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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冷研作者团队-明忆
编者按：在很多人眼里，明朝和后金的战争，画风是牛气哄哄的大明，突然之间一战被一群林子里渔猎部落民一顿暴捶，之后不仅丢掉了一个省份，甚至为了对付这伙渔猎部落民建立的国家，还把国家的半条命搭上。那么问题来了，努尔哈赤所率领的建州女真只是一群森林里，过着游牧生活的落后野蛮人吗？那他们又是凭什么，能让大明王朝在自己经营了二百余年的辽东折戟沉沙呢？
一说到渔猎民族，很多人受到韩国影视和刻板印象的影响，会想当然地把明代的建州女真，想象成类似北哨兵岛和亚马逊雨林深处的土著民那样，和当地的生态食物链完美地融合在一起。虽然在明代的永宁寺碑上，的确记载有 “况其地不生五谷，不产布帛，畜养惟狗……或以捕鱼为业，食肉而衣皮”，但明朝当时设立的奴儿干都司，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大的地理概念。而且翻开明朝和朝鲜的记载，就会发现建州女真的社会结构和生产方式，从明初一直到后金政权建立，所产生的巨大变化，完全能称得上一个“天翻地覆”。首先有个在今天网上常被矫枉过正的问题，建州女真的生产方式虽然的确长期以渔猎为主，但这并不代表建州女真人就不会饲养马匹。且不说明朝和朝鲜与建州女真之间的马市，所交易的货物中，马本身就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在朝鲜的许多史料见闻中，也并不乏建州女真饲养马匹的记载。不过不同于蒙古人这种比较正牌的游牧民族，建州女真的饲养的马匹数量较少。比如在成化年间，被当作明-朝鲜联军犁庭扫穴的目标之一的建州女真首领李满住，他下辖的一个部落便是“率三十余户居焉，常养马十二匹”。这些数量非常有限的马匹，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并非是为了放牧畜群，而是用来给猎人或采集者，能在更大范围内寻找猎物的坐骑。因而在明代《辽东志》中，对女真人评价：“诸夷皆善驰猎”。这种游猎的生产方式，依然能在今天饲养马和驯鹿的鄂伦春猎人身上看到。不过，如果只是维持这种游猎的生产方式，那么建州女真对于临近的明朝和朝鲜威胁，顶多只能像18、19世纪的大平原印第安人一样，只会对西部定居的美国移民会带来生命威胁，但远不足以对整个社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然而随着建州女真的经济生产开始发生改变，地区力量的天平也开始出现倾斜。作为建州女真社会发展的最大变量，那就是农业和商业的发展。在农耕方面的发展，早期建州女真的农业生产，主要是依赖从明朝和朝鲜边境劫掠来的百姓，将他们作为部落首领所有的 “耕田阿哈（即农业奴隶）”，专门为部落首领进行农业生产。再由部落首领则用“耕田阿哈”们生产的农产品，作为手下“诸申（女真百姓）”听从他调遣的基础酬劳，这也就形成了《建州闻见录》中：“奴婢耕作，以输其主，军卒但砺刀剑，无事于农亩者”的情况。建州女真这种损人利己的经济模式，自然是求锤得锤。随着成化犁庭的发生，建州女真的历史也开始发生了巨大改变。不过在明朝对建州女真打出暴击后，如何能永久性地消除女真的劫掠，便成了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对此，明朝开出的药方，是开始尝试扶持建州女真的农耕经济，通过提供大量生生产工具、牲畜、种子，希望女真人自己喂饱自己，不再会因缺乏物资而外出劫掠。这一行为如果单纯从经济学上来看，似乎能够做到逻辑自洽，但理论很丰满，现实很骨感。随着建州的女真人口大幅度提高，农业却因为受制于明清小冰河期的气候影响，即使当时的建州已经是“两岸大野，率皆耕垦，农人与牛，布散于野”，但到了努尔哈赤时期，农耕的产量依旧是“奴虽强而粮不继，势不得不取给清”。▲明代的东北地区，农业生产条件和今天的东北大粮仓完全不同不过这里似乎就出现了一个悖论，一般农业地区的人口，基本是和该地区的农业产出相关，那么为何建州女真会出现超越农业产量的人口增长呢？答案是商业。从明代永乐年间开始，辽东地区便开放了与建州的马市。到宣德年间，更是放宽了交易的商品类型。建州地区的兽皮、药材、山货等各种物资，都被允许作为贸易的对象。同时贸易的参与者，也不再只是建州的女真部落首领和明朝政府，民间百姓也被允许进行市场交易。除了自由度的提高，辽东马市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除了最早在永乐年间开放的开原，到天顺年间又开放抚顺，而到万历年间，干脆一口气 “神庙初，复拓宽奠六堡”。之后随着朝鲜之役后，辽东人参贸易的火热，大量白银通过辽东涌入建州。贸易量的不断增加，带来的是建州地区商品经济畸形的繁荣。除了人口方面的超越农业生产力的增加，到了明代中后期，随着大量白银涌入明朝，在与明朝的贸易中，大量白银也涌入建州。但受限建州女真有限的生产力，白银所导致的通货膨胀，甚至比明朝更为严重。