的滥觞。 龙蟠虎踞最初是古人对苍龙（天蝎座）、白虎（猎户座）星座的形象描述，这里被借用来分别指代南京的钟山（紫金山）、石头山（清凉山），说明这座城市有王霸之气。 也正是从三国时期起，南京开启了晋升中国一流都城的逆袭之路。
比起建都史，南京的建城史更为久远，可以追溯到2500年前的战国时期。 公元前472年，越国灭吴一年后，在今南京中华门长干里一带筑越城以图楚。这是南京建设军事堡垒的最早记载。 100多年后，楚国灭越，在今南京清凉山一带置金陵邑。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改金陵为秣陵县。 金陵和秣陵，都是南京的曾用名，但两个名字一字之差，意思却天上地下。秣，意为喂牲口的草料。秣陵就是牧马场。改“金陵”为“秣陵”，有点儿要把这座城踩在脚底的意思。 这就涉及到一段传说：“秦始皇东巡会稽，经此县（金陵），望气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气。故掘断连冈，改名秣陵。”在这个传说中，秦始皇将金陵改名为含有贬损意味的秣陵，是为了镇压“金陵王气”。 但贬损式的改名，显然阻止不了这座城在历史上建功立业。 秦始皇死后400多年，东汉建安十六年（211年），雄踞东南的孙权将其政治中心从京口（今镇江），迁到了秣陵。第二年，他在秦淮河边修筑了石头城，并将秣陵改名为“建业”——建功立业。 17年后，公元229年，孙权在武昌称帝，同年迁都建业。这是南京第一次成为一个王朝的都城，由此拉开了其作为“十朝古都”的序幕。
又半个世纪后，公元280年，西晋大将王濬率水军从四川顺江东下，直抵石头城，东吴最后一代帝王孙皓自缚请降。东吴宣告灭亡。 后来，唐朝大诗人刘禹锡写诗重现了西晋平吴的历史过程： 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平吴后，晋武帝司马炎首先想到的，依然是给建业改名，再改回“秣陵”；然后采取分治的方式，将秣陵一分为三，瓦解当地吴人的势力；最后再将其中一部分命名为“建邺”，表面是恢复“建业”之名，实际上“邺”字代表的是司马氏的发迹之地邺城，“建邺”暗含了司马氏要在江南建立新邺城之意。 这一系列举措，都是晋武帝打压“金陵王气”的特别手段。 吊诡的是，仅仅30多年后，他的堂侄司马睿，就渡江到建邺称帝，好歹保住了司马氏的半壁江山。 为了宣扬司马氏政权南迁的正当性，此时不仅不能打压“金陵王气”，还得卖力宣传了。于是，东晋的史学家造势说，秦始皇时期流传着“五百年后金陵有天子气”的预言，如今500年过去，正好应验在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睿身上了。 而从孙权的吴国，到东晋，再经宋、齐、梁、陈四朝，均定都于此地（当时分别称建业、建邺和建康），南京已是妥妥的六朝古都。
南京从六朝时期强势崛起为顶级都城，背后隐藏着中国经济大势的变迁密码。 古代都城选址除了地理、军事要素外，最重要的因素还包括经济。中华帝国前半期的两个超级帝都——长安和洛阳，从政治宣传层面上，一个讲的是地势险要，另一个讲的是位居天下之中，但没讲出来的，其实是这两个都城均位于当时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带。 南京所依靠的江南区域，经济在三国以后开始起飞。待到江南经济发展起来，“天下财赋出于东南，而金陵为其会”，南京作为都城的区位就无可挑剔了。 它正好位于长江下游从东北流向转为正东流向的拐点处，是江南距离中原最近的地方。同时，前有淮河、长江两道天然防线，后有富庶的吴越地区作为经济后盾，区位简直完美。 难怪南朝诗人谢朓说南京是，“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 南朝时期的俗语说，“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其中的“扬州”，指的正是扬州的治所建康（南京）。
