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宣和画谱》成书时间争议及原因
《宣和画谱》成书时间争讼由来久矣，问题先由《宣和书谱》引发，而后波及到《宣和画谱》。元至治（1321-1323）时刘有定注郑杓《衍极》，在卷三“《宣和谱》石俊等书，其诞章之尤者也”一句下注云：“大德壬寅（六年，1302），延陵吴文贵和之裒集宋宣和间书法文字，始晋终宋，名曰《宣和书谱》，二十卷。”[1]盖“裒集”一语含有述作之意，清陆心源《仪顾堂题跋》据此谓“《书谱》为吴文贵所撰集”。又进一步引而申之：“窃以为《书谱》、《画谱》皆非宣和所集……《画谱》或出宋人之手，故伪作徽宗序文，《书谱》出于文贵，则郑杓所目击也……余尝见宋以前书画真迹，有经宣和收藏而不入《书》《画》两谱者，初颇以为疑，今知两谱非宣和所定，则凡徽宗御题、御印之妙迹流落民间，而非吴文贵辈所得见者正多，又何疑乎？”[2]于此是非学界早有论及，如余绍宋《<宣和书谱>撰人辨证》谓上述陆心源之论“最为武断”，并从七个方面展开论证，颇有理据。文末分析最初致误缘由为：“颇疑《衍极注》所云吴文贵裒集，或当为裒刻之讹。”[3]又在《<宣和书谱>解题》中谓其说深得梁启超肯定：“往在天津，与梁任公先生反复论此书原委，曾作《辨证》一文，详言两说俱不足信，疑为吴文贵裒刻而非裒集，任公深以为然。”[4]阮璞先生亦曾追究刘有定注误解由来：“此说殆因吴文贵识《宣和画谱》，尝言《宣和书画谱》'往往更相传写……与雅士参校……’云云，刘氏因误解'参校’之意，遂谓《书谱》二十卷文字，乃出于吴文贵之'裒集’耳。其后以讹传讹，如清代陆心源据此径谓……”[5]
刘有定注郑杓《衍极》时的直接参考资料应为元吴文贵《宣和书画谱》跋（一作序）与元王芝《宣和书画谱》后序（图1、2、3）。吴文贵跋曰：
《宣和书画谱》，乃当时秘录，未尝行世，近好古雅德之士，始取以资考证，往往更相传写，讹舛滋甚。余窃病之，暇日博求众本，为雅士参校，十得八九，遂锓诸梓，以广其传。其或阙而未备，误而未安者，犹有望于多识君子云。大德壬寅（1302）岁长至日，延陵吴文贵谨识。[6]
图1 明王世贞编《古今法书苑》卷二十二《宣和书谱叙》选叶-1（日本早稻田大学藏明抄本）
图2 明王世贞编《古今法书苑》卷二十二《宣和书谱叙》选叶-2
图3 明王世贞编《古今法书苑》卷二十二《宣和书谱叙》选叶-3
王芝后序略曰：
……适□吴君和之将刻二谱于梓，余嘉其有志乎古也，因为书于篇末。先时纰缪绝多，君能广求他集，与同志参校，遂为最善本云。大德七年（1303）正月，钱唐王芝后序。[7]
细读上引两则资料，大意是说，当时流传有《宣和书画谱》很多版本（“众本”），吴文贵与“雅士参校”、重刊之目的是为了纠正“众本”中的讹误，以得到一个“最善本”，无论如何都不能读出刘有定所谓“裒集”的意味来。
关于最初致误缘由，余绍宋所谓“吴文贵裒集，或当为裒刻”属揣测，无证；阮璞“刘氏因误解'参校’之意”亦显牵强（恐很难有学者会将“参校”[参照校勘书籍］误解为著述之义）。窃以为，致误处应在吴文贵所云“暇日博求众本”之“众本”与王芝所云“君能广求他集”之“他集”上，而此“众本”照王芝“遂为最善本”云云，又只能理解为“善本”；“他集”之意则为校勘时参考其他资料，即“他校”[8]也。清末著名藏书家丁丙（1832-1899）、民国著名藏书家傅增湘（1872-1949）等皆作是解。丁丙不但引作“善本”，且谓：“是吴文贵谨集合各本而校刊，非出其裒集也。王先生后序，尤可徵元时掌故，况为乡先辈遗文乎”[9]；傅增湘则云：“此书别见明写本，有吴文贵自序，言未尝行世，求善本参校锓梓云云，又有钱塘王芝后序。”[10]