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努尔哈赤在建立后金之前，为了加强对统治下女真诸申的控制，禁止诸申私自前往朝鲜贸易和采挖人参。根据《建州图录》的记载，在一次惩治诸申董海老一行私自越境到朝鲜采挖人参。作为惩罚，努尔哈赤开出的罚单便是“罚牛一头或银十八两”。如果只看这个罚单的开价似乎还没感到离谱的话，那么再来看同一时期，明朝的物价。在万历年间的《明会典》中，记载当时官府采购一只牛的价格是6两。换言之，在建州地区，能和一头牛等价的十八两银子，在明朝的北京完全可以购买三头牛。▲牛价虚高也反映出建州地区农业生产的牲畜本身并不富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明朝和朝鲜一直都认为开放马市的行为，是安抚建州夷民的举措，但实际上，在生产力无法跟上人口和市场需求的畸形商品经济繁荣下，建州女真对于拥有农业生产技术的生产奴隶，需求量反倒大大增加。到努尔哈赤统一建州之前，建州地区一个成年奴隶的价格，已经高达“牛马二十余头或牛马十七头，衣七领”。而且商品经济本身，还让建州女真能够支撑起专门从事劫掠人口的职业化掠夺者。《李朝实录》中就记载有：“不事农业，以作贼为事，所虏人马，转卖深处，以生为利”的女真掠奴部族。▲职业化的女真掠奴者为明朝和朝鲜边境带来了更大的威胁更重要的是，虽然经济发展处于畸形的状态，但是商品经济的繁荣、有限的农耕经济发展，依然让建州女真开始进入了封建社会。即使在努尔哈赤统合建州各部之前，在建州的各个部族已经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城寨。在明朝和朝鲜的记载中，各个女真部族首领所控制的，也从游猎的“部”，变为了定居的“寨”。而到了努尔哈赤时期，他的根据地，经营了三代人的赫图阿拉，仅内城规模就有“以木石杂筑，高可数丈，阔可容数三万众”。▲建州女真的城寨在规模和功能上类似俄国17、18世纪在西伯利亚地区的城镇不过一个尴尬问题是，不仅只是建州女真的农业发展受到了自然条件的限制，明朝辽东的农业发展也同样因为自然环境的影响而处于滞后状态。从明洪武年间控制辽东之后，辽东地区长期都需要来胶辽东海道，从山东地区运送粮食和布匹来供给辽东军民的日常生活。在明朝辽东自己都要靠别人养活的情况下，能够通过辽东贸易到建州的粮食、布匹本身就非常有限。而随着明代中后期辽东人口的不断流失，尤其是万历朝鲜之役和之后的矿监太监高淮乱辽，让辽东的人口和正常的农业生产都遭受了极大破坏，以至“少壮强勇之夫,亡入建州什四五”。在这一情况下，辽东地区维持稳定的对建州贸易，自然是不可能的事情。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明朝和建州女真之间的关系，开始从不尴不尬地维持着表面和睦，开始变得剑拔弩张。毕竟商业贸易的繁荣，是当时维持建州稳定最大的基础条件。同时，随着努尔哈赤完成了对建州女真的统一，建州女真实际上也在进行着社会转型。随着努尔哈赤对封建等级秩序的构建，以及大量来自明朝辽东和朝鲜边境的逃难百姓前来，建州女真中广大的“诸申”，政治地位开始下降，并且生产生活开始受到所属贝勒的严格控制。这些集权措施，虽然对于提升政权实力非常有效，但对民间生产控制的增强，必然导致民间商品经济活力和产能的下降。在建州女真依旧非常依赖商业贸易的情况下，能否获得足够的粮食、布匹，就成了维持政权存续与否的关键。而为了这一目标，努尔哈赤将掠夺来的明朝和朝鲜百姓，统一编为专门用以农业生产的“养人”，同时调集诸申进行大规模农垦。然而正如前文所说，虽然《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中，吹嘘此时已经建州“谷物丰足，粮库充裕”，但实际情况则是努尔哈赤自述的“我国向无积蓄”。▲在入侵辽东之前，努尔哈赤就已经面临巨大的粮食供给问题在这一情况下，努尔哈赤政权的唯一出路，就只有向南获得更加适宜耕种的土地。实际上早在努尔哈赤和明朝翻脸之前，努尔哈赤就已经开始谋求明朝辽东的土地。在萨尔浒之战前，努尔哈赤就已经派人进入明朝辽东境内，在无主荒地进行垦荒种地。而注意到建州女真异动的辽东边军，也针对建州女真对其农田进行破坏。▲明朝和女真的冲突在萨尔浒之战前，从边境劫掠转变为了生产资料的争夺最后，如果从明朝的角度来看，针对辽东战争，总能有发现无数的理由来总结明朝的失败。但如果从后金的角度来分析，那就只有一个非常纯粹的原因，那就是这场战争是有关建州女真政权的生死存量争夺。所以明末的辽东地区，实际上面临着“两个只能活一个”的无解状态。《明廷针对女真掳掠汉人现象的政策及其演变（1423-1479）》邱子晋 陈力《军粮供需与明清辽东战争（1618-1642）》朱鸿本文系冷兵器研究所原创稿件，主编原廓、作者明忆，任何媒体未经书面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将追究法律责任。部分图片来源网络，如有版权问题，请与我们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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