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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文 | 李俊祥 爸爸七十年代初在鲁台公社上班，七十年代后期调到三里桥公社，1981年进县法院，在法院一直工作至退休。八十年代后，生活条件好了许多，爸爸有一辆自己的自行车，交通便利，能经常性地下班回家。但条件好也只是相对六七十年代而言，与现在相比仍是天壤之别，那个时候的夏天酷热难挡，尤其七月中旬以后，持续的高温数天不降，白天黑夜温差不明显，夜晚一样酷热，热得人不能入睡，家家户户就搬出竹床在外乘凉消夏。在村头开阔地带，竹床连成一片，吃完晚饭的村民们，在竹床上或躺或坐，轻摇蒲扇驱散酷热的暑气，天空中繁星满天，不远处的田间蛙声阵阵如潮，头顶间或飞来一二只忽明忽暗的萤火虫，偶尔也飞来一只蚊虫，在耳边像轰炸机般盘旋，人们自然没有睡意，就三三两两地聊天，聊乏了有人就提议是不是请人讲个故事。以前的人，几乎没有业余生活，为了节约点灯的煤油，到了晚上就熄灯上床睡觉，煤油点灯可是一笔昂贵的开支。偶尔邻村放个电影，那就像过大节似的，人们都会成群结队地前往观看，没有电影看的时候，要是能听个故事那也是蛮惬意的享受。七十年代以前，村里很少有人讲故事，我的印象中上小学以前在村里只听过有限的一两次故事，那还是老队长他爸讲的，其他人似乎不讲故事，但他老人家在1975年底或1976年头的时候去世了，我想老校长应该是能讲故事的，但那时的老校长经常一个人在湖里看护瓜果，其他几次听故事的经历，都是爸爸在家里讲给我们听的。到了八十年初夏夜乘凉的时候，有人提议想听个故事，自然就由我爸来讲。那段时间，爸爸给纳凉消夏的村民们讲了好几个故事。乡亲们不仅爱听我爸讲故事，也都喜欢和他聊家常。七十年代初，我们家房子盖起不久，只要爸爸回家，对门的双福爹爹总喜欢到我家坐坐，和我爸聊家常。双福爹爹是敦峰爹爹的哥，似乎排行老二，敦峰爹爹老幺，所以也听人称敦峰爹爹为幺爹。双福爹爹没有直系后人，跟着侄儿侄媳妇一家过日子，我爸回了，老人家就喜欢过来聊一阵。我记得在那昏黄灰暗飘忽不定的煤油灯光下，老人家最喜欢讲他在湖里放牛的故事，记得有一次老人讲起，一天他在湖里放牛，突然听到一声铳枪响，一只大雁应声而落，坠入茂密的草丛，一个猎人过来搜寻，但一直没有找到，就走了。双福爹爹显然记得大雁坠落的方位，放牛闲来无事他就去找寻大雁，结果被他找到了，大雁有十多斤重。他把大雁驮在牛背上带回来。老人讲起往事，一脸得意，他经常到我家坐，即使我爸不在家，他有时也过来陪我姥姥聊几句。老人在我家讲了许许多多的事，但因我年岁太小都没有留下印记，唯独他讲的大雁的故事，我一辈子都很清晰。我爸在家，白天的时候，四斤幺爹也总是喜欢转过来聊天。在我爸还小的时候，四斤幺爹就对他很关爱，爸爸小时家里没有青壮的成年人护卫，有时免不了被人欺负，四斤幺爹见了就站出来仗义执言，爸爸成年后两人结成忘年交。说起四斤幺爹，他可是一个传奇人物，幺爹年轻时家境殷实，幺爹的爸爸在警察局当局长，幺爹的局长爸在家里请了武术教师，教幺爹习练拳脚功夫，所以从我记事起就知道幺爹会功夫，而且幺爹还会治跌打损伤，一次我妈崴了脚，就是幺爹拔的火罐。那时，村里小孩玩的时候常有人不知不觉就脱臼了，都是幺爹给复位的。有一次，我脚膝盖上出现了几个小疙瘩，幺爹到我家串门一眼瞧见了，幺爹对我爸说，那是毒疮不能大意，我爸赶紧带我到卫生所搽紫药水，过几天就好了。