图4 影印宋刊本《宣和画谱》叙首叶 原本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图5 [元·大德]《宣和画谱》卷端 美国国会藏
图6 影印宋刊本《宣和画谱》叙末叶
现存《宣和画谱》最早版本为宋刊本，甚至可能是徽宗宣和年间初刊本（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图4）；其次是元大德本（现藏美国国会，图5）[11]，据该二本书叙末“宣和庚子岁夏至日”（图6）知成书于宣和二年（1120）夏至日。然由于多种原因（如读书不深究版本等），这一宋刊本不仅长期以来被学界误定为元大德本，而且对宋刊本、元大德本书叙中标明的确切成书时间重视不够，导致争讼纷纭，以致酿成学术公案。学界较早论证该书成于宣和二年者为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等，后之学界多有信从者。下文主要从学者未曾论及的《宣和画谱》中苏轼缺位、童贯受宠与徽宗佞道等角度为该书成于宣和二年作出补证。
二、苏轼缺位、童贯受宠与《宣和画谱》成书时间
因宋徽宗等打击元祐党人而《宣和书画谱》不录苏轼等虽颇为学界认同，但仍有学者认为此说不足为据，由于该说与本文讨论的主要问题关系甚大，故须先做梳理。《宋史·徽宗纪》载，徽宗亲政的崇宁元年（1102）九月己亥，“籍元祐及元符末宰相文彦博等、侍从苏轼等、馀官秦观等、内臣张士良等、武臣王献可等凡百有二十人，御书刻石端礼门”[12]。此即宋史上著名的“元祐党人碑”事件；十二月丁丑，“诏：诸邪说诐行非先圣贤之书，及元祐学术政事，并勿施用”[13]；二年（1103）夏四月“乙亥，诏毁刊《唐鉴》并三苏、秦、黄文集”[14]；“冬十一月庚辰，以元祐学术政事聚徒传授者，委监司举察，必罚无赦”[15]；直到崇宁五年（1106）春正月由于“星变”，打击元祐党人政策才有所松动：“乙巳，一星变避殿损膳，诏求直言阙政。毁元祐党人碑。复谪者仕籍，自今言者无复弹纠。丁未，太白昼现，赦天下，除党人一切之禁。”[16]然这种松动只是暂时的，不到一年半之后的大观元年（1107）五月“癸卯，诏：自今凡总一路及监司之任，勿以元祐学术及异议人充选”[17]；宣和五年（1123）七月，重申“禁元祐学术”[18]；六年（1124）十月，“诏：有收藏习用苏、黄之文者，并令焚毁，犯者以大不恭论”[19]。此等打击以苏轼等为首的元祐党人诏令，几乎贯穿整个徽宗朝，斑斑可考。书画为苏轼学术之一种，在徽宗御撰《宣和书画谱》中禁之，正在情理之中。“是时，天下禁诵轼文，其尺牍在人间者皆毁去。”[20]可证。后之学者较早明确揭出二书因禁“元祐学”而不录苏轼等者为宋末元初方回（1227-1305），其《桐江续集》卷二十四《题李仲宾竹二幅》自注：“李颇五代时南昌人，墨竹自此人始。《画谱》仅取十二人，有文同而无东坡，禁元祐学也”[21]；该卷《丹青歌赠王春阳用其神丹歌韵》：“宣和画史我尝读，山水王诜并郭熙。儋州秃翁早题品，元祐文章众首推。坡诗一句不收拾，熙丰孽党遗群儿。大坡小坡俱写竹，黜不登载无一枝”[22]；余绍宋说：“故（《宣和书谱》）于京极致其推崇，功业则比之周公，书法则拟于逸少，而于元祐诸贤之书则不予著录，以政见不同之故，至并其艺事而亦摈斥之，可见当时新党忮刻之深，而徽宗之不明亦殊可讶矣。”