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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钱币泰斗杜维善老

 古泉文库 2022-05-07 发布于陕西省

2020年3月8日临近中午,董存发先生从加拿大发来微信告知:3月5日杜维善先生因哮喘猝发心梗,随即救护医疗人员上门急救,恢复心跳,立即送往列治文医院急救门诊ICU继续抢救,维持生命体征。其时,夫人杜谭氏与学生董存发陪护;次日,女儿杜雅琏及女婿携两位孙儿从香港赶来,与亲友床前陪伴先生走完最后一程。先生于温哥华时间2020年3月7日上午11点16分平静安详驾鹤西去,享年88岁。家人亲友悲痛不已,衷心祝福先生一路走好,在天堂那边与父母团聚。杜太太嘱咐存发专此报告先生之诸位好友。

    杜太太讲:“杜老走得突然,对他来说是没有痛苦,很安详;但是对我们来说是难以接受。”噩耗骤降,家人睹物思人,物是人非,创巨痛深。噩耗传来,陕西和中国钱币界为之震惊,也为之惋惜。我们作为他生前共同爱好古钱币与丝路货币的泉友,都为失去这样一位举世瞩目的师长和德高望重的老朋友而感到十分悲痛。

杜维善先生,上海闻人杜月笙之子,生于1933年12月16日(农历十月二十九);别名灏(颢)、煜,号慕潜、北斋、北斋旧史,又号两癡;少年时在上海的书斋为思古楼主,以后到香港、台湾,再回到香港,一直用“思古楼”做斋名。移居加拿大之后,斋名为羸簃室。生前曾任上海博物馆特别顾问;上海市白玉兰荣誉奖获得者;《中国钱币界》杂志顾问。学生时期,曾经在澳大利亚悉尼工程学院半工半读十年,主攻地质工程专业。拿到学位之后,先后在台湾石油公司、台北矿业研究所和地质部门工作。出于专业,他喜欢收藏矿石;出于好奇,也收藏过内陆粮票。1965年上班的时候,在二楼用餐后信步走上三楼古玩店偶然看见古代的五铢钱,一见钟情,爱不释手,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从那时开始,五铢钱、半两钱、开元通宝,丝路货币一步又一步地迈进了他的收藏殿堂。当他的职位升至“副部级”的时候,因不屑官场的明争暗斗、尔虞我诈,便毅然决然辞职下海,和夫人一起风里来雨里去从事牛羊产品的经营,同时为后来的收藏积累了比较坚实的后盾。1980年迁居香港。1992年1月由香港侨居加拿大温哥华,深居简出,笔耕不缀,沉下心来一面继续收集、同时拿出大块时间进行钱币研究。经过数十年来的耕耘,取得了举世瞩目、彪炳千秋的研究成果。

1992年9月,先生的第一部著作《丝绸之路古国钱币》问世,开创性地成为了以系列钱币实物为媒介,研究丝路古国历史名副其实的中国第一人。2006年,上海博物馆以先生的捐赠为基础,出版发行了《上海博物馆藏丝绸之路古代国家钱币》。2012年又推出了先生的另一部大作《贵霜帝国之钱币》。2019年,先生的《海上丝绸之路钱币要览·东南亚编》又以崭新的线装书形式展现在读者面前。

    1996年10月,先生与顾小坤合著《开元通宝系年彙攷》,一举打破了以往只有日本学者编写开元通宝专著的沉闷局面,特别是将一枚吐火罗巴达克山开元通宝钱推介给读者[德国图宾根大学(TUBINGEN,EBERHARD-KARLS)伊斯兰钱币研究所藏品],极大地开阔与丰富了研究视野,用钱币实物证明了如今的阿富汗巴达克山地区曾经是大唐帝国的属地。2003年写成、2005年4月出版了英文版《CHRONOLOGY OF KAI YUAN YUNG BAO(开元通宝编年)》,他把该书赠送给法国的THIERRY(蒂埃里)、DR.RIKAGYSELEN,以及英国的DR.JOE CRIBB、DR.DAYIDHARTILL、德国图宾根大学伊斯兰钱币研究所等国际泉友,这对于把开元通宝钱币的成果推向世界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2011-2015年先生又写成了《思古楼藏泉·开元通宝泉谱》;最近,西安的几位同仁正在筹划、并与出版社联系出版这部著作,正值疫情到来前期准备即将就绪未及请先生拍板之际,哪承想天不假年,先生已经驾鹤西去。

