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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扮演了很多角色，她们奔波于家庭和职场之间，奉献着最炽热无私的爱。面对癌症发起的挑战，同为母亲的患者和医生，更加全力以赴抗击病魔。母亲节来临之际，互助君采访了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甲乳外科科主任朱丽教授以及一位晚期乳腺癌病友敏姐，一起听听她们的分享。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甲乳外科 科主任 香港大学外科学硕士，上海交通大学外科学博士， 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法国巴黎第七大学访问学者 北京癌症防治学会乳腺癌个体化诊疗及MDT专委会主委 上海市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副主委 上海市医学会普外科专科分会乳腺外科副组长 上海市医学会肿瘤学分会乳腺学组副组长 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国研究型医院乳腺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国女医师协会乳腺疾病研究中心委员 北京癌症防治学会乳腺癌专委会青委常委 2018年10月，敏姐（49岁，乳腺癌患者）工作体检的B超报告单显示4B，体检医生多次强调需要高度重视。谨慎的敏姐立即前往医院挂号就诊，医生诊后建议住院做进一步治疗。“2017年，女儿恰逢高考，我只有一个女儿，哪怕拼尽全力也要把女儿送到加拿大读书。在单位，我自认为工作的这些年内心十分苦闷和压抑，我的直属领导，是业界内鼎鼎有名的大咖，对工作要求极高……或许这些便是造成我在次年发病的原因吧，就像一颗隐藏多年的'炸弹’，终于在某一天爆了。”突如其来的疾病打乱敏姐的工作和生活，慌乱、无助的她立即给丈夫打电话。与此同时，敏姐在同事推荐下某医院做了穿刺。不幸中的万幸，穿刺病理结果为“原位癌”。敏姐回忆当时的情形说道：“当知道是原位癌后，我真的深深地呼了一口气。工作的那些年我挺难过的，工作压力和加班强度大，家庭也顾不上。如今因病提前退休，生活的重心回到自身时，每一天都过得十分舒坦。可惜因为疾病复发，不得不奔波于医院之间……”很多乳腺癌患者和敏姐一样，她们试图实现家庭事业“两不误”，却在高强度的职场压力和生活压力下，不幸成为乳腺癌的目标者。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甲乳外科科主任朱丽教授表示，敏姐这样的案例并不在少数。朱丽教授也是一位母亲，特别能理解这些患者的处境。医生的工作，繁忙程度比普通人更甚一层，同样面临着平衡家庭和事业的难题，朱丽教授分享了她的经历：“家庭和事业的平衡，对于职业女性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每个人的精力有限，一天也只有24小时，作为母亲也作为医生的我来说，我认为自己不仅要承担母亲的责任，更重要的是要承担着社会的责任。2000年左右，那时候我是普外科的住院总医生，24小时值班，每天面对的都是急诊抢救的患者。印象最深刻的是，那时候我的女儿大概4、5岁，高烧生病，由于我无法回家陪伴女儿，便接她来医院输液。一边是办公室，女儿高烧40℃在一旁输液，另一边是抢救室，大出血休克的病人正在紧急抢救。这对于一名母亲、一名医生来说都是非常具有挑战的事情。”从医二三十年，如今的朱丽教授已经在平衡家庭和事业方面摸索出自己的经验：“作为医生，看到把生死边缘的病人抢救回来的时候，我会有职业上的成就感；作为母亲，懂事乖巧的女儿上班后把她第一笔工资转给我，让我买一件自己喜欢的东西的时候，我也同样有成就感。作为女性，我想告诉大家的一点是，千万不能为了家庭和工作而忽视自己，丢失自己。每个人都要有自己喜爱的事情，比如练瑜伽、听音乐、看书，先做好自己，不忘初心才能把事业干好，把家庭顾好。”2021年1月初，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发布了2020年全球最新癌症负担数据。统计显示，2020年，女性乳腺癌新增人数达226万，首次超过肺癌，成为全球第一大癌症，约占新发癌症病例的11.7%[1]。
尽管发病率跃居榜首，但乳腺癌的整体预后水平却不差。截止目前，全球乳腺癌的5年生存率已高达90%，远超其他癌种，中国乳腺癌患者5年生存率高达83.2%，在过去10年间提高了7.3%[2]。或许正因为乳腺癌五年存活率非常高，以至于敏姐在康复期掉以轻心，短短不到三年，癌症卷土重来。提到这段复发经历，敏姐略有懊悔说道：“2019年3月，术后3个月我便重返工作岗位，由于工作性质特殊，一个岗位一个坑，工作量并未因为生病减轻，这也隐隐约约成为复发转移的导火索之一。2020年12月份，我摸到胸壁上有个米粒大的结节，摸起来形状规则，B超却没有显示异常。中间因为各种因素耽搁，直到2021年5月，当初米粒大的结节此时已有黄豆般大小。我强烈要求手术查明胸壁结节情况，结果不尽如人意，胸壁复发了。”更难的是，在胸壁复发术后准备放疗时，CT检查显示骨也发生了转移。敏姐自己也没有料到，一时之间自己竟然从“0期、早期”癌症患者转变为“晚期”癌症患者。当然，临床上像敏姐这样的早期乳腺癌患者疾病发生进展的不在少数。朱丽教授对此表示：“约30%的早期乳腺癌患者会出现复发转移。复发转移和分期、分型息息相关。一般而言，分期越早，预后越好，复发的概率就越低。分子分型上，三阴性乳腺癌和HER2阳性乳腺癌的复发概率相比激素受体阳性的患者会更高，但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在术后5-10年甚至10年以上依然存在远期复发转移的可能。因此，我们强调患者要规范化治疗，千万不能因为药物副作用等原因擅自停止治疗。”“后来医生建议我使用CDK4/6抑制剂阿贝西利联合阿那曲唑，同时使用地舒单抗治疗。当时CDK4/6抑制剂国内有2款，而阿贝西利刚上市不久，一盒价格一万五左右，很多病友都没有用过阿贝西利。结合医生的建议和我自身的经济能力，我选择用阿贝西利。”
