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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日本历史，大部分时期的政治主题都是内部冲突，由于日本山地岛国的属性，山地和丘陵占总面积的71%，平原和低地只零散分布在河流下游和沿海一带，所以本土有限的可耕地资源便成了激烈争夺的对象。自公元3世纪至19世纪，日本社会政治体系就建立在大米经济的基础之上，耕地、粮食储存和大米税收就成为了一个稳固政权必须掌握的三要素。那么日本在地缘上的需求又是怎样的呢？  根据日本神话，神武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后代，征服了中部的本州，在公元前660年在近畿平原的奈良地区建立了大和国。之后历经古坟时代（250年-592年）、飞鸟时代（592年-710年，包括大化改新在内）、奈良时代（710年-794年）、平安时代（794年-1192年），具有中华文明特征的中央集权和意义重大的官僚体系建立起来，土地以村落为单位集体所有，并建立起基于此的农业产出税收体系，上层宗族以此来支撑其权势（参见《日本地缘结构（二）:从飞鸟、奈良到京都,日本在近畿的五百年历史》）。  日本多山的地形和分散的平原始终阻碍着中央集权的实现，最终地方贵族们架空了朝廷，使天皇变为傀儡。  1467年因继承人问题爆发应仁之乱，日本历史进入战国时代。 但是日本多山的地形和分散的平原始终阻碍着中央集权的实现。于是从9世纪中叶，地方贵族开始组织地方武装并控制土地，逐渐形成了私人永久控制土地的庄园制度，最终贵族们架空了朝廷，使天皇变为傀儡，从此开启了从幕后统治日本的传统，即镰仓时代（1185年—1333年）。到14世纪，上野豪族足利家族推翻镰仓政权，并利用原有的政府机构在京都的室町建立了室町幕府统治（1336年-1573年），直到1467年因继承人问题爆发应仁之乱，日本历史进入战国时代（参见《日本的政治中心为何从近畿京都转移到关东的东京？天皇对此很憋屈》）。  战国时代，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三个最有权势的大名相继统一了日本。  德川家康依靠关原合战的胜利，确立了关东平原对近畿平原和北九州的压倒性优势 在战国时代，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三个最有权势的大名相继统一了日本，并压制住了来自低层的竞争对手。特别是德川家族，依靠关原合战的胜利（详见《决定日本265年历史的关原合战，为何德川家康取代丰臣家是必然？》），确立了关东平原对近畿平原和北九州的压倒性优势，于是德川家康开创的江户（今东京）幕府也成了日本历史上最长的武家封建时代，历时265年。  来自统治边缘的西南四强藩（萨摩藩、肥前藩、本州岛最西端的长州藩、四国岛的土佐藩）最终推翻了江户幕府。 直到1853年的黑船事件，美国人以炮舰威逼日本打开国门，日本寂静两百多年的历史才再次被打破。江户幕府也成为了日本历史上武家封建时代的最后一个时期（被架空的天皇在江户时代仍居住在京都）。虽然德川幕府以各种方式来巩固自己的政权，但西方势力的坚船利炮、长期积累的内部矛盾，再加上幕府大佬遇刺身亡，使得其对内控制被削弱。来自统治边缘的西南四强藩（九州岛的萨摩藩、肥前藩、本州岛最西端的长州藩、四国岛的土佐藩）最终推翻了江户幕府。   天皇在四强藩的拱卫下将皇宫从京都迁往东京。 而天皇在四强藩的拱卫下将皇宫从京都迁往东京。此时江户（即东京）所在的关东平原，虽然是日本五大平原中开发最晚的，但面积却是最大的，经过两三百年的苦心经营，江户已是日本名副其实的经济文化中心和实际的政治中心（名义都城是京都），19世纪的江户已经成为了一座百万人口的大都市，人口超过同时期的伦敦（参见《日本地缘格局(一):谦逊有礼却又残忍黩武,日本民族为何如此矛盾?》）。  京都从公元794年成为日本的首都，初名为“平安京”，寓意“和平与安定之都”，东距日本第一大湖琵琶湖5公里  京都由桓武天皇效仿隋唐的长安 和洛阳建设，以朱雀大路为中心（宽度约85米）分为左京、右京两区 这里延伸讲一下京都。京都从公元794年成为日本的首都，最初名为“平安京”，寓意“和平与安定之都”，由桓武天皇效仿隋唐的长安 和洛阳建设，以朱雀大路为中心（宽度约85米）分为左京、右京两区，南北约5.2公里，东西约4.7公里。到11-12世纪之间，平安京才称为京都。京都位于本州岛中西部的京都盆地北部，东距日本第一大湖琵琶湖仅5公里，东、西、北三面有丹波山地、比良山地和贵船山地环绕，向南面的大阪湾敞开为巨型口袋形状。  1868年明治天皇重新掌权，完成迁都后就下诏改江户（意为“江河入海之门户”）为东京，住进了曾经属于德川家族的宫殿，并在这里拉开“明治维新”的大幕。这种经济文化中心与政治中心的结合大大降低了现代日本分裂的可能，随着现代交通的发展（如纵贯日本的新干线），日本各地联系愈加密切，区域势力之间的竞争更多是在东京及政治框架内展开（如出身于长州藩和萨摩藩的阁员在日本内阁中竞争）。 