幺爹和我爸聊的话题很广，从乡土人情到社会上的闲情逸事，从孩子们的学习到饮食文化，以及钓鱼的技法，幺爹都能谈。爸妈在村里很结人缘，逢年过节的时候，大家在村里相互拜年后，许多人就不约而同地到我家打牌，女人打扑克，三打一争上游什么的，男人们玩一种自制的纸牌，牌面和牌九一样，但玩法大相径庭，牌九比大小，来得快输赢很大，是一种赌博的玩法，纸牌则不然，一轮一轮地出牌，然后看谁能胡牌，来得慢输赢小，好像叫涤牌。大伙儿在一起高高兴兴地玩牌，旁观者也不少，一边聊天一边玩牌，不知不觉地就到了吃饭时间。这时女人们多半要回家做饭，而男人们牌兴正浓，爸妈这时就会留大伙儿吃饭，男人们也不推辞，吃完了可以接着再战，而且我爸的手艺很好，春节家里自然备有鱼丸子、肉丸子、肉糕等鲜货，能一饱口福，何乐而不为呢？乡邻们劳累了一年，春节正好放松放松，往往是下午打完牌，在我家接着吃晚饭，然后挑灯夜战，春节的时候村民们再不用受昏黄灰暗煤油灯的苦，能享受几天的电灯，所以晚上战起来自然也就兴致高昂。爸妈在村里广结人缘，到了外婆家，爸爸与外婆村里人相处得同样和睦。外婆家辈分很高，外婆在村里是辈分最高的唯一一人，所以村民们见到我爸，都会客气地打个招呼：姑爹，您啷格来了。黄陂人对人客气都喜欢尊称啷格，逢年过节时相互称呼起来则格外起劲。春节时，爸爸到外婆家总喜欢拿个凳子，在门口坐，一则可以在门口晒晒太阳，二则便于和过往的乡亲们打招呼。村民们过来过去远远地都会客客气气道一声新春祝福，爸爸总是客气还礼。遇上村民得空，也会留下来聊个家常，聊得最多的是肖正春，按辈分排，在外婆村里他和我同辈，也算得是辈分比较高了，他是我们邻村的女婿，早年在外婆大队当书记，我外婆恰好是大队的妇联主任，后来他进城当了某个厂的书记。他和我爸是老熟人，见了面那自然有一阵好聊，他们常聊的话题似乎都是厂里的琐事，我在一旁听着索然无味，没有记下具体的事。父亲1964年从大队调入吴店小公社，然后进鲁台公社，1975年三里桥公社恢复，爸爸调入三里桥农行，1977年恢复法制建设，父亲调至三里桥公社任司法干事，1981年进县法院，然后工作至1999年退休。七十年代初，父亲在鲁台公社财政所工作，虽说鲁台火庙比三里桥近，而且我也曾到过父亲单位，但其时太小印象粗糙，我第一次近距离地进入父亲的工作单位，那还是从三里桥开始。1976年暑假，父亲带我到三里桥，从家里出发向南步行，翻过村边的渠道，沿着田埂经过墩子塘村、余家弄村、汪家大塆，就到了争光河边，争光河说是一条河，实则是一条约十米宽的小溪，过了桥就是我们吴店的边缘，行程约半小时。过桥后转过一道防洪堤埂，眼前豁然开朗，一望无际的野湖田，中间一条宽阔的土公路可以走汽车，道路两侧田地平整，视野开阔。我紧紧跟在父亲后面，忽然看见前面田间一大片灰麻麻的鸭子，那时养鸭子的人很少，在村里我们见到家养的只有鸡和猪，这时看见一大群鸭子自然很新奇，待我们走近了，呼的一声鸭子都飞走了，啊！鸭子还会飞？我惊呼了一声。爸爸说：那是野鸭。我第一次知道鸭子还有野的！又走了半个多小时，我们来到一条河边，现在我才知道那是滠水河的支流，河边一片西瓜地，草棚下一个壮年的男子，敞露着胸脯，身边有一两个人围着他一起吃西瓜，爸爸带我径直走了过去。壮汉招呼我们吃瓜，一块吃完，汉子起身到瓜田里东瞅瞅西看看，然后选定一个，拍两拍后摘下来。我童心大起，也到田里装模学样地拍了一拍，爸爸连忙叫住我不能瞎来，我才收住手。