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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一缕书香 | 三代御医之后 垂法证治要诀 原创 2017-11-14 为中医创造联结的 中医家  ...
赵绍琴先生为清代三代御医之后，当代著名中医学家、中医教育家。自幼随父学医，尽得家传，又从学于御医韩一斋、瞿文楼和北京四大名医之一的汪逢春，集家学与诸名师真传于一身。得益于家传师授，先生临证重视立法，“病虽有万变之态，惟立法即能御之”，每治一证，必立法于前，法立而后方药系之，颇有得心应手之妙。以辨证准、用药少、药量轻、效果灵而扬名，被秦伯未先生赞誉为“平正轻灵”。 先生临证之余暇，勤录笔记，惜时局动荡，文稿散佚丢失殆尽。自思：“医虽小道，却可活人。余得家传师授之技，屡用有验，岂可失传于余手中！”故昼夜追忆前所集者，得十之三四，集成一册。所论皆证治要诀，临证治要一一厘出，无片语之虚浮，欲存留以传子女。后先生受命从事中医之教育，出于豁达与公心，将此书公之于世，传之于后，名之曰《四百法》，以示循法以求治之意。  ...本期中医家《每周一缕书香》栏目向大家推荐的便是这本《赵绍琴临证400法》，全书据病立法，方随法出，药因法用，全面介绍了先生家传师授及自己六十余年临证心悟而得的内科、温病、妇科、儿科证治四百余治法。吾等学子今日有此福缘得见此书，诚感念先生“于名于利，无欲无求；于非名非利，亦无欲无求”之豁达，岂能不珍而重之？
赵绍琴，北京市人，生于1918年，卒于2001年。三代御医之后，赵氏幼承家学，后又拜师于太医院御医韩一斋、瞿文楼和北京四大名医之一汪逢春，尽得三家真传。1934年，悬壶北京。1950年，参加卫生部举办的中医进修学校。1956年，到北京中医学院任教。曾任北京中医学院温病教研室主任，内科学会顾问，中国医学基金会理事，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等。 赵绍琴一生致力于中医教学及临床工作，虽诊务繁忙，仍勤于着述，发表有“湿温病的治疗”、“在卫汗之可也”、“入营犹可透热转气”、“脉学讲座”、“肝硬化腹水的治疗”等独到见解之医学论文60余篇，撰写出版了《温病纵横》、《温病浅谈》、《文魁脉学》、《赵文魁医案选》、《赵绍琴临证400法》、《赵绍琴临床验案精选》和《赵绍琴临床经验集要》等多部学术着作，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医学文献。
彭建中：恩师赵绍琴先生离开我们十二年了，冥冥之中，先生熟悉的身影犹在，所经所历，宛如昨日。我自一九八四年起从学于先生。那年春天，先生给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研究生讲授温病学，不用教材，也无讲稿，娓娓道来，不少内容却是书本不载之要诀。我深深为赵先生渊博的学识、丰富的经验和精辟的见解所折服，课后径直到门诊请求随师临床学习。也许是上天注定的缘分吧，他破例收下了我这个编外弟子。 从此，目睹他起沉疴，愈顽疾。每逢应诊，先生正襟危坐于中，诊脉、察色、验舌、指证，有条不紊论病、立法、处方、遣药，一气呵成，诊毕，朗朗口述，阴阳顿挫，弟子们洗耳恭听，精心照录；病人满怀期待，静候于旁。 跟从先生的所学与所得，无不体现着中医学术与中医文化的润泽，令我受益至今，而追溯这些，须从先生的家学与师承说起。  ...对于清宫医学档案有过精深研究的陈可冀院士有言：“著名中医药学家赵绍琴教授生于三代御医之家，学验俱丰，《礼记》云'医不三世，不服其药’，说明了临床经验累积和传承的重要；其父文魁公曾任清末太医院院使。