南朝之后，南京的历史几乎就是之前历史的重演，始终处在金陵王气起—灭—起—灭的循环造势中。 公元589年，隋朝五十万大军兵临南京城下，南陈后主陈叔宝却说：“王气在此，齐兵三度来，周人再度至，无不摧没。今虏虽来，必应自败。” 结果，金陵王气没能成为他的护身符，他在胭脂井中被俘。 南朝寿终正寝。 在陈朝被灭之前，太府卿韦鼎把在南京的田地和房子都卖掉了。朋友不解，问他原因。 韦鼎说：“江东王气，尽于此矣！吾与尔当葬长安。” 南朝的灭亡，很长时间内被当成一个象征性事件，标志着金陵王气的终结，南京作为都城的历史落幕了。 整个唐代，南京在建制上，基本只是作为一个县（江宁县、归化县、白下县、上元县等）而存在。这造成南京长时间的没落。 唐朝诗人写了很多关于南京的经典诗歌，但这些诗不是在想象六朝时南京的繁盛，就是在写唐朝时南京的衰微。 罗隐有一首《金陵夜泊》很出名，在诗里，没了王气的南京就是一座被权力压得死死的废都： 冷烟轻淡傍衰丛，此夕秦淮驻断蓬。 栖雁远惊沽酒火，乱鸦高避落帆风。 地销王气波声急，山带秋阴树影空。 六代精灵人不见，思量应在月明中。
只有到了乱世，南京才再次崛起。 这已经是南陈灭亡300多年后，五代十国时期，南唐以金陵为国都，开创了一个经济、文化发展的黄金时代。 南唐亡国（975年）后，又过了将近400年，刘伯温与几个朋友一起游西湖，忽然看到西北方向有一片奇怪的云朵，光映湖面。 大家纷纷赋诗，认为这是代表吉祥的五色云，只有刘伯温一人豪饮满杯酒，放言说：“此王气应在金陵，十年后王者起，佐之者其我乎？” 这个故事，是明朝的史书为明朝定都南京进行造势。在当时人看来，朱元璋建立明朝，是历史上金陵王气最盛的时期。
此前建都南京的六朝和南唐，都是偏安一隅的政权，王气是有了，但霸气不足。只有朱元璋第一个打破了南京政权偏安和短命的历史宿命。 尽管他的儿子朱棣后来把国都迁到了北京，但因为南京是开国立基之地，也是朱元璋陵寝所在地，所以整个明朝200多年，南京作为国家根本重地、国脉所在的地位，从未动摇。
自朱棣迁都北京（1421年）后，过了将近500年，中华民国最初定都南京，后又迁都北京。到了1927年，蒋介石掌权，再次确立了南京的国都地位。22年后，南京国民政府败亡。 
统计显示，南京在历史上有过70多个名字：冶城、越城、石头城、秣陵、金陵、建业、扬州、建邺、建康、秦淮、升州、蒋州、上元、集庆、应天、京师、白下、金城、江宁、天京……中国乃至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一座城市，像南京一样有这么多的曾用名。 每次改名，都意味着有大事发生：不是朝代更迭，就是来了新主人。谁都想在这座名城留下自己的印记，以赋予它一个新名字的形式。 代价却不像换一个名字这么轻巧。 历史上，南京经历过六次毁城： 328—329年，东晋苏峻叛乱期间； 548—552年，南梁侯景叛乱期间； 589年，隋朝灭陈以后； 1130年，金兵撤离之时； 1853—1864年，太平天国定都与被湘军攻灭前后； 1937年底—1938年初，日军攻陷南京以后。
每一次，对南京都是致命的毁灭，城建灰飞烟灭，人口被屠杀以致锐减，文化出现断层，昔日繁荣顿成废墟。 最后一次毁城，侵华日军发动南京大屠杀，血债累累，迄今仍是整个国家最沉痛的历史记忆。
另一个统计数据也彰显了南京的多灾多难：英国汉学家魏根深统计，截至1600年，中国史上发生战斗最多的城市，南京以106次排在第一位，遥遥领先于排名第二的洛阳（70次）以及排名第三的长安（52次）。 因为独特的地理区位和“金陵王气”的传说，使得南京成为中国南方最适合建都的城市。 也正因此，这座城市，有时是北伐的起点，有时是南征的终点，有时又是偏安的基点。所谓兵家必争之地，莫此为甚。 放眼整部中国史，正是南京的数次“牺牲”，才庇护了华夏文明。 当游牧民族南侵、中原动乱之时，汉人南渡，第一个选择往往是南京，六朝如此，南宋起初也是如此。 随后休养生息，立志北伐恢复中原。东晋、刘宋、萧梁等朝代都曾矢志北伐，可惜功败垂成。而南宋则因宋高宗无意北伐而将行在南迁到了临安（杭州），但迫于群臣匡复中原的压力，仍以南京为行都，终南宋一朝，亦以北伐的历史议题相始终。 后来的明朝和民国，均以南京为起点北伐，并取得成功，统一了中国。 历史学家朱偰比较了长安、洛阳、金陵（南京）、燕京（北京）四大古都后，说：“此四都之中，文学之昌盛，人物之俊彦，山川之灵秀，气象之宏伟，以及与民族患难相共，休戚相关之密切，尤以金陵为最。”