朱丽教授针对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的治疗方案也有自己的看法：“针对晚期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根据国内外权威指南推荐[3]，我们首先推荐靶向药物联合内分泌治疗。目前全球共有4款CDK4/6抑制剂获批上市，我国现在获批的共有3款。针对早期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阿贝西利是唯一能够进一步降低患者的复发风险的CDK4/6抑制剂。总体上，我在用药上会从药品的疗效、患者的经济水平以及药物的副作用情况来做选择。”2020年12月29日，阿贝西利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激素受体（HR）阳性、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阴性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乳腺癌。2021年底，上市仅一年，阿贝西利就顺利进入2022年医保目录。2021年12月31日，阿贝西利早期乳腺癌适应症在中国正式获批，成为国内首个且唯一被批准用于早期乳腺癌患者的CDK4/6抑制剂。阿贝西利在国内的适应症获批、进医保之路仿佛开启加速键，只为尽快为乳腺癌患者带来治愈希望。“知道阿贝西利进医保的时候，我真的非常开心。现在只要不到原来十分之一的价格，大概一千四就能买上药，加上其他的药费，我每个月花费三千左右就可以覆盖全部治疗费用，极大地减轻我们晚期患者的治疗负担。”敏姐从2021年7月至今坚持治疗，疾病控制得很不错，也切实地享受到国家医保带来的获益。朱丽教授透露，或许因为母亲的身份，许多乳腺癌患者选择治疗方案时会考虑疾病治疗对家庭、家人的影响；而身为母亲的她，也在制定治疗方案时，会尽可能地兼顾患者的这类需要。“我曾遇到这样一位患者：她当时刚怀孕不久，结果就发现得了乳腺癌。那时候她还在早孕期间，孩子还未成形，她完全可以选择人流手术，先治疗疾病。但是这位患者宁愿放弃治疗也要保住腹中孩子。同是母亲，我非常理解母亲对孩子的爱，但作为医生，我们不可能放任疾病不管。于是在评估病情后，我们决定采用新辅助治疗，等孩子在腹中孕育达到可以生产的时机，再联合妇产科医生帮助患者完成生产，这样既不耽误疾病治疗也能让孩子平安出生。”朱丽教授的做法，不仅守护了患癌母亲的宝贵生命，也守护了患者宝宝的宝贵生命，守护了这位母亲对孩子的爱。谈到“母亲节”，敏姐心酸落泪：“感谢我80岁高龄的母亲，在我生病期间尽心尽力地照顾我，让我在50岁的时候，还能有一声妈妈可以喊。乳腺癌初发时，女儿身在加拿大读书，我并未告知病情，疾病复发的时候，我向她坦白情况。虽然她一向坚强，情绪不易外露，但当她脸上笑着说'妈妈，乳腺癌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们一起面对’，眼角却含着泪努力不让它流下时，我告诉自己，为了妈妈，为了女儿，为了家，我一定要好好地活着，活着就是最好的礼物！”身为母亲的朱丽教授，也想在“母亲节”到来之际再次提醒：“乳腺癌'防’大于'治’，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避免高脂肪、高热量等不健康饮食，避免肥胖、定期锻炼和自检。此外，要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及时宣泄和疏解不良情绪。如果有癌症家族史，那么应该更加关注乳腺健康。广大姐妹们只有照顾好自己，才能更好地履行身为母亲的职责。”写在最后 女子本弱，为母则刚。 因为是母亲，她们从未想过退缩，即使生命受到威胁，她们依然披荆斩棘，成为“抗癌勇士”； 因为是母亲，她们从未想过怯懦，即使家庭工作两难，她们依然乘风破浪，成为“白衣英雄”！ 明天就是母亲节，致敬全天下伟大的母亲！ END
责任编辑 | 乳腺癌互助君 封面图 | 稿定设计 [1] 中国女性乳腺癌筛查与早诊早治指南 （2021，北京） 赫捷，陈万青，李霓，沈洪兵，李江，王勇，李静，田金徽，周宝森[2]Global Cancer Observatory: December, 2020ALLEMANI C, MATSUDA T, DI CARLO V, et al. Global surveillance of trends in cancer survival 2000-14 (CONCORD-3): analysis of individual records for 37 513 025 patients diagnosed with one of 18 cancers from 322 population-based registries in 71 countries[J]. Lancet, 2018, 391(10125):1023-1075.[3]《CSCO BC 诊疗指南（2022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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