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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作品，“语言的”不是让人看到的，而是令人信服的。在低温叙述中，语言是观念所在，而不是情感路径。这两组对立中存在“是”与“不是”的界限，当低温叙述带领语言穿越界限，进入文学寻求的陌生的领域，是与不是并不出现绝对值，即是与不是存在许多相似性，真与不真也被许多相似性包围。而低温叙述并不在于建构一个等式，并寻求一个结果如是与不是这样的判断出现在语言中，它更迫切更重要的是展示“是的真实”与“不是的真实性”。但是这个目标丢失了，叙述中存在的太多相似性，像迷雾一样让中国当代小说出现迷失方向的趋势。 另一种现实的空间不同于大众经验上的文化空间，它属于隐藏于事物背后的唯一部分，它与我们熟悉语言有一定的距离，甚至我们熟悉的习惯的语言无法到达，里尔克在讨论风景事时说，画家习惯的线条和色彩帮助大自然藏起了它最美的东西。在文学创作中，作家习惯的语词和叙事风格，当然会让小说孜孜接近的事物背后唯一的部分躲得更远。当代文学包括小说无不在追寻那些逃离我们的事物背后的东西，那些逃离我们的东西就在一个陌生的地方。 低温叙述是一种穿越，它让语言穿越一个界限，进入那个陌生的领域，把事物变成语言，把人生变成命运，把思考变成一种有价值的行为，把时间变成一种有向度的和有意义的书写，这些都是中国当代文学所亟需的东西。 要使完全陌生的领域完成于小说之内，在向度和意义上它必须求得低温叙述的语言的支持，否则当代文学写作无法剔除风格化以及表面生活的干扰。中国当代小说目前的现状告诉我们，能让现实生活进入有意义的写作已经十分困难，其困难在于没有人追寻写作的意义究竟在哪里？ 面对这个问题几乎所有的写作者都会选择这样的回答——写作的意义当然是在于揭示生活背后的那个接近唯一的存在，而不是不断地更新标题。可是，当前的写作事实是，当代小说因为大批量生产，小说只要更新一个标题、更换几个人物名称，重新组合一下故事结构就可面诸于世，大部分小说根本谈不上揭示事物背后的唯一存在。一个作家不断地重复某个主题，在几年甚至十几年内只写某一类熟悉的东西，更有甚者一个灵感会持续影响作家十几年，如此生产的大量小说几乎没有新的意义。 文学写作属于创造性工作，是一个不断揭示事物新内涵的过程，重复——无论是主题、结构、叙事、语言上的重复，都违背了文学的本质，也满足不了文学的功能要求。而目前中国当代小说有太多的重复，太多的重复写作就有了太多的无意义。 陀斯妥耶夫斯基利用理性的疯狂，这一理性顽固地按照自己的逻辑追寻事物在小说中的意义；托尔斯泰故意放纵让非逻辑、非理性的东西介入叙述，但是，这是在理性的背景下的放纵，他放纵的是社会的非逻辑的部分，让社会非逻辑的东西在语言中得到尽可能的、原形毕露的表演；罗伯·格里耶的小说在中立的立场上，排除叙述的主观性，滤除语言的任何非中立的温度和向度，让语言搅拌着生活中的逻辑性，这些低温叙述下的语言都在不断地穿越他们自身的界限、同时穿越了那个时代的界限进入到陌生的领域，让我们从他们的小说中看到热情的逻辑和疯狂的冰冷。 他们的小说的指向和表现的效果貌似矛盾，或者说确实矛盾，不过这是作家的刻意所为，“热情的逻辑”或者“疯狂的冰冷”在叙述上形成对立状态，恰好解除了语言穿越某些界限、进入小说要揭示的部分的障碍。二元相斥性消解了对方的主观性，让非逻辑性得到遏制，同时也让理性不致于表现出一味的严酷批判。 其实，文学的批判意义并不浮现在语言表面，批判只呈现在小说的叙述事件内，它是低温叙述表现出的矛盾体双方展示的共相，也是低温叙述下的语言真相，而不是叙事过程中语言的热情行为的告白。浮现在语言上的批判意义是非低温叙述的产物。 浪漫主义文学思潮让小说出现过窘境，温情脉脉的、单线性的叙述让拒绝了文学事件的共时性，没有形成在共时性统一下的多个部分的对立状态，叙述过程中只有一个入口，也只有一个出口，人物从一个入口走进，从另一个出口溜掉，即便展现了事物的真相，那隐藏在事物背后的唯一存在也只有一个选择，这个仅供的唯一的选择，当然会遮蔽事物背后唯一的真理。