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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的少年梦想（引子3） 逆境磨炼意志，逆境催生梦想； 梦想产生动力，梦想催人奋进。 人生旅途中，萌生一个梦想并为之努力， 留给自己的便是：无数个坚强的理由。 （三）拼搏高考 走出困境 个人前途，总是与国家命运密切相关。我在读高中期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我终于看到了可以改变我命运的唯一途径——参加高考。 当时的我，身体羸弱，眼睛近视。我很清楚，这样的境况，留在农村，只有死路一条。想要找到生路，唯有努力读书。 中度近视，是我求学路上的最大障碍。那时的农村，没有配眼镜的商店。农村学生，绝大多数随时准备回家务农，即便近视也不会考虑戴眼镜。我在高中读书时，无法看清黑板上的字，只能靠“听课”和自学。如果老师讲例题，或者在黑板上抄题考试，我就只能想办法从同桌那儿抄题目。痛苦之情，难以言表。 当然，做农活的能力也比别人差很多。15岁那年的暑假，当时还没有分田到户，矮小瘦弱的我，为了挣得一点工分，不得不跟在大人后面下田干活，忍受着烈日晒、泥水蒸、蚂蝗叮，我整个人疲累到几乎要虚脱……
有一天，我被安排和几个大人一起，承包一块水田插秧（那时为了调动社员积极性，称作包工）。为了赶上大人的进度，我就把秧苗快速地塞进泥田里，插成了所谓的“烟袋头”，至于这样做会折损秧苗根部，自己全然不懂。几天后，大部分秧苗已经绿油油的长势良好，而那些“烟袋头”，都耷拉着脑袋，枯黄了。 经生产队干部检查核对，发现那些枯黄的秧苗是我的“杰作”，暴风骤雨便呼啸而来：家人和全队社员，都对我指指点点，你一言我一语地冷嘲热讽、指责谩骂，生产队长更是大发雷霆，决定扣工分惩罚。 那一刻，农民的艰苦、劳累和辛酸，以及他们为了生计而不得不表现出来的严苛、冷漠、寡情，年少的我，都体会得淋漓尽致，也让我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我当然也能理解他们的愤怒，生长茂盛的禾苗，就是全队社员所有的希望。我羞愧得无地自容，撕心裂肺地痛哭，浑身上下被恐惧和懊恼肆虐着：本就非常贫寒的家庭，又要因为我的蠢笨无能而遭受经济损失，愧对父母、亲人，同时又担忧着：自食其力的能力都不具备，将来依靠什么充饥保暖？未来的路该怎么走下去？ 生存的艰难、深深的绝望，引发了我“轻生”的念头：早点结束生命，摆脱缺吃少穿的烦恼，脱离被人嫌弃的苦海。内心的冲突、挣扎，苦苦地折磨着一个少年稚嫩的灵魂；伤心、苦恼的泪水，流了一遍又一遍……
但最终还是对生的贪恋，战胜了对困境的恐惧，我终于挺过来了。躲在角落里，舔着伤口、抹去眼泪，坚强地活着、熬着、活着…… 水到绝处成风景，人到绝处求重生。身在井底的小青蛙，却要向往井外的广阔天地，在绝望的边缘，我要用刻苦和努力，去点燃渺茫的希望。 与其抱怨黑暗，不如提灯前行。在确定高考这个奋斗目标后，我就督促自己一定要更勤奋更努力。 那时住校学习，生活清苦异常：吃的仅仅是稀饭、干饭和从家里带去的咸菜，即使起了一层白沫（几天没有被加热的结果），也照吃不误，因为那是身体里需要食盐的唯一来源。连两分钱一小瓢的青菜也不敢奢望，严重缺少油脂、蛋白质、维生素，等重要营养物质；睡的是十几个女生挤在一起的大通铺，不仅有跳蚤常年骚扰，到了夏天，更是闷热难耐、汗味冲天、蚊叮虫咬…… 在那些无法安心入眠的日日夜夜，尽管我眼睛看不清、头脑常发昏，但是我丝毫不敢偷懒懈怠，纵有辛苦劳累，也不轻言放弃。心中的美好憧憬和热望激励着我，一定要考上大学，彻底改变命运，实现我的少年梦想。 寒窗苦读虽然苦，发奋图强有奔头。心中有梦想，何惧过程难？眼前有目标，何惧路途遥？梦想，让我不顾一切往前飞。 终于熬到了临近高考的日子，但是，满满的努力，得到的结果却是深深的打击。 1979年，我第一次参加高考。那年的高考政策是分为大学、中专两条线报考。由于平时成绩较好，我就听从老师的建议报考了大学。 那些年，高考期间（7月7、8、9日三天），正值农忙季节，大人们为了生计，每天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忙着农活，即使家有孩子高考，也无法腾出时间去送考。 为了节省考试时的住宿费用，家人通过熟人，帮我在城里找了一个免费住宿的地方。那是我第一次到县城，一个人处在陌生模糊的环境里，晕晕乎乎地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又发现所谓免费住宿的地方，不过是一所中学的学生宿舍，只有床板、没有蚊帐。委屈难过的泪水，忍不住夺眶而出。 那几天晩上，在与蚊子的“肉博战”中，我焦虑地失眠着，考试时的状态就可想而知了。 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成绩揭晓后，“6分之差”，让我与大学失之交臂！想到可能从此永远失去读书机会，沮丧绝望的情绪铺天盖地，淹没了我……往事不堪回首，说出来都是泪…… 特别值得感谢的是我的老师们，他们在为我痛惜的同时，又到我家做工作，让我到学校免费补习，这才让我有幸参加了第二次高考。
1980年高考，我从7月5号开始就发烧头痛，喉部难受。由于平常身体状况一直很差，我不知道是扁桃体发炎，导致咽喉肿痛发高烧，误以为是考前自己太紧张导致的身体不适。 父母当时被生活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心有余而力不足，我只能独自一人跟随同学们一起从乡下赶到城里，被老师安排住在县城里的人民旅社。 7月6日那一天，我虽然昏昏欲睡、茶饭不思，仍然强打精神，硬撑着熬到了7月7号早上。在老师的督促下走进了考场，我糊里糊涂地做完语文试卷后，病情已经明显加重，回到旅社就昏睡在床上，连午饭也没有吃。 下午考试科目是化学，临近开考时，带队领导检查宿舍，发现了还在昏睡的我，他一边批评一边摸着我的前额，吃惊地说：“你正在发高烧，怎么不告诉老师？我骑车带你赶紧去看医生，先打退烧针、吃点消炎药，再送你去考场，再迟一会儿就不准你进教室了。” 进入考场，我已经迟到将近半个小时（那时的政策规定：考生迟到半小时后，就不准进考场）。在凝重的氛围、灼人的高温和退烧药的共同作用下，汗水湿透了我的衣背，也不时地滴落在考卷上………拼尽了身体里最后一点能量，我终于做完了试卷。 含泪耕耘的人，有可能含笑收获。1980年7月底，我在忐忑不安中得知自己的考分超过了大学录取分数线。命运没有辜负拼尽全力的我，我终于如愿以偿。 欣喜之余，我又为学费和生活费担忧。老师们都知道我家境贫寒，便告诉我师范院校能供给学生生活费用。我本来想上医科大学，却只能听从老师的建议，填报了本省的师范大学，这样家里就没有了经济负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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