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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刺马案”之前，有必要先介绍一下满清王朝与汉文明文化的漫长“融合”过程及结果。 满清王朝系关外游牧部落建州女真（后称满族）联手另一游牧部落蒙古族武装攻入关内灭明王朝后建立的专制王朝，自1644年灭崇祯帝明王朝至1911年武昌起义后被迫逊位结束，统治华夏大地的时间长达267年之久。 人口仅为30万上下、生产力极为低下的满族因其起源与成长均在偏僻、闭塞且地域辽阔的关外，长期远离已成长数千年并颇为成熟的中原文明文化，依靠武力杀入关内彻底征服汉王朝后，新统治者所遵奉的萨满文化及萨满教与其治下被统治臣民悠长的儒道佛文化就开始了十分激烈甚至残酷的冲突与对撞。坚持以“萨满文化”为新王朝思想基础的满清统治者最初用刀剑长矛“硬办法”制造了“扬州十日”及“嘉定屠城”等大规模屠杀，意图对汉人产生“震慑效应”；之后又采用“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及“长袍替代汉服”之类的“硬办法”，以图兼容汉文化。 满清新王朝的统治逐渐稳定后，康熙皇帝又开始启用明朝“遗民”文化人，在“萨满文化”精神及皇威的制约下，让他们积极发挥自己的才能，为构筑并繁荣“满汉合一”的大清新新文化体系做贡献。于是在清朝初年，还真的出现了一个颇具声势的文化繁荣期，其间，诗词歌赋书画戏曲及小说作品跌出，甚至还孕育出了所谓的“满清四大学术”：目录、训诂、考据与金石，还有大名鼎鼎的《康熙词典》。但这些文化艺术产品的作者却绝大多数为“复辟无望”的前朝文化人，知名者如顾炎武、王夫之、唐甄、钱谦益、黄遵宪及龚贤等。在“文字狱”大灾难之后清廷又推出“满汉融合”文化新政，更涌现出了大量的汉族大文化人，知名者如李渔、陈维崧、吴敬梓、曹雪芹、朱仪荣、石涛及郑板桥等。 在科学技术方面，别说坚信“萨满文化”的满清统治者完全无从入手，就连谙熟儒道经学的汉族文人也基本两眼摸黑了，因此只能引进来自外国的传教士科学家来效力了，其中的知名者如汤若望、南怀仁、蒋友仁、王致诚、白晋（地图绘制专家）、士雷孝思及杜德美等。 康熙皇帝驾崩后，情况出现了巨大变化，坚决遵循大清“萨满文化”传统、坚守大清祖制的雍正及乾隆二皇帝，除了保留既成事实的满人废满语说汉语外，强硬地叫停了基本由汉人主导的所有“满汉文化融合”活动，并用最严格的“萨满文化”标准，检查审核一切文艺作品，“一字颠倒，一生颠倒；因写清风不识字，何必翻我书诗句而掉脑袋”之类的严酷“文字狱”泛滥猖獗了近百年之久，“满汉文化融合”也自此暂停，中华典籍《四库全书》也奉乾隆帝之命，以修编名义被大量篡改了；后来重启的“满汉融合”却质变成了满汉两族贪腐高官互相取长补短的腐败“大合流”。至于满清朝廷与西方国家（满清官员始终称其为“红番”）文明文化的融合与兼容，在满清二百余年的专制统治史上，显然从来就没有提上过历代皇帝的议事日程上，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后，逐渐被“红番”的坚船利炮一步步地给逼醒。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清朝统治者故步自封地“遵循萨满文化，坚守大清祖制，拒绝利用汉文化中的任何良性内容”，因此属于无法与相对先进许多的文明文化实现真正的融合；有历史学者评论：“作为“渗透王朝”的满清，在汉化深度与速度方面甚至比当年同样身为“渗透王朝”的北魏王朝还要落后了许多。 以下是百余年来被史学家称为晚清“四大疑案”之一的“刺马案”情节。 “刺马案”发生于1870年（同治9年）。刚上任不久的两江总督马新贻，在结束一场阅兵操练活动后，徒步返回衙署的途中，突然遭到一平民穿戴的中年男子袭击，该男子一边高喊冤枉，一边向马新贻大步奔去。距离一步之近时，忽然从靴筒中抽出一把匕首狠狠刺进了马新贻的右肋。次日，两江总督马新贻不治身亡。一时间这场称为“刺马案”的事件被人们传得沸沸扬扬。 堂堂两江总督，朝廷钦点的一品大员，上任不到两年，却被一平头百姓给捅死了，慈禧太后极为震怒，遂命令江宁将军和漕运总督两名一品大员火速前往查处。但审案事宜很快就陷入了僵局，调查出的结果十分有限，仅仅知道刺客名为张汶祥，49岁，河南光州人，没有审出任何的其他的信息。案犯关键的作案动机，幕后是否有人指使，却没能审出任何结果。会审从10月一直拖延到12月，2个多月中没有查出案件的任何头绪，最后两名官员就只能靠臆想编造了一个荒诞不经的“案情结论”。 