这个唯一的选择或许只遮蔽了部分，但是那个显露出来的部分就是不是唯一的了，这样的话离低温叙述的要求就相去甚远了，低温叙述下的语言的品质同时受到损毁。 “不可能的写作”（指当代作家不可能重复传统写作）让中国当代作家或明目张胆或偷偷摸摸地破坏文学语言。明目张胆者时时刻刻瓦解写作的套语、习惯叙述、已往表达形式的外壳。但是其瓦解是形式上的，只能在形式上漫无目的地、毫无秩序地去破坏被传统写作保护的语言形象，并去重新寻找语言状态所表现的新颖性。这类寻找或创新滋生了语言暴乱。语言暴乱呈现出现两种轨迹，一种是使语言本身的规则完全瓦解；另一种是这类写作极尽可能地创造出一种新语言法则（或是方法），这样下来的后果在中国当代部分作家的小说中得到体现，即这样的写作致使混乱的句法不断地向前延展，不断地摆脱语言与事物的对称性，不断地混淆叙述与意义的相关性。怪诞的句式和陌生语词不断地让语言患上流感，词汇的公立意义消损，只有熟悉作家背景、熟悉作家写作，或是与作家同一年代的、具有同样心态的读者才能理解，而且这种解读还不是全部的，而只是部分解读。最严重的后果如罗兰·巴尔特所说，语言解体只能导致语言沉默，这样写作状态下的小说同时也出现自闭症——拒绝向更广泛的人群提供可理解的阅读。 这种情形下的写作为批评家留下了创造批评文本的可能性，洪峰、马原早期写作到目前为止仍然只能作为此类写作的标本留存在尖锐理论家的标新立异的批评中。中国80后写作者的作品虽不至于像洪峰、马原那样，陷入超现实主义写作的失语症中，但是它们的语言规则下开掘的写作轨迹，让他们的写作滑向离文学本质更远的境况。米兰·昆德拉在理解海德格尔的存在特点是“世界中的存在”这一著名说法时说，人跟世界的关系不像主体跟客体、眼睛与画幅的关系，甚至都不像一个演员跟舞台布景的关系。人与世界连在一起，就像蜗牛与它壳：世界是人的一部分，世界是人的状态。文学要将这种关系体现在事物中的意义展示出来，虽然可以借助怪诞、奇异、诡谲的叙事方式，但是不可以在最基本层面首先用语言破坏这一关系，否则，叙述无法穿越界限进入这一关系中来。或许中国80后写作者根本来不及考虑这些问题，一种简单的关系——不来自于世界与人的关系——早就把他们的写作推向市场，其数化人的行为表现出，只容纳经济关系，而不能容忍任何一丝文学功能的特征。 文学功能与写作目的——无论是有意识还得处于无意识状态——都是统一的，这是文学本质对写作的保证，如果写作对这一保证产生了破坏效果，写作就失去了价值，进而这类写作中的叙述态度和语言同样也失去价值，写作态度包括是采取低温叙述还是非低温叙述，语言方面包括是否为远离传统叙述而采用非中立语言。这些，都是中国当代作家处于写作困境中应该思考的问题。
国家文艺宗主主义一直提倡的现实主义写作释放的相似性迷雾模糊了文学标尺，而辩证法成为相性迷雾的精神之源后，客观的知识体系也无法揭示事物的真伪，作家的经验、甚至作家的知识体系就更无法回避相似性迷雾的干扰了，而中国作家文学经验丰富，语言功能超强，但没有完备的哲学知识体系，辩证法就能全盘掌控作家的判断，而文艺宗主主义式的现实主义，其标语一样鲜明的主张彻底地瓦解了人们对她的怀疑。我们的文艺理论与写作实践从来没有认识现实主义中存在着极大的相似性。 当然，现实主义告诉我们现实是唯一的取向，但是现实主义实际上存在着设计的现实与设计的真实，因而也就存在设计的取向。取向如果有设计之虞，那它当然是非现实主义的，但是，当我们无法明辩这些辩证法的伎俩时，我们当然会想到现实主义在相当的一个阶段甚至至今仍然在制造相似性迷雾。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一样作为一种文艺思想，它当然与自然不属一类，但是它的前提是真实的、存在的事物，即自然为它提供了实在论原则，既然如此，它就含有自然的精神，就得有自然的法则，真实的才属于合法的。梭罗在《瓦尔登湖》这部小说，最核心的价值就是揭示了自然存在的独立价值以及大自然对于包括人在内的所有生命的重大意义，它肯定了自然对于人的人格形成的价值，这是任何所谓的最文明的社会文化都无法实现的，这足以说明任何真实不属于设计之列。 可是，人类社会进入二十一世纪，文学仍然只有某一个社会的使用价值，因此有理论家认为，此一社会是由其所消费的文词和意义的形式本身所表达的。