[23]“（《宣和画谱》）乃至不录东坡诸人之作，全与《书谱》同”[24]；阮璞说：“《宣和书谱》与《宣和画谱》出自徽宗御撰，余已别有专文论证。二谱对于当时书画家独不取列名元祐党籍之人，盖其所持入谱标准，首在着眼于政治。是以凡属元祐党人之苏轼、黄庭坚、晁补之，乃至党家子之苏过辈，无论其书画如何高妙炬赫，并皆概从摒弃，不得齿名谱中。此在徽宗，可谓能自践其严禁元祐学术之诏令矣。此固尽人有目共睹，可无庸赘述者”[25]；谢巍说：“《宣和书画谱》不收元祐党人之书画名迹，可见其政治倾向明显”[26]；等等。而徽宗在位时与蔡京、童贯等奸佞一起在政治上打击元祐党人而罢黜苏轼正是《宣和画谱》成书于宣和年间（1119-1125）的重要证据，除此之外的宋、金、元任何时期撰或作“重要的修订”《宣和画谱》，都不可能没有苏轼，何以？
徽宗打击元祐党人，禁元祐学术政策在当时及稍后引起了国内外强烈反对，国内情况是，在士大夫中间“赏钱增至八十万，禁愈严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27]；国外金太宗（1075-1135）则以“褒崇元祐正人，取蔡京、童贯、王黼诸奸党，皆以顺百姓望”[28]为由出兵侵宋。于此压力下，徽宗于宣和末宣布禅位于钦宗，自为太上皇。钦宗即位始即着手矫正徽宗时期政治、文艺策略，追杀王黼，贬死蔡京，赐死蔡攸、李彦，诛杀童贯等奸贼是重要表现。如《宋史·钦宗纪》载，宣和七年（1125）十二月辛酉钦宗即皇帝位，该月甲子“太学生陈东等上书，数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李彦、朱勔罪，谓之六贼，请诛之”[29]；靖康元年（1126）夏四月癸丑，“贬童贯为昭化军节度副使，安置郴州……令吏部稽考庶官，凡由杨戬、李彦之公田，王黼、朱勔之应奉，童贯西北之师，孟昌龄河防之役，夔蜀、湖南之开疆，关陕、河东之改币，及近习所引，献颂可采，特赴殿试之流，所得爵赏，悉夺之”[30]；秋七月乙亥，“安置蔡京于儋州；攸，雷州；童贯，吉阳军。己卯，免借河北、河东、陕西路职田。乙酉，诏：蔡京子孙二十三人已分窜远地，遇赦不许量移。是日，京死于潭州……辛卯，遣监察御史张澂诛童贯”[31]；等等。与诛杀、贬逐六贼等相反的是为元祐诸臣平反昭雪，如靖康元年二月壬寅，“追封范仲淹魏国公，赠司马光太师，张商英太保，除元祐党籍学术之禁”[32]。而已故之苏轼则于“靖康中（1126-1127），复故官，高宗建炎初，赠资政殿学士”[33]，等等。南宋与金代“苏学”更是大行天下，这构成了南宋与金大力推崇苏轼等元祐学术的重要背景，如南宋邓椿《画继》苏轼小传：“高名大节，照映今古”[34]；元徐明善《芳谷集》谓：“中州士大夫文章翰墨颇宗苏、黄，盖唐有李、杜，宋有二公，遒笔快句，雄文高节，今古罕儷，宗之宜矣”[35]；等等。而广为学者诟病的徽宗朝内臣（宦官）童贯等在《宣和画谱》中大受推崇一事恰好从反面说明，该书只能成于徽宗于宣和年间（1119-1125）重用童贯（1054-1126）等奸佞时。由于中国画史中人品即画品铁律的存在，除此之外的宋、金、元任何时期撰或作“重要的修订”《宣和画谱》都不可能推崇童贯等奸宦，与罢黜苏轼等忠烈[36]。
当然，《宣和画谱》中苏轼等忠烈的缺位，童贯等奸贼的受宠，在南宋、金代大力提倡“苏学”的背景下，也影响到该书的流传，这应该是为什么很难看到江左（南宋）、中州（金代）士大夫谈及该书之重要原因。换句话说，即是忌讳谈及，而这种情况直到宋末元初或金元之际政治形势发生转变时才开始好转，《宣和画谱》始大行天下。
三、宋徽宗佞道与《宣和画谱》成书时间