爸爸付了瓜钱，带我走出瓜地，指着河对岸的一排平房说，那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河上没有桥，也没有渡船，爸爸抱着瓜领着我沿河边向东南又走了约一公里，只见河里人工筑了一道土堤埂，通往对岸。过河后沿着一条与河道平行的路向西北走了一公里多，我们就到了目的地。三里桥农行的平房就坐落在河边，我站在河边看了一眼对岸，西瓜地里的瓜棚还清晰可见，远处我们家乡吴店的边缘，汪家大塆的轮廓还依稀可见。三里桥农行没有自己的房子，借用黄陂五七干校的平房住宿和办公，干校是黄陂党校的前身，那时建在三里桥，七十年代末才开始往前川镇搬迁，不过那时前川镇称作城关镇。干校地盘很大，农行向西北是很大的一片菜地，一块连一块的菜地里，种着一片绿油油的空心菜，田地边是一排一字排开的平房，平房中间与路连通是一条过道，穿过过道不远就是干校的大食堂。菜地里，不少青年男女在采摘空心菜。爸爸告诉我，这些青年人都是知青，田边的平房就是一个知青点。那时，我们村里也有三四个知青，其他村里也是几个不等，这一次我才第一次知道还有知青点，集中了许多知识青年一起劳动。到了吃饭的时间，爸爸带我到食堂买饭就餐，食堂是个大礼堂式的，几个窗口都排着将近十来人的长队，打完饭可以在食堂的餐桌就餐，餐桌是各家各户都有的那种方形桌，凳子都是长条形的板凳，但我们一般不坐在那里吃，总是端回农行。那时农行有几个年轻人，年纪稍大一些的和我爸年纪相仿的是方会计，我称他方伯伯，一般是爸爸和方伯伯端着碗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我是边走边吃，反正在家时也总端着碗在村里转，碰到其他的小孩就聚在一起吃。我那时觉得干校食堂的饭菜真好吃，那不是家里菜能比的，现在当然明白，那是因为，那时家里菜根本就没有油水，干校食堂的菜，哪怕是一份空心菜叶，上面的油花还清晰可见。素菜好吃，那肉食就更不用说了，没几天，爸爸的同事都知道我能吃肉，有时就在旁边看着我吃，那时的我吃起肉来也真能发挥！以前在家里，要三两个月才吃上一顿肉，这一次隔段时间爸爸就给我买肉吃，但他自己却是吃素菜，那时的我不懂事，后来才知道爸爸的伙食费早就吃超了，他已经向方伯伯借了钱，方伯伯家是双职工，在那时属于富裕家庭。在干校住了一个假期，我长白长胖了，而且最大的收获是，我以前反复发作头昏的毛病从此断根了！方伯伯和我爸年纪相仿，二人交好，他家在武湖，1977年他调回家乡工作，前几年他在武湖碰到来自黄陂前川的朋友，那朋友与方伯、我爸都熟识，方伯伯还很关切地问起我爸的近况。和我爸同宿舍的王振宇叔叔，当年还是一个小年轻，两人的室友生活结成了忘年交，八十年代后王叔叔顺应潮流下海经商，在黄陂前川板桥商场附近租房经营，生意做得很红火，偶然得闲，王叔叔和我爸就在他的办公室里小酌几杯。干校的晚上，公家的机关照明条件果然不是农村能比的。每到晚上，旁边一个院子里一个工人师傅就把发电机摇起来发电，发电机就是一个东方红的拖拉机改装的，启动后轰隆隆的响声穿透力很强，但为了改善照明，轰隆隆的噪音大家都觉得不算个事。发电机启动，电灯亮了起来，灯光稍有些忽闪忽闪的，但明显比家里煤油灯不知强哪里去了，这时大家就利用有电照明的时间，加个班，没事的就抓紧时间洗澡，发电机供电的时间有规定，到点就停电，这时大家就点燃汽灯照明，汽灯也能发出明亮的白光，把整个房间照得亮堂堂，这也是我以前不曾见过的照明灯。