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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1960年秋季学期，是12月末或者1961年元月初的一天，武功地区的大专院校学生都到“西北农学院”听报告。是西北农学院党委书记陈吾禹作“形势报告”；据说他是中共中央委员。那时武功地区有 西北农学院，林业学院，陕西武功水利学校，陕西农校，陕西林校，杨凌高中。科学研究单位有：西北、陕西水利科学研究所，中国农业科学研究院陕西分院，西北生物研究所。我在武功水利学校求学，是农田水利专业137班。当年与我同班的同学中，还有来自华县的杨国兴，温兆荣，梁彦平等。其它几所院校中也有很多来自华县的学子。
当年听过那场形势报告的华县学子 那一天，天气阴沉沉的，似乎要下雪的样子。农学院在杨凌镇西北的张家岗，进了朝南的大门是广场，东西两旁是篮球场，正北是个舞台，大家席地而坐，陈书记坐在台上，由于天气冷，那么多人，鸦雀无声，讲话声音清晰响亮：“同学们......困难时期，低标准，瓜菜代......头脑发热了么......河南来了个报告团，他妈的，吹牛团，小麦亩产六七千斤，他们在台上吹牛，我们在台下拍手......。” 当时听到这样讲话，我心里想，陈吾禹真胆大，敢于那样讲实话，好像是代表政府承认错误。我只所以记忆那么具体、清楚，和我记日记有关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对立派的朋友，抄家当作“现行反革命”证据拿走了。后来又说“日记”里说的是对的，最后平了反，“公安局”没有将那些个人物品归还。 那时，我从陕西日报看到，全国劳动模范、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一九五七年到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大会，陕西省礼泉县“烽火人民公社”的领导人王保京，被保送到西北农学院学习深造，不知道他有没有听这场报告。我知道的是，他，1958年，他放小麦高产卫星，亩产3千斤，他做报告有板有眼，具体措施是：地上搭起两层架（就等于三亩地了），光照问题？电灯照；通风问题？鼓风机吹......。礼泉县有甘河灌区，归泾惠渠管理局管理，所以王保京的活动泾惠渠管理局的干部们就知道的多。 1965年春，我到华县工作岗位，与同志们说起陈吾禹的报告，有一位农学院水利系1965级毕业的杨军良，农学系1964级毕业的徐顺和和我一样，有强烈印象。还有一位1963年毕业的郭俞熙同志说，他还听过河南“报告团”报告（他是59年秋季入学，河南报告团来过西北农学院）。 回忆起来，我记得，在1956年泾惠渠管理局的机关食堂是五分钱一个馍，到1957年是五分钱二两粮票一个馍。那个时候，机关干部与工人粮食定量标准，是不一样的，工人是月45斤，干部是36斤。 1960年9月我到武功水利学校上学，11月，我们的口粮标准降低了，男生月31斤，女生月30斤。城镇居民口粮标准降至最低；月27斤。据知道，农村公共食堂基本散完了。 全民都是低标准，瓜菜代，我们班一位同学，得了一号病，当时在西安把浮肿病编为一号病。经校医诊断证明后，每天吃饭，给饭碗里加一湯勺熟（五六粒）黄豆，还是有效果的。 我们学校党委书记柳寅亭作报告说，搞些小球藻，给同学们加强营养。不上早操了，不上体育课，晚上在操场跳集体舞，活动身体。每天下午同学们拿上网斗，到野外搞野菜，回来倒在食堂水池边，冲洗干净，加到饭食里；学校化学实验室测定，玉米毛根里含淀粉，所以，到野地里挖、拔玉米根，回来洗净，晒干，粉碎成面，加到饭湯里。 这时候，杨凌街道偶然也有卖馍的，也与学校食堂的馍一样，玉米、杂粮面疙瘩，一个伍角钱，我遇到也买过。可能是由于饥饿的原因吧，武功的白香瓜，闻起来香，吃起来甜，印象深刻。这可能就是《孟子》文里说的“饥者甘食渴者甘饮也”。 我一位姐姐，做了一双棉鞋，邮寄给我，在鞋口里夹了一个小红薯，这是一颗特别珍贵的爱心。我用削铅笔刀切成小块，放到搪瓷缸里，再加些水，可是，没有火炉呀，怎么煮？我找到烧暖气的锅炉房，炭火在火门深处，我将缸子用煤铲推到里面红火处，看水开了，拉出来很快就凉了，出了锅炉房，一口气喝完。 1961年，收麦时节，我们班35名同学，班主任任韬带领，还有一个在职的水利干部进修班，到三门峡库区收麦。 我们到西安转火车。