徽宗佞道表现在很多方面，如诏天下访道教仙经[37]；班自注《道德经》[38]、御制《九星二十八宿朝元冠服图》[39]；“佛改号大觉金仙，余为仙人、大士。僧为德士，易服饰，称姓氏。寺为宫，院为观”[40]；“诏封庄周为微妙元通真君，列御寇为致虚观妙真君，仍行命册，配享混元皇帝”[41]；下令编写《道史》《道典》《道藏》；大修道观；广召天下画士为道观绘制壁画，甚至不遗余力建设画学亦与此有关[42]……。以下仅对“置道学”、道学博士，列道教经典入“国子学之籍”等与《宣和画谱》成书时间的对应关系稍作考察。
（政和六年［1116］春正月闰月丁未）置道学。[43]
“（政和七年［1117］八月一日，宣和殿大学士蔡攸言）庄、列、亢桑、文子，皆著书以传后世，有唐号为经，并列藏室。宋朝始加《庄》、《列》、南华、冲虚之号，以其书入国子学。而《亢桑子》、《文子》未闻颁行。乞取其书，于秘书省精加雠定，列于国子学之籍，与《庄》、《列》并行。”从之。[44]
（重和元年［1118］九月）丙戌，诏太学、辟雍各置《内经》、《道德经》、《庄子》、《列子》博士二员。[45]
（宣和元年［1119］五月）丁未，诏德士并许入道学，依道士法。[46]
（宣和）二年（1120）春正月……甲子，罢道学。[47]
这些资料是说，徽宗朝（政和六年至宣和二年）不但在科举考试体系中设置有道教之学与主管道教之学的学官（博士），把道教经典《庄子》《列子》《亢桑子》（一名《洞灵真经》）、《文子》（一名《通玄真经》）等作为教材，而且准许佛教僧人（德士）“入道学”。
在设立道学之前，宋徽宗于崇宁三年（1104）建立了书画学，“兴学较艺，如取士法”，即把书画列入国家选拔文武官员的科举考试制度中。《宋史·选举志三》：
画学之业，曰佛道，曰人物，曰山水，曰鸟兽，曰花竹，曰屋木。以《说文》、《尔雅》、《方言》、《释名》教授。《说文》则令习篆字，著音训，馀书皆设答问，以所解艺观其能通画意与否。仍分士流、杂流，别其斋以居之。士流兼习一大经或一小经，杂流则诵小经或读律。考画之等，以不仿前人而物之情态形色俱若自然，笔韵高简为工。三舍试补、升降以及推恩如前法，惟杂流授官，止自三班借职以下三等。[48]
这段文字涉及当时画学课程（分文化课与专业课两种）教材问题，其中文化课除“以《说文》、《尔雅》、《方言》、《释名》教授”外，“士流兼习一大经或一小经”，“杂流则诵小经或读律”，在唐宋科举考试中将诸经按经文长短分为大、中、小三种，多以《诗》《礼》《周礼》《左传》为大经，《易》《书》《公羊》《谷梁》为小经。宋徽宗崇尚道教，以《黄帝内经》《道德经》《周易》为大经，《庄子》《列子》《孟子》为小经[49]。这是将道家、道教经典与儒家经典相提并论，共同作为画学考试内容。
在自隋至清近1300年科举考试的绝大部分时间里，皆以儒家经典为考试内容，设置道学、画学，将道教经典作为科举考试教材为特例，主要在于佞道且自封为“教主道君皇帝”的宋徽宗之推动。他的这种思想在《宣和画谱》中有重要体现：一是该书体例为以《道释》（卷一至卷四）开篇，彰显出《道释》的主导性地位，这样安排全书体例没有先例，颇富创新性。二是《叙目》云：“司马迁叙史，先黄、老而后六经，议者纷然；及观扬雄书，谓六经济乎道者也，乃知迁史之论为可传。今叙画谱凡十门，而道释特冠诸篇之首，盖取诸此。”[50]此论道出了《宣和画谱》以《道释》开篇之原因，彰显了道教立场，颇为后世学者批评，如明王绂《书画传习录》谓“冠以道释，乃援史记先黄老之指，最为不经”[51]。三是在《宣和书画谱》中收入“神仙”、“道士”，如《宣和画谱》卷四“道士徐知常”、“李德柔”；《宣和书谱》卷六“陈景元”，卷十九“神仙钟离先生”，卷四谓詹鸾“近类神仙吴彩鸾，慕彩鸾故名焉”等，亦颇遭后世诟病，如阮璞谓“其衡铨无法，徇私予夺，取去之滥，亦已甚矣”[52]。如此等等，均不失为该书作于宣和年间的重要证据。