那时的干校，晚上有一个好去处——露天电影场，电影场间隔两三天总能看上一场电影，那就相当于隔三岔五我就能过个大节，短短一个假期我看过的电影超过以前好几年！那时干校宿舍区住着一个邻居叫王和平，大我三岁多，看电影总是他带我去，而且总是提前透露放什么电影，后来我才知道，放电影的那个漂亮姐姐原来就是他的大姐，混熟了我经常到和平家，也向大姐打听放什么电影。和平的爸爸我称王伯伯，他是干校食堂的事务长，平时不在家吃饭，他妈我称徐伯伯，徐伯伯对我很好，经常拿西红柿给我吃，有时还塞给我一个咸鸭蛋，那时和平家在宿舍区旁种有一片菜地，还见他家养有兔子，甚至还养有一头牛，有没有养鸭现在记得不确切了。一次，和平的弟弟到河边玩水，那时也就五六岁，游泳不小心游到了深水区，扑腾扑腾地开始胡乱挣扎，我那时虽说还只十岁刚出头，但我自认为水性好，艺高人胆大，三两下游过去一把将小弟拉了回来，从此，徐伯伯对我更好了，我与和平也成了好朋友，他家成了我常去的地方，见到大姐她总是不等我问就提前告诉我放什么电影。在电影放映场旁边，有一片茂密的竹林，竹林旁边是一片果树林，里面种着梨树，树上结着黑皮的梨子。现在黑皮的梨子大家都不拿正眼瞧它，市面上已经绝迹，但那时是稀罕的水果，爸爸买过几次给我吃。干校竹林和果树林旁边，是一片巨大的杉树林，杉树挺拔笔直，树荫下很凉快，偶尔我也到林中去玩。一次干校组织大家学习文件，爸爸也参加了，我到杉树林玩正好碰上。我发现他们七八个人一组正在学文件，几个人坐在自带的凳子上，爸爸那一组正是爸爸在念文件，文件是从《红旗》杂志一类党刊上摘录的。我那时没事，喜欢到处串，发现干校办公楼一层某间办公室，一个小姐姐临窗而坐，小姐姐年纪和知青点的那些年轻人相仿，只见她经常在铅字打印机上摘录打印《红旗》杂志文章，作为学习用的文稿，《红旗》杂志的封面上印有毛主席的像，我一眼就看得清清楚楚。在干校的生活，无论吃和住，条件都是我在庙李塆时无法想象的。后来，1977年爸爸调到三里桥公社任司法干事，离开干校到公社驻地上班，我认为那边的生活条件还比不上干校。在公社的时候，我大妹和二妹也去过，回来后就一直说公社条件好，吵着闹着要搬到三里桥住。在三里桥干校三天两头就能看上一场露天电影，同样的年份在我们家乡能看上一场电影则需要期盼很久，那时往往几个月才能盼到一场电影，有的村甚至一年都不能保证看上一场电影。我们村虽然经济条件不太好，但占了几个有利条件，七十年代大队书记、大队长都是我们生产队的，而公社的放映员老五又是我们大队的，加上当时曾兴起一个活动——“看电影学英雄见行动”，在我们村办的点，所以我们村放电影的场数相对还是不少，每到放电影的日子，放映员的吃饭问题则需要生产队解决。放映员吃饭的问题，自然安排在我家。不光是放映员吃饭，就是上面来个干部下乡，到了饭点也是到我家吃饭，那时候的干部下乡吃饭都很自律，吃完饭给上粮票和饭钱才安心走人。安排在我家管生活，主要是有几个便利条件，首先我妈做事麻利，其次我家随时能拿出存货，不然巧妇难为无米之炊。那时节，农村没有菜可买可卖，只能靠自家菜地里那几个菜，夏天无非是茄子冬瓜青椒，冬天萝卜白菜，翻不出什么花样，而且没有油，如果是冬腊月临近年关，兴许家里腊肉已经晒好了，给人家下一碗腊肉煮豆丝，见了荤腥也还应付得过去，平时确实没有什么能拿出来款待客人的。我家除了自家菜地里那点菜，还备有存货，不过搁在现在那些存货根本不值一谈，那就是黄花菜和粉条，但那时一般家庭平时根本就没有储备，我家虽有储备，也只是作为款待客人的战备物资，还有我们家时常备有猪油，有了储备，客人来了不至于捉襟见肘。