赵绍琴老作为国手之后，御医传人，又曾师从御医韩一斋、瞿文楼，可谓学有渊源。我所整理的清代宫廷原始医药档案中就收录了部分赵文魁先生的宫廷医案，共有三百二十个诊次，约八九份较完整的医案，其中有光绪帝、瑾妃的二百三十诊；宣统的四十三诊，其他后妃、格格、太太的四十七诊；每份医案少则一诊，至多十四诊，平均三—六诊，病症即或痊愈或减轻，其取效之速，不愧为御医国手。” 传承前贤，创新发展，正是赵绍琴对中医药学的两大贡献。就传承而言，先生的条件得天独厚，其父文魁赵公是清末皇家太医院院使、上世纪二十年代北京中医学社首任名誉社长，医术精湛，冠绝一时。 先生一九一八年生于北京，曾就读于育英小学、育英中学、国医专科学校。自一九三四年起父亲去世后，即承父业，成为了赵氏家族中唯一的医学传人。 独立行医之后，赵绍琴并不满足于家学，而是继续从学于京都医学名家韩一斋、瞿文楼、汪逢春。可以说，先生不仅是御医传人，亦是京都名医传人，对先生影响最大、督导教育最勤的这三位师长皆为当时誉满京城的岐黄髙手。 瞿文楼(1891—1957)，名书源，清末太医院医学馆第一等第一名毕业生，曾任清末太医院八品吏目，新中国成立后，曾出任卫生部中医顾问。 瞿师是文魁公之门生，1930年—1934年受文魁公之托教授少年赵绍琴习医，当是先生的启蒙老师。瞿师曾亲笔正楷书写李时珍的《濒湖脉学》(含小注)，教少年赵绍琴背诵。后来，先生效法瞿师，也以工笔小楷书写《内经·素问》，并通篇背诵，连唐代王冰的注文竟也成诵。直至晚年，先生对中医经典著作《素问》、《濒湖脉学》等，仍能诵背如流，中医之童子功有如此者，令人惊叹。 韩一斋(1874—1953)，清皇室御医，功力深厚，医技超群。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到四十年代初，赵绍琴曾随韩一斋侍诊，抄录方案底簿，每日下午半天，从不间断，积得医案数十册。 韩师之医案颇有御医遗风，医文并茂，案语简洁明快、工正对仗，先生视为珍宝，悉心收藏。上世纪六十年代，先生在北京中医学院附属东直门医院工作之暇，曾整理韩师医案，结合自身体会，酌加按语，勒成一部，名曰《韩一斋医案》，原准备付梓，孰料十年动乱突至，书稿被抄，不知去向。 先生家藏历代医书，兼有善本秘籍、古玩异宝，皆被洗劫一空，先生对此俱小在意，唯独对《韩一斋医案》的丢失念念不忘，以为未能为韩师保留其精深医术之临床资料，为此抱憾终生。其实，韩师的临床绝技已由先生传承发扬光大，韩师的“治肝十法”也由先生整理而传世。 汪逢春(1882—1948)，名朝甲，系名医艾步蟾高足，有南派医风，壮岁携技来京，即拜于赵文魁门下，后悬壶京城，与萧龙友、施今墨、孔伯华并称北京四大名医。  ...赵绍琴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侍诊汪师学习临床。汪师早年曾执师礼拜谒文魁公，对先生青睐有加，悉心教授，恒以师弟相称。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汪师组建施诊所，由众弟子轮流值班应诊，免费为贫穷患者诊病，欲委任先生管理诊所事务，一些年资较高的弟子颇有微词。 先生当时年轻气盛，难忍委屈，托病在家。汪老师亲往探视，开方疗疾，翌日又修书一封，婉言相劝：“绍琴师弟：昨午浴后，精神爽适，顺道至尊宅，明窗净几，室小而洁，余暇读书，诚佳境也。且尊居僻静，远世尘之气，更显清雅悠逸。余已年力就衰，所恨者少读书耳！明年花甲，拟将浮俗之事减少，与同学共同研究医学，考究经典。老而思学，不知此愿能达到否也！古人云：骄下者必谗上，利人用必为人所用。此乃千古不易之道。无论科学发达，凡属人类，必须理此道。帮离道必亡，人离道必败。弟当细味斯言，埋首自忍。……”，殷切之情跃然纸上。 