四、《宣和画谱》当成书于宣和二年
何以能把《宣和画谱》成书时间准确到宣和二年（1120）？
该书卷十二童贯小传提供了坚实证据，传末云：“今贯历官任太傅、山南东道节度使，领枢密院事，陕西、河东等路宣抚使，封涇国公。”[53]（图7）《宋史·徽宗纪四》载宣和元年（1119）“秋七月甲寅，以童贯为太傅”[54]；元陈桱《通鉴续编》卷十二宣和元年秋七月条：“加宦者童贯太傅，封径国公”[55]；《宋史·徽宗纪四》载宣和三年八月，“乙巳，以童贯为太师”[56]。知《宣和画谱》成书应在童贯封太傅、涇国公（1119年七月）后，为太师（1121年八月）前，现存宣和年间初刊本《宣和画谱》书序末标明时间为“宣和庚子岁（二年，1120）夏至日”，恰在此段时间内。
图7 影印宋刊本《宣和画谱》卷十二童贯小传选叶
宣和三年（1121）成书的韩拙《山水纯全集》曾引用《宣和画谱》内容为另一重要证据。《宣和画谱》卷十：“荆浩，河内人。自号为洪谷子，博雅好古，以山水专门，颇得趣向”[57]（图8）；《山水纯全集·论观画别识》：“按《画谱》，荆浩，河内人，号洪谷子，博雅好古今，山水专门，颇得意趣。”[58]（图9）稍作比较可知，两书所载，个别字词外，完全吻合。而《山水纯全集》“按《画谱》”，则表明了引用关系。
图8 影印宋刊本《宣和画谱》卷十荆浩小传选叶
图9 [北宋]《韩氏山水纯全集》（《丛书集成初编》据清乾隆年间李氏万卷楼刻函海本排印）选叶-2
此外，如上文所述，《宣和画谱》从体例到内容等均彻底贯彻了宋徽宗的佞道思想，而宋徽宗佞道高峰期当在政和六年（1116）至宣和二年（1120）间，以“置道学”为重要标志，亦可知《宣和画谱》当成书于宣和二年。
由于有《宣和画谱》内童贯小传、《山水纯全集》引用与书中体现出的宋徽宗佞道思想这三方面证据之支持，避免了书序中“宣和庚子岁”的“孤证”之嫌，该年夏至日成书是可信的。
结语
《宣和画谱》成书于宣和二年当无疑义。前贤失误原因盖在于：读书不深究版本；对质疑成书时间始作俑者之论据、论点疏于反思，而致以讹传讹，积非成是。
[1][元]刘有定：《衍极注》，《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第441页。
[2][清]陆心源：《仪顾堂题跋》卷九《宣和书谱跋》，中华书局，2009年，第130页。
[3]余绍宋：《<宣和书谱>撰人辨证》，氏著《书画书录解题》，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2年，第450-452页。
[4]前揭《书画书录解题》卷之六《宣和书谱二十卷》，第445页。
[5]阮璞：《宣和书、画两谱撰人为谁》，氏著《画学丛证》，上海书画出版社，1998年，第162页。
[6][元]吴文贵：《宣和书画谱》跋，明王世贞编：《古今法书苑》卷二十二《宣和书谱叙》，日本早稻田大学藏明抄本；又见明范钦藏《天一阁书目》卷三《子部·艺术类·宣和画谱二十卷（蓝丝栏抄本）》。
[7][元]王芝：《宣和书画谱》后序，前揭《古今法书苑》、《天一阁书目》。
[8]陈垣：《校勘学释例》卷六《校例·第四十三校法四例》：“他校法者，以他书校本书。凡其书有采自前人者，可以前人之书校之，有为后人所引用者，可以后人之书校之，其史料有为同时之书所并载者，可以同时之书校之。”中华书局，2004年，第131页。