南京的坚韧与倔强，在历次成毁和胜败之中彰显出来。中国没有哪一座城市像南京这么有生命力，能够一次次死而复生。 苏峻叛乱毁城后，不到两百年，南朝梁武帝时，建康（南京）有户籍28万户，人口达100余万，当时已是妥妥的世界第一大都市。 隋朝灭陈后，隋唐两代对南京刻意打压贬抑，但到南唐时，南京又一次成为中国的繁华大都会，人口、经济和文化迎来小高峰。 元朝，南京是中国纺织业的中心，城内有专业工匠六千余户，南京产的云锦定为皇家御用品。 到了明朝，南京是一座国际化大城市，郑和在龙江建宝船厂，开启下西洋的第一次远航。著名传教士利玛窦在晚明曾三次来到南京，他说：“在中国人看来，论秀丽和雄伟，这座城市超过世上所有其他的城市。” 明清时期，南京还是整个帝国绝对的文化中心。毗邻夫子庙的江南贡院，是古代最大的科举考场，可以同时容纳两万人进行考试。明清中国有10万余名进士，以及一半以上的状元，均从这里走出来。
伴随科举的繁荣，南京城里常年定居着大量的文人、高官、画家、诗人与名妓。艺术与娱乐，孕育出这座城市的风流往事。 夫子庙与江南贡院所在的秦淮河畔，集市云集，书画、诗词、唱曲、戏剧、园林、美食，一切美妙的事物，群聚于斯。
繁华之下，诞生了一批传世名著： 孔子的后人孔尚任追忆明朝，写出了长演不衰的《桃花扇》； 落第的吴敬梓自称“秦淮寓客”，写出了讽刺小说《儒林外史》； 被抄家的富二代曹雪芹深感世态炎凉、盛衰无常，写出了伟大的《红楼梦》； 辞官的袁枚投资置业，潇洒度日，写出了《随园诗话》《子不语》等作品； ……
这是南京文化发展史上的一座高峰。 虽然从未被历史温柔以待，但南京以宽容和韧性，一次次温暖了历史。
南京既有陕西的厚重，也有河南的苦难；既有安徽的失落，也有浙江的意气……中国历史的整体缩影，都可以在这座涅槃之城找到痕迹：历史的，文化的，现实的，诗意的！ 如今，这座城，无论多么辉煌抑或沉重，都已蜕变为南京人日常生活的背景。 漫步在南京，随时可以遇见一段明城墙，邂逅一处名人故居，或者碰见一个历史地名，撞见曾躲在唐诗宋词里的巷子、湖泊与寺庙。 在这些弥漫着历史气息的场域背后，是一碗滚烫的鸭血粉丝汤，一句“多大四（事）哎”的口头禅，一场“春牛首，秋栖霞”的出游约定，以及一张张不紧不慢淡然度日的脸孔。
南京人就这么活了两千多年，云淡风轻，宠辱不惊。 一切仿佛自古如斯。 南京本土作家叶兆言写过，抗战胜利以后，一帮社会名流被召集到了一起，征选南京的市花。 有人提议梅花，有人提议海棠，还有人提出了樱花。意见没有得到统一，人们互相攻击，征选市花最终不了了之。 此时，一位名人打岔说南京的代表不是什么花，而应该是大萝卜。 谁也不知道从何时起，南京人就被调侃为“大萝卜”，但它却很恰当地道出了南京这座城以及南京人的性格——古朴，实诚，通透。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写到杜慎卿与萧金铉在雨花台观景，太阳西斜时，他们看见两个挑粪桶的，挑了两担空桶，也在山上歇息。 这两个挑大粪的，一个拍着另一个的肩头说：“兄弟，今日的货已经卖完了，我和你到永宁泉吃一壶水，回来再到雨花台看看落照。” 听到此，杜慎卿笑着说：“真乃菜佣酒保都有六朝烟水气，一点也不差！”
有些东西，已经刻入基因。没有历史长河中的兴衰起落打底，一介贩夫走卒便不会有如此绵长的生活况味。 这不是眼下的经济体量、高楼大厦、城市排名所能囊括。一座城，一城人，一时的成败，放宽了看，都不过是雨花台上的落照。 这，就是南京！ 这，就是南京人！
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南京简志》，南京出版社，2014年姚亦峰：《南京城市地理变迁及现代景观》，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卢海鸣、邢虹：《中国唯一跨江的古都——南京》，《南京学研究》（第二辑），南京出版社，2020年胡阿祥：《华夏正统与城市兴衰：古都南京的历史特质》，《南京社会科学》，2013年第12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