先生大为感动，珍藏此信数十年以励志，不敢稍有懈怠，直至晚年讲述当时情景，依然感慨良多。汪老师擅长治疗湿热病，其精心妙术，已由先生传承而发扬光大。 一九四〇年前后数年之间，先生以临床跟师学习为主，上午随汪逢春侍诊，下午随韩一斋侍诊，晚上则携一天抄录的处方底簿找瞿文楼请教，由瞿师对医案逐个评析解说，由此获益甚多，学业突飞猛进。一九三九年，先生在北京卫生局考取执照，正式开业，一九四二-一九四五年间，在救济医院任内科医师。 一九四五年，先生与吴静芳女士结为伉俪。吴女士一九二〇年生于北京，一九四三年毕业于崇光女子高中，一九四五年肄业于中国大学，婚后亦随先生跟从瞿文楼学医，同时从事门诊工作，生前为北京中医医院教授、主任医师。他们携手走过半个多世纪，切磋医技、治病救人。老一代中医前辈里，夫妻二人皆为当代名医者实属罕见，其杏林佳话永留人间。 集家学与师传于一身，复经六十余年临床实践，赵绍琴先生在学术上有所发展而自成体系。他临床长于诊脉，得其父脉学造诣之精髓，观色、察舌、聆声，四诊合参，见微知著。同时，精于用药，处方药味少，分量轻，疗效好，有“平正轻灵”(中医学家秦伯未先生语)之誉。一般处方不过六七味，却能立见功效。  ...先生友人之妻旅居美国，因产后尿潴留住院治疗半月余，花费美金逾万，不得已向先生求救。先生口授一代茶饮方，病人如法用之，数日后痊愈出院。救治急重危证亦乃先生所擅长，在病情凶险之时常有敏锐决断，从而争取抢救时机、力挽狂澜，这方面亦颇有其父风范。 六十年代初，八十岁高龄的原中国画院院长王雪涛患重症肺感染，高热神昏，一日下数次病危通知，先生应家属要求会诊，用温病透热转气之法，使患者迅速转危为安。 先生恪守中医的传统和特色，同时追求中医学术发展和创新。他所提出的“温病卫分证不可言表、不可解表，只可辛凉清解”的观点已被全国统编教材所采纳；关于脉学的真知灼见，提出四部诊脉法和新八纲领脉分类法，是对传统脉学的新发展；先生晚年全身心地致力于慢性肾病的临床研究，独创以凉血化瘀配合控制饮食和运动锻炼的综合治疗方法，救治了大量难治性肾病患者，甚至一些血液透析者和肾移植后发生排异反应的患者，都取得了较好的疗效。 中医传统中，历来就有对医德的重视。先生心存仁慈，常教诲弟子：“病人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应以真情相待”。每逢应诊，患者总是蜂拥而至，候诊费时颇多，遇有急、危、重病患者，或老、弱、残、幼者，先生必定关照他们提前就诊;时有腿脚不便、高龄、或病重不能上楼者，先生必亲自下楼为其诊脉；而每当有重病患者乘车前来，或就诊适逢雨雪交加，先生唯恐患者受累，总是亲自到车中为其诊治。 现在，中医传统养生之术为大众所乐道，以弟子的观察与了解，赵绍琴先生并不刻意养生，其与众不同、难能可贵之处，首先在于其豁达与公心。 在文革前，先生就因曾在解放前为杜聿明诊病、担任东北保安司令部中医保健医师而受到不公正对待；文革中更是屡受冲击，仅被抄家就达三次。家中珍奇异宝、善本医书被洗劫一空，而先生竟能泰然处之！ 一九九〇年，两部(国家人事部、卫生部)一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下达文件，在全国开展老中医药专家师带徒(学术继承人)工作，文件明文规定，每位老中医药专家可以带一名子女为自己的学术继承人。 先生有二子一女，皆为中医药工作者，全符合师承条件，他完全可以从子女中选一位。但先生没有这样做，而是严格按照遴选标准，在学生中选择了王洪图教授和我。孙思邈所谓“于名于利，无欲无求；于非名非利，亦无欲无求”的至高境界，赵绍琴先生当之无愧，而不因循从俗、不囿于门户之见，将中医学术的传承与发扬置于首位，亦是先生与其前辈师长的共识和他们一生的作为。 （作者：彭建中原文发表于《紫禁城》2013年07期） ...