[9][清]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卷十七《宣和书谱二十卷画谱二十卷（明钞本）》，《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目录类》，第16页。
[10][清]莫友芝撰，傅增湘订补：《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卷九子部八艺术类，中华书局，2009年，第625页。
[11]参见韩刚：《<宣和画谱>宋元版本考》，发表于2015年12月于广州美术学院举行的“第九届全国高校美术史学年会”。
[12][元]脱脱等：《宋史》卷二十二《徽宗纪一》，中华书局，1977年，第365页。
[13]同上注，第366页。
[14]同注[12]，第367页。
[15]同注[12]，第368页。
[16]同注[12]，第375页。
[17]同注[12]，第378页。
[18]前揭《宋史·徽宗纪四》，第412页。
[19]同上注，第414页。
[20]前揭《宋史》卷四百六十八《宦者三·梁师成》，第13662页。
[21]方回：《桐江续集》，《文渊阁四库全书》1193册，第527页下栏。
[22]同上注，第537页下栏。
[23]前揭《书画书录解题》，第446-447页。
[24]同上注，第453页。
[25]阮璞：《<宣和书画谱>谈艺多暗剽苏轼语意》，氏著《画学丛证》，第321页。
[26]谢巍：《中国画学著作考录·宣和画谱二十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8年，第163页。
[27][宋]朱弁：《曲洧旧闻》，《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3016页。
[28][金]刘祁：《归潜志》卷十二《辩亡》，《丛书集成》2795册，中华书局，1991年，第104页。
[29]前揭《宋史》卷二十三《钦宗纪》，第422页。
[30]同上注，第427页。
[31]同上注，第429页。
[32]同上注，第424页。
[33][宋]郎晔：《经进东坡文集事略》，文学古籍刊行社，1957年，第1-2页。
[34][宋]邓椿：《画继》卷二，于安澜编：《画史丛书》（一），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年，第11页。
[35][元]徐明善：《芳谷集》卷上《送黄景章序》，《文渊阁四库全书》1202册，第554页下；另，更详细情况参见韩刚：《“画师白发钱塘住，引出半边一角山”原因分析》，载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2014年第5期。
[36]元末明初夏文彦《图绘宝鉴》卷三之所以辑入童贯等宦官，是因为夏氏编书时照录《宣和画谱》之缘故。如该书自序云：“自卜居泗上，人事稀阔，间以《宣和画谱》，附之他书，益以南渡、辽、金、国朝人品，刊其丛脞，补其阙略，汇而成编，分为五卷，名曰《图绘宝鉴》。顾所难详，而尚虑遗者不少。”前揭《画史丛书》（二），第2页。
[37]前揭《宋史·徽宗纪四》载政和“三年（1113）十二月癸丑，诏天下访求道教仙经”，第392页。
[38]前揭《宋史·徽宗纪四》载重和元年（1118）八月“辛酉，诏班御注《道德经》”，第400页。
