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保卫战,史称“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军队为抗击侵华日军进攻,聚集大量军队,在武汉及其外围的河南、湖北、安徽、江西四省数千里范围内,组织实施的一次防御性战役。 此次战役从1938年6月上旬开始,至10月下旬结束,历时4个多月,是中日两国开战以来时间最长、兵力投入最多、战斗地幅最广、歼敌最多的一次战役。 此役,中国军队浴血奋战,经历大小战斗数百次,极大消耗了侵华日军的有生力量。 日军最后虽然攻占了武汉,但其妄图速战速决,逼迫国民政府屈服以结束战争的战略企图彻底破产了。 从这之后,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到了战略相持阶段! 但你知道吗,中国军队之所以能在武汉会战中取得这些成绩,跟一个人的及时献策是分不开的。 如果没有此人及时献策,那武汉会战不会是这一结果,中国的抗战甚至会发生巨大转变。 此人就是著名的“红色特工”、时任第54军参谋长的——郭汝瑰; 1937年12月,日军攻下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后,狂妄地以为中国政府会投降。 希望破灭后,又认为攻占时为中国临时首都的武汉,很可能成为中国政府屈膝投降的契机,于是便调集大量的军队,溯江西上,准备侵占武汉。 武汉地处江汉平原,是平汉、粤汉铁路的交汇点。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部分机构由南京迁至武汉后,该地便成为了中国军事、政治、经济的中心,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日军在攻占南京后,就开始着手研究对武汉的侵占计划,但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的影响,所以只能暂时搁置。 1938年5月,日军在占领北平、天津、上海、太原、南京等大中城市后,又制定了1938年秋攻占武汉的战略性战役方案,企图以徐州作战的兵力向西沿陇海铁路转攻郑州,以达到横切中原,夺取武汉之目的。 日军的主要战略目的有两个: 一是,彻底打击国民政府,使它名义上和实质上都沦为一个地方性政权。当然,想要实现其目的,首先就得摧毁抗日战争的最大影响因素——国共合作势力。 二是,向西席卷皖、豫粮食生产区,同时掌控津浦、平汉两条重要交通线,进而扫荡西南。 不得不承认,日军的战略目标设定确实非常大胆和狂妄,但他们似乎忘记了,要实现这一切的前提条件,就必须得扫清中国军队几乎所有的抵抗力量。 但事实证明,这一切是不可能的! 为了应对日军的进攻,1938年6月5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在武汉地区部署重兵保卫大武汉,拟定了庞大的作战计划。 国民政府的决心是:以武汉三镇为核心,同时以豫西、豫东、皖北、皖南和湘赣两省为广阔的外围战场,利用长江两岸的山川湖泊及鄱阳湖、大幕山、大别山等天然屏障,组织起4个作战兵团,构筑野战工事,节节抵抗。 以南昌、九江、黄梅及大别山东麓为第一防御区;萍乡、铜鼓、瑞昌、广济、罗田、麻城至武胜关一线为第二防御区; 此外,再调集第五、第九战区部队组成主要作战集团,命令第一、第三战区部队及海空军部队配合作战。 此作战计划,初期预计使用了5个集团军约30个师的兵力,但后面随着战局的发展,逐步增加到了40个集团军130个师。 按照此兵力部署,预期可与日军主力部队作战4到5个月,争取给日军以最大之消耗,粉碎其继续攻势的能力。 当然了,后面的这些部署,并非最初的预想,而是根据郭汝瑰的建议修改后的结果。 那么,郭汝瑰是如何发现最初设计的方案有问题呢?他具体又给出了怎样的建议呢? 1938年6月15日,日军侵占安徽安庆后,接着又攻占了要塞马当,一举突破了长江封锁线。 凭借着强大的火力优势,日军又在25日攻占了九江。 武汉会战,由此正式拉开序幕! 当时,已经过整补的国民党军队,在武汉三镇(武昌、汉口、汉阳)部署了40个师的兵力,与日军展开了决战的架势。 