两名初审官员于再次呈上慈禧太后的奏折中写道：刺客张汶祥曾做过海盗，被马新贻指挥的官兵打败后侥幸逃生，因同伙遭其所杀而对马总督产生了仇恨，于是就单枪匹马刺杀了马新贻。看上去动机似乎明确，原因也很简单，此说法若能成立，那就可以证明这次刺杀事件，是刺客张汶祥一人所为。 审了两个月就审出这么个乌龙结果，垂帘听政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压根就不相信奏折之说。于是召来当时的刑部尚书郑敦谨，疾驰江宁府，再审刺马案。 郑敦谨为官清廉，两袖清风。升堂断案，无不精通，为人还铁面无私，办事雷厉风行，平时颇受老佛爷赏识。67高龄的郑敦谨尚书在慈禧面前许下重诺，表示定要将此案审个水落石出。抵达江宁府不久，郑敦谨就开始升堂理案，但他发现该案还真的特别难审。因为刺客张汶祥坚持不开口供认除姓名籍贯年龄之外的任何有价值的线索信息。郑敦谨虽恼怒非常，但也不敢随便用大刑伺候，侦办如此大案，若把犯人给打死了，后果肯定是不堪设想的。 郑敦谨正在迷茫之际，一个人的出现，却让他顿时生出了莫名的惊恐惧怕。这天，一个20余岁、双眼含泪的年轻人，进到府衙大堂后就跪倒在郑敦谨面前。他称自己的姓名为马毓桢，是马新贻总督的儿子。郑大人命他如实禀报见官事由，年轻人随即禀报了一件十分蹊跷的旧事。 两年前其父马新贻去紫禁城接谕旨受任两江总督，面见慈禧后，他从养心殿走出来时，其表情木讷，完全没有显现出莅任两江总督后的欣喜，却显得极为慌张，步履蹒跚，汗水把官服都湿透了。不仅如此，马新贻赴任前还曾回过老家祭祖，在那里他竟秘密向子孙交代，此次出任两江总督必是凶多吉少，他叮嘱家人，自己如出了意外，千万不要声张，也不要去告御状，一定要夹起尾巴做人。马新贻似乎早就预料到自己未来的结局，而且他认为夺他性命的正是“两江总督”这个官位。为什么呢？难道有人不想让他上位？这人是谁呢？郑敦谨越想越害怕，因为在他的脑海里一个大人物已经浮现。郑敦谨顿时觉得毛骨悚然，这个人就是曾经的湘军首领、时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 1864年，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今南京），被曾国藩统领的湘军攻破。曾国藩以两江总督的身份驻扎于江宁。曾国藩自然知道功高震主，兔死狗烹的古训，因此在攻下天京后不久，就下令大幅裁撤了湘军，但其他湘军头领还继续占据着江南地区几乎所有的重要官位，颇有呼风唤雨之势。 碍于曾国藩的威望和湘军的实力，老佛爷不敢轻易动他们，但慈禧获悉到一个让人震惊的传闻，让她感到不能再放任曾国藩了。太平天国曾经营十余年，积攒了大笔的财富。天京破城之后，慈禧自然要追到这批财宝，于是下旨曾国藩让他迅速查找天朝的金库，并将财富全部上交朝廷。但曾国藩的回复是：攻下天京之前，残留的太平军就自己放火烧了洪秀全的天王府，他派人前去仔细搜查了三天，也没有找到所谓的金库。 老佛爷能咽得下这口气吗？在湘军裁撤不到三年，慈禧就把曾国藩调离两江总督的位置，明升暗降地任命他为直隶总督。与此同时慈禧立刻调任马新贻为两江总督，让他只身驻入湘军大本营的江宁府，全力查究财宝的去向。 郑敦谨此时终于明白，此案是万万不能深究的，为保全自己的性命，也为了清廷的稳定，就让马新贻一个死人受点委屈吧。最后终审与初审的结论大致相同。见两次庭审的结果如出一辙，慈禧太后最终认可了二审的结果。也许她也已经明白。事情已无转机，就只能顺水推舟罢了。 1871年4月4日，罪犯张汶祥被处以凌迟重刑。至此这桩震惊朝野的“刺马”大案，总算是告一段落了。而郑敦谨尚书在结案后回京复命的路上，托病让下属回京代为交差，自己竟解甲归田，择地隐居了。并且在自己临终之前还留下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外惭清议，内疚神明”。 “刺马案”在清廷的档案中没有任何的死因记载，但百余年来在民间却流传着大量情节截然不同甚至如同小说般的版本，上述情节也是诸多版本之一。其中还有一个流传较为广泛的版本，对“刺马案”情节是如下叙述的： 马新贻在任安徽巡抚率部追剿捻军过程中兵败被俘后，向捻军投降，并与捻军大首领结为盟友，共同设计出“捻军假溃败”让马巡抚的军队获胜立功，之后得以升官进爵。后来大首领去看望已身居高位的马巡抚，不知报恩的马大人却霸占了大首领的妻子，还杀了大首领及其随从，作为大首领爱将的张汶祥侥幸逃生后，自然就会不惜代价追着马总督报此血仇大恨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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