[39]前揭《宋史·徽宗纪四》载宣和元年五月“壬申，班御制《九星二十八宿朝元冠服图》”，第404页。
[40]前揭《宋史·徽宗纪四》载宣和元年春正月乙卯诏，第403页；宣和二年九月“乙巳，复德士为僧”，第406页。
[41]前揭《宋史·徽宗纪四》载宣和元年六月甲申诏，第404页。
[42][宋]邓椿：《画继》卷一《徽宗皇帝》：“始建五岳观，大集天下名手，应诏者数百人，咸使图之，多不称旨。自此之后，益兴画学，教育众工。如进士科下题取士，复立博士，考其艺能。”（前揭《画史丛书》［一］，第3页）这是说徽宗之所以不遗余力地兴建画学，是因为召集天下画手为道观绘壁时，画手水平不能令他满意。
[43]前揭《宋史·徽宗纪四》，第395页。
[44][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第五十五册《崇儒四》之一○，中华书局，1957年，第2235页上；[清]毕沅编著：《续资治通鉴》卷九十二《宋纪九十二·徽宗政和七年（1117）》载徽宗政和七年（1117）宣和殿大学士蔡攸（1077—1126）奏：“'庄、列、亢桑、文子，皆著书以传后世。今《庄》、《列》之书已入国子学，而《亢桑子》、《文子》未闻颁行，乞取其书，精加雠定，列于国子之籍，与《庄》、《列》并行。’从之。”（中华书局，1957年，第2390页）略有不同。
[45]前揭《宋史·徽宗纪四》，第400页。
[46]同上注，第404页。
[47]同上注，第405页。
[48]前揭《宋史》卷一五七，第3688页。
[49]前揭《宋史》卷一百五十七《志第一百十》选举三（学校试 律学等试附）：“政和间，即州、县学别置斋授道徒。蔡攸上《诸州选试道职法》，其业以《黄帝内经》、《道德经》为大经，《庄子》、《列子》为小经。提学司访求精通道经者，不问已命、未仕，皆审验以闻。其业儒而能慕从道教者听。每路于见任官内，选有学术者二人为干官，分诣诸州检察教习。《内经》、《道德经》置博士，《圣济经》兼讲。道徒升贡，悉如文士。初入官，补志士道职，赐褐服，艺能高出其徒者，得推恩。道徒术业精退，州守贰有考课殿最罪法。陈州学生慕从道教，逾月而道徒换籍，殆与儒生相半。有宋瑀者，愿改道徒内舍，献《神霄玉清万寿宫雅》一篇，特换志士，俟殿试。由是长倅以下受赏有差，其诱劝之重如此。宣和二年，学罢。”第3690页；另请参见《续资治通鉴》卷九十三等处所载。
[50]《宣和画谱》序目，前揭《画史丛书》（二），第5页。
[51][明]王绂：《书画传习录》，王伯敏、任道斌主编：《画学集成》（明—清），河北美术出版社，2002年，第18页。
[52]阮璞：《宣和书、画两谱撰认为谁》，氏著《画学续证》，上海书画出版社，1998年，第160页。
[53]《宣和画谱》卷十二，前揭《画史丛书》（二），第136页。
[54]前揭《宋史·徽宗纪四》，第404页。
[55][元]陈桱：《通鉴续编》，《文渊阁四库全书》0332册，第685页下栏。
[56]前揭《宋史·徽宗纪四》，第408页。
[57]《宣和画谱》卷十《山水一》，前揭《画史丛书》（二），第106页。
[58][宋]韩拙：《山水纯全集》，《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11页。
韩刚 四川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 博士
本文原载《美术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