此外,苏联援助的火炮和航空兵部队也先后抵达武汉参战。武汉会战的准备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霍揆彰在武汉成立的第五十四军,下辖第十四、十八两个师,也是此次会战的参战部队之一,负责驻守田南要塞。郭汝瑰,正是这个军的参谋长。 该军是时任武汉卫戍总司令陈诚的嫡系,其无论是兵员还是武器装备,都是各军中最为优良的。 此外,该军还由德国顾问帮助训练,一边练兵,一边修筑工事。 为了打好武汉这一战,蒋介石、陈诚等按照德国顾问的设计,在武汉三镇构筑环形防御体系,准备与日军展开一次规模宏大的阵地战。 然而,这种看似“合乎兵法”之道的战略部署,却让郭汝瑰产生了很深的疑虑。 为此,郭汝瑰特地去面见时任武汉卫戍司令部参谋长郭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实事求是地说,郭汝瑰对此看法是非常深刻的,可以说一针见血、直戳要害。 按照德国顾问设计的所谓“武汉三镇环形防御体系”,表面上看似坚固无比,完全可以与日军打阵地战,以消耗日军的有生力量。 但他们忽略了一点,那就是日军部队的作战能力和火力强度。 要知道,武汉会战虽然有外援的帮助,但日军本身的进攻力量还是非常强悍的。 所以,如果真的按照这样的部署去与日军对阵的话,那么失败的可能性非常之大。 正如郭汝瑰所说的那样:一点突破,全部都将溃不成军,最终被逐一歼灭。 可问题是,如果不这样做的话,那又该怎样部署才最为妥当呢? 几天后,武汉卫戍司令部召开了高级将领作战会议,军、师以上的将官们都出席了。 在会议上,总司令陈诚首先作了战前鼓动讲话; 参谋长郭忏、参谋处长刘云翰在会上宣布了早已拟定好的作战方案。接着,各部队长官分别汇报各部工事构筑进展情况。 会议按照预先的安排顺利进行着,期间没有太过激烈的争论,似乎大家都一致认同了这一作战方案,接下来就是如何实施的问题。 在会议接近尾声时,陈诚说了一句话:
陈诚说完这句话后,在座的各位将官们都默不作声,因为谁也不愿意对德国顾问制定的作战计划评头论足。 再说此计划又是得到蒋介石和陈诚等人一致同意的,就算觉得有所不妥,也不敢说出来,毕竟谁也承担不起修改计划的责任。 众人沉默片刻后,郭汝瑰突然站了起来,说道:“我有一点不成熟的意见,也没有形成文字,讲出来供大家参考。” 陈诚示意让他继续说下去!郭汝瑰接着说道:
郭汝瑰此言一出,震惊四座,众将官大眼瞪小眼,简直不敢相信一个军参谋长竟然敢说出这样的话。 尽管众人神情各异,但郭汝瑰似乎并没有就此打住的意思,他接着说道:
陈诚非常认真地倾听郭汝瑰的意见,同时一边思考:虽然郭汝瑰的设想还有待完善,但不可否认的是,郭汝瑰所说的问题是现实存在的,甚至战局的发展就如他所描述的那样——一点被突破,那必然全军崩溃。 再者,郭汝瑰已经将战略布局的基本轮廓勾勒出来了,尤其是不重核心而重外围的构想,更是极富争取战略主动的意识。 陈诚仔细玩味着郭汝瑰意见中蕴藏的玄机,忍不住轻声说道:“保卫武汉,不战于武汉,好主意,好主意!” 事实上,当时看到此问题的人,绝对不止郭汝瑰一人,但碍于种种因素,故而没有大胆表露出来。 不过,在听完郭汝瑰的分析,总司令陈诚肯定后,众将官的谨慎心理也就放开了。 与会的中央军和滇军将领纷纷发言,一致认为郭汝瑰的构思大大拓展了战场空间,作战时间也相应延长,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方式,很符合持久作战的原则。 因为随着作战规模的扩大,兵力部署也必将跟着扩大,日军想要实现其战略目标,那就必须得调兵遣将,以支援前线作战。 而这对于补给线长的日军来说,必然顾此失彼,而我军却可以以逸待劳,争取战略主动权。 更何况战场辽阔、地形复杂,只要最后阶段把握住时机,保存有生力量,武汉会战就能取得胜利。 在经过大家的一番讨论之后,皆认为郭汝瑰此意见是正确的,应该得按照此方案实施。 最后,陈诚果断地说:“战役方案要重新研究”,并要郭忏、刘云翰、郭汝瑰等人留下,参加新作战计划的制定。 不久之后,军事委员会便下发了蒋介石批准的《对武汉附近作战之意见》。 在此《意见》中,明确说到:
在总的战略方针确定之后,蒋介石立即调兵遣将,以长江为界,分为两大战场。 其中,参战部队也从原来的40个师,增加到了124个师,加上海军、空军等,总兵力达100万人之多。 由于长江南岸是主战场,因此部署了27个军的兵力,由武汉卫戍司令部总司令兼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指挥。 战斗如期而至,日军的进攻路线完全不出郭汝瑰所料! 此次作战,日军一共集结了140个大队25万余兵力向武汉发起进攻。 其中,以冈村宁次指挥的侵华日军第十一军5个半师团,沿着长江两岸主攻武汉;东久迩宫稔彦王指挥第二军4个半师团,沿着大别山北麓助攻武汉。 此外,日本海军及川古志郎的第三舰队120余艘舰艇、日军航空兵团500余架飞机等部队,分别担任对上海、南京、杭州等地区的警备任务,巩固后方,保障此次作战的顺利进行。 可以说,此次日军完全是有备而来的! 战斗打响后,日军擅长登陆作战的山下兵团沿江而上,命令一部从瑞昌登陆。8月27日,瑞昌陷于日军之手。 不过,在此期间,由于中国军队的顽强阻击,一直打到9月10日,日军的推进速度仍局限于瑞昌10公里范围内,寸步难行。 恼羞成怒的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中将,立即命令炮兵、装甲兵加紧向金鸡岭发起进攻。 负责守备江防的罗广文四十二旅,用一个野炮营发起了奇袭射击,把日军舰艇打得掉头逃跑,不敢西进。 失去海军舰艇的支援,日军的攻势大大降低。孙桐萱、汤恩伯各军节节抵抗,给予日军大量的人员杀伤和物资消耗。 整个武汉战役,正在按照郭汝瑰的设想,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他的脸上不免露出了得意之色。 战至10月21日,日军在广州大亚湾登陆成功后,一路势如破竹,此时已经攻到了广州近郊。 余汉谋的第十二集团军在日军强大火力的打击下,仅仅坚持了10天就战败了。 21日下午,广州沦陷。广州失守后,意味着粤汉铁路就被切断了,此时再用重兵守卫武汉也就没有意义了。 面对这种情况,蒋介石决定吸取南京保卫战的教训,放弃武汉,主动退出战场,另寻战机。 10月26日,日军占领武昌、汉口,27日占领汉阳,历时四个多月的武汉会战,至此宣告结束。 此次战役,中日双方均动用了自开战以来最大的兵力、火力,在山地、河流、湖泊、交通沿线等地区进行了数百次的大小规模的恶战。 最后日军虽然攻占了武汉,但却没能歼灭国民党军124个师中的任何一支部队。 相反,此次战役,日军在付出巨大代价之后,得到的仅仅只是一座开战之初就计划要放弃的空城。 可以说,武汉会战在中国抗战史上,其意义是非常之大的。 日军对武汉作战,是一次带有战略背景的行动,具有军事和政治的双重目的。 在军事上,日军旨在消灭中国军队主力,从而打通南北交通线,继而扩大沦陷区,以便尽快结束在华战争。 在政治上,日军妄图打击中国民心、士气,从而使中国屈服投降。 然而,武汉保卫战不仅使日军在三个月内占领武汉的计划不能如期实现,反而致使其在兵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受到了极大消耗。 当然,最为重要的是,武汉保卫战为中国军队开辟敌后战场和深入敌后游击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 此战后,中日战争开始转入到对日本不利的持久战阶段。而这也注定了日军的失败。 战后,郭汝瑰被晋升为第二十集团军和洞庭警备司令部参谋长。部队奉命退守到常德、桃源一线。 1942年冬,郭汝瑰又被陈诚调到国防研究院任研究员。 熟悉抗战历史的人都知道,此研究院的任务是培养能同时指挥海、陆、空三军,类似隆美尔这样的全能军事人才。 该院共有研究委员和研究员41人,全部都是蒋介石钦定的所谓“军界精英”。 自武汉保卫战结束之后,郭汝瑰便成了蒋介石眼中的红人,蒋介石和陈诚对他尤为器重。 后来,蒋介石还特地派他去担任驻英副武官,前往英国考察其国防机构的组织情况,以便日后到统帅部工作。 当然了,武汉会战只是郭汝瑰军旅生涯的一处闪光点而已,在接下来的军旅岁月里,郭汝瑰将继续发光发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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