长州藩的木户孝允与萨摩藩的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并称“明治维新三杰”。 具体如日本明治宪法之父的伊藤博文、日本陆军之父的山县有朋、与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并称“明治维新三杰”的木户孝允、明治时期第一智将儿玉源太郎（侵华罪魁之一）、殖民朝鲜的总督寺内正毅等均出身长州藩。而萨摩藩除了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外，还有日本海军元帅东乡平八郎。 把持1892-1940年日本政权的明治九元老（如决策英日同盟、日俄战争，还有日本首相人选）。 当然最明显的例子还有把持1892-1940年日本政权的明治九元老（如决策英日同盟、日俄战争，还有日本首相人选，均由九元老讨论后向天皇推荐，天皇再授命首相组阁，即藩阀政治），这其中除了伊藤博文、山县有朋、井上馨（三井大掌柜）、桂太郎是长州藩出身外，其余如黑田清隆、松方正义、西乡从道（西乡隆盛的弟弟）、大山岩均出身萨摩藩，唯有西园寺公望是出身京都府的公卿大贵族，也是经历了孝明、明治、大正、昭和的四朝政界元老，活了91岁。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日本全国动员最终惨胜，正式跻身世界列强。 在“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为改革口号的明治维新改革蓬勃发展之下，日本逐步“醒来”，迈入了资本主义时代，之后经过甲午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两次赌国运的战争后，日本最终崛起成为东亚最强大的国家。但伴有浓厚的封建性与侵略扩张性的日本，作为列强之一开始对周边国家露出狰狞。 此时的东京，不再是远离近畿平原的穷乡僻壤，反而凭借直面太平洋，有深水良港，以及背靠肥沃平坦的关东平原的优势，参与世界贸易，为后来超大规模的人口聚集提供了基础条件。 此时日本已经完成了对本州岛的控制，并建立了中央政府的权威，下一步的地缘需求便是控制周边几大岛屿及海上交通线。这是因为关东平原虽是日本最大的平原，但并没有交错的河流体系，限制了农业和内河航运的发展，日本只能依靠海运来连接众多岛屿和沿海平原。 关东平原虽是日本最大的平原，但并没有交错的河流体系，日本只能依靠海运来连接众多岛屿和沿海平原。 而且日本自自黑船事件以来，一直有很深的亡国危机，因此希望扩大版图作为本土的缓冲地带，用日本的话来说就是“生命线”。于是堪称东京“东大门”的小笠原群岛便成了日本的一个重要生命线，所以日本从明治维新之始，便积极进驻伊豆群岛外延的小笠原群岛（包括硫磺岛和南鸟岛），期间即便是与英美发生冲突也绝不退让。 日本从明治维新之始，便积极进驻伊豆群岛外延的小笠原群岛，即便与英美发生冲突也绝不退让。 南鸟岛距东京足有1848公里，也最终被英美承认为是日本领土。 这种强硬的态度，外加这些无人荒岛本身在英美的殖民版图中并不占据重要的位置，所以在殖民时代，即便南鸟岛距东京足有1848公里，也最终被英美承认为是日本领土（参见《南鸟岛现状:距东京1848公里的日本最东端领土,竟蕴藏1600万吨稀土》）。二战时期，日美更是在硫磺岛血战，战后1968年，日本更是趁美国希望续期《日美安保条约》之机，趁机从美国手中收回小笠原群岛，并且还划入了东京都管辖，可见一斑。 为了阻止俄罗斯势力日益南扩，日本便设立北海道开拓使全权主导北海道的开发建设。 至今北海道的小樽、函馆，还有札幌老市政厅，多具有欧美巴洛克风格。 除了在小笠原群岛的扩张，还有对北海道的开拓。由于1860年俄罗斯依靠《中俄北京条约》割占了外东北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势力在扩张到库页岛，于是为了阻止俄罗斯势力日益南扩，便设立北海道开拓使全权主导北海道的开发建设，而担任这一要职的便是明治九元老之一的黑田清隆，他聘请美国人开普伦为顾问，推进北海道开拓十年计划（参见《北海道：仅次于本州岛的日本第二大岛屿，是如何被蚕食吞并的？》）。这也是为何不管是小樽、函馆，还是札幌老市政厅，多具有欧美巴洛克风格的原因。 当日本逐渐控制周边几大岛屿及海上交通线之后，下一步的地缘需求便开始转向向周围岛链扩张并建立强大海军。 当日本逐渐控制周边几大岛屿及海上交通线之后，下一步的地缘需求便开始转向周围岛链扩张并建立强大海军，掌控制海权，而这时将不得不与来自中国的海上力量相对抗。走到这一步，根本上还是与日本贫乏的可利用土地和自然资源有关，完成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需要广阔的市场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来支撑，不然根本无法养活一个工业化的日本，于是琉球危矣，台湾危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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