反之，当人们拒绝了故事而选择其它文学样式时，或者当在叙事行为内部简单过去时被较少装饰性的、更新鲜、更浓密、更接近言语的形式所取代时，文学就成为存在深度的贮积所，而不再是其意义的贮积所了。行为一旦与历史分离，就不再是人物的历史了。可是，写作行为一旦与现实主义啮合在一起，人物就表现出强烈的政治史和阶级史，写作就成为为社会贮蓄意义的过程。文学再次重复她的被奴役命运，文学仍然只呈现被社使用的价值。 文学在解放、沉沦，再摆脱、再沉沦的过程中，不断地再现她陈旧的命运。回顾文学史，文学沉沦于被社会使用的命运的过程总是要比她独立存在的时间要长，于是，罗兰·巴尔特了解到，也只有罗兰·巴尔特和少数作家了解到（这个行列没有中国作家），小说中的简单过去时，既有用途又令人无法容忍：它是一种明显的谎言。它描绘一种似真性的领域，这种似真性，在它把可能性显示为虚假性的时间中，揭示了这种可能性。小说和被叙事的历史所共同具有的这种目的性，使事实离异了：于是简单的过去时成了社会对其过去和其可能性之拥有行为本身，它建立了一种可信的连续内容，但其虚幻性暴露无遗，它是一种形式辩证法的最终项，既遮掩着有关真理的连续性衣衫之非实在事实，又遮掩着被谴责的谎言的非实在事实。 小说在被社会使用的过程，“真实”的相似性某时是迷雾，混淆了我们一直衷爱并期待清晰起来的尺度；某时又是一件被维纳斯穿错的花衣，欺骗我们的目光而又让我们确信这件花衣提供的审美标准。当它对于个人的用途在文学功能上施展出社会意义时，大家已经很长时间以来习惯了这种迷雾一样美丽的谎言。 拨开笼罩在当代小说有关于真的相似性迷雾，并不只能期待太阳升起，当某个西方国家的所有人从梭罗那里获得对自然的感恩感，并由此吸取其精神营养形成文明的人格品性，这种启发：普通人可以从梭罗的尚美、质朴态度上获得；小说可以从梭罗的叙述以及语言上获取；叙事可以从普鲁斯特、马尔克斯、昆德拉、格里耶、伍尔芙等的技巧上获取，作家就可以从老子庄子以及海德格尔等的观念上获取。 在如上所述的许多关照下，必须首先通过低温叙述让语言重新发挥作用。针对这个问题，罗兰·巴尔特的观点是，让叙事采用人们实际说着的言语，而不是让作家尽可能地发挥语言的生动性，那么，写作就把人物的实际语言完成为他们的思考场所，将言语实践完成为人物思考的在场，这样就可以剔除叙事语言与事物背后唯一存在的距离，不再给语言与事物的唯一的存在之间提供产生相似性的空间。 在这样的低温叙述和语言前提下，小说就可以把社会生活当作一种自然世界来理解，社会生活的每个细节都会面对小说绽放它的理性部分，这一状态下只要让低温叙述来统领语言，语言就会完成人物思考的在场，同时也完成事物存在的在场。语言、叙述、思考、事物四者重合在存在的在场上，真的相似性既不可能从叙述上产生，也不可能从语言中产生，戗害小说而致使目前的小说只有社会使用价值的相似性迷雾就会自然而然地消散。 语言、叙述、思考、事物这四者在存在上的重合，不仅仅只是低温叙述的一种技巧，它直指作家的文学观念，直指社会公义下的文艺思想。就像前面所说一样，因为积习难返的小说问题不是靠一种创新手法就能手到病除的，要剔除其病根就得有一场文学革命，可是在几乎全民忌讳革命的情况下，小说写作者就不得不在自身的观念和知识体系上发起一场运动。卡夫卡、里尔克、普鲁斯特、罗伯·格里耶、伍尔芙等等都是这种运动闪现的结晶，这些小说作家和诗人的作品各自都能体现独立不群的文学观念，在不被主义不被潮流左右的独立状况下，写出了具有文学价值和具有未来文化价值的作品。他们的小说的未来文化价值不是响应一个终极关怀的口号，也不迎合数化主义市场的口味，其价值体现在人类未来文化的需要上。当然，中国当代小说也有类似作品如《活着》，可是这类小说还是为政治对号入座留下了相当多的理由，当它沉寂下去后，除了政策需要检讨外，小说自身的检讨让人发现，这类小说还是在关于真的方面留下了许多相似性迷雾，就像米兰·昆德拉的许多政治小说一样，追求现实社会话语意义的叙事，无法完成语言、叙述、思考、事物与唯一存在的重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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