黄花菜、粉条、猪油的储备，自然得益于我爸平时的购买储藏。爸妈的饭菜做得香，又热情好客，乡邻们也喜欢到我家吃饭。八十年代我家进城后，时常和乡亲们走动，回到家乡我们家在许多人家里吃过饭，乡亲们过年过节也时常把我们家当作亲戚走动，相互拜访，在家里玩牌吃饭，尤其在1999年后我爸刚退休那几年，每逢春节乡亲们总是结伴而行，到我家来玩，同时能开几场牌局，爸妈总是提前备好菜，丰盛地款待乡亲们。乡邻们都说我爸做的菜好吃，更有人说我爸做的肉包更好吃，我爸见众人如此说，于是早早地发好面，买好肉细细地手工切好剁碎，一个个包成肉包，我爸做的肉包香、油水足，咬一口滋滋冒油，但又肥而不腻，大家都爱吃。所以吃晚饭后，我爸就会根据各家所需，分别用食品袋一一打包，让乡亲们带回家吃。后来爸妈年岁大了，张罗一大桌饭菜有些吃力，但好客的父母总是让我的妹妹们过来帮忙，他们几个做的饭菜都继承了爸妈的传统，甚至青出于蓝，只有我没有学到真传。乡亲们见爸妈年岁大了，渐渐就不成群结队地来玩和吃饭，但他们到城里来聚餐见朋友，总会通知我爸前去聚聚，村里谁家有个喜事都会通知，甚至旁边丁东塆里办喜事也会通知一声，相互之间一直保持着往来。爸妈对乡亲们都很热情，对家里亲戚那自然也没话说。我的伯父和我爸爸由于历史的原因，一个住在六指夏岗村，一个住在鲁台庙李塆，平时没法往来，过年过节，伯父带着我的堂兄弟总会过来玩上一两天，有时还有我爸的叔父和我爸的堂弟们，也一起过来，过年的时候大家伙聚在一起，好不热闹。我的小舅舅大我七岁，我小的时候他其实也只是一个大孩子，记得他来我家较多，舅舅来后除了带我玩，见到我爸爸总喜欢叽叽喳喳讲个不停，他见到高兴的事都拿出来和我及我爸分享，我是静静地听，爸爸还和他认真地交流，所以有事小舅总乐意给我爸讲，在他面前无拘无束。在我妈面前，小舅反倒有些拘谨，毕竟那个时候小舅还是一个大孩子，有时淘气也难免做错事，我妈就要斥责他两句，但我爸从来没有说过他重话。爸妈待人热情，也很乐意助人。1976年，我爸还在三里桥农行的时候，一天傍晚，我爸见到一个年轻的后生挑着一大担簸箕箩筐卖，天黑后年轻人显然是迷了路，正好向我爸问路，他说自己是鲁台的，我爸一听就说：这天已黑了，夜路不好走，没有两个多小时是回不了家的，更何况现在已经迷了路，不如先在这住一晚上，明天再走。于是，我爸与同宿舍的王叔叔打商量，他俩挤一床，我和那青年人挤一床，王叔叔很乐意地同意了，青年人很感激。住下来后，一番交谈才知道，那年轻人竟然是卢王塆二爹爹的一个侄儿，二爹爹后来说起这事来，替他的侄儿很是感激我爸。前几年，我家一个表叔年岁大了有些病痛，到我家来借钱，说是第二天到人民医院治病，那时我爸刚刚开始有些许积蓄，于是答应表叔第二天来取，下午他就去银行取钱。表叔走后，我们担心表叔借钱时间长了，我爸经济上没有个备用金未免不妥，于是劝他不要借那么多，再说前几年表叔在外做工程也赚了些钱，而且家里还有两个儿子，要用钱他儿子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刚流露了一点那个意思，爸爸满脸涨得通红，大声打断我们，厉声斥责：你们哪里还有亲情！叔叔不是到了万不得已，他会跑那么远来向我借钱？说得我们羞愧难言。第二天，爸爸如数把钱交给表叔，叔叔也是一个守信的人，没过多久就把钱还了回来。