相传本草始于神农，汤液肇自伊尹，仲景以亚圣之才广论汤液为数十卷，其传于世者有《伤寒论》113方，为众方之祖。此后历代医家经验良方流传于今者何止万千！古人云：若执方以疗病，恐古方今病不相能也。故近代医家临证之际，多以信手拈药，名曰随证治之，或效或不效，皆如过眼烟云。细观近代诸家医案，可知此言之不虚。如此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对症下药，则辨证论治之精髓何在？中医之理论法度何在？故知此风之不可长也。 余于临床亦不喜套用前人成方，而以自出机抒者居多。然每治一证，必立法于前，法立而后方药系之。余之重视立法，得益于家传师授。先父文魁公供职清末太医院，为一品院使，后又出任北京中医学社名誉社长。其治病以立法严谨著称于世。余自幼从父学医，未及弱冠即悬壶京师。后又受业于御医韩一斋、瞿文楼和京都名医汪逢春。此三先生医技高超，特色各异，而重视立法则其所同也。尝观其临床脉案，必明其脉舌色症若何，病因病机若何，而后确立治法，何者为主，何者为辅，何者主治，何者兼治，一一详明，而后遣药组方，无不与病情丝丝入扣矣。宛如大将将兵，指挥若定，旌旗所向，稳操胜券矣。故法者，所以论治者也。理寓于法中，法合于病机，方随法而立，药因法而用。辨证之精审，于法中可见，用药之奥妙，赖法以指挥。法之作用，固不可忽视，法之运用，又在乎医人也。 余自受业以来，临床论病立法，依法疗病，循研此道凡60年，历久而小有所得。或一病而有数法，或数证同用一法，病虽有万变之态，惟立法即能御之。同病异治、异病同治之妙，于立法中便见分晓。诸法用之既久，颇有得心应手之妙。遂于临证之余暇，挥毫操觚，时时时小记，日积月累，纸可盈尺。 讵知十年动乱，一场浩劫，几番查抄，致令多年心血化为乌有。思之不胜寒心。医虽小道，却可活人。余得家传师授之技，屡用有验，岂可失传于余手中！故虽身处逆境而不避嫌疑，昼夜追忆，偸隙笔端，更将临证治要一一厘出，然较前所集者，仅得十之三四耳。然则，所论皆证治要诀，决无片语虚浮。盖当时之计，欲将此存留以传子女，仅此而已。 岁月流逝，日出天晴，时值1977，余受命出任北京中医学院基础部温病教研室主任。同室老师追随左右，得见此稿，无不鹤跃，竞相参与，整理成书，先于校内印发，同仁亲朋索之者颇多，书罄之后，敦促付梓之声不绝于耳。 今余年届八旬，垂垂暮年已至。谨遵友人之嘱将书付梓，仍以《四百法》名之，以示循法以求治之意。先父文魁公、韩师一斋公、霍师文楼公、汪师逢春公授余之技，并余平生心得，尽在兹集中。今将公之于世，传之于后，余愿足矣。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三代御医之后赵绍琴1996年3月
惊悸多是因惊而悸，怔忡多是无惊而心动不安。一般说来，因惊恐而心悸不安者，病位浅；五外界因素而心动不宁者，病位较深。总的说，全是心中悸动不安一类疾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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