1993年脱稿的《半两考》专著,几经周折于2000年4月与读者见面。凭借其丰富的藏品,参照科学考古出土资料,先生梳理出各式战国半两、秦半两与汉半两,不仅使得中国有了第一部半两钱币的正式专著,而且推动了全国范围内半两钱币研究步入了一个新阶段。2006年5月先生的另一部巨著《思古楼藏战国时期半两图系》出版,该书对《半两考》进行了全面检讨与修正,对于不同阶段的战国半两进行了分门别类的梳理。先生首次正确地指出:“战国半两的钱文书法,一开始便有工整和放逸两种写法”,“半两开始行用比秦献公七年'初行为市’还要早,因为当时半两已在秦国各地流通,所以才有集中市集课税的必要”这些都是先生精研细读的过人之语。先生有关半两钱币的两部著作,还有很多亮点值得我们进一步品味咀嚼。比如对八铢半两,先生并不同意把高后二年“行八铢钱”看作是新铸八铢半两的观点,只好婉转地说“这些钱不一定是用新范,用旧范的可能性很大”;如果参照后来出土的《二年律令》“钱径十分寸八以上,虽缺铄,文章颇可智(知),而非殊折及铅钱也,皆为行钱。”,足见先生行文之高明。因为《二年律令》与“行八铢钱”均在高后二年,实质内容却是各说各话,互不搭界。又如,先生经过多年对数以万计战国半两的反复专研,特别是通过与科学考古出土实物的“对比才发现商鞅变法以前便行用半两钱。因为重量悬殊,所以会出现统一钱重的措施。……有趣的是商鞅半两不但重量统一,而且文字也统一。”鉴于此,先生独树一帜地提出了商鞅半两的概念与实物标本。尽管此观点尚不能为有些人所接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同仁会认同之。

《五铢图考》耗费心血最多。从编写提纲到制作拓片、从下笔注释到杀青交稿用了整整十年功夫。2009年12月该书出版发行。书中收录了先生亲手拓制的4219枚五铢钱系拓片。正如姜宝莲研究员书评中所说:“《五铢图考》是一部以钱币的图录形式介绍五铢钱系的首部专著,在我的印象里,还没有人把五铢钱的历史视为系统,即'五铢钱系’来进行深入研究。”如此规模的鸿篇大作,就其系统性、完整性、科学性而言,再次刷新了中国钱币研究历史上的新纪录,成为了收藏者、研究者不可多得的案头必备。

先生怀有一颗平常心,曾说“我的三丑指的是半两、五铢、开元钱,是最漂亮的钱,也是三种最难断代的钱。”他的“三丑”印章就是反其意而命名的。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先生半两、五铢、开元通宝这三大古钱币系列的专著,为新时代中国钱币的研究开创了一片新天地。在2010年5月15日的座谈会上,一位资深的钱币专家说:杜老用了十年写成功《五铢图考》,实在令我们身在陕西的钱币研究者汗颜。另一位发言者则说:杜老的钱币研究对中国贡献很大,其成果不亚于甚至超过了民国时期的大师级人物丁福保。

先生的收藏之路,结缘于1965年在台北市北门一家四川菜馆用过午餐邂逅的那枚五铢钱。后来,作为半两钱币、五铢钱币、开元通宝钱币的铸造重地长安,即今天的西安,也就成了杜先生魂牵梦绕、格外重视的钟情之地。进入21世纪,先生于2003年11月、2006年9月、2008年11月、2009年5月、2010年5月、2011年4月先后6次来西安进行考察调研和学术交流,并把他的心血之作《思古楼藏战国时期半两图系》、《五铢图考》、《思古楼藏泉·开元通宝泉谱》源源不断地送到西安的老朋友手中。先生说西安这块宝地占尽了古钱研究“天、地、人”的优势。他说“西安是是我的第二故乡”,还说过“西安是我的老家”,因为西安南郊有安葬汉宣帝的杜陵,那里是古代的杜伯国,秦时的杜县,杜老的父亲在民国年间来过西安赈灾。更为重要的是,西安有先生数十个老中青不同年龄段的、爱好古钱币收藏与研究、共同语言颇多的好朋友。先生对西安念念不忘,还表现在即使罹患癌症期间,曾经多次表示,只要身体好转一些,爬也要爬到西安去见一见老朋友。正因如此,杜老仙逝的信息传来,立即震动了西安与陕西的钱币界,纷纷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深表悼念。有人提议:现在是非常时期,耐过疫情,只要条件许可,将于清明节前后举办一次小型的追思会。我们衷心地盼望着追思会能够如期举办,以寄托对杜老的哀思之情。