有了这事，以后遇有借钱的事，我们都由他自己当家，不再进言。就在前年，我爸已经八十多岁了，余家弄我的一个表哥到家里来，说家里遇到了巨大困难，来向我爸借钱，表哥的祖父是我爸的亲舅舅，我爸二话不说，当即答应借给他六万块钱，这倒是大出表哥的意料，没想到我爸在自己身体不太好的情况下，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能毫不犹豫地借给他六万块钱。我们有了前次事件的例子，都不敢进言，大约一年左右的时间，表哥把我爸的钱就还上了。我爸不仅乐意帮助亲戚，对乡邻同样高度信任一样帮助。九十年代的某一天，家乡的一个男子来找爸爸，我不认识，他不是我们村里的人，见到我爸他没说有什么事，但两次欲言又止，爸爸就问他有什么事，他才说到城里来买东西差五十块钱，爸爸当即掏给他。至于那人后来还钱没有，我一直没问，现在终究再也不可能有答案了，但我宁愿相信那人不会负约，不然，我爸就枉费一片真心了！现在国家富裕了，物资丰富了，于是大家不约而同地说：现在的年味淡了！于是都很怀念以前过年的时光。七十年代农村过年是小孩子们期盼已久的大事，大人们一年到头都在田间地头辛勤劳作，无论春夏秋冬，忙不完的农活，脏、累自不必说，哪有时间陪小孩玩？一年四季又苦又累，吃得差而且还吃不饱。到了过年则不然，能放一段时间的假，走亲访友；平时缩衣节食，过年倒可以胡吃海喝几天，条件好的还能换一身新衣。所以大人常说，大人盼种田，小孩望过年。进入冬月，家家户户开始腌咸鱼晒腊肉，临近年关又张罗打糍粑，悄悄地筹备春节，腊月二十几开始打扫室内扬尘，各家各户焕然一新，年的气氛越来越浓，远处间或传来几声“噼啪”的鞭炮声，年已经悄悄然逼近了。到了腊月二十八、九，我家就开始准备年饭菜，办年菜爸爸为主妈妈为辅，到了八十年代后，我们兄妹加入进来——我剁肉，妹妹帮忙剖鱼、剐鱼肉，我的活没有技术含量，满足于干点简单的活一直也不追求进步，这应该是我做饭手艺不佳的主要原因吧。七十年代家里没有案板，爸妈就把房门卸下来，用两条板凳支撑起来，用清水把门板清洗得干干净净，一付案板就成了。然后剖鱼剐鱼肉，鱼白鱼红分碗装，剐得最后只剩下一付鱼刺鱼骨架，就放在一边，然后鱼白做鱼丸子，鱼红和剁碎的猪肉掺和在一做肉糕，鱼刺鱼骨架剁成一小段一小段，待炸完肉丸子、炸豆腐后，把小段的鱼骨架炸得焦脆焦脆用塑料袋密封存放。办一次年饭菜，最少需要连续干六七个小时，甚至更长。腊月二十九，爸爸买来红纸和墨汁，我跟在后面一起到老校长家请老人家帮忙写对联，那时一村人都是请老校长写对联，常常是地上摆满了春联，待墨汁干透后各家各户领回自己的春联。老校长写春联完全是义务帮忙，有的人递上一支烟，有的来得匆忙烟也没带一支，老校长也不计较提笔就写，常常还要自己贴上墨汁。爸爸是老校长的学生，一直对老人家尊敬有加，请老校长写春联，在买红纸的时候往往不忘捎带一瓶墨汁。春联写就，爸爸带着我回家，然后父子俩一起贴春联，妈妈在家早就用些许细碎的米粒掺杂少许面粉熬制好浆糊，刷上热气腾腾的浆糊，爸爸告知我哪是上联哪是下联，然后一一贴上。年三十做年饭，我家一般选在中午吃年饭，满满一大桌菜端上来，那感觉比现如今在大酒店上满一桌硬菜爽多了！年饭开始，爸妈告诉我们，今天是三十我们家吃的是迎年饭，也就是迎接新年，到正月初三我们家还有一餐辞年饭，也就是辞旧岁。年饭席上，自然少不了一条鱼，一般人家吃年饭时那条鱼都不动筷子，吃饭前是一条整鱼，吃完饭仍然整鱼一条，说是留待迎接新年。