那时候，因为三门峡水库淹没，陇海铁路在华县境内拐了个最小半径的S急弯，向南山爬高，火车经过急弯，轮毂与钢轨摩擦声很大很大，每天都有养路工给铁路路轨上途机油。到华阴的“桃下车站” 下车，自己扛上被褥等行李，向北走十多公里，一路走着，看见河道跌水坑里，清清的水，好多鱼晃游着，可能是因为十里八乡没有人了，牠们才能活着。 到“义和村”住下。义和村原来是一个很大的村庄，农民们都迁移走了，巷道依旧，房屋没有了，全是残墙断壁，石碾子好好的还在；高高的“称杆”也在，用以从井里吊水......。在高墙上搭起大帆布，一边压在地面，我们就靠墙卧铺住下了，中午太阳一嗮，特热，晚上又特冷。 我们手握镰刀，一把一把割倒麦子，再用麦干捆成小捆，学校有辆解放牌汽车，拉到场里堆放。一天晚上，我坐在汽车上，路两旁都是熟了的麦子，一只兔子在前面跑，司机猛加油门，撵过去；我们下车看，并没有压上兔子。 晚上，借用西北农学院的脱粒机，也用他们的拖拉机带动 ，我们小伙子抱麦捆舞弄，脱成麦粒。 没有菜吃，在野地里揪些“灰条”、“刺蓬”盐水煮熟，没有面粉，将麦子放在碾盘上碾烂，煮熟吃。麦收割完了，我们到地里拾麦穗。我们在那里劳动了一个星期吧。 困难时期，学校到三门峡水库库区无主的土地种小麦，也在渭河滩地办农场。 秋季，我们班已经是第二学年，改变专业为“水工建筑专业207班”。十一月，到渭河滩学校的农场劳动，带队的老师是牛老师，农场负责人是张老师。一天，好像是要下雨似的，老师说到地里挖些红薯改善一下生活，我们十个小伙子背上背篓及工具向滩地走去。我能想起来姓名的有：王新民，伊均治，陈万一，张兆乾，蒙忠旗，雷满顺，谢成兹，我......。红薯地在夹心滩——就是渭河河水中间一片高地，要过一道小河才能到达；在小河水边锚着一只小船；看来水面有十几米宽，大家都没有划船的经验，还数我坐船过黄河多次，看到船工们把船向上游拉一段距离，再撑槁，船顺水流向对岸。我们向上游拉了一段距离，槁撑一下，可是船顺流而下，又回到了原地，我们就又向上游拉，这次拉的远些，伊均治拿槁，用大力气猛撑，到水流中间用槁又撑一下，水不深，船顺流而下，就靠对岸了，我们扎上锚，去挖红薯。 不一会儿，我们背篓里装着红薯，走到水边，水面宽了好多，我们知道渭河正在涨水。虽然是秋季，但是还在“汛期”，洪水来临，河面宽了，水深加大，流速快了。我们用同样办法，将船向上游拉了一段距离，起锚、撑槁，船不向对岸漂，而是顺流而下，蒙忠旗，拿起搞，在船尾扎住水底，船没有停，还是慢慢地顺流下移，蒙忠旗被槁把挑起来，霎时间被抛甩到水里了，他站立起来赶快把住船沿，上到船里，此时船速很快，而且旋转，大家都楞站在船中，呆若木鸡，船顺流而下，大家都楞住了。 船漂过了漆水河入渭口，到了渭河主流，河面一望无际，此时，船被主流大浪推至水边向下漂流，离岸边不远，我看见水浅了，就跳下船，倒在水里，我爬了起来，同学们大声喊：快 快 快，我爬到水外，跑着，赶上船，抱起同学抛下的锚杆，把犁铧一样的锚尖扎脚下，脚下是卵石，把我绊倒了，船照样漂流，同学们一样大喊 快 快 快，我站立起来，追上船，又抱起锚杆，鼓劲扎下，船慢下来了，不料，嘣的一声，锚绳断了，这样，同学们都跳下船。我已经冷的腿滞了，大家让张兆乾拉我先回住处，拉我跑了一会，腿灵活了。 我俩到了漆水河入渭口，十几米宽，我们试探着过，张拉着我手，我下水，一下淹到腰部，只得出水。 同学们拉船上来，水很平静，我们上船，一槁猛撑，就过了漆水河。我与张兆乾快步跑回驻地，其他同学把船拉回原位。估计船下流有十五公里。 此事后，我被当做“病号”没有劳动，在大宿舍里，同学董政有一个“秦琴”，是三根弦，空音为2 5 1；我专心学弹秦琴。很有成效。 劳动完，回到学校不多长时间，听说农场负责人张老师，因为烧热炕，“煤气”中毒而去世了。
还有后话，1966年春，我在蓝田县金山公社，槐树坪大队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工作队里有西北农学院的师生，我们工作组里有一位王姓学生，那位同学对我讲：当陈吾禹戴着纸糊高帽游斗回来进楼房时，有人喊把高帽卸了吧，陈吾禹说：“就让他戴着吧”，这位同学哈哈大笑。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西北农学院的师生们就返校闹革命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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