杜老曾说,1980年迁居香港之后,是他研究半两钱币的一个转折点。实际上,先生在台湾刚刚步入钱币圈子不久,就一眼看中了李东垣藏家的两枚大半两。因为要价特高,先生一跺脚把价值30万台币的一栋小楼房抵押了出去,心满意足地得到了两枚半两钱。他的豪爽,他的慷慨,他的义无反顾,一度成为泉界的一大趣闻。先生曾经透露每年买钱币的钱大概要花十几万美元。杜太太在一次捐赠仪式上打趣地说过一句玩笑话,大意是:我们平时拼命地赚钱,杜老却把能用的钱变成不能用的钱。先生发达以后,仍然把金钱视作身外之物。无论走到哪里,他们夫妇二人的心,始终向着祖国、更是系着上海。据上博前副馆长陈克伦先生的不完全统计,从1992年12月26日到2012年6月,杜老携夫人谭端言女士分四次无偿捐献给上博的金、银、铜质中亚古国货币,至少在2777枚以上。为此受到了上海市政府的嘉奖,也得到中国钱币界异口同声的赞扬。在《杜维善口述历史》书中,他说“像我现在虽然身在异域,但心在故土,我认为我的收藏将来应该原封不动地回归祖国。……我觉得这些珍贵的丝路古钱币,最好的归宿是回到故乡的博物馆吧!”这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师级藏家多么宽阔的胸襟,说到底,无疑是一种达到忘我境界的精神世界与高尚情操。

杜老爱国的赤子之情,不仅表现在把他钟爱的丝路古国钱币数次捐献给上博;几经周折于2019年7月终于把一批东南亚海上丝路货币无偿捐献给西安钱币学会。另一方面,在早期两岸改善关系的过程中,杜老身体力行也做出了很大努力。蒋经国两次写给时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朱学范的信件,就是由先生传递的。在西安的交谈中先生对马英九在台执政期间的优柔寡断、裹足不前曾表达过不满。正如他在《杜维善口述历史》书中,那句发自内心深处的呐喊:“中国就是要统一!”

先生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与坎坷不平。2009年6月罹患前列腺癌。后来又检查出了肺癌。两种病魔,不知要忍受多大的痛苦和心理压力,加上痼疾哮喘,在很大程度上对先生的健康造成了莫大的伤害。即便如此,先生在身体稍有好转之时,于2010年、2011年又两次回国开展钱币交流活动。与疾病抗争的十多年来,先生的钱币收集与研究照常进行,即使时常背着氧气袋吸氧、上气不接下气,也从未间断。2018年12月先生来信说:肺癌已经完全好了,前列腺癌也好了许多。还有一次杜老告知:经几次检测癌细胞指数竟然为0,连医生都不敢相信。先生以异常惊人的毅力与忍耐精神,潇潇洒洒创造了七八十岁老者战胜癌症的人间奇迹。直到2019年7月癌症又一次扩散,8月10日癌症指数升了10倍,11月癌细胞形成抗药性、癌指数达到16,仍然和平时一样在家看书,累了就睡觉。他在《杜维善口述历史》书中说,“我的'钱’能止痛”,“当然是我的古钱币”。2019年3月10日,董存发先生告知,直到哮喘猝发心梗的一小时之前,先生拿着筹码钱的修改稿子还在与董先生一起讨论海上丝绸之路货币。杜老用他一生的行动实践着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诺言。是古钱币点燃了先生的光辉人生,是古钱币成就了先生的鸿篇巨著,是古钱币修炼和见证了先生的精神世界,是古钱币给予了先生更加顽强的生命支撑。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那个把生死看得很淡、认为生老病死人人都不能够避免的杜老,已经安详地睡下、静静地享受着再也醒不了的长觉。沧桑人生,看似无情也有情。随着时间的推移,或许杜老的身影、举止和音容笑貌会渐渐淡去。但是,他的气质、他的思想,他的精神,他的影响,必将会深入人心,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芒。先生留给了我们十几本厚厚的、用他一生的心血书写出来100多万字的鸿篇巨制,必将与世长存、永留人间。杜老把多年的积蓄和大半生的时光无私地贡献给了他酷爱的古今丝路与中国的钱币文化事业,激励、鼓舞并启发了数不清的后来者,为祖国、为民族、为世界的钱币研究做出了有目共睹、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愿泉界泰斗杜老先生驾鹤西去一路走好。愿泉界同仁及后来人,踏着前人及杜老的足迹,用脚踏实地的实际行动去完成他们未竟的事业,把中华钱币文化与丝路货币文化的研究推向更加光辉的新阶段,为一带一路的新发展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应有的贡献。 

                                             2020.03.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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