这么一留就要留到正月十五，如此做法称作年年有余。现在我们当然知道，那不过是那个物资匮乏年代里，智慧的劳动人民巧用的一个托词。在我们家的餐桌上年饭席上的鱼，父母总是鼓励我们爱吃就放开吃，不必讲究，我们一边满意地吃着三十的迎年饭，一边又满怀期待地盼望初三的辞年饭，这两餐是我们一年中最高规格的盛宴！吃完年饭，爸爸照例给我们分发压岁钱，每人一元钱，都是顺连着号一角一张的十张崭新钞票。那时同村小孩压岁钱都是一角到几角不等，我们的压岁钱彩头是最大的。那时候，国家条件不佳，一张钞票出笼在市面上不知要周转多少年，老百姓使用的钞票都是皱巴巴，破旧不堪，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后货币加速更新，才有我们现如今见到的张张新钞票。那时候，其他小孩见到我们的新钞票，而且连着号，眼光里透着无限的羡慕。我爸能给我们新钞票，得益于他在银行工作，我知道他们在银行就是占了那么个便利，春节的那个月发的工资里每人有十元钱的崭新钞票，十元整一百张顺号的一角钱，他们春节也就是这么大个福利条件：一人一份十元的新钞票！整个春节期间，亲戚友人也有人拿个一元、或五角来找我爸换新钞票，也能博得旁人许多艳羡的眼光。正月初一，一大早全家人起来喝汤，一般是猪蹄汤、或骨头汤、或者鸡汤，汤里面自然少不了鸡蛋，不过在春节鸡蛋尊称为元宝，元宝是三十的晚上就煮好，然后爸妈一个个剥去蛋壳，露出圆溜晶莹洁白的元宝，在整个春节期间留下招待客人之用。吃完早饭，换好新衣，新春正式开始了，大人们相互之间团拜，然后自由组队打牌娱乐。正月初一这天一般都在村里玩，除了打牌也就无所事事，只有一年情况特殊，不记得是1976年还是1977年，正月初一那天，老队长一声令下，男女老少齐上阵，都到村边黄泥巴塘旁边的一块土地里翻土，包括我爸这样在外工作的人都一起上阵，战天斗地热火朝天，一时间铁锹锄头此起彼伏上下翻飞，人声鼎沸，田头边还插着两面鲜艳的红旗，各有一排大字：李铁梅战斗队、杨子荣战斗队。引得走亲访友的行人无不伸长脖颈，扭头侧目，赚足了眼球后，卷起号旗收兵回营，各家还要忙着做午饭。正月初二，吃完早饭，我们一家浩浩荡荡，由爸妈带队领着我们去外婆家拜年，交通工具11路车，那就是我们的双腿。我们喂好猪，锁上门，把钥匙交给二婆姥姥，家里事就委托她老人家。一路上，我们从村口出发，经吴店村、吴店北、罗家田、宋家山，过争光河桥，然后经鸭渔湖、孙家教、阮家大塆、塘埠口，上堤下堤，穿过两个村庄，可能就是现在的白鹤塆，然后才到滠水河大桥边，这时路才走了三分之二。刚出发时，兄妹几个兴高采烈，叽叽喳喳说个不停，一路上不时有人碰见我爸后，相互之间都道声“新年过得热闹撒你啷格”，然后擦肩而过，我见了既好奇又兴奋，心里想着我爸认识的人真多！这时到了滠水河黄陂大桥边，兄妹几个已经累得够呛，前面还有三分之一的路，刚开始的兴奋劲已经消退殆尽，疲劳感让我们心生畏惧，每一步都让我们煎熬，后面都是硬撑着机械地向前挪步，以至于后来同村小孩问起我外婆家在哪，我们总是天真地说在天边。在当时我们真不以为自己在信口胡诌，因为我们实地做过考证，外婆村定远钓鱼台的北边有一道渠道堤埂，我们曾站在堤埂上向北极目远眺，只见远方没有什么村庄，眼中的尽头水天一色，滠水河已经与天际相接，现如今这水天相接之处的南侧，当年远望时离我们较近的地方已经建起了定远公园，偶尔漫步于定远公园的水榭亭廊，想起儿时登高望远的趣事不禁暗自摇头而笑。七十年代后期，春节到外婆家，兄妹四个已经都能跟着父母步行，而在七十年代初，只有我和大妹跟着走，这时父母总要挑一担箩筐，箩筐的两头，一边坐着二妹，另一头则坐着三妹，父母两个轮换着挑箩筐，总是挑得大汗淋漓，父母两个都不得闲，一个挑箩筐，另一个手里则提着拜年的礼物。外婆知道我父母累得难受，早早地安排大舅和小舅两人远远地来迎接我们，外婆和小姨则在家里准备着招待我们的饭菜。凤凰、永久、飞鸽自行车，七十年代那可是响彻华夏的三大名牌。1976年底，单位给我爸配了一辆永久牌自行车，1977年爸爸调到三里桥任司法干事，有了自行车以后，极大地便利了爸爸的交通。毫不夸张地说，当时拥有一辆自行车的人，不一定比现在拥有奔驰汽车的人多，当年在我们村拥有自行车，爸爸是第一人。公社给爸爸配自行车，一是当时生活条件已逐步好转，二是为了方便爸爸工作，当时刚刚恢复法制建设，爸爸任司法干事，主要干的是调解民事纠纷，邻里之间扯皮打架断个是非化解冤仇，夫妻离婚劝和作罢重修旧好。那个时候，人们思想比较传统，离婚的不多，所以爸爸有充足的时间两边了解详情化解郁结，劝罢男方劝女方，多少对夫妻经爸爸反复做工作续接姻缘，后来许多人念及我爸，总是不无感谢地说：当初如果不是李庭长反复做工作，我现在就没有一个完整的家！爸爸当时为了劝和离婚的夫妻俩，少不得在男方女方两头跑，闹离婚的夫妻俩自然不愿意住在一起，一个住在自家一个住在娘家，也就是各住各家，或者男女双方各住各的单位，光靠两条腿两头跑那真是踏破铁鞋，有了自行车去来便利许多，爸爸成就了那么多对夫妻，自然是他花费大量心血结出的硕果，同样也少不了自行车的一份功劳。自行车对我爸爸立有功劳，对我们村的村民同样也立有功劳。七十年代末，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自行车，如果搁在七十年代初拥有自行车那真是稀罕的事。前些年，赵本山春晚小品《昨天、今天和明天》，回忆白云和黑土年轻时的恋爱故事，调侃那个年代家里还有一个家用电器——手电筒，那真不是夸张，那个时候能买手电的家庭真没几个，即使到了七十年代末，收音机也还是一个宝贝得不得了的物品。记得1979年1980年时，刘兰芳的评书《岳飞传》风靡一时，每天定点在收音机里连播，听得人欲罢不能，每每听到关键处一集都舍不得漏过，总是用耳朵到处搜寻哪家有收音机，多少次都是在人家的窗下躲着偷听。手电筒、收音机尚且如此，更何况自行车呢？那时，全村只有爸爸一人有一辆自行车，我们兄妹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先后几年纷纷学会了骑自行车，看得村民们也跃跃欲试，趁我爸节假日在家休息时，也纷纷借他的自行车练习，爸爸也不吝啬，所以全村人里面第一批学会自行车的人，都是用我爸的车练的手艺，八十年代后各家各户开始配有自行车，他们一上手就能驾轻就熟，那自然是得益于我爸的永久牌自行车。关于作者 李俊祥，男，60后，黄陂前川人，就职于中建二局，机电安装技术人员。六七十年代，生活于故乡黄陂鲁台吴店乡村，八十年代到武汉市就学及上班，目前工作地北京市。工作中日复一日面对着图纸、施工现场、工程量，